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至暗时刻”,中国企业家怎么办?

2021-10-22 07:40

全球化是否进入了至暗时刻?


随着媒体披露恒大地产天文数字般的债务及其相关救助方案的相继枯竭或穷尽,《华尔街日报》等欧美媒体公开宣称中国地产界的“雷曼”时刻已经到来。


对于这样的评论,如果你认为这只是美国式的耸人听闻的话,我们不妨看看华夏幸福、富力、花样年、碧桂园、荣创等中国地产界其他大玩家的财务报表,恒大及其整个中国地产企业债务问题的严重性就会昭然若揭,而此时的恒大债务又恰似冰山一角,它显露或预示的可能已不仅仅是中国地产的“雷曼”时刻,也许还是中国经济的“明斯基时刻”。


对于中国地产界或更广义上中国经济而言,近来林林总总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委实让人目不暇接,更有一种始料未及之感。


想想还是前几年,无论是官方还是坊间,人们最喜欢使用的高频词就是“大变局”,但当时人们大谈特谈“大变局”时,我们对“大变局”的认识还是那么的模糊或抽象,更多的是一种修饰学意义上的“大变局”,而今天,“大变局”已不幸成为我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


殊不知,黑天鹅和灰犀牛们正在向我们飞来或缓缓走来,此情此景,谁又能想象?


试问,几年前,甚至在半年前,谁能想到倍受美国华尔街追捧的中概股会在今年七月的两天时间内在纽约和香港股市持续蒸发近3.5万亿人民币?


谁又能想到素有世界工厂美称的的中国最近居然会出现因电力供应不足而停工停产?


更有谁能想到2020年会发生一场持续影响到今天的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全球近2.2亿人感染,455万死亡,从而使全球经济陷入战后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我们还是以疫情为例吧!


由于新冠肺炎对全世界造成的严重的生命财产和经济损害,在欧美国家政界、媒体和公众中,公开责疑全球化及其后果者大有人在,他们中的许多人公然要求制造业回流和国际供应链重构,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仅国际间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更有国际产业链的重组。


最近,大连的日本东芝公司和宁波的三星重工造船等日韩大企业相继撤离中国,这里有极其复杂的原因,如中国劳动力成本近年来不断上涨和中国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等因素,但我们不能排除这是日韩政府对其企业回流本土或在亚洲其它国家重组产业链的政策考虑及其政策支持的结果。


其实,这样的考虑不仅日韩政府有,美国更有且更是大手笔。


年初,拜登政府推出了高达1.9万亿美元的经济振兴计划,现在又强势推出2022年度高达3.5万亿美元的扩张性预算,其中就有相当的资金用于振兴美国制造业,特别是激励美国在海外的跨国公司将其产业链回流到美国本土。


我们再联想到今年7月七国集团所通过的全球最低15%企业税率,并在本月底的意大利G20峰会可望得到通过的前景,这将从另一个角度堵住了很长时间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用税收优惠措施招商引资的政策工具。


不容置疑,美国政府和欧盟国家都在下一个很大的棋。


一周前,法国马克龙总统提出了一个300亿欧元雄心勃勃的2030年法国再工业化计划,其核心不仅要让法国这个老牌工业大国再工业化,也要让那些在海外的法国企业尽可能将涉及到法国战略和国家安全的产业链回流到法国本土。


最近几周来,随着法国明年5月的总统大选越来越近,围绕大选的各党派预选战序幕已经拉开,各党派内部和党派之间激辩的议题之一就是法国如何参与全球化和法国要不要全球化问题?


就中美关系而言,尽管不久前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向刘鹤副总理提出中美经济“再挂钩”(recoupling)的想法。


此前,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也在瑞士苏黎世会晤美国总统安全顾问沙利文,双方关系出现了缓和迹象,但已有中国学者指出,中美关系很难在短期内得到实质性改善。


美国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经济伙伴,是最重要的资金和技术的来源国,这在自20年前中国入世以来更是如此。然而,从特朗普总统开始,美国政府已采取了对中国崛起的遏制政策,特别是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层出不穷,封杀华为芯片和羁押孟晚舟实质都是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崛起。


目前,在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上的中国企业与高校超过200家,换言之,这些企业或高校所从事的产业就是美国要予以封杀的产业。


随着中概股在华尔街受到史无前例的围剿(美国主流财经电视台主持人克莱默甚至警告美国投资者再买中国股票就是白痴)和美国政府通过对股市的《外国公司问责法》,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已明确表示在2024年前所有不符合美国股市上市要求的企业都必须退市,也就是说,过去中国企业通向华尔街资金池的可变现实体(VIE)上市方式已不被允许,这是否意味着美国股市丰厚的资金与中国企业的发展将从此失之交臂或已遥遥无期?


换言之,是否类似小红书、哈啰出行、天鹅到家、喜马拉雅等一大批在美国排队IPO的中国企业将由此被挡在美国股市门外?


从贸易角度看,尽管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字表明,中美贸易额还在不断扩大,但不可回避的是,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战并没有结束,听戴琪的口气,美国大有对中国对美贸易的入超问题继续使用其惯用的关税武器,而对广大从事对美出口的中国企业而言,它们在第一线对美出口难度的感觉并没变,甚至对美出口企业还要赔钱的事实也没有根本性改善。


总之,这些发生在我们面前突如其来的问题,给我们不仅是一种这个世界实在太乱的感觉,也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大变局的客观存在,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讲人类的全球化进入了“至暗时刻”。


为什么要读戴高乐的远见领导力?


面临全球化“至暗时刻”,为什么中国企业家朋友要读戴高乐的远见领导力?我觉得,至少有二个理由。


1. 用戴高乐远见来减缓或消除大变局时代的焦虑


面临前面所谈的变化,有些应该是源于我们时代的特征,如以数字技术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它使人类社会从生产、消费到生活方式进入了一种史无前例的大变局时代。欧美学者将之称之为乌卡(VUCA 即四个英语单词的第一个字母,V=Volatillity(易变性),U=Uncertainty(不确定性),C=Complexity(复杂性)和A=Ambiguity(模糊性))时代。


但较之于技术革命带来的不确定,这场始于2020年初的世界公卫领域的灾难无疑是大变局的催化剂。


那么多的人突然死于非命,特别是对美国人而言,死亡人数超过美国在一战二战和越战所有伤亡人数的总合,这不仅让美国人对这场公卫领域的灾难感到胆颤心惊,也导致美国社会内部的撕裂加剧,如一年前美国大选及其随后的国会山袭击事件,均是疫情下美国,甚至西方社会普遍挫败感的一个缩影。


然而,相形之下,不可否认,最大的变局无疑还是在国际关系领域,其中就包括中美关系断崖式恶化和国际力量新的排列组合,许多企业家朋友问我,“怎么搞的,一夜之间这个世界变了?”  


面对这个波诡云谲的世界,或面对中华民族全面复兴道路上出现的这种新情况,抑或中国拥抱世界和人类全球化的至暗时刻,我油然想到了戴高乐在他那个不确定的时代是如何处理不确定性的故事,特别是他作为政治家,在法兰西民族的至暗时刻是如何带领法国人民克敌制胜的。


2. 用戴高乐远见领导力寻找变局时代的破局方法


1932年,不惑之年的戴高乐少校在其论述领导力的著作《剑峰》中强调“不确定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在书中,戴高乐虽然没有用“黑天鹅”、“灰犀牛”等来论述“不确定性”,但他早就预感到不确定是时代有特征。


历史地看,无论是1940年6月德国纳粹的入侵,还是战后50年代法国陷入的阿尔及利亚内战,这些事件的本身都具有突如其来的不确定性事件,但不确定性中同样又存在着一定的确定性,戴高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能够超越他同时代的任何人清晰地看到了这种确定性。


当1940年6月17日法国政府向希特勒投降时,戴高乐只身飞赴伦敦,一人开始艰苦卓绝的抵抗运动,并最终在四年后率领法国人民赢得胜利。


在6月18日他在BBC发表《致法兰西同胞书》的第十天,戴高乐就对记者舒曼说,希特勒的战争必然会导致对英国和苏联的入侵,从而导致苏联和美国的参战,最终将形成一场世界大战,法国只要选择站在正确的历史一边,不管抵抗运动的强弱,就是胜者赢家。


“至暗时刻”的呼吁——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在英国BBC广播公司发表“致法国人民书”


四年后,一切按照戴高乐的预见发展,法国重新获得独立,并成为世界大国和安理会五常之一。


同样,没有戴高乐的远见,50年代末60年代初法国就会深深陷入阿尔及利亚内泥潭,就不可能在战后短短的时间里打造成一个各种工业体系完备、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的现代工业化国家。


应该说,法国当今拥有享誉世界的原子能、航空航天,空客、高铁及其群星灿烂的法国电影文学和战后“30年经济景气”,都是受益于戴高乐远见领导力。


我们应当承认,今天的大变局与戴高乐当年所处的时代本质上是一样的,但在法兰西民族最困难时刻,戴高乐的信念和远见让他看到了未来,看到他同时代的任何人都看不到的前途,同样也使他做出同时代任何人都无法企及的奇迹。   


不久前,因华为孟晚舟获释回国的新闻,我安排凤凰卫视巴黎站记者金亮采访老朋友皮耶鲁齐。



此人在中国非常有名,原因是他像孟晚舟一样曾遭遇美国司法部的长臂管辖,在2013年4月在纽约机场被美国FBI逮捕并羁押在曼哈顿监狱里14个月。他出狱后将自己的经历写了一本书,叫《美国陷阱》,其中文译本在国内成为畅销书,他的不幸遭遇也深得中国人民的同情,被誉为法国版的“孟晚舟”。


见面中,我们从孟晚舟1029天漫长焦虑的谈到企业家在困难时刻对信念的坚守和远见的重要性。


皮耶鲁齐非常赞成我将目前新冠疫情后出现的国际经济的新变化及其全球化的不确定性与戴高乐所处的时代进行比较,并强烈建议中法企业家都要学习戴高乐的远见,在困难的时刻保持一种淡定,学会坚守和从人类历史的时间长河中看问题的方法,认为“坚守”和“远见”是现阶段中法企业家最稀缺的领导力资源。


作为法国人,皮耶鲁齐深知戴高乐对近现代法国历史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说“没有戴高乐,就没有今天的法国”,认为戴高乐的远见能力应该成为中法企业家大变局时代的的一种破局力量。


关于戴高乐的远见能力,我们都知道他在1940年6月德国纳粹入侵和1958年法国陷入的阿尔及利亚内战这样两次法兰西民族生死存亡时,他如何高瞻远瞩和力挽狂澜的。


作为中法两国人民,我们还都知道他在1964年1月27日与毛泽东主席一起建立了中法外交关系,戴高乐因而也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领袖。为此,他还在当时承受了美国强大的外交压力和蒋介石的百般阻挠。


法国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戴高乐将军(1890年11月22日至1970年11月9日)


1月31日,他在爱丽舍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中国的历史与世界一样古老,承认中国就是承认这个世界本来的面貌。他说中国历史辉煌,但中国人民命运多舛,他预见勤劳伟大的中国会在21世纪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心。


从一定意义上讲,戴高乐是西方世界预见中国21世纪崛起的第一人,也是在冷战期间为中国向西方打开大门的第一人。戴高乐这种超越意识形态和超越时代的远见卓识不仅奠定了中法特殊关系,也大大提升了法国在冷战世界中作为第三种外交力量的战略地位。


此外,我们大家同样不应该忘记的是,戴高乐在1963年和1967年曾两次否决英国加入欧共体的申请,因为在戴高乐看来,英国的岛国文化和商业传统必然会与欧洲大陆国家文化及其对欧洲联合的终极目标相异,英国入欧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今天,英国脱欧的现实验证了戴高乐半个世纪前的预言是多么准确,也说明欧洲政治家忘记戴高乐的忠告将要付出多大的政治和经济、外交代价!



什么是戴高乐远见领导力的内涵?


戴高乐料事如神,其远见领导力非常深刻且博大精深,但概括起来看,是他经常所说的那句话“法兰西不伟大就不是法兰西”的历史使命成就了他,使其一生为践行如此使命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想当年他对贝当政府向希特勒投降说“不”时,他立即被贝当政府判处死刑,剥夺全部家产和法国国籍。


当他向那些传统政治家和军中极端分子要不惜一切代价将阿尔及利亚留在法国说“不”时,他遭受了军方极端分子多次有组织的军事谋杀和部分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军将领发动的政变。


然而,面对生死考验,他每次想到的都是法兰西民族伟大的复兴使命,而非个人安危。


在戴高乐的《战争回忆录》中,我们会读到他生死考验时对自己的独白。


此时此刻,我们发现会有一个第三人称的戴高乐,即一个肩负法兰西民族复兴重任的戴高乐。在每次面临几近残酷的命运拷问时,戴高乐会问自己“戴高乐将军会同意这样做吗?


可见,让法兰西伟大是戴高乐的终身奋斗目标,是其一种源于内心深处的强大的使命感和生命冲动。与此同时,他在践行法兰西伟大的同时也实现了他的人生的伟大。


1940年8月25日,200万法国群众在香榭丽舍大街欢呼“解放者”戴高乐将军的名字


我觉得,对一个国家,一个人或一个企业,这种使命感在大变局的时代是至关重要的。


孟晚舟之所以能坚守,华为人之所以能够在美国的高压下不屈不挠,就是因为有坚定的信念。对华为而言,就是做世界5G的领袖和世界电讯领域最伟大的企业。


为此,任正非所率领的华为人就像华为广告片中那位芭蕾舞者带血的双足和那架被德军炮火打得千疮百孔的苏军伊尔战机所体现的宁死不屈的精神。


如同所有伟大的公司都是在挫折和苦难形影相伴成长起来的一样,华为如此,苹果公司如此,我们所有正和岛企业家的创业史都如此。


因此,在大变局时代,牢记企业家的这种愿景、使命和初心将会使我们每个人在困难面前意志愈坚。


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百科全书般的戴高乐领导力学不仅会教我们企业家朋友如何对使命的坚守,还会教我们如何在履行使命基础上历练出独特的远见领导力,并学会如何将这种远见领导力与追随者分享和与公众乃至整个世界沟通。


此外,戴高乐作为领导者如何身体力行的榜样力量,如何提高领导者的威望和魅力及其在外交、国家治理方面的创新精神和历史人文知识修养对领导者的培养等也都可圈可点,对大变局时代我们企业家们提高信心,看到美好的明天均大有帮助。


我想,这就是在全球化“至暗时刻” 我们读读戴高乐领导力的意义所在。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正和岛

作者:徐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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