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广东的乡村械斗为何严重?看这场收稻子引发的惨剧

2021-04-30 10:46

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年),那是一个稻谷飘香的季节。广东某地,当A村村民张福率领同村乡亲何宗贵等人,胸有成竹地乘船“出征”时,他绝对无法预料自己的生命只剩短暂的几个时辰。在历史上,明清时期广东、福建一带的乡村械斗是一道知名而丑陋的风景。张福一行将溶解为那道风景画上一片混沌的颜料,就在脚下这条可爱的母亲河中。

说到底都是“土地”惹的祸。广东、福建多山地,百姓耕作不易。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时期,北方大族南迁到此间,垦荒、拓产,为了解决与当地原住民之间的纠纷,业已诉诸武力,人称“(原住民)、(客家)之争”,具备碉堡功能的客家特色民居“围屋”即肇始于此。

明初以来,天下承平,人口逐步增长,每个村庄等着吃饭的嘴越来越多,村民们赖以为生的生产资料如田地、水源……的增殖无法随时追上人类的繁衍速度。何况商品经济日趋活跃,资源随之向少数人手里集中。僧多粥少,一些人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去往台湾、东南亚地区另谋生计。更多的人只能留在当地求存图强。围绕生活资源和发展机会的争夺,不同村庄、宗族之间纷争日益频繁。

这一年,隔壁B村大户苏璿田里的庄稼喜获大丰收,张福所在的A村相形见绌,未免眼红。A村不服!张福等人搭船潜行至B村,就是要抢收苏璿家的稻谷,带回B村瓜分。

后人很难理解,即便A村认为B村的收成很大程度上是靠巧取豪夺A村的土地、不当截取灌溉水源所得,为什么不向本地“青天大老爷”申告本方的主张,走正规途径寻求合理配置资源?

对此,张福的回答是:“青天大老爷不肯管呀!”

在古代的秩序中,普通人的民事纠纷属于鸡毛蒜皮,通常情况下都由宗族自行调解处置。宗族处理不成,则由本乡的保甲出来定纷止争。明朝户部昭告天下:【百姓婚姻、财产、打架骂仗……等一切小事,我们一律不掺和呀、不掺和,说理还找本地人呀、本地人!不听话的打板子呀、打板子!】

明朝上层的态度清楚而坚定:民事纠纷,圈地自萌,什么请衙司主持公道?不请勿来!非要找“青天大老爷”倾诉的,不管是非曲直,先受杖六十!这样一来,村人遇到矛盾当然要自行解决。可是,跨村、跨族的纠葛依靠宗族、里甲乡绅经常难以化解,A村和B村就是如此,于是就有了张福领军“奇袭”苏璿田土的一幕。【原文: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不许轻便告官,务要经本管里甲老人理断,若不经由者,不问虚实,先将告人杖断六十,仍由里甲老人理断。

那边苏璿听到消息,马上呼唤5名家人,再叫上本村佃户陈遂等32人,各自驾船赶赴田头,阻拦张福一行,抢救稻谷。双方发生激烈的争吵。

倘若换在一个民风文弱的地区,事情或许能止步于口舌之争,至不济也就是薅薅头发、挠挠面皮什么的。然而这里是明朝广东沿海乡村,村民经历海盗、倭寇袭扰,逐渐在自卫斗争中磨砺成长,习武练兵蔚然成风,熬得一身好筋骨,更习惯于同族、同乡抱团互保,养成浓厚的尚武、彪悍风气。一言不合,冲突就容易升级。

张福一方本来理亏,口齿也不如苏璿伶俐,被骂得脸红脖子粗,看样子此行的目的也将落空。张福把苏璿恨得牙痒,发出暗号,带着何宗贵等人抄家伙扑了上去。

A村有备而来,而B村人数偏少,仓促应战,措手不及,一时落了下风。苏璿、陈遂等六人各乘木船撤退。何宗贵等人摇船追赶,先撵上陈遂的船只。这一刻起,历史的镜头蒙上了沉痛的滤镜,视野中的色彩,红了泛黑,深得拧出浓烈的腥气……

何宗贵船上A村的苏二孙一马当先,攥紧一块石头出手,结结实实地招呼在B村谭亚泰身上。何宗贵抡起撑船的竹篙,给陈遂送上“见面礼”。A村另二名村民麦肥保、关智,分别用石头让B村的麦(?字迹湮漫不清)逊、马志(又作“马智”)“加深印象”。何诏(疑似何宗贵家人)挥舞木棍,让谭亚泰的兄弟谭亚祖“长记性”。谭亚泰、陈遂、麦逊、马志、谭亚祖全部挂重彩,力竭不支,相继坠入河中,呜呼哀哉。

B村损失惨重,怎能善罢甘休?当即增派人手回敬A村。A村的领队张福身殁。传统的乡土文化重视“敦亲睦友”,亲友、乡亲间讲究“患难相救”。少数“自己人”受欺负也等于全体亲族乃至整个村庄“受欺负”。几乎在同一时间,A、B两村迅速凝聚集体意志:“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人若犯我,加倍奉还!”洪流滚滚,任何个体想坚守理性客观、置身事外,都是“不孝不友”,今后很有可能遭到孤立。至此,事态不可逆转地冲破了失控的边缘。

成化年间这个火热的夏日瞬间变得天昏地暗,广东一条清澈美丽的河流见证了一场水上混战。原本应是淳朴善良的村民互相伤害。在这次“草根战争”的第二阶段,两村又有27人失踪。

终于,双方偃旗息鼓。几天后,除了第一批去见祖宗的B村谭亚泰、陈遂、麦逊、马志、谭亚祖及A村张福等人,第二批27名失踪者中有17人浮出水面。他们在河底漂流旋转了数日,最后回归乡土。但是,另外10名失踪者始终没有找到回家的路,永远消失在母亲河的激流之中。

此时,“老爷”们出来收拾残局了。祸首张福已故,不问,从生还者中清理出何宗贵、何诏、鲍四仔、关智、黎太玄、苏二孙、蔡二仔、蔡亚三、黄癸丑、区祖礼、何顶、龚得全等22名“积极”分子,定为绞决,秋后执行。剩下的参与者人数众多,单人作用相对不大,就把旧账一笔勾销了,各回各家,继续安居乐业。

然而,作为乡村“草根战争”的最大后盾,宗族、乡里是不会坐视何宗贵等22人走向绝路的。他们平时出资置办兵器、照顾伤员、抚恤家属……以支持械斗,也会整合各种资源,协调各方关系,庇护为本族、本村冲锋陷阵的“出头鸟”,有余力的,或许还要设法让对手多吃些亏。结果,卷宗呈报到大理寺卿王槩手里时,事情已出现了一些匪夷所思的变化。

广东道向大理寺补充说明:办理流程进行期间,区祖礼、何顶、龚得全等人“陆续病故”,在原定递给阎罗王的22人“归西”名单里划掉。王槩进而发现,缩水后的“归西”名单里,关于鲍四仔等8个人在事件中的行动情况语焉不详。诸如使用哪一种器械、伤害了哪些人,关键要素全部空白,好像要故意把水搅混,企图浑水摸鱼,再捞几个出去?A村又正在支持何宗贵的儿子何进宁上京声告……种种迹象表明,A、B二村仍在进行看不见硝烟的战争。

王槩在批示广东方面增补资料的时候,恐怕也会感到几分无能为力。表面看来,身居庙堂之高的“王公”拥有很大的能量,但对于江湖之远的那些纷纷扰扰,他却每每力不从心。那里根深蒂固的惯性、盘根错节的牵绊,不是《大明律》所能改变的。

 

参考资料:明代王槩《王恭毅公驳稿》、赵坤《清代闽粤地区宗族械斗问题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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