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毛泽东劝“好自为之” 曹禺感叹中国知识分子可悲可怜

2021-04-02 13:53

曹禺作为现代戏剧大师,作为“鲁郭茅巴老曹”的最后一位,他和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什么关系呢?又反映了文学和政治什么关系呢?

曹禺原名万家宝,1910年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他父亲曾当过师长、黎元洪秘书,但四十多岁时在家赋闲而整天和曹禺继母一起抽大烟。他父亲常常训斥他哥哥尤其是佣人,再加上曹禺的保姆经常和他讲述自己的悲惨人生,让曹禺从小就“不知不觉地同情别人”。曹禺父亲很重视对曹禺的教育,曹禺小时候读了很多传统典籍及《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等“闲书”,也读了《巴黎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最后一课》等西方文学,尤其是在继母的带领下看了很多戏剧,从小就成了戏迷,甚至翻烂了一本本的《戏考》。

1922年,曹禺考入南开中学,接触到新文学,广泛阅读《语丝》《创造》《小说月报》等“新潮”杂志及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人著作,并和同学创办了一个文学副刊《玄背》,后来又担任了南开中学周刊的编辑。更有幸的是,他参加了南开新剧团,并在南开中学创始人张伯苓弟弟、早期新剧重要倡导者张彭春指导下演了不少戏,让曹禺有了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

“在高中时代,他虽然还不懂得革命是怎么回事,也不懂得共产党是怎么回事;但是,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正在进行,共产党人英勇战斗,献身牺牲的事迹,也曾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曹禺很崇拜李大钊,也很崇拜林肯,“当然,他不是像林肯那样去做一个政治家,而是激起他对自由的渴望,对民主的希冀,对一切人都是平等的追求”。

中学毕业后,曹禺被保送到南开大学政治系,但因为不喜欢所读专业而转学清华。在清华,曹禺沉浸在图书馆的“世界艺术长廊”里,阅读了几百部中外剧作,并开始导演了《娜拉》《马百计》《罪》等戏剧,还在23岁时写出了他的成名作《雷雨》。1934年《雷雨》在《文学季刊》发表而逐渐暴得大名,曹禺又相继写出了《日出》《原野》《北京人》等杰出作品而成为一代戏剧大师。

这些作品体现出了反封建专制揭露社会黑暗追求自由光明等倾向,但还不是“太左”,阶级斗争等色彩不太明显,如《雷雨》虽有工人罢工但只是偶露峥嵘,《日出》表达的则是“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原野》中更多的是“原始”的复仇,《北京人》中曾瑞贞、愫芳最后去了哪里也没有点明。这与曹禺当时的思想状况密切相关,他知道“这个社会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从亲自经历的,看过的,听人说过的,都觉得非改变不可”但并不清楚如何改变出路何在,如他后来所谈:“在那个时代,大约我是一般进步的或者说是想进步的知识分子吧……我是爱国主义者,希望人民过好生活,对黑暗的东西,一切的坏事情深恶痛绝。只是有这么一种想法,至于中国社会应变成什么样子,我也没想到。”

曹禺是逐渐向“左转”的,他1936年起执教于南京戏剧学校,地下党员、校务委员会秘书杨帆对他的人生道路产生重要影响,杨帆和曹禺交往密切,常对曹禺讲些社会主义的道理。1938年,曹禺到达重庆,曹禺担任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理事,并和南开校友周恩来交往多了起来。周恩来看过曹禺的所有戏剧,赞扬《北京人》中对封建家庭崩溃的描写十分真实而深刻,赞赏《家》的剧本与演出,并经常与曹禺促膝谈心,甚至一谈就达十几个小时,甚至和吴祖光谈话时有一半的时间是在问曹禺情况。

曹禺也逐渐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1940年,毛泽东指示鲁迅艺术学院导演了曹禺的《日出》,并以鲁迅艺术学院的名义给曹禺发了贺电。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和平谈判时见到了曹禺,他紧紧地握着曹禺的手说:“足下春秋鼎盛,好自为之。”毛泽东所言的“好自为之”,在当时的意思应该是劝诫曹禺继续努力加油干,而非现在的含义即对他失望让他自己看着办,这说明当时毛泽东对曹禺很是欣赏、期望。曹禺后来回忆说:“只有20多人参加这次会见,我记忆中似乎都是进步的。沈浮对毛主席说,国统区太黑暗了,要到延安去。毛主席说,欢迎你们去延安,但只有小米招待大家。毛主席还对巴金说,我从前也相信过无政府主义,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啰。毛主席谈笑风生,对大家充满了关怀和期望。”

抗战胜利后,曹禺和老舍接到美国国务院邀请,前往美国讲学一年。1947年1月,曹禺悄悄回国,担任上海实验戏剧学校教师兼上海文华影业公司编导。曹禺参加了一个共产党员组织的读书小组,一起学习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及其他革命书刊,并有过一次“解放区之行”。一位解放区县长给曹禺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记得是在一个庙里,这个县长很年轻,农民打扮……这是我的一次看到共产党的‘县太爷’,一点而官气也没有。”

1948年,曹禺接到党组织让他转赴香港的消息很是兴奋,并劝自己的朋友留下,他的老同学孙浩然回忆说:“我和曹禺很要好。1948年他去解放区前夕找我,我们谈了很久。他谈得很严肃。他说,他经过多年的探索,逐渐明确了一条道路,那就是共产党才真正是为人民的,他要走这样一条为人民的道路。他说:‘我要走了!’希望我留下来,等待全国解放的到来。”转赴香港后,曹禺又和其他民主人士前往北京参加文代会、政治协商会议等。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时,曹禺如学者田本相所著的《曹禺传》里所言:“他的心情是振奋的,由一个受着压抑的时代跨进了一个新生的时代,真好像从一个旧的世界走入一个新的世界。天天都是令人鼓舞的消息,时时都碰到新鲜的事物。他受到党和人民如此地厚爱和信赖,使他由内心产生一种献身给新中国伟大事业的热情和信念。他的心是真诚的。他信任党,他愿意相应党的号召,接受领导上交给他的一切工作。他也很想把自己改造一番,去拥抱新的生活。”

于是,一方面曹禺积极从事新工作,担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全国文联常委、政协对外文化交流负责人等,忙于对外文化联络,参加土改,奉周恩来之命创作反映抗美援朝时期知识分子改造的剧本《明朗的天》……另一方面,他主动反省自我,“满脸进步相,开口改造,闭口学习”,1950年10月在《文艺报》发表文章《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几乎否定了自己过去的剧作,并认为“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阶级’这两个字的含义直到最近才稍稍明了”;1952年5月在《人民日报》发表《永远向前--一个在改造中的文艺工作者的话》,“我是一个从黑暗的旧社会里走出来的文艺工作者,虽然一直向往着光明,但自己的思想意识却受了相当深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新社会到来了,我居然成为千千万万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一员,成为毛主席文艺队伍中的一员,我是多么感激和骄傲!然而我又多么胆怯,仿佛刚刚睁开眼的盲人,初次接触了耀目的阳光,在不可抑止的兴奋里,又不知道如何迈第一步。多少年来,我脱离革命的群众,脱离群众的实际生活,我猛地见了一直在渴望着的光明事物,反而觉得不能像亲人一般地立刻拥抱它。我开始用心学习毛主席的‘讲话’……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我一定要学习得比现在更好。我自身的毛病会使我遭遇到很多困难,但我一定要逐渐把自己的思想情绪和工农兵的思想情绪打成一片。 这是不可移的决心”;曹禺还主动按照当时文艺界领袖周扬的文章《论〈雷雨〉和〈日出〉》来修改自己的《雷雨》《日出》《北京人》,如把鲁大海改写为具备“应有的工人阶级的品质”,在《日出》中增加了罢工斗争。

如田本相在《曹禺传》中所言:“曹禺是从国统区来的作家中,最早的一个反省自我的作家,没有任何外界压力,也没有任何外力的敦促,是他主动地对旧作进行自我批判。他以极大的勇敢和热情,要把自己煮一遍,吧‘自己的作品在工农兵方向的x光线中照一照’,挖去自己‘创作思想的脓疮’。”应当说,曹禺当年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是真诚的,他像很多当年从国统区来的作家一样,深感“脱离革命的群众,脱离群众的实际生活”,深感有愧于人民有愧于时代,深感共产党和新中国的伟大。但曹禺内心也不是没有挣扎,如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曹禺剧本选》时,曹禺又恢复了《雷雨》《日出》《北京人》三部作品的原貌;1954年排演的《雷雨》强调阶级斗争,曹禺也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我剧本里头没写这些东西”,但他在此后又多次对《雷雨》作了修改。

很快,文艺界开展了批判《武训传》、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等一次接一次的运动,曹禺“都未碰到他的头上。这一方面是因为领导上对他颇多爱护;另一方面,他确是真诚地奉献着自己的辛勤劳动。他真诚地相信党的号召,相信一切都不会错的。”曹禺也积极参与了这些批判运动,写了一些胡风、吴光祖、丁玲、萧乾等的文章,在批判自己老朋友吴光祖的文章《吴祖光向我们摸出刀来了》中写道:“我的感觉好像是,一个和我们同床共枕的人忽然对隔壁人说起黑话来,而那隔壁的强盗正要明火执仗,夺门而进,要来伤害我们。”他还奉领导之命创作《卧薪尝胆》,于1956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在1965年7月陪同亚非作家观看毛泽东畅游长江……

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文革”爆发后曹禺终究难以独善其身。1966年12月的一个晚上,红卫兵不容分说把曹禺从床上拖下来押走了。周恩来得知曹禺被抓后,亲自赶到现场对红卫兵说:“曹禺算什么呢?他又不是走资派。”因为周恩来的这话,曹禺被释放了,但还是作为“黑线人物”、“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被不断批斗,被抄家被关进“牛棚”被不停地外调,逢人就鞠躬九十度大喊“我是反动文人曹禺”……曹禺甚至曾跪在地上对妻子方瑞说:“你帮助我死了吧!用电电死我吧!”而他妻子方瑞则说:“你先帮我死好不好”,后来方瑞因为吃安眠药过度而于1974年去世。曹禺因为生病被“特殊照顾”,先是在首都剧场传达室打扫院落,后来又到北京人艺家属宿舍看守传达室,再后来又到北京郊区农场劳动改造,如他的诗歌所言:“孤单,寂寞,跌落在深血弥漫的地狱”。

曹禺后来回忆说:“‘文革’中,我思想混乱极了,我真的认为我的作品全错了,都是毒草。说我反共,我不承认,我们没有反过共。”他又和一位来访者谈到:“我的遭遇还算好的。被关了几年,后来又劳改。劳动本来是很好的事,如果把劳动当惩罚、侮辱,那就不太好了。不只要劳动,而且跟家里隔离,甚至影响到孩子,一直搞得你神志不清,最后甚至会自己也觉得自己不对……觉得自己是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造成自卑感,觉得自己犯了大错,不要写戏了,情愿去扫街。这种自暴自弃的思想就产生了,这种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

1976年“文革”结束后,曹禺终于“从大地狱里逃出来了”而“枯木逢春”。他又担任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北京文联主席等职务,他又忙着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又忙着写各种“应景”文章,创作周恩来嘱托的《王昭君》,“曹禺热”兴起了,“真不易”成为他的口头禅……虽然曹禺很想如老友巴金所期待的“把你心灵中的宝贝交出来”,“写出点像样的东西来”,也曾尝试过写“孙悟空”及续写《桥》等,可是因为“被势位所误”、“太听话了”、“太会做人了”等原因,他终究于1996年12月13日抱憾而逝。临终前在医院里,他的床头常放着《托尔斯泰评传》之类的书,“我要写出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甘。我越读托尔斯泰越难受。”他对自己之前批判老朋友吴光祖、萧乾等的言行也有忏悔,“那时,我对党组织的话是没有怀疑的。叫我写,我就写,还以为是不顾私情了。不管这些客观原因吧,文章终究是我写的,一想起来这些,我真实愧对这些朋友了。”吴光祖对此认为是曹禺“太听话了”,而萧乾则认为“他一生都在演戏,活得不真实”。

“苦闷”的曹禺创作的大多都是悲剧,而他的一生很大程度上何尝不是悲剧呢?“曹禺先生有点性格悲剧:又要适应这个环境,但是心里又不甘;要是不管环境逆潮流而动,说真话,动真格的,他又有点不敢”这种性格悲剧也导致了他命运的悲剧。他23岁写出了中国现代戏剧的巅峰之作《雷雨》,之后的《日出》《原野》《北京人》《家》等也堪称经典之作,可后来尤其是1949年之后几乎再无精品,他自己也说过:“至于我解放后写的这三部戏,就不必谈了……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正如他所感叹的:“做人真是难呵……明白了,人也残废了,大好的光阴也浪费了。让人明白是很难很难的啊!明白了,你却残废了,这也是悲剧,很不是滋味的悲剧。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太多太大了。”这何尝不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呢?正如曹禺所言:“中国的知识分子可悲,可怜,有时也是无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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