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议中美战争值得两国政府与人民深刻反思

习近平给拜登发去贺电，中美关系总算翻过去了特朗普这一混乱的篇章。回顾这段极其嘈杂、极度危险的时期，有很多事情都值得中美两国人民与政府深刻反思。

中美两国，一个是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第一大经济体，一个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第二大经济体，两国还同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本来应该作为国际社会的典范，担当起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稳定器角色，在新冠肺炎病毒威胁面前应该携手面对这一人类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却在过去几年迅速进入了新冷战状态，甚至连灾难性的热战也成为被讨论的话题，这真是一个极大的悲哀，是对两国政府与人民智慧的莫大讽刺。

中美冲突的根本原因

导致这场世纪大冲突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中美之间广泛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尽管中国没有主动挑战美国地位的初衷，也没有称霸的意愿，但是在客观上，中国崛起通过改变世界权力格局，动摇了原来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尤其是冷战后美国一支独大的单极世界格局体系。

在中国看来，中国的崛起复兴是历史必然，也是中国人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天赋人权”，随着中国经济体量增大和国家实力增强，必然需要更广阔的地域空间，会有更多捍卫本国利益的手段，同时也必然要更积极地参与世界治理。但是在美国看来，中国崛起的行为和结果却对美国的领导地位构成严重威胁，挑战到了美国作为世界霸主的基础要素与核心利益，是在和美国争夺领导权力，就算是中国再低调、再重申自己没有挑战美国的野心与意愿，感受到现实危机的美国也不会容忍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所以，美国打压遏制中国是一种出于捍卫本国霸权利益的政治本能，根本就没有道理可讲，两国的制度与意识形态差异只是一种操作起来简单有效的社会舆论动员手段而非冲突爆发的根本原因，蓬佩奥用“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划分当今世界，除了中国确实是个与西方不同并且经常就价值观问题和西方争吵的共产主义国家，更重要的是这一划分方法能迅速唤醒冷战时代西方社会对共产主义前苏联的恐惧，并且将这种恐惧投射到今天的中国身上，从而达到美国社会内部动员和联合西方国家孤立遏制中国的目的。

事实上，就算中国是西方标准意义下的民主制选举国家，只要发展到今天这种状态，也会刺激到美国的政治神经，美国也会找到其它方法，借助其它理由，打压、孤立和遏制中国。历史上的日本，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案例，要注意日本还是寄生于美国羽翼下的“非正常国家”，它仅仅因为在经济方面对美国构成挑战，就遭到华盛顿联手欧洲的种种打压，直到威胁解除。更何况中国是一个高度独立的共产主义国家，无论在幅员、人口、资源还是发展潜力上都远非当年的日本可比，而且中国几乎是在各个领域，都对美国霸权构成了实质挑战。

所以，中美冲突爆发的根源和主要责任在美国，是美国对中国崛起政治过敏，从西方强权政治的传统逻辑出发揣度中国，以单边主义的霸道行径挑起冲突，并加快了双边关系恶化的过程，加剧了双边关系恶化的程度。就中国来说，在中美实力对比仍然差距明显、发展经济民生的任务仍然十分繁重的情况下，肯定不想成为美国瞄准的对手，更不愿意和美国爆发战争冲突，回顾中美冲突爆发以来中国的做法，就能明显感觉到中国在反击时的理性与克制。

当然，中美关系恶化到今天这种程度，也不能说中国一点责任没有。中美关系有今天，是美国打压中国的结果，也是双方任性互动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尽管美方必须承担主要责任，中方也未能充分展现出遏制事态快速恶化应有的能力与智慧。

《孟子·梁惠王》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的说法，中美只有强弱之分，不能以大、小相论，但“仁”与“智”的要求放到这里同样合适。当然，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右翼保守主义和资本利益支配下的“不仁”，是当今世界混乱动荡和中美关系濒临崩溃的头号原因。

中国没有对抗意愿

所以，中美关系有今天，这个问题要从中美双方来一起拷问。对中国来说，当然不想和美国开战，甚至连和美国冲突对抗都不愿意。中国提出与美方构建“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为核心内涵的“新型大国关系”愿景，尽管没有得到美方的积极回应，从中美关系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看也有点一厢情愿的感觉，但它确实代表了中国希望中美关系能健康发展的良好意愿。

在两国外交实践层面，也能看到中方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特朗普发动中美贸易战后，中方一直强调“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把“不愿打”放到第一位就已经表明了中方态度，后来双方能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中方在对等原则之上的妥协也是重要前提。中美在其它领域的冲突，中国也普遍处于防守姿态，基本上都是美国先发起挑衅性行动，中国才基于利益或尊严需要进行对等报复。

即便在中美冲突最激烈的时候，中方从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到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再到外交部长王毅与驻美大使崔天凯等，都在表达希望停止冲突的意愿，在对等报复的同时，给双边关系改善留下回旋弹性空间。所以，从中方角度来说，战争根本就不在中南海的对美政策选项之内，中国有没有智慧制止战争发生，或者退一步说，如果战争冲突爆发，如何为战争冲突设定边界，不至于因为战争冲突而阻断国家崛起与民族复兴进程，才是对中国的最大考验。

美国是主要风险来源

和中国不同，美国具有挑起中美冲突乃至战争的一切条件和意愿。如本文以上所述，因为中国崛起对美国领导地位的威胁与挑战，再加上两国在制度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巨大差异，华盛顿政治精英早已就如何对付中国达成了跨党派共识。因为制度异化，美国两党之间、政府与国会之间、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陷入经常性撕裂状态，极难达成共识，但是在中国政策上却出奇一致的强硬，这几年来，几乎所有涉华法案都能以全票或压倒性多数票数迅速通过。

特朗普上任以来的几乎所有政策都被强烈质疑，另一方面，他几乎所有针对中国的打压制裁却得到了两党包括主流舆论的一致认同。甚至连原来最希望中美关系稳定的商界，也要么改变对华立场态度，要么失去了政策影响能力。在社会大众层面，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最新民调数据显示，有超过73%的美国人对中国反感。而经由政客们的甩锅操弄和中美在外交领域长达数月的激烈摩擦，新冠肺炎疫情又给两国本已脆弱不堪的关系重重一击。在这些普遍敌意支配下，军事上具有不对称优势的美国政府，尤其是在背后支配美国政策的深层政府，绝对不缺乏通过打一场热战以推动中美脱钩，迟滞中国崛起，乃至彻底消除中国威胁的意愿。

面对中国崛起带来的集体焦虑，经过特朗普主义充分动员的美国社会，是摆在民主党拜登政府面前如何处理中美关系的一道难题。不幸的是，民主党拜登政府也是这个动员机器的一部分，已经因中国的崛起变化和特朗普主义的社会动员而永久性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中美关系在拜登上任后会有一定程度的缓解，战争的风险或可暂时避免，但是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还会继续上升，如果美国接受不了中国崛起的现实，中国又找不到和美国和平共处的办法，双方的冲突还会继续爆发，战争在未来可能仍然不可避免。

事实上，从发动战争以打击削弱对手，毁灭对方经济，瓦解对方政治，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看，如果不局限于人们传统认知的“热战”，从两年前中美贸易战开始，特朗普政府就已经打响了针对中国的非传统战争，像是制裁华为，不就是以毁灭中国在5G领域的领先优势为目的吗？

历史上，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往往因为权力与利益的争夺总是掉进“修昔底德陷阱”，最后以战争作为消除冲突的终极解决方案，中美难道就眼睁睁要看着掉进这个火坑吗？中美开战不仅是世界的灾难，对中美两国政府与人民的智慧来说，也是极大的讽刺。希望在拜登任内，中美能“见仁见智”，找到一个妥善的相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