多维新闻《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尴尬依旧》写的很好!莫言获奖,给共产党中国带来的不仅是荣耀,还有更多的尴尬。
在莫言获奖之前,中国出生的高行健获得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但获奖时已是法国公民。另一位于1938年获奖的赛珍珠因其“对于中国农民生活有着丰富、史诗般的描写和其杰出的自传”而获奖,但她也是一位美国作家。
值得一提的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达赖喇嘛。达赖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但因为他在西藏问题上的分裂立场以及和共产党之间的历史恩怨,共产党禁止在国内宣传他1989年获奖事宜。不仅如此,因为达赖喇嘛一直坚持分裂立场和在西藏问题上反反复复的嬗变态度,双方的恩怨到今天都未能化解。
近年来引发海内外最大争议的是刘晓波获奖事宜。因为发起签署《零八宪章》,呼吁在中国建立他自己努力倡导的民主制度,共产党将刘晓波关进监狱,并且长期非法软禁他的家人。
刘晓波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他正深陷囹圄。瑞典诺委会以空椅子代替刘晓波,中国政府不仅将其斥为“政治阴谋”,而且网络屏蔽“刘晓波”、“空椅”等词汇。此外还对瑞典进行了外交层面的报复,比如停止双方在渔业问题上的贸易谈判等。
有很多评论人士认为,刘晓波发起签署的《零八宪章》其实并无太大意义,根本动摇不了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根基,刘晓波本人可能也从未想到自己居然会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正是中共对刘晓波的高调处理、蛮横霸道才成就了刘晓波的声望,某种意义上,等于是中国政府和共产党自己送了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证书给刘晓波,把自己放到了异常尴尬的位置上。
刘晓波获奖后,中国政府和以往一样对诺贝尔奖、特别是诺贝尔文学奖、和平奖等可能带有意识形态认知色彩的奖项表现出了极为鄙视、反感的态度,对瑞典诺奖委员会和这两个奖项的口诛笔伐显然说明中共官方对此二奖项立场鲜明,认为这两个奖项根本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然而吊诡的是,这次莫言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却像给中共舆论宣传机器注射了一针鸡血,中国媒体舆论、官方要人一改对诺贝尔文学奖的鄙视态度,开始莫名其妙亢奋,除了大张旗鼓的宣传外,官方机构甚至已经有把莫言获奖当做政绩宣传的冲动!
中国作协、中国政坛要人有可能在这两天向莫言表示祝贺——如何写这个贺词可能真的需要仔细琢磨——因为莫言获奖值得祝贺,对中国文学繁荣发展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如果仅仅因为他是官方认可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因为他是掌管中共意识形态的中央文明办下属机构成员就对他区别对待,这好像有点说不过去。
共产党如果想改变这个尴尬,如果善于与外界沟通,如果想体现自己的大肚和自信,如果想扭转以往传递的蔑视诺贝尔文学、和平奖的态度,如果想高高兴兴的来一次庆祝派对,那就应该放刘晓波先生出狱,放弃对刘晓波家人的非法软禁。
刘晓波身陷囹圄是个历史误会,是中国政法体系中共长期奉行意识形态至上,在维稳意识上长期僵化保守的产物,同时也和某个政治人物的个人工作风格密不可分。有熟知中共高层政治运转方式的体制内人士认为,如果没有上述背景、如果没有某位高层政治人物的亲笔批示,刘晓波案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
我们看到,自今年年初以来,中国政法体系正在加速贯彻落实“社会管理”精神,中国政法体系维稳意识正在发生积极健康的转变,正越来越有柔性、越来越有人性。而中共自身也已经认识到社会思维的多元化趋势,社会氛围也正变得越来越有弹性和包容精神。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关押刘晓波先生显然是在延续以往犯下的错误。
其实共产党今天已经认识到关押刘晓波的决定是多么错误与得不偿失,只是圉于“面子”问题才延宕到今天都不愿释放刘晓波先生。
因为释放刘晓波可能会让中国政府在西方政府和舆论批评人士面前没面子、会让当时签署命令要求对刘晓波严肃处理的高层政治人物没面子,会有损这个政党一向对国民灌输的“伟光正”形象。
让“面子”决定政治行为的代价往往得不偿失。实事求是的讲,哪个政党、那个人能不犯错误呢?犯了错误不要紧,重要的是能不能有勇气面对错误,有没有去改正错误的勇气和决心。如果没有勇气去面对错误,没有决心去纠正错误,这才是错上加错的行为。特别是因为某些个人的既往批示就不敢纠正历史错误,害怕违逆了个人的意愿与面子,那更是一种要不得的封建残余意识。
共产党在文革之后曾深刻检讨过自己的错误,检讨个毛泽东的个人错误,这些都无损于共产党的形象和毛泽东的党内地位,反而成为此后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并彻底扭转了中国的命运契机。我们也看到,在陈光诚事件发生后,中共在中央层面也采取了极为灵活、柔性的处理态度,成功化解了一场由地方当局和地方政法机构野蛮违法所带来的严重危机,得到了包括牛泪先生在内的海内外各界观察人士的广泛好评。在刘晓波案件的处理上,共产党应该汲取这些经验教训,采取更为妥善科学的处理方式。
刘晓波案的发生和薄熙来治下重庆官方动用国家机器强力弹压不同声音的错误做法有很多相似之处。
在薄熙来下台之后,中国官方已经开始系统检查纠正重庆政法机关以往犯下的种种错误,如一些莫须有的劳教案、一些非法剥夺公民自由、财产的行为、一些上纲上线意识形态挂帅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极端错误案例。从目前的舆论反应看,这些行动不仅无损共产党政府的尊严,反而体现了一种知错就改的态度,被外界广泛欢迎。那么,在更高层面不幸发生的刘晓波案,能不能在相关当事人依然在位的时候就给予及时纠正呢?
我们认为,在莫言获奖之后释放刘晓波先生是个极大善举,将极大改善中国当局在西方社会的刻板印象,将有利于建立一个多元包容开放透明自信的社会,能充分体现共产党政府知错就改的态度,也能体现出中国政法系统最高当局贯彻落实“社会管理”理念和转变社会维稳意识的努力,当然也有助于共产党当局和刘晓波本人、知识分子及海外批评人士达成和解。
在莫言获奖之前,中国出生的高行健获得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但获奖时已是法国公民。另一位于1938年获奖的赛珍珠因其“对于中国农民生活有着丰富、史诗般的描写和其杰出的自传”而获奖,但她也是一位美国作家。
值得一提的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达赖喇嘛。达赖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但因为他在西藏问题上的分裂立场以及和共产党之间的历史恩怨,共产党禁止在国内宣传他1989年获奖事宜。不仅如此,因为达赖喇嘛一直坚持分裂立场和在西藏问题上反反复复的嬗变态度,双方的恩怨到今天都未能化解。
近年来引发海内外最大争议的是刘晓波获奖事宜。因为发起签署《零八宪章》,呼吁在中国建立他自己努力倡导的民主制度,共产党将刘晓波关进监狱,并且长期非法软禁他的家人。
刘晓波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他正深陷囹圄。瑞典诺委会以空椅子代替刘晓波,中国政府不仅将其斥为“政治阴谋”,而且网络屏蔽“刘晓波”、“空椅”等词汇。此外还对瑞典进行了外交层面的报复,比如停止双方在渔业问题上的贸易谈判等。
有很多评论人士认为,刘晓波发起签署的《零八宪章》其实并无太大意义,根本动摇不了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根基,刘晓波本人可能也从未想到自己居然会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正是中共对刘晓波的高调处理、蛮横霸道才成就了刘晓波的声望,某种意义上,等于是中国政府和共产党自己送了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证书给刘晓波,把自己放到了异常尴尬的位置上。
刘晓波获奖后,中国政府和以往一样对诺贝尔奖、特别是诺贝尔文学奖、和平奖等可能带有意识形态认知色彩的奖项表现出了极为鄙视、反感的态度,对瑞典诺奖委员会和这两个奖项的口诛笔伐显然说明中共官方对此二奖项立场鲜明,认为这两个奖项根本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然而吊诡的是,这次莫言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却像给中共舆论宣传机器注射了一针鸡血,中国媒体舆论、官方要人一改对诺贝尔文学奖的鄙视态度,开始莫名其妙亢奋,除了大张旗鼓的宣传外,官方机构甚至已经有把莫言获奖当做政绩宣传的冲动!
中国作协、中国政坛要人有可能在这两天向莫言表示祝贺——如何写这个贺词可能真的需要仔细琢磨——因为莫言获奖值得祝贺,对中国文学繁荣发展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如果仅仅因为他是官方认可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因为他是掌管中共意识形态的中央文明办下属机构成员就对他区别对待,这好像有点说不过去。
共产党如果想改变这个尴尬,如果善于与外界沟通,如果想体现自己的大肚和自信,如果想扭转以往传递的蔑视诺贝尔文学、和平奖的态度,如果想高高兴兴的来一次庆祝派对,那就应该放刘晓波先生出狱,放弃对刘晓波家人的非法软禁。
刘晓波身陷囹圄是个历史误会,是中国政法体系中共长期奉行意识形态至上,在维稳意识上长期僵化保守的产物,同时也和某个政治人物的个人工作风格密不可分。有熟知中共高层政治运转方式的体制内人士认为,如果没有上述背景、如果没有某位高层政治人物的亲笔批示,刘晓波案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
我们看到,自今年年初以来,中国政法体系正在加速贯彻落实“社会管理”精神,中国政法体系维稳意识正在发生积极健康的转变,正越来越有柔性、越来越有人性。而中共自身也已经认识到社会思维的多元化趋势,社会氛围也正变得越来越有弹性和包容精神。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关押刘晓波先生显然是在延续以往犯下的错误。
其实共产党今天已经认识到关押刘晓波的决定是多么错误与得不偿失,只是圉于“面子”问题才延宕到今天都不愿释放刘晓波先生。
因为释放刘晓波可能会让中国政府在西方政府和舆论批评人士面前没面子、会让当时签署命令要求对刘晓波严肃处理的高层政治人物没面子,会有损这个政党一向对国民灌输的“伟光正”形象。
让“面子”决定政治行为的代价往往得不偿失。实事求是的讲,哪个政党、那个人能不犯错误呢?犯了错误不要紧,重要的是能不能有勇气面对错误,有没有去改正错误的勇气和决心。如果没有勇气去面对错误,没有决心去纠正错误,这才是错上加错的行为。特别是因为某些个人的既往批示就不敢纠正历史错误,害怕违逆了个人的意愿与面子,那更是一种要不得的封建残余意识。
共产党在文革之后曾深刻检讨过自己的错误,检讨个毛泽东的个人错误,这些都无损于共产党的形象和毛泽东的党内地位,反而成为此后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并彻底扭转了中国的命运契机。我们也看到,在陈光诚事件发生后,中共在中央层面也采取了极为灵活、柔性的处理态度,成功化解了一场由地方当局和地方政法机构野蛮违法所带来的严重危机,得到了包括牛泪先生在内的海内外各界观察人士的广泛好评。在刘晓波案件的处理上,共产党应该汲取这些经验教训,采取更为妥善科学的处理方式。
刘晓波案的发生和薄熙来治下重庆官方动用国家机器强力弹压不同声音的错误做法有很多相似之处。
在薄熙来下台之后,中国官方已经开始系统检查纠正重庆政法机关以往犯下的种种错误,如一些莫须有的劳教案、一些非法剥夺公民自由、财产的行为、一些上纲上线意识形态挂帅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极端错误案例。从目前的舆论反应看,这些行动不仅无损共产党政府的尊严,反而体现了一种知错就改的态度,被外界广泛欢迎。那么,在更高层面不幸发生的刘晓波案,能不能在相关当事人依然在位的时候就给予及时纠正呢?
我们认为,在莫言获奖之后释放刘晓波先生是个极大善举,将极大改善中国当局在西方社会的刻板印象,将有利于建立一个多元包容开放透明自信的社会,能充分体现共产党政府知错就改的态度,也能体现出中国政法系统最高当局贯彻落实“社会管理”理念和转变社会维稳意识的努力,当然也有助于共产党当局和刘晓波本人、知识分子及海外批评人士达成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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