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成为战场,严肃的公共讨论为何越来越少

2021-11-23 10:27

 

席地而坐新的一期,我们邀请设计师,沙丘研究所主理人陈飞樾、李雅伦,从童年居住的公共空间出发,对谈公共空间的不同形态,以及在今天,为什么我们比过去更需要线下的交流?

不久前,飞樾和雅伦邀请朋友,创作了一本名为《异样的怀乡》的小集子,他们描绘了彼此童年时家的空间形态,又以虚构或非虚构的形式,展开了各自对于城市空间的观察。飞樾和雅伦也在为《读库》公众号撰写的文章中,专门研究了巴黎城区的改造案例,以此来梳理城市空间对于人的社会行动、精神生活所产生的影响。

在本期讨论中,我们将结合北京城市的改造,以及自身对于公共空间的观察,一起来谈谈国内城市正在经历的士绅化、折叠化倾向,以及其背后潜藏的平民生活危机。

我们也会聊到论坛文化,从互联网早期的论坛,到如今的短视频模式,网络公共空间的变化,对公共议题的讨论产生了怎样巨大的影响?“反智主义”这一流行的表述,又能多大程度涵盖我们所看到的真实,所遮蔽的又有哪些?(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收听音频)

本期主播

赵一静: 青年纪录片打工人

宗城:青年写作者,人类观察员

陈飞樾、李雅伦:设计师、沙丘研究所主理人

Part 1

设计行业的理想和现实

赵一静: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青年设计师,也是“沙丘研究所”的主理人陈飞樾和李雅伦,他们共同创作的文章《中文互联网中“讨论”的消亡》曾引起广泛讨论。如今,你们一位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读建筑学,一位在MIT麻省理工学院读城市学,在讨论的第二部分,你们也可以分享自己身处设计行业的思考与困惑。先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如果要说起能够打动你们的公共空间,你觉得它们具备什么样的共性呢?

李雅伦:我喜欢那种乍看之下,没有非常强的设计意图的公共空间,就是设计师对它其实有设计,但他把设计很巧秒地藏了起来,使它与周遭显得格外贴切。我不喜欢太刻意的东西,随意一些,你洒脱一些,我喜欢那种仿佛自发生长的感觉。

陈飞樾:更野生一点。

李雅伦:我之前有在做一些伦敦在地空间的研究。发现尤其是像菜市场、集市这种东西,都是本来只有一块空地,大家牵着羊和牛过来,越来越多的人过来,在这卖牛、卖羊、卖不同的东西。到了一定时候,政府就说,必须给你们搭建一个结构,把你放在这里,从而维持社会秩序,减少骚乱和疾病的传播。从此开始,集市上就有了摊位,秩序就在这个基础产生。

陈飞樾:这就是制度化、机构化的一个过程。

李雅伦:我所喜欢的公共空间,至少是让人感觉到越少的设计,越少的控制。

陈飞樾:对,就像是沙丘之前跟搞社区营造的那群人聊,他们也说,他们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不用再搞社区营造了——社区不用你去营造,它自己就有,这个东西才叫社区。

另外我们之前也旁听过一个哈佛GSD设计学院主办的一场线上研讨会,里面有港大的朱涛老师,还有哈佛一些教授。他们聊公共空间的意义,里面也会讲到,建筑学里面公共空间的研究也分为不同流派,其中有一个类似于DIY式的,它的核心的一个理念,就像雅伦说的,不要过度设计的公共空间才是好的公共空间。

我们也确实经常会发现这样的一种事情:本来是市民自发地去用这片地,市政府发现这个气氛好,于是要把它变成政绩的一部分,让一群设计师去把它做一下。做完之后,很多规范,当然,看起来漂漂亮亮的,发个朋友圈,可能点赞的人要多一点。结果人家不愿意用了,觉得你这个东西搞得莫名其妙的。

李雅伦:对,经常我们去看各种线下的改造的空间,也会出现那种设计师自己的想法和居民实际上的居住体验、使用体验是很割裂的。

宗城: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很多设计师在乡村搞建筑,但做出来的东西还是高度士绅化的,跟乡村本身对比特别突兀的景观,招待的也是前来度假的豪门和城市中产,飞樾和雅伦怎么看待设计师进入乡村去设计景观的尝试?

陈飞樾:如果这个设计能为当地人提供一些真正的改善,或者在审美上有所变革,那么这种介入是无可厚非的,但现实是,很多设计师只是把中国乡村当做一个符号式的景观,去打造一个他们想象当中的田园牧歌田园,那种迎合城市人想看到的一种乡愁的景观。

李雅伦:他们没有真正在乡村生活,理解乡村。

陈飞樾:这是一个印象中国,不是一个当代中国。

赵一静:你们作为设计师,如果你要想去打造或者是改造一个空间的时候,你会更注重哪些方面呢?你肯定是要介入的,你肯定是要有人为的设计和参与,你会怎么样去平衡设计和不打扰它原本自发生长的特征和氛围这种?

陈飞樾:这个问题确实太难了,这太难了。

李雅伦: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设计上面最大的难题。真的,你问出我内心深深的恐惧。因为我觉得我在学校做的项目很多,在学校的时候,因为知道这些东西不会被建成,所以倾向于做一些非常激进的东西。我可能希望通过这个设计——其实更像是一个故事,或者是预言——告诉大家你的生活变成了什么样。

这种方案也并不是完全的反讽性质的,但是可能有一点点这种感觉。如果让我去做真实的设计,我觉得我最大迷惑,就是我凭什么可以用我自己的成长方式和我自己的个人经历,来去告诉别人那个所谓的道理,我自己又如何克服自我的局限?如果我要为一个成百上千人的群体,营造一个至少百年的空间,相当于为这么一个时段,超越你自己生命的一个时段,超越你自己个体的一个人数去设计,对我来说,这是需要深思熟虑的。

陈飞樾:我研究生学习的是做城市设计。我觉得我肯定无法回避,任何一个城市设计肯定是一个带有家长式的“替代决定”的思维(你们不知道你们想要什么,让我这个设计师来告诉你们你们真正想要什么)。我觉得如果有设计师觉得他不是,他只是不愿意承认罢了。你自己作为一个个体,你有你的作者意志,你要去做一个图纸、做一个设计,要去决定或者说要引导上千人、上万人的生活,那就是难以避免这种非常上帝视角的一个东西。如果真的要去开一个一个的、每一个人的私人会议,那不可能做。它就是带有这种非常自上而下的一个气息在里面。

但是我也能想象很多职业的建筑师,听到我们在讲这样的话,可能觉得这只是一些很学生气的烦恼,因为你真正的进入了设计的世界,它就是一个拿钱做事的过程,当你的基底变成了一个经济的东西,我可以跟甲方说什么,当然都能说。它是一回事,但你真正要认真地看这个事情,它肯定更加复杂。这也是为什么在学院里面这些东西还是有意义,包括一些老教授做到八九十岁,他们还在不断地去思辨这个问题。

赵一静:其实建筑师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是很重的,但是往往他们要服务的又是甲方,而不是那些真正生活在这儿的人,所以他的需求和目标的不匹配会造成很多他们在设计上到底是更倾向于哪一方的困惑。

陈飞樾: 每一个稍微有点愿意去面对自己的一个真切的人,他总是双重思想在生活着,不可能不拧巴。 当然,你首先要养活自己,你就是要去玩那个游戏。 你就一边要当一个游戏的参与者,一方面又是一个游戏的测评者。 你知道这个游戏规则是什么,你就这么搞,你也要养活自己,也要去做这样的事。

大建造家都是权力的朋友,回看历史上真正做了很大建造体量的那些建筑师,他们很多都和统治者或者贵族周旋。向下兼容,你做不了那么多的。你就是please up,取悦上边,又要尽可能保留自己的主张。总是这样的,这是一个迎合与隐秘反抗的过程。

《建造了柬埔寨的他》剧照。“这是一部探索建筑师范‧莫利万生平和工作的电影,他对于建筑的贡献方案展示出一个由独立而呈现出的国家新身份,他令人难以置信的个人故事也围绕柬埔寨这个现代国家的动荡之旅展开。在柬埔寨独立后的时期,莫利文是建筑复兴的核心,也建立了一种独特的建筑风格。”(简介源于网络)

Part 2

互联网公共交流平台的变化

赵一静:当人们提起公共空间,线下实体空间是人们常想到的例子,但或许,像“沙丘研究所”也是你们在网上搭建的一个小型公共空间,当初为什么想做这件事?

陈飞樾:《中文互联网中“讨论”的消亡》中有一段话:“当所有公共领域被取消,有效的讨论不复存在,不再有‘作为私人的个体来到一起,形成公众’,而是‘作为私人的个体更加遥远地分开了彼此’。解决的方式只有对话;惟有理性的对话才能消解矛盾。没有地方讨论,只会有更多的两极化,更多的简化和污名化,更多无意义的争端。”和雅伦做“沙丘研究所”,是我们搭建理性对话平台的一个尝试,我们想要有真实的连接,产生更多实在的感觉。比如通过沙丘研究所,我们认识了你们,有了这场对话,这就是一种实在的联系。

李雅伦:关于讨论我想到一件事。那就是最近,我发现经常有朋友来家里,甚至是刚认识的朋友第一次见面,聊到三四点钟,仿佛大家通过我们的平台,聚到线下,有了一个彼此诉说自己内心深处烦恼的地方,像是一个心灵疗愈的小小园地。做沙丘研究所,可能也帮我更容易打开自己一点,分享自己的思考和烦恼。

赵一静:你们俩说到做沙丘,让我想到我和宗城及其他朋友一起做播客这件事。一般情况下,如果不是因为工作或校园讨论,人们很难有机会就一个话题深入讨论,同时有文字记录下来,但播客就成了一个容器,让我和大家聚在一起,交流感兴趣的话题,沉淀出内容,所以我觉得需要这种容器,这个容器可以是一个线下的实体空间,也可以是线上的媒体或者播客。

宗城:这种讨论像是互联网的早期论坛,百无禁忌,讲究质量,无论是哪个地域哪个阶层,都会很珍惜上网冲浪的时间,对讨论者也会比较友好,但现在不是这么个情况,理性讨论只存在于一个个部落,大的社交网站充满了戾气。

赵一静:早期的互联网论坛、网站像是一些小的聚会、一个广场上的偶遇,比如说早期的豆瓣、早期的知乎,具有一定的知识精英感觉。

宗城:不过话说回来,我也害怕过于美化早期互联网,互联网的仇恨、戾气言论,不是近十年才有,其实过了那个很短暂的早期时间后,因为互联网注册发言的门槛很低,言论良莠不齐是不可避免的,比如2008年奥运会,刘翔退赛,网上一片哗然,日后人们对刘翔有多同情,当时就有多辱骂。比互联网所谓的“反智主义”更值得警惕的,我以为还是“凝视之眼”的双重标准,是哪些允许被呈现,哪些不允许,后真相时代是认真控制的时代,是通过裁减真相、引导人们眼球的注意力,来达成一定目的的时代。

赵一静:反智主义始终存在,只是现在更明显了。马东在和许知远对谈时说过类似的话,95%和5%的人,如果只看到5%,会误认为后者是主流,其实那95%才一直是主流。

宗城:现在的互联网公共厕所化了。

赵一静:我想从传播学理论上来说一下,我们之前学过。它其实并不一定全都是说是越来越对立的,而是说这种声音更容易被传递到大众的视野里。所以你看,越极端的思想越容易被记住、被传播,它越有猎奇的点,所以你听到的这种声音越来越多。但它其实未必是全部事实。

宗城:精英与大众的对立叙事也值得商榷,精英越来越像一个靶子,大众也是粗浅的符号,今天一个人是精英,明天就被打成乌合之众。你说一个谈论尼采的二本学生是精英还是大众?一个农村出生的博士生但又关心劳工议题的呢?目下有一种反精英的叙事,连带着把启蒙一词也污名化了,在公共平台做知识探讨常会引起“好为人师”、“臭公知”的嘲讽,媚众成为常态,内容创作者也在下审美倾斜,以“多数人”爽感为主导的推送算法消耗了多少创作者的心力,源源不断生产的却只是速食快餐。

与之相对,不同群体的诉求,也常被“乌合之众”等笼统的词汇狭隘化,仿佛只要是普通人参与的、有情绪的、有声浪的,就会被贬低为乌合之众,试举几个例子:反性侵运动是乌合之众吗?为国企改制下岗的职工说话的人们聚在一起,又是否是乌合之众?五四运动时候的青年呢?所以词汇的粗浅所带来的误解是双向的,一方面是对知识交流的污名化,一方面是对民众声音的污名化。

陈飞樾:互联网浅层次的联系使得戾气变得普遍。真实的连接这个东西很重要,大家都说互联网越来越把人异化了,我的感觉是,现在互联网就有一种大家都是假人的感觉,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说那些话什么,现在那些流行语。

宗城:YYDS。

陈飞樾:有一次走在街上,旁边有两个人,有个人说个笑话,另外一个人就233333。她要笑,知道吧?她真的就说“二三三三三”。这难道是一个人被逗笑的真实反应吗?真的,这些词汇已经反过来扑向现实了。

李雅伦:最初我们上网会希望进行更有质量的讨论,了解未知的值得开拓的领域,现如今人们对公共平台的珍视减少了,大型门户网站充满了战争化的词汇、对立的氛围,这令人感到害怕,那种被除名的恐惧。这时候就会更意识到线下实体空间、真实的人互相交流的意义,你投入了时间精力之后,你就会用更真诚、或者更直接的方式去对待它,而不是那种走马观花式的讨论。在这个空间会形成的连接,也会让你记忆更深刻,维度更丰富一些。

赵一静:这让我想起为什么今天还需要电影院,而不是所有的观影媒介都变成流媒体,就是因为线下的空间提供给了你一个专注的环境,让你可以在这个时间内沉浸在你当下所做的事情里。

李雅伦:在互联网上,极端之声更能博得喝彩。

赵一静:中间派的声音被淹没了。

宗城:这也跟严肃内容很难在互联网实现收支平衡有关,想做好内容的趋于小众,要攫取流量则往往诉诸于讨好民粹,源源不断生产性、暴力和仇恨。能够站着把钱挣的,少之又少。近十年,一些曾经口碑不俗的论坛、网站的讨论质量都在下滑,比如号称“精神角落”的豆瓣、比如已经被视作直男根据地的虎扑,而像天涯网、人人网这些,干脆已经走向没落。

举个例子:十年前,“直男”并不是虎扑最显眼的标签。在它发展初期,它的体育内容和书影音讨论内容都不乏高质量帖子。当很多网站为优质内容发愁时,虎扑却可以靠零稿费收获许多高质量文章。最开始,虎扑的创始人领着一批篮球党,引进国外篮球最新资讯,翻译国外名家文章,借着08年奥运会的契机,虎扑开始有些名气,不只有篮球版块,也有足球、网球等专区,步行街的原型“甘比亚大陆”也横空出世,成为一批男人闲聊日常生活的去处。

当时,足球区与篮球区分开而治,足球区原名“Goalhi足球”,后来才更名为虎扑足球。“Goalhi足球”是很多老用户留恋的记忆,因为它象征着虎扑足球氛围最理性、最高质量的时代。以至于当“Goalhi足球”被虎扑足球取代,大量用户打出“反虎复狗”的旗号,但历史大势浩浩汤汤,Goalhi终究成了历史的一部分。

早期的虎扑(2005到2012年间),最大的优势就是内容和用户黏性,但那时候不赚钱,流量少。如今贴吧化,放松对内容的把控,虎扑的流量上来了,传播度也蒸蒸日上。前期用户的流失没人关心,高质量文章被淹没无人问津,而开放区对政治的谈论,也为虎扑带来审查压力,于是在2017年到2019年间,开发区经历过几次整改,最后关闭。

早期的虎扑对用户审核也很严格,除了能够难倒千万吴亦凡粉丝的二十道题,在虎扑如果发过多低质量的帖子,或者恶意引战,会面临被管理员处罚的风险。但是近些年,虎扑越做越大,管理员的素质却良莠不齐,虎扑论坛内涌入了大批灌水用户。他们的兴趣点不在于讨论问题,而是看美女、抖机灵、掀起骂战等,导致虎扑论坛整体素质的下滑。在过去,我可以很方便地在虎扑首页看到高质量文章,但现在,论坛首页充斥着抖机灵的内容。劣币驱逐良币,获取有益知识的成本上升,久而久之,越来越多老用户也就离开这里,另觅他处。

虎扑的发展,是中国许多论坛网站发展的一个缩影。当它们注重用户质量,保持独立小众特色时,它们赢得了口碑,却输掉了钱财。当它们认清现实,要大踏步赚钱时,它们的质量又不可避免地迅速下滑。

赵一静:宗城我想让你补充一点,因为你在国内也接触了很多公共空间,你对公共空间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你觉得它是怎么形成,以及人们为什么需要这样的场所?

宗城:我们可能需要区分广义和狭义的公共空间。广义的公共空间涵盖很多,只要不是私人住宅等私域,甚至商业广场也算一种广义的公共空间。但显然我们讨论或者我们所追求的那种公共空间,至少它是具有思想交流属性的,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业空间。可惜哪怕是在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侧重于思想交流的公共空间都处在一个减少的趋势,当然可能在数据上它不一定的,为什么?因为数据上肯定很好看的,有那些商业广场里的书店、士绅化的艺术空间来装饰数据,例如说我们都懂的那种艺术街区。表面上好像公共空间还增加了,但我们知道不是那回事。

赵一静:你的意思是,士绅化的公共空间背后是有权力关系。它设置了一些门槛,让普通人变得难进入了。

宗城:士绅化之后的公共空间,实际上是加固了权力关系,它在本质上是去交流性的,而真正激发思想的公共空间,它的首要一点就是包容,是对阶级感的削弱。它更强调的是一种对权力关系的打破,在这里你会发现它不会强调一个非常明显的上下级关系,而是强调交往跟碰撞,这个才是我们很需要公共空间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需要的不是那种加固权力关系的公共空间,这种空间太多了,我们需要的空间是能够促进不同群体的流动,进而让我们减少对彼此成见的这么一个地方。

陈飞樾:就像刚才说的,有很多在网上发言的人,他们说话跟假人一样,他们的本质上更像是一种表演,也就是加固自己的人设,卖自己的人设。在互联网上吵架的两个人,你会发现两边互相都是在卖人设(——他们不是在和对方说话,而是以和对方说话的姿态继续强调自己之前的观点,给其他人看)。这其实不叫交流。交流要把自己的一部分给别人,也愿意让别人一部分进入自己。每一方都至少可以承认自己在有些方面是可以被说服的。如果这不行,只能是我把你说服,你不可能说服我。每个人都这样,那交流什么?

无论是互联网还是线下的交流,我们都不可避免会有表演和自我美化,但至少在线下,你会有实在感。因为我看得见这里有多少人,我知道多少人在听,我知道他是实在的,我就更愿意把自己放出来一点。但是在网上你面对陌生人,仿佛在面对一群没有脸的听众,你的话语看似在面对别人,又仿佛是在为了你自己。这造成一种身份和空间的混乱。

李雅伦:我觉得线上交流和线下交流的对比还蛮有趣的,它们的一大不同是在回馈的时间上。比如说在网上,你回复一个人,那个人过几天回复你都可以,但如果是在线下,他可能就需要很及时地给予你反馈。又比方说在线上,我们可能更需要标签来让对方记住自己,互联网是一个标签的海洋,而在线下,剥离标签,我们会阅读到这个人身体的姿态、他的眼神、他的表情。

宗城:线上跟线下会有区别,可能还跟两点有关,第一点是,线下交流的人群,会比线上更有意识规则。线上可能你评论了一句,直接撒腿就跑,他骂你一句他就走了。但是线下如果大家在一起讨论的话,相对肯定是有一个议事流程的。第二点是,线下大家都是很具体的人,而且除了你我还有第三者,这个时候人恰恰是出于各种考虑,他做事不敢那么出格,因为他做事出格,他会被第三者看到,进而到影响他真正具体的生活。一个具体化的人更加有说话的责任意识,这个意识使他约束自己的行为。

线下坦诚的交流,有助于我们真正把人从各种符号中解救出来,把对方作为一个具体的人,而不是一个人设去看待。它让我们一点点去打破偏见,而不是加固我们的偏见。我觉得在今天,大家还是做个人,不要做个符号,好好做个人,把别人当个人,你就已经是为世界和平做贡献。

黑泽明《梦》

Part 3

公共空间的思想交流比过去更宝贵

李雅伦: 有件事还挺有趣的:在互联网上写作,我觉得在对一群人讲话。但是做一个实体书,好像更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讲话,虽然你也知道会有不只一个人来买这个书。但是我感觉书本上的创作更像是说,你对某一个看书的人在写。

在互联网上写作,有时候你会想说,可能有一群这样子的人,他可能是建筑的、媒体的读者,或者怎么样的。但我觉得在做《异样的怀乡》这个书的时候,如果我去形容童年的一个事件,会假想你可能跟我有相似的一个生活的时间段,所以你可能也会有相似的感觉,我觉得更像是个人对个人,也有可能是我自己的。这更私密。

赵一静:我想分享一个类似的事情,我是大学的时候跟学长、学姐们做独立杂志。其中有一个学长收到了一条微博私信,那个男生是一个贵州的什么县城里的孩子,他高中的时候家长给他几十块钱让他去买高考的复习资料。他就去到了成都的一个书店,看到了我们的杂志,他就买了下来。他回去就跟我说:“我之前以为有了互联网之后,时间上的距离被抹平了。但是看到你们的书是两年前出版的,我才知道跟这个世界的时差还有两年。”那种人和人之间的邂逅是真的要通过,我感觉是你可以握在手里的,或者是一个更加亲密的形式。它是线上空间无法替代的。

陈飞樾: 对,这个比几千个没有用的评论对创作者的鼓励更实在。这时你会觉得你触碰到了一个真实的人的真实生活。

说到这里好像不得不提一下塔可夫斯基。第一,我觉得《乡愁》和《镜子》是两部杰作。特别是因为我们在做《异样的怀乡》的时候触碰乡愁、童年、第一段童年记忆这些话题,因此塔克夫斯基的这些作品肯定是特别重要的。看这些电影,你发现说,肯定它有一定的门槛,有些人觉得不知所云。

后来我读导演老塔的自传《雕刻时光》,很感动。它会讲,比方说,你不要以为你的受众一定比你蠢,这就是你把人家看扁了。当然,我们自己写的时候,还是不断有很亲近的朋友说:“又写我看不懂的东西,你就不能接点地气吗?”(首先,我们写的东西在学院里面算不上高深,甚至有些地方不免过度简化之嫌。)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在故意增加阅读的门槛。但是,有些话题不是一定要用最低幼的话它就能讲明白。它就是不能的,有时候就是要用那样的一些你绕不过的词汇和表述方式,才能把比较复杂的事情讲清楚。

赵一静:我感觉你们也在平衡严肃性和公共性。

陈飞樾:它是一座桥梁。

赵一静:这让我想起许倬云去《十三邀》的原因,他是一位历史学家,他说自己愿意上这个节目,是因为觉得这个节目可以成为一个管道,把我想说的话输送给那些平时不会听我说话的人。

陈飞樾: 是这样的 。 我也记得塔可夫斯基有说,他也谈了反馈的这一点 。 当年那些 读者给他来信, 里面 也会不停地有读者跟他讲 : 你这个东西简直太烂了,我看不懂。 类似于现在这种说辞 ——“ 我看不懂的都是垃圾 。 ”“ 为什么它差呢? 因为我没看懂 。 ” 这种很怪异的逻辑, 这个 在那个年代也是有的 。 而且 他们还非常激情澎湃 地 给他写一封信去,指责他这个 (生涩的) 问题 。 这是误解,加上一个诽谤。

第二种是那种并没有意义的那种表扬。像什么苏联电影局或者是他的一些同侪,一些什么读者,把他夸得天花乱坠的,然后用很多的非常艰深的一些电影理论去夸他,去评述他的这种那种手法。老塔大概说,这些评价读得他自己都有点不知所云——你们把我夸这么好,我也有一点怪异。但你好像没有抓到我真正想说的一些东西?你可以把电影很理性地谈论一遍,但你好像没有在情感的任何层面上跟我有任何共鸣?

第三种就是一些很普通的读者,他来信说:“塔可夫斯基,你怎么知道的?我的童年就是这样的一阵风,就是这样的一场雷雨。”有些人说:“我给您来信,就是想说一件事情,我靠《镜子》活着。”

还有一个也让我特别深的印象。他讲有一些观众说:“塔可夫斯基,您的受众比苏联电影局提供的数字要多得多。只是大家没有那么爱去发言。”这一点和我们现在的交流环境是不是也很相似?比如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我觉得好,我就发给我朋友,我们俩讨论,但不会跟写作者点赞,或者在留言区给他表白,甚至也没有转发到太多地方。在塔可夫斯基的影迷里,这样的人很多,他们通常保持沉默,但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他们都是兴冲冲地去看的。因此,有读者就给他写信说:“我想让您知道,这样的人是很多的,但是不会给你来信。”我觉得这些东西就会让创作者备受鼓舞,因为(这种纽带)挺真实的。

李雅伦:我再增加一个,还有另外一个也让我印象很深,是一个女儿给妈妈写信,讲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他们就在讨论,她说我是从情感的方向理解这部电影的,您怎么觉得,您是怎么想的?我觉得那个也让我很感动,女儿和妈妈之间是那种最亲密的关系。但是通过一个电影,它甚至有了更深入的超过血缘的联系。

赵一静:我想到我去年给母亲推荐《婚姻故事》,我妈看了之后觉得太平淡了,毫无感觉。我后来有很多想跟她讲的话,结果她问我说你为什么会被这个电影打动?可能是因为真正经历了漫长婚姻的人,对这些我们眼里看来很激烈的事情,反而习以为常,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契机,让我理解他们曾经经历过什么,像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它可以是人和人沟通的方式。

宗城:最后的环节,我们每个人可以各自分享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作为结尾。

赵一静:正好去年,还是今年,在电影节上看了费里尼的《八部半》,我觉得跟之前电脑上的感觉非常不一样。费里尼把自己对于童年的追忆,以及童年的幻想,慢慢地具象成了他电影中持续的场景,在他的每一部作品里都有不同形式的表现,所以我想推荐费里尼,我最近也买了一本费里尼的传记,他的文笔也很好。

陈飞樾:我想推荐的是《回归故里》。有一个文学家说,每一个创作者一生只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如何走出自己的故乡,一本是如何回到自己的故乡。《回归故里》就是一个社会学家回到他阔别已久的故乡,通过自己具身的一些体验,重新认识自己的父母,重新认识自己生长的那一片街区,包括他的职业选择、人生理想、对社会学的思考,可以说,他是一次真正地“把自己作为方法”,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一部作品。

李雅伦:我推荐加缪的《第一个人》。我是加缪非常忠实的粉丝,从《局外人》到《第一个人》,加缪都给予我不一样的思考。《第一个人》是加缪未完成的作品,也是一部半自传作品,它可以和《局外人》对读,既有助于理解加缪的存在主义哲学,也能作为对加缪文学观念的具体呈现。

宗城:我最后就推荐两本书,《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还有秦晖的《传统十论》。为什么推荐这两本书?因为《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它其实讲的是1950年代,在美国的舆论场上也爆发过针对知识分子的反智主义思潮。这种反智体现在公众越来越不信任知识分子。不再信任知识分子的言说,它起初是源于反对赤色份子或者左翼份子的浪潮,随后上升到了对知识分子本身的社会公用的一种消减。在今天,当国内的舆论场同样呈现出反智主义思潮,重温美国过往的案例,有助于我们更为理解反智主义的成因与中美两国反智主义的异同。同时,它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今天以为的反常有时候是历史的常态。

赵一静:我们误以为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的主题。其实历史上更多的是暴力战争。

宗城:最后推荐的一本书就是秦晖写的《传统十论》,秦晖是国内做历史学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传统十论》是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大共同体跟小共同体之间关系的研究,他深入地研究了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里面各种权力关系是怎么运作的。书中最有启发的一点就是以史为鉴,为什么我们今天需要小共同体,比如公共空间,其实也是一个个小共同体,因为如果小共同体支离破碎的话,你就没有抵御大共同体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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