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应星的“辫子”谈起:明代的社会风潮有多潮

2021-04-08 11:22

前几日,一档综艺节目里宋应星的形象之争引发了不少社会关注,大家纷纷表示,生活在明末清初且反清意志坚决的宋应星不应该是脑后拖着个大辫子的样子,的确,有明一朝在关于穿搭住行方面十分讲究,一个人的装饰细节不仅体现着他的品味、志趣,更有可能代表着他的地位和身份,宋应星所坚守的明朝其实有着十分独特而又耐人寻味的社会风貌。

明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期,这个时候的中国社会,虽然远没有同时期的西方那样震动明显,自下而上翻云覆雨,却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鲜之态。无论是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还是达官贵人的寻欢作乐,以及文人雅士的创作灵感,都有着别具一格、颇具明代特色的特殊浪漫主义情调。尤其是到了晚明时代,虽然朝纲废弛、国库空虚,但民间生活却并没有受到太大束缚,反而以“春色满园关不住”之势,形成了一幅色彩鲜明、引人入胜的奇妙画卷。

明朝成立之初,因太祖朱元璋一力主张推行刻板“教化”国民之道,使得社会风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比较严肃淳朴。

朱元璋之所以如此行事,主要是为了清除元朝蒙古人统治留下的粗放遗风,彼时就连汉族的精英知识分子为了讨好蒙古上层显贵,都争相放弃谨言慎行的文化传统,抛掉唐宋盛行的礼节习惯,可以学着蒙古人穿上蒙古服饰,学习蒙古语,甚至练习骑马、梳起来骑射民族的发型,朱元璋觉得这是一种恶劣的“伤风败俗”行为,当他再次建立汉人政权时,便立即下定决心要在全国“移风易俗”,“以正风象”。

作为一个统治者,朱元璋和历代皇帝一样,都希望人民恪守本分,最好绝大部分人再能愚昧而不自知,不求享乐放纵,只求寿终正寝。这些人饱暖时感恩君王,命苦时不怨政府,是最为稳固也最好操纵的统治基础。

于是在朱元璋的努力下,蒙古遗风很快又被传统的汉族习惯代替,遵循礼制、不越规矩是民间推行的美德,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都以正义、勤俭、懂礼为荣,一时间公序良俗井然,曾几何时攀比奢靡的生活风气受到抑制,若有军人或是官员忍不住欲望,去烟花巷陌寻求刺激,朱元璋发现了就会将他们打残或者干脆处死,哪怕幸运偶遇大赦,逃了肉体的惩罚,却也再没有机会担任官职。活在这个时候,那当真是没劲。

不过,朱元璋此举残忍却只能束缚想当官的知识分子,他再管得宽也不可能时刻盯着全国每一个人,这样一来勤俭禁欲之风对于民间家财可观的普通人影响并不大——普通人想到了这一点,本以为能钻了政策的空子,没想到朱元璋也想到了这一点。眼看着民间禁欲推行不够彻底,尤其是在江南商贾集中的富庶之地,依然存在着奢华享乐的恶劣之风。一想起来在江南风月极佳的河畔,夜色都无法掩盖众多富得流油的商人与乐妓优伶弹唱“淫词艳曲”的靡靡灯火,朱元璋气得觉都不想睡了,他们或许还讲起从前风气开放时自由炫富多么爽快,抱怨刚立国的明朝皇帝过于严苛,不得人心……

朱元璋越想越气,一个更加严厉、细致的社会生活细则在他的脑海中逐渐勾勒出来,朱元璋决定用行政命令来完整地规划他统治范围内每一个人的生活轨迹,做到等级森严,一目了然。如果可能的话,这些命令一定要深入到方方面面,没有任何人能钻得了国家的空子,若有人敢违拗,就用严酷的刑罚折磨他,为天下做一个杀鸡儆猴的榜样。

明代四方平定巾

想到这里,朱元璋终于满意地睡觉了。很快,圣旨就是生命,皇帝的构想比春风还要迅速地吹遍了大明王朝统治下的每一寸土地,人们的生活内容逐渐像表格一样被严格地限制起来,最基本的衣食住行都有相应的细则参考。比如穿衣方面,明初的服饰规则相当繁琐,从皇帝到皇亲国戚,再到官员、士大夫,以及从事不同职业的普通百姓,细化到衣服的材料、式样、颜色、花纹图案,都有严格的规定,黄色、紫色、玄色皆为皇室特供,官员能够采用彩绣、绫罗作为点缀,而普通人则最多只能用绸纱,若是从事 “末业”商业,那就连绸子和纱都不能使用了,若是从事连商业也不如的“贱业”(妓女、伶人),还要加上烙印一般的特殊配饰作为惩罚……以上规则仅仅是十之一二,如有僭越,就会引来祸端。

明代幞头,俗称“乌纱帽”,始于北周,明代成为一种统治阶级的标志

衣着和配饰的细化规定,会导致人们的身份地位一目了然,哪怕是大街上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也可以根据对方的穿衣用度大致猜测出对方的职业地位高低,与之相适应的另一套礼仪规则便应运而生,为了更好地体现出社会等级差别,明初还规定在日常交往、婚俗嫁娶时也要遵循尊卑有序、见之习礼的繁文缛节,虽然这些规定中也革除了一些民间旧有的陋习,但是呆板苛刻的限制也让本来活跃的明初社会如同一潭死水,尽失活力。

朱元璋在明初推行的一系列严格教化风习被美化为“风尚淳朴”,实质上却反映出他束缚自由、抑制人性的狭隘本质,一定时期内民间创造力陷入低谷,无论是知识分子的创作还是下层平民的艺术,都平淡如水,毫无亮点。好在君王权力再大也逃不过做历史奴隶的命运,朱元璋的教化虽严苛,却难以锁拷住每一个人,时间一长,那套规则便逐渐形同虚设,随着人们欲望和追求的无限增长慢慢淘汰成一纸空文。

所以,朱元璋严酷刑罚的震慑力在他死后便减弱了许多,到了永乐年间更是宽松了不少。开国盛世环境优良,民间经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了繁荣,技术的进步和城市的兴起,让从事工商业的人越来越多。与经济同步增长的,首先就是人们对物质和欲望的强烈追求,朱元璋那一套苛刻的简朴生活条例,显然没有什么人愿意遵守。到了明英宗时期,国家虽然也一再强调“不得僭越、遵循祖制”的命令,但收效甚微,因为就连做皇帝的英宗本人,也难以抑制玩乐享受的欲望,那些禁令一出,执行力甚微,与其说是治国的策略,不如说是单纯给老祖朱元璋留个面子,微微一禁,略表尊敬。

明瓷

到了景泰、成化时期,民间的生活色彩可就明丽多了,比起明初,简直就是将黑白电影换成了彩色胶片。当时无论是手工制造,还是商业交流,都有突破性进展,朝廷的条条框框在发达的城市中早已被瓦解掉,市井之中常有士人流连忘返,被严格标签化过的娼妓优伶乐师,都因为收入颇丰而过上了奢华的生活,她们常常身穿缀有宝石金线的七彩绣衣,首饰有金有玉,极尽精巧。富贵之家宅院尤其讲究,雕梁画栋、窗帷屋檐之奢华,甚至能够比肩宫廷,由官到民,上行下效,官富之家有时还会故意攀比斗富,一旦市井流行某种打扮方式或玩乐趣味,就连朝廷里的高官大员都会争相效仿,紧随潮流,生怕自己out。

民俗难禁,奢侈之风简直欣欣向荣,哪还有顾得上什么礼制之分的工夫,要是朱元璋在天有灵看见,估计会气得七窍生烟。可惜哪怕他在世也无济于事,就连君主也不得不顺从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大潮。

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局部),图中男子穿着马尾裙,用马尾制作裙撑,使裙摆展开

天子脚下的京城正是奢侈享乐之风最为盛行的地方,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北京聚集了来自全国、甚至异国各地的形色人群,他们争相效仿从宫廷、豪门传播出来的新鲜风尚。远在深宫高墙之后的皇帝后妃也同样好奇市井百姓的巧玩奇技。最具代表性的是成化、正德两位贪玩君主,尤其是成化皇帝,对民间新奇的珍宝器具格外感兴趣,为了讨好皇帝,自有宦官和谄媚之臣竞相献上各种珍玩,宫外一听说皇帝也爱俗珍,更是争着附庸君主,千方百计获得同款,及时in style。

所以到了明朝中后期,尚朴崇俭的礼制已经名存实亡,在近代化萌芽的转折路口,既然生产力允许物质追求,那么谁能不想要获得美好幸福的生活体验呢?就连远离城市的乡村地区,有条件的妇女也穿上了色彩鲜艳的衣衫,梳起来高发髻,用精巧的首饰,富户人家甚至还会盖起来高大的楼房住宅,远远望去,乡村也是小楼林立、福居精美,社会风尚的变化在明朝民间渗透还是普遍存在的。

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局部)

明中期尚且如此,到了我们关注的晚明时代,民间生活更是丰富多彩、花样百出。晚明虽然皇帝一个比一个不靠谱,国家向难以抑制的倾颓方向转去,但皇宫之外的社会却呈现出难得的多元化局面。

这个时期万历长期怠政也不算全无好处,起码他不像朱元璋一天一个迫害妄想症反应,恨不得百姓吃饭嚼几下都要管。就在政府松散、官员腐败的烂摊子之下,晚明的民间社会却随着经济的深刻变化而逐渐沸腾起来,因为政府的管控减弱,民间团体的自发性和自主性就被调动起来,晚明时期各地随处可见地方乡绅、豪强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维护社会秩序。

万历贪财,却不暴戾,所以晚明的舆论氛围还相对宽松自在,常有先进的知识分子批驳皇帝独断专行,就连街头市民也有人议论时政甚至万历本人,市民阶层的活跃让信息传递、思想交流变得更加便捷通畅,虽然不能期待在商品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的晚明孕育出多么具有建设性颠覆性的理性思想,但最起码舆论氛围的自由能够让专制制度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冲击,至于这种冲击能否持续性进行下去,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晚明时代的社会风尚,由江南地区引领潮流。江南地区是明王朝的经济中心,与北京附庸权贵的竞争之风不同,江南地区因经济发达而萌生出日新月异的“猎奇”之风。尤其是女性的衣着配饰,更是几年一翻新,时髦的新衣一出便被有钱人家的女子抢购一空,有时这个潮流才刚刚赶上,下一番新花样又问世了。

江南地区的制造业尤其发达,手工业者为了赚取财富,更是绞尽脑汁迎合社会需求,尽可能快地创造出来让大众认可的新兴商品。晚明江浙一带不仅工商业是全国翘楚,经济带动文化,当地知识分子也是人才辈出,这些知识分子多少还都受到理学思想束缚,往往在追求物质生活的愉快时还要兼顾“君子风度”,这就让晚明的社会风尚中“高端雅趣”异军突起。

追求俗中有雅的大都是读过圣贤书、心高气傲的士大夫阶层,他们不外乎就是在强调用度高档的同时,寻找一条更加艺术化、文人化的途径。像市井之中一味钟爱色泽艳丽、珠光宝气的风格,常被这些江南士人嗤之以鼻,仅仅为了争奇斗艳而穿着繁复拖沓,实则是教养缺失、不上台面的行为,无论那身衣裳有多么贵重华丽,都只能暴露出主人是个头脑空空的暴发户。因此,士人阶层讲究穿着简洁优雅,用料高端,做工细致,日常把玩之物要精美雅致,最好能有做工细节能与诗书典故相呼应,体现出尚古精神和主人深厚的文化底蕴。

这种俗中求雅的新潮之风首先在苏州的士人阶层中兴起,随后便有大量人效仿,无论是商人还是小民,都喜欢学着读书人穿一领“苏样”服装,在家里置一方案台放置文房四宝,有时装模作样把玩一阵镇尺笔墨,不论是否通晓文墨,甚至不论是否能识文断字,都算是能紧随潮流,附庸风雅一番。但是中下层阶级因为受教程度有限,审美风格、气质仪态都难以效仿完全,常常被恃才傲物、向来自满的读书人讥讽为东施效颦,画虎不成。不过这并不能阻止士大夫倡导的清雅之风在晚明大肆盛行,江南地区的简洁雅素文化,甚至影响到了宫廷的装饰风格,江南特产的文人家具,以古色古香、细致优雅为名,晚明时代这种家具普遍见于京中达官显贵之府,与理学文化追求的格物穷理、清心致知理念不谋而合。

  

 

 

 

 

 

 

 

 

 

 

 

 

 

 

市民阶层的活跃使得晚明的文学艺术创作中心迅速下移,唐宋时期诗词创作格式要求复杂、追求精神享受更多限于上流人士,相比而言,晚明百姓的精神世界就要丰富得多了。专门服务于市民阶层的戏剧小说层出不穷,戏剧创作到了万历时期已经形成临川派和吴江派两大派别,临川派代表人物有汤显祖、冯延年,吴江派有沈璟、冯梦龙。这些戏剧大都反映了普通市民的美好生活,大胆歌颂爱情、张扬欲望、表达人性,倒是与西方同一时期的思想潮流有许多相似之处。

如果说戏剧还有一定的条框约束,那么小说一定是最能代表晚明市民文化的成果,明代小说内容广泛,笔触大胆,创作风格多样,作品异彩纷呈,最最能够反映时人内心追求的,莫过于世情小说《金瓶梅》。虽然金瓶梅故事名义上是以两宋之交为时间背景展开讲述的,但是反映的却分明是晚明时期斑驳陆离的百态万象,内容尺度之大、揭露之狠让现代人都不得不承认叹为观止,由此可见晚明社会的多元形态和绚丽色彩。

晚明的民间社会,就像一支惊喜不断的万花筒,等待我们不断去探索了解,每一朵花背后,都是这个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颜色。王朝更迭、君王换代是不可逆转的大势,但是政治权力的轮转却改变不了民间社会的时代风貌。

王谢堂前的燕巢终究会落下,朱雀桥旁的野草早晚会如盈,只有百姓最寻常的生活,才是最值得历史关注的最珍贵美妙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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