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内德·勒博: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再思考(1)

2020-10-01 10:04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署现场。(图源:网络)

编者按
理查德·内德·勒博教授是享誉全球的国际关系学者,著作等身,影响深远。其中《战争与和平之间》(1981)、《政治的悲剧想象》(2003)、《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2008)等专著已经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经典著作。如今70多岁高龄之际,勒博教授仍然笔耕不辍,近年来以每年两本专著的速度发表其研究成果。本文是勒博教授即将出版的反思国际关系理论的新著里的第一章,扼要阐述了他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看法。IPP评论特别组织将其翻译发表,分四篇连载,以飨读者。


理查德·内德·勒博教授

什么是国际关系理论?它是晦涩难懂的学科还是与现实世界相关?理论到底意味着什么?理论寻求或表现什么样的知识?在这个方面,诸多理论之间有什么不同?我们应该如何从概念和经验上评价国际关系理论?它们的成功和失败对于理论构建有什么启示?更通俗地讲,有关于理论的角色和对知识的探求,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告诉了我们什么?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在这本书和一系列配套视频中回答这些问题。
 
本书的读者对象是学生和我的同行们。如果你是一个新接触这个主题的学生和新手,我尽我所能让你熟悉核心概念,如本体论、认识论、范式、实证主义、诠释主义和证伪。我帮助你创建概念词典和开发分析技能,以理解和评估你在国际关系课程和阅读中可能遇到的任何理论。你还将了解知识的本质和掌握对它的探索。我希望我能在这个审问、评估和发现的过程中引起大家的兴趣甚至热情。
 
对于同行们,我将介绍一些你们可能知道但并不十分熟悉的认识论领域。我希望你能欣赏我对这个主题的新颖处理。这首先涉及我的组织方案(如下所述),然后涉及我对实证主义和诠释主义研究传统的处理,以及我对这些传统中内含的多样性和紧张关系的强调。最后,我努力展示每个传统如何能从其他传统中获益。
 
我的书在几个重要方面与其他书不同。我的主要兴趣不在于范式和嵌套在其中的理论,而在于理论本身。与其说这本书是讲国际关系理论的,还不如说这本书是讲理论本身。

当然,这两者是相关的,因为国际关系理论是社会科学理论的一个子集,反过来又与生物科学和物理科学的理论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也有区别。评估理论有两种方式:基于理论结构和基于证据基础。

这个理论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吗?它的术语是否有明确的定义,它的主张是否经过了仔细的说明规定,是否经过了经验评估?这个理论,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命题,是否提供了暂时有效或有用的解释或预测?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使我们了解研究自身的本质。它是否建立在关于什么是知识,以及如何获得知识的适当和现实的假设之上?
 
扎根于知识的理论路径往往包含了对世界的假定。寻找规律常性的定量研究追求预测,但假定一些被诡妙处理过的因果关系。诠释主义传统中的案例研究,侧重于原因,将解释从预测之中分离,强调所有社会知识的当地性。

理性主义的模型假定行动者之间有高度的工具理性存在,并且淡化了与模型无关的所有环境特征。大多数国际关系课程都是根据经验来评价理论的。我将重点放在概念评估上,它提供了对这些理论及其相关效用的不同见解。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两种研究方法应该联系起来,我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如何做到这一点。
  
国际关系理论的大多数论述都是按照范式或实质性的研究领域来组织的。以这种方式教授入门课程非常有意义,因为学生们对这些理论关于现实世界的解释感兴趣。我更多向内看而不是向外看,并且专注于认识论。它来源于希腊语单词(epistēmē),意思是知识。

我识别出人们所寻求的不同类型的知识,他们认为知识是怎样被发现的,他们相信自己什么时候发现了知识,以及为什么他们相信自己已经发现了知识,和他们认为这些知识对他们有什么用。在这个阐述的过程中,我将列出不同的方法来评估这些信念和主张。

我们将探讨知识的不同定义以及与之相关的研究项目,有时还有与它们相联系的制度或政治方案。科学探究不能脱离文化背景来理解,文化语境赋予了科学探究的形式,激发了研究者的积极性,促进了对某些特定类型研究的接受。我并不是说最好把社会科学理解为一项政治活动,而是说它必须结合背景环境来理解。这种认识也使制定合理的研究规程来指导和评估研究变得更加重要和困难。
 
所有理论都依赖于逻辑理性。在我看来,理性通常被不适当地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它被认为是普遍存在,在实施中不成问题。它是一种元概念,是所有其他概念的基础。根据马克斯·韦伯,我认为它在理解和使用上具有历史和文化上的特殊性。它与价值观密切相关,因为人们根据追求的目的使用不同的理性。

一些理论假定他们研究的部分角色的行为具有高度的工具理性。当然,这是一个双重意义上的经验问题。这些行为体的理性在多大程度上接近这些理论的假定?这要紧吗?我关注理性这个概念,并考察它的主观性对理论的一些可能影响。
 
另一个对理论同样重要的概念是“因”。不同的研究方案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它,也对它的功能有不同的侧重。有人认为它是世界的纽带和研究的目标。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一种人类人工制品,我们在不同程度上成功地利用它来理解这个世界。有些研究方案则完全不提供它。我探讨了这些对原因及其含义的不同理解。
 
我把一个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理论看成一个自然实验,我们可以了解这些研究项目和其嵌套理论,它们的基本特征、迷人之处和生命周期。它还可以教会我们一些关于理论和实践之间关系的东西。理论来来去去。这种更替刺激或反映了人们对理论是什么或应该追求什么的观念的转变。这些概念反过来又与我们希望理论服务的目的紧密相连。

二战后,关于理论的性质和价值的冲突,与有关个别理论和范式的冲突一样激烈,而且具有启示性。理论是我们研究领域的核心,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甚至可以说理论构成了国际关系研究本身,因为理论将国际关系学与外交政策的分析和历史学区分开来。

外交政策分析家和历史学家可能会使用理论,但国际关系学者创造了这些理论。这有一定的讽刺意味,我们依靠理论来界定和证明我们是一个独特的学术领域,因为我们的许多理论都是从其他领域和学科借用的。
 
我的书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导论,但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课本。我对主题的选择是有选择性的。我对安全及其概念演变说了很多,但国际政治经济就涉及很少。对于我的目的来说,这并不重要,因为任何一个子领域都是我展示问题和提供分析的工具媒介。我在知识和兴趣上的实质性不平衡,无疑归因于我的个人和教育经历。但这也意味着我可以有相当大的权威来处理这些主题。
 
许多军事政变是由上校执行的。他们在等级制度中的地位使他们与管理军队的将军们有了私人联系,但他们也与他们下面的军官们以及那些在一场成功政变中必须要占领总统府、议会、政府各部、无线广播和电视广播设施、火车站、机场和中央广场的普通士兵们接触。我不打算暴动。这个比喻很贴切,因为我是这一代人中的一员,与我们领域的创始人以及目前处于前沿研究领域的那些人都有私人关系,这类似于“上校”。
 
我在20世纪50年代末进入大学,那时我已经长大到可以认识汉斯·摩根索、约翰·赫兹、威廉·T. R. 福克斯、雷蒙·阿隆和哈罗德·拉斯韦尔,并与之共事。他们与E. H.卡尔、阿尔弗雷德·齐默恩、马格里·佩哈姆、赫希·劳特派特、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昆西·赖特、戴维·米特兰尼和雷蒙·阿隆一起,是第一代国际关系学者中最杰出的代表。

大多数人出生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或20世纪的头几年。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长大,并奋力于理解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发源。

我这一代的国际关系学者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包括约瑟夫·奈、罗伯特·杰维斯、罗伯特·基欧汉、布鲁斯·拉塞特、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和珍妮丝‧史坦。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或刚结束时就开始上学,看着冷战展开。我们的学生,尤其优等生现在正处于事业的巅峰。

我们还认识一些重要的学者,并与他们一起工作,这些学者都是在奠基一代和我们自己之间成长起来的,如卡尔·多伊奇、马丁·怀特、赫德利·布尔、苏珊·斯特兰奇、厄恩斯特·哈斯、肯尼思·沃尔兹、亚历山大·乔治、罗伯特·吉尔平、斯坦利·霍夫曼以及奥利和卡列维·霍尔斯蒂。这群人处在一个独特的地位上,并不比其他人更重要,但能够向前看和向后看。这是因为我们的人际关系跨越了我们整个领域的第一个世纪。我们熟悉创造国际关系学的那些人、他们的直接继任者,以及我们之后的两代人的信念、期望、议程和成就。
 
我对主题的选择、介绍的顺序和方式、我提出的问题,以及我提供的判断,都反映了我几十年来对国际关系研究优缺点的反思。我相信我有一些值得对任何对国际关系理论感兴趣的人说的话,包括那些对此进行非常不同的架构和评估的人。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区分了“活的”和“死的”真理。死的真理是没有人需要捍卫的正统观念。它们到了如此制度化的约定俗成的程度,以致失去了它们作为思想的力量。在与持不同政见者打交道时,人们可以依靠胁迫代替劝说。

活的真理不是制度化的,而是由那些在个人生活或职业生活中的人来实践的。他们依靠贯穿论证和例子的劝说来说服别人相信他们的价值。活的真理必须保护自己对抗日常的挑战。(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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