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严忠:人类为什么仍未击败新冠病毒?

2021-02-23 07:40

在乔·拜登总统就职典礼的前一天,美国死于COVID-19的人数已超过40万,达到历史新高。(图源:网络)
 
作者:黄严忠,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指导全球卫生治理系列圆桌会议;塞顿霍尔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本文英文版发表于2021年1月28日的美国《外交事务》网站。


 
在乔·拜登总统就职典礼的前一天,美国死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人数已超过40万,达到历史新高。前后不一和无能的唐纳德·特朗普政府造成了疫情的加剧,但新冠疫情超出了任何一个政府的控制范围,不管是政治、保护主义还是偏执狂。
 
在疫情初期,随着新冠病毒开始跨越国界,各国不顾世界卫生组织(WHO) 的建议,急于设置旅行障碍,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各大国没有共同努力遏制疫情的爆发,而是为谁应承担责任而争吵不休。科学研究被国家利益所吞并,而疫苗的开发和销售——专家们曾希望能在全球范围内解决全球危机——却扩大了健康方面的差距。

这种疫苗隔离的结果现在显而易见:截至1月25日,在全球管理的6810万剂疫苗中,没有一剂提供给低收入或中低收入国家。WHO总干事谭德赛(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上周说:“世界正处于灾难性道德失败的边缘。”指的就是疫苗获取方面的差距。
 
国际社会对应对新冠疫情的不协调、混乱和以国家为中心的反应,与国际社会对2009年H1N1大流行和2014年埃博拉疫情的反应形成鲜明对比。2009年,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众多大国的卫生部门交流了有关猪流感病毒传播的技术和信息,并加快了疫苗的开发,这一合作有助于对抗该病毒和后来的H7N9禽流感,该病毒很容易在2013年成为大流行病,但却被及时制止。

而在2014年,众多大国响应联合国和世卫组织的号召,向西非派遣卫生援助,帮助应对埃博拉病毒,特别是中国和美国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共同建设治疗中心、直接提供医疗用品——这对扭转应对埃博拉病毒行动的颓势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些分析人士因为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国际卫生合作的中断而指责世卫组织。平心而论,世卫组织确实犯了一系列错误。它迟迟不宣布此次疫情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显示出它无力以连贯和有效的方式执行国际卫生法规,并且在寻求中国在疾病监测和应对方面的合作时,过于听从中国的意见。

但这些问题并不新鲜。在2009年H1N1大流行期间,世卫组织向世界各国推荐了一套温和的减灾指南,但支持中国决定采取严格的遏制策略,发出了混合信号,似乎是为了讨好中国政府。而在2014年埃博拉疫情爆发期间,世卫组织同样迟迟没有宣布该疫情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但即便在这两种情况下,各国仍然找到了合作的方法,以阻止公共卫生紧急情况成为灾难性事件。
 
是什么使这次的情况有所不同?仔细审视国际社会对COVID-19的反应,就会发现有两个新的发展要素加剧了这一流行病的影响以及人类对疫情的反应:政治化和安全化。 
 
政治病毒


不仅仅是病毒的起源问题被政治化,世卫组织的反应也变得政治化。在COVID-19大流行之前,美国很少质疑中国对世卫组织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美国甚至在2006年和中国一起支持中国香港人陈冯富珍博士(Dr. Margaret Chan)当选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012年美国也支持她连任,当时她是唯一的候选人。)

但随着国际社会对COVID-19的反应与国内政治交织在一起,特朗普急于为自己疫情处理不当找一个替罪羊,因而指责世卫组织被中国操纵,尽管这个说辞缺乏强有力的证据。对此,中国政府指责美国"试图诋毁中国以推卸自己的责任"。
 
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不仅破坏了世卫组织对疫情如何开始进行独立、透明和彻底调查的能力(对此该组织至今仍未展开充分的调查),而且阻碍了世卫组织让各国迅速采取一致行动以阻止病毒传播的能力。美国和中国的紧张关系也使联合国安理会陷入瘫痪,安理会未能发布一项强有力的决议,动员联合国各机构对抗COVID-19,也未能建立一个附属机构来协调国际社会采取行动遏制这一流行病。

 
安全的假象

 
与该大流行病政治化同样具有负面影响的是,世界各国倾向于将这场危机视为国家安全问题。与以往大多数流行病不同的是,COVID-19几乎被每个国家认为是一种生存威胁——这反过来又使不受正常政治程序约束的反应变得合理。世界各国政府都推出了严厉的措施,包括封锁整个城市和街区,实施宵禁和旅行禁令,宣布紧急状态,并部署军队。

在美国,特朗普援引《国防生产法》支持其COVID-19的应对措施,并任命一名四星将军为美国疫苗行动 “战速行动”的首席运营官。这种战争的立足点不仅毁坏了各国帮助他人的道德义务,还使关键的医疗用品——包括个人防护设备和活性药物成分——比以前更有价值,更难采购。
 
在自救原则的驱使下,各国急于制定旅行限制和保护主义措施,同时相互竞购呼吸机和手术面罩。国际卫生合作,只要还存在,就会成为狭隘的国家利益的阻碍。中国拒绝了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在疫情爆发初期向中国派遣流行病学家的要求,美国后来以中国滥用国际卫生协议以增强其在国外的影响力为由,大幅削减了与中国的公共卫生合作。

同样的动力很快催生了疫苗民族主义,鼓励富裕国家与主要疫苗制造商达成单独交易,以确保优先使用。一些国家和地区订购的疫苗剂量比他们需要的多很多。例如,据报道,加拿大为每个公民保留了5至10剂量的疫苗。
 
由流行病驱动的中美均势的转变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基本恢复。中国的经济在2020年录得2.3%的增长,而美国则为负增长3.5%。两国之间的GDP差距将继续缩小,可能会加剧美国对中国可能取代其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担忧。而只要两国都从安全和竞争的角度来看待大流行病的应对,它们就会优先考虑公共卫生合作带来的相对权力收益而不是绝对权力收益。 
 
全球公益事业

 
尽管美国的大流行病来势汹汹,中国也爆发了令人厌烦的疫情,但世界正朝着大规模疫苗接种和群体免疫的方向发展。但是,两个超级大国必须共同努力,确保以后政治化和国家安全问题不会阻碍应对大流行病的国际合作。
 
为此,中美两国必须采取措施,化解政治和军事紧张局势。两国应该重新打开加强沟通的渠道,比如中美全面对话,这个对话机制在特朗普政府时期被中断。这种沟通往往被嘲笑为无用的对话,但它们可能会减少误判的概率,减轻安全风险。美国也可以利用这些对话来分享其在改善实验室生物安全和建立机构以促进药物开发方面的专业知识。同样地,军方与军方之间的交流也可以扩大,比如允许两国代表参观对方由政府资助的生物防御场所。
 
中美两国还应推动世卫组织的改革并加强世卫组织的能力和影响力,使其在协调国际社会应对未来全球卫生突发事件方面发挥更权威、更独立的政治作用。在分享与疾病有关的信息、消除误解和谣言以及调查疾病爆发方面,应给予世卫组织更多的自主权和更大的作用。这种改革将需要修改国际卫生法规,以改善成员国的遵守情况,并允许世卫组织收集自己的情报,以便它能做出更快、更好的决定。至少,该组织需要畅通无阻地进入疫情中心。
 
控制大流行病必须被视为一种全球公益,需要每个国家作出贡献。在全球传播链完全断裂之前,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幸免于COVID-19。因此,中美等经济大国应加大对COVAX(COVID-19疫苗的全球采购机制)的支持力度,这样才能确保全世界公平、公正地获得疫苗。
 
在这样一个充满挑战的时刻,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但紧急情况需要它。数百万人的生命危在旦夕。在遏制这种既无政治分歧也无领土边界的病毒方面,合作可以带来很多好处,而冲突则会带来很多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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