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和平转型三个制约条件 ——就制度转型思想理论资源商榷于蔡霞女士

2020-09-21 13:50

论中国和平转型的三个制约条件

——并就制度转型思想理论资源商榷于蔡霞女士

(2020年9月18日)

高 寒

内容提要

眼下,由于一场人为的世纪大瘟疫,一场超限的诉诸生化武器的不宣而战,便骤然地将这种文明的较量、文明的碰撞变得尖锐了起来,使中国的大变局已迫在眉睫。

你要到体制外去寻求转型正义、转型合法性和转型正统性么,那你就只能干革命推翻现行制度;你要追求改良,追求和平转型么,那你这转型正义、转型合法性和转型正统性资源,就还只能从现行体制的道统法统中去寻找。二者必居其一。

即使在今天,在整个中国共产党党内,整个官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均无人敢面对“后发国家的共产党人不干资本主义文明,就必然干皇权文明复辟”这个既是残酷现实,又是前沿理论的要害命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可贵的品格就是彻底。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谁说共产党人就不能干资本主义?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共产党人还就不能不去干资本主义;从而在今天的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完全应当理直气壮地大干资本主义:不仅要引进资本主义的市场文明,还要引进资本主义的宪政文明,更要引进资本主义的多元文明。

  目录

一、今日中国制度转型合法性资源:马克思主义还是自由主义?

二、理论最可贵的品格就是彻底

三、自由主义对于今日中国可用于革命却无法用于改良

四、今日中国“市场-宪政-多元”和平制度转型三要素

五、“崽卖爷田不心疼!”

 关键词

超限的诉诸生化武器的不宣而战,市场-宪政-多元制度和平转型

苏版马列主义教,东方马克思主义,既给革命压力也给下楼梯子

近日,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女士,因其为任志强仗义执言,剑指习近平而被开除出党一事,又将和平转型,革命与改良这一类经久不衰、常说常新的世纪话题给重新提了出来。在陆续流出的蔡霞女士的几段语音中,有一段从批评“党主立宪”谈起,进而说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宪政转型思想理论资源上的迷茫和蹉跎。蔡霞女士曾经是一位官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像许许多多思想解放的中共党内学者、官员一样,从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苏版“马列主义”(实为斯大林主义)教的质疑,渐渐地走向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迷茫、怀疑、解脱、乃至诀别。尤其是面对现实政权那病入膏肓、越演越烈的制度腐败和说教虚伪,一大批中共老党员、老干部、资深“官马”学者们,最终纷纷走向了拥抱自由主义,少数甚至皈依了宗教。以至于有时甚至让人疑惑,在中共党内还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吗?中共党内改革派中就无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改革派了吗?

一、今日中国制度转型合法性资源:马克思主义还是自由主义?

蔡霞女士质疑和反驳了“党主立宪”论——此论不过纯属生搬硬套君主立宪制而已,并还以西班牙模式为参照系来支持自己的反驳。不过在我看来,蔡女士所反驳的还仅仅限于操作层面,即质疑于“党主立宪”的可操作性。至于在中国转型正义、转型合法性和转型正统性的思想资源上,驳者蔡霞与论者冯胜平,均隐含着一个既定的、似乎不言而喻的共识:中国共产党应改信自由主义,应当用自由主义去改造中国共产党,或甚至干脆举自由主义旗另行组党[1]

对于这个在许多人眼中似乎已属不言而喻的大前提,我倒一直颇不以为然。以下这段话,摘自本人两年前的一篇文章: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冯胜平先生,前些年在他陆续写给习近平的好几封洋洋洒洒的万言信中,照搬君主立宪制而提出了“党主立宪”。尽管其设身处地,苦口婆心,竭尽进退得失的功利考量,但却仍可一言以蔽之:要中国共产党改信自由主义。这就犹如要无神论者去信神,基督教徒改信伊斯兰教、佛教;或者反过来,要有神论者改信无神论,要伊斯兰、佛教徒去改信基督教。其强人所难,莫此为甚!故他字里行间中那不言而喻的意识形态优越与傲慢,与其文字上的放低身段和情真意切,恰成尖锐反比[2]

蔡霞女士认为,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宪政制度和平转型,面临两大困难:第一,在中共自身的道统法统中,找不到转型正义、转型合法性和转型正统性的思想理论资源,即使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也只有其萌芽,并缺乏系统阐述[3];第二,现行体制带给中共权贵集团的既得利益实难割舍[4]

在我看来,这两条均打在要害上:第一条务虚,谈价值观,管战略,管方向;第二条务实,涉可操作性,管策略,管路径。然而,这第一条不解决,第二条又何从提起?质言之,对上述第一条作何选择,将决定着对第二条的解决,是革命还是改良,是战争还是和平。

可在这里,蔡霞女士谈论的,却是体制内外许多人所期盼的“和平转型”。

既然是制度转型,这就意味着是对旧制度坚定不移的否认,意味着这个旧制度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它必须转变为新制度。所以,中国不仅是要政治体制改革,更必须是要政治制度变革。

同理,既然是制度的和平转型,那就意味着这个转型只能是在承认现实,基于现实前提下的否认;只能是在承认既定道统(思想资源),和既定法统(国家体制)前提下的否认。一句话:即在承认中的否认;也在否认中承认。

总之,对现实,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正视不正视的问题。古今中外的一切改良,其实就都是在为这个“承认的否认”或“否认的承认”作出诠释。

蔡霞女士说,在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中,找不到转型正义的思想资源,此议颇值得玩味,也颇值得商榷。

其实,认为在今天的中国要进行一场“市场-宪政-多元”的制度转型,在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中,在中共的老祖宗那里,几乎找不到任何思想理论资源,这从来都是中共改革派的一个短板。即使在当年思想最解放的邓胡赵蜜月期,也不过如此。也正因为这样,党内改革派在所谓“姓社姓资”的论战中,从来都是处于下风:总认为这制度转型,在中共的道统法统上并无其正统性,合法性和正义性。故说起话来,理不直,气不壮,干起事来,也胆不足,腰不硬。据说,在当年赵紫阳智囊团中就常有一句无奈加自嘲的口头禅:“什么是社会主义,这谁说得清楚?”于是,他们才常在理论上打擦边球,玩模糊状。什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什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不一而足。后来以邓小平南巡为标志,中共的改革理论,其最前卫也至多只走到“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和姓社姓资“不搞争论[5]这种折衷主义的地步。即使在今天,在整个中国共产党党内,整个官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也无人敢面对“后发国家的共产党人不干资本主义文明,就必然干皇权文明复辟”这个既是残酷现实,又是前沿理论的要害命题[6]

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必须要旗帜鲜明地的提出“制度转型”,而不是那吞吞吐吐、扭扭捏捏、模模糊糊的所谓“治理模式现代化”?这就涉及到对当今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了。正像看一个人不能仅仅看他的自我标榜一样,看一个社会制度,也不能只看当权者的自我标榜。今日中国到底姓“社”,姓“资”,还是姓“封”[7]?对它的判断,便直接关系到今天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国策的基本性质。今天完全可以这么说,中国共产党这四十年来,在改革开放国策上的反反复复,其根本原因,就是它根本不敢正视今日中国社会的性质,实质上早就是一个复辟了的宗法专制皇(特)权社会,或一个低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前资本主义社会。更准确地说,即一个中世纪似的、前现代的宗法专制皇权社会,向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

可见,不正本清源地回到马克思主义,不彻底反思自“十月革命”以降的整个东方革命所走过的历史大弯路,不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地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中国共产党也就当然无从找到今日中国“市场-宪政-多元”之制度转型的思想理论根源了。

就拿蔡霞女士当年也倾注了相当热情、且至今还时常流连的“三个代表”论来说,它至多也不过是中国共产党曾在保住一党专政,避免宪政转型的大前提下,试图将那自由主义与马列主义教作某种实用主义嫁接的理论包装而已。这场由当今中国佞臣之首所操刀的大型机会主义意识形态化妆,其注定无疾而终,这只需看看当年赫鲁晓夫的“全民党”理论的夭折,就足见其前车之鉴了。

中共党内的改革派们,尽管在显意识上,均无不明白应当打碎苏版马列主义宗教的枷锁,然而在潜意识中,却又深陷这个宗教而不自知。因为他们至今也分不清马克思主义与“马列主义”教的质的区别,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譬如,不假思索地将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与实践排除在马克思主义之外;不假思索地以为干资本主义就无条件地与马克思主义无缘;凡共产党人只能无条件地干社会主义,……等等。正是这种宗教教条枷锁般的禁锢,使得邓小平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出了名为“四项基本原则”,实为专制皇权原则的紧箍咒,从而让胡耀邦、赵紫阳们突破禁区的探索,在“老人党”的干预下败下阵来;还是这种宗教教条枷锁般的禁锢,才使得中共党内至今左倾机会主义阴魂不散。如此才使得不受制约的权力之恶与被权力扭曲的市场之恶两相叠加,更让中国式腐败登峰造极,乃至狂妄至极地还意欲用此中国模式征服世界。

正因为中共党内改革派几十年来,均一直没能从中共的道统法统中,发掘出今日中国在“市场-宪政-多元”转型正义、转型合法性和转型正统性上的思想理论资源,既没有从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从中共革命史中,理出一套中国今日制度转型之正义性、合法性和正统性的改革基础理论,故才一步一步地转向了自由主义,一步一步地告别了马克思主义。从老一辈的李慎之、谢韬、李锐,到晚一辈的辛子陵、蔡霞们,似乎均无不如此。

中共党内改革派只看到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对立,却看不到二者之间的逻辑联系,尤其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扬弃关系。如此一来,在价值观层面,似乎离开了自由主义就无转型正义,似乎不告别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制度转型将无从谈起。而在操作步骤层面,既然已将中共的道统法统之正义性、合法性和正统性拱手相让,或弃之如敝屣,那么,面对中共权贵利益集团因恐遭自由主义转型正义清算的同仇敌忾,面对权贵利益集团以中共正统自居,高举中共道统法统大旗的反改革开倒车坚固联盟,也就只好一筹莫展、束手无策了。

可你既然是在谈制度的和平转型,倘没有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推动,又哪来这制度的转型?哪来这转型的和平与平稳?!更何况,既然这改良、改革必须直接由统治者来推动,那么古今中外又哪会有一个统治者自己挖坑埋葬自己的改革?英国光荣革命不是,日本君主立宪不是,同样,弗朗哥-卡洛斯模式,蒋经国-李登辉模式也不是。即使最终导致苏共瓦解,以失败而告终的戈尔巴乔夫的改良模式,就其初衷而言,仍旧不是。

就拿如今颇受中国自由派们所青睐的西班牙模式与台湾模式来说,这两个现代右翼极权专制,均无不是首先从自身意识形态,自身道统法统中,各自找出了自身与自由主义,与“市场-宪政-多元”文明的某种同源性关系,故由其统治者所主导的制度和平转型与平稳过渡,才得以发生。

可今天主张中国和平制度转型的中国体制内外的自由主义者们,却是既要谈和平转型的改良,又偏要到现行的道统法统之外去寻求转型正义、转型合法性和转型正统性的思想资源。他们完全不懂得:你要到体制外去寻求转型正义、转型合法性和转型正统性么,那你就只能干革命推翻现行制度;而你要追求改良,追求和平转型么,那你这转型正义、转型合法性和转型正统性资源,就还只能从现行体制的道统法统中去寻找。二者必居其一。

所以,今日中共党内改革派轻易地抛弃马克思主义,直接去举自由主义旗是不智的。它的客观效果,就是让斯大林的“马列主义”宗教更加猖獗,利益集团的反改革、反制度转型之同仇敌忾更形牢固,让中国共产党业已持续70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及其由此导致的宗法专制皇权文明的大复辟越演越烈。

二、理论最可贵的品格就是彻底

然而,理论最可贵的品格就是彻底,“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8]正因为理论的不彻底,才使得中国共产党至今没能从根本上摆脱那个把马克思主义宗教化了的苏版马列主义;也因为理论的不彻底,才使得中国共产党至今没能对建国以来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来一番根本的清理;最后,还是因为理论的不彻底,才使得中国共产党从邓小平那“实用主义为王”的跛脚改革,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日全党全局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大复辟。

马克思主义的最大历史贡献,就在于将人类数千年来延绵不绝的平等、自由、均富、公正、……这些素朴社会主义理想,从空想升华为科学。我们知道,无论在东方文化还是在西方文化中,对人间不平的批判,对大同社会的向往,均不绝于缕。所有这一切人类文明长河中永远闪烁着理想光辉的思想结晶,尽管形形色色、林林总总,但均无不蕴含有一大共同特征,即认为要实现人世间的平等、自由、均富和公正,要达到那自人类产生以来便殷殷以求的大同世界,就都是可以通过对正义原则的发掘和探索,通过对理想模式的论证和设计来实现的。而唯有马克思主义,才破天荒地提出了与所有前人均截然不同的人类社会解析模式,一种全新的有关人类发生、发展、演化和变迁的世界观。这个全新的世界观在十九世纪中叶一经问世,便立即作为一个标志,将马克思主义与人类思想史上所有汗牛充栋的其它各色学说区别开来,且迄今亦然。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简称历史唯物论或唯物史观。

从一般意义上说,既然“自然科学往后将包含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9];从特殊意义上说,既然世间万事万物千姿百态、互相区分的内在根据,正在于各事物自身的质的规定性,那么,是否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否修正、违反、背叛或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归根结底,不就应当如同自然科学一般,以马克思主义质的规定性为其评判准绳,并在此公设前提下以实践结果为据吗?历史唯物论之于马克思主义,就如同牛顿定律之于经典力学,进化论之于达尔文主义,相对论之于爱因斯坦学说,证伪说之于波普尔科学哲学,……等等一般,均构成了特定理论与其它理论相区别开来的质的规定性。离开历史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可以是其他任何理论,却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由此可见,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唯物主义,也唯有历史唯物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灵魂和生命,才是马克思主义之为马克思主义的质的规定性。既然唯有历史唯物论,才将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其它形形色色的学说区分开来,仅此即可见,任何只敢在马克思主义的次级、派生理论上挑战马克思主义的各路英雄豪杰,只要你不敢面对历史唯物论,你就休谈驳倒马克思。这就如同任何人不敢面对E=mc2,就休谈驳倒爱因斯坦一样。所以,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首先得坚持这个历史唯物论,要捍卫马克思主义,就首先得捍卫这个历史唯物论。

于是,只要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理论峰巅上去俯瞰我们过去所走过的道路,去审视那个纠缠了中国共产党大半辈子的“两条道路斗争”,去回顾国际共运中的风风雨雨,你就会获得一种从未有过的解放感:谁说共产党人就不能干资本主义?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共产党人还就不能不去干资本主义;从而在今天的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完全应当理直气壮地、甩开膀子地大干资本主义:不仅引进资本主义的市场文明,也有引进资本主义的宪政文明,还要引进资本主义的多元文明。惟其如此,执掌政权的后发国家共产党人,才有可能抵制形形色色的打着“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旗号的宗法专制皇权文明的大复辟,并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合格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如果说,毛路线的前三十年,是全面抵制资本主义文明的三十年,那么,邓路线的后三十年,则是抵制资本主义宪政文明和多元文明的三十年。前者,造就出一个贫穷、落伍的中国,而后者,则产生出一个畸形、腐败的中国。尽管两条路线曾斗得你死我活,但二者却在共产党一旦掌权,就绝不分权、绝不让权这一点上,是息息相通、同气相求的。

或问:“不干社会主义还是共产党人吗?”

答曰:“不讲唯物史观能是共产党人吗?”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与阶级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鲜明无产阶级性是寓于其严整的科学世界观之中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东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面临着一个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截然不同的历史任务:只有今天发展资本主义,才可能明天建设社会主义;只有首先支持资产阶级革命,才谈得上未来干无产阶级革命。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明,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更不可能在一个小农经济如汪洋大海的传统自然经济基础上,平地一声春雷地蹦出来。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文明只能在充分发育的资本主义文明中,借助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可能孕育和发生。因此,任何拒绝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主义,不仅在逻辑上、而且在事实上,就统统应被归属为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被尖锐批判过的封建社会主义,即一种低于历史发展阶段的过时的人类文明。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论述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多半还属对未来理想的憧憬;如果说,列宁于1907年提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毛泽东于1938年提出新民主主义论,其着眼点均还在夺取政权上的话,那么,到了1917年11月和1949年10月,分别摆在俄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历史性课题,就骤然具有全新的意义了:资本主义文明历史阶段必然性,会因为共产党人胜利地领导了资产阶级革命并执掌政权,而成为可以跨越、可以绕过或可以省略的吗?

自俄国“十月革命”以降的整个国际共运史,均在在地证明:靠着武装革命夺得政权的共产党,无论当时其革命雄风是何等的摧枯拉朽,但对于那在本国还处于萌芽、成长、上升、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是绝无可能仅凭一纸法令,凭靠国家暴力,就能直接加以废除的。同理,一个崭新的、高于资本主义文明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政治制度,也是绝无可能在它的物质生存条件在资本主义的胎胞里孕育成熟之前,仅靠国家强制力就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若硬要用国家权力去挑战历史必然性,那是不可能不碰得头破血流,不可能不受到历史必然性惩罚的。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当年第二国际各国社会党人争论过,俄国社会民主党即后来的苏联共产党内争论过,此后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内也争论过。近七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建国理论与实践,它所走过的弯弯曲曲的试错道路,它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路线斗争,归根结底,均无不受这个争论的影响,并历经数代,绵延至今。事实上,赫鲁晓夫改革的失败,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乃至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失败,和毛泽东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失败,甚至还有斯大林模式和波尔布特模式的失败,以及今天邓小平模式的踯躅不前,……等等、等等,均无不与此争论有关。

是的,在夺取政权以前,无产阶级可以也应当领导资产阶级革命,这在中国共产党内已没有争论了,硬要“毕其功于一役”地去干社会主义,当属左倾机会主义,对此,党内也早有结论了。并且,在共产党夺得政权之初,还会有着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发展资本主义,对此也已没有争论了。如今真正的争议点则在于:是否承认东方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在夺取政权阶段要干(领导)资产阶级革命,而且在夺得政权以后还要干(领导)资产阶级共和国?

这里所讨论的,可不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和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提及的那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10],而建设一个有着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型资产阶级共和国,一个每日每时都在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必然阶段,一个中国共产党既熟悉又陌生的新民主主义升级版。

这里所谈论的“东方后发国家”是这样一类国家:在那里,“权利平等”还是一种新生事物,还是一种理想和追求,还属一种尚待落实的国家宣示。在这样的国度里,各种各样的身份识别,血统的、地域的、官位的、……,像一张张大网笼罩着每一个人,既包罗万象又层出不穷。人生而不平等,不仅是事实上的,还是条文上的,尤其是潜规则上的。这是特权文明的末期,衰亡着的特权文明与新诞生的权利文明同时并存,前者尽管猖獗但基本靠潜规则生存,后者尽管孱弱但已开始占据着明规则。

是的,正是因为站在列宁、毛泽东那悲壮失败的肩头,我辈今天才终于发现:一切后发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既要胸怀共产主义理想来领导资产阶级革命以夺取政权,还要胸怀共产主义理想去领导整整一个时代的资本主义文明制度建设。只有后者成功了,前者的成功才能得到最终的巩固;只有后者成功了,才谈得上向下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过渡。这是摆在新一代东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崭新的历史课题。这个三百年前在英国,两百年前在法国,一百五十年前在美国,由资产阶级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如今则要由具备彻底唯物史观的共产党人来承担了。无疑,这一课题,对于如今陷入改革困局的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极具挑战性。因它在迄今为止的所有马克思主义本本中,从未曾有过。

然而,在列宁之前,有过“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吗?在毛泽东之前,有过“农村包围城市”和“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吗?更何况,如果说,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落后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还只能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一场新型的资产阶级革命,那么,这同一个历史发展不平衡性,难道就因为共产党人打赢了内战、夺得了政权就突然不翼而飞了吗?换言之,既然由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一种区别于旧式民主革命的新式资产阶级革命,那么,由共产党所领导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否也可以是、应该是、或必须是一种区别于旧式资本主义的新式资本主义制度、区别于旧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新式资产阶级共和国呢?

中国共产党当年在打天下时,毛泽东曾反复教育全党,中国革命不能跨越历史阶段,共产党现在所进行的革命,还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正是这种对历史必然性的清醒认识,顺乎了历史潮流,才使得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并最终夺得了全国政权。同理,难道不也正因为毛泽东执政后在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上陷入了某种盲目性,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陷入了某种空想,即欲跨越、绕过或省略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来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才致使建国后的前三十年走过一段很大的弯路,才致使即使已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仍包袱沉重吗?

然而,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已刻不容缓地把这个问题又重新提到了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终于突破重重障碍曾产生过理论飞跃,而承认了市场经济为今日中国之必需的中国共产党,今天还可能突破重重障碍再来一个理论飞跃,而承认民主宪政也为今日中国之必需吗?已成功地领导了中国经济市场转型的中国共产党,还会成功地领导中国政治的民主宪政转型,以使中国经济的市场导向进入一个健康而平稳的轨道吗?

毋庸讳言,历史唯物主义这面大旗,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不可抗拒这面大旗,却只有共产党人才能高举,只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高举。自由主义者压根儿就不相信人类历史发展有规律可循,压根儿就不相信“历史必然性”这一说。他们的全部理论基础就是唯心史观的抽象人性。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不屑一顾、也一窍不通。因此,中国共产党之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框架内转思想弯子和理论弯子,就自然不可能在他们的视野之中了。这也是他们那一套自由主义宪政理论,根本就搔不到当今中国制度和平转型痒处的原因——这当然也包括了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派。至于作为自由主义旗帜的“普世价值”,就其具体内容而言,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也确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对之完全可以拿过来,用唯物史观加以改造,为我所用。总之,对于自由主义,对于普世价值的挑战,过去总是屡屡被动,根本原因在于自己手中的马克思主义不纯正,用的大都是苏俄牌赝品;加之死守完全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不愿正视现实中的阴暗面,故常常显得要么说不起硬话,要么强词夺理,反显底气不足。

由此可见,对于当下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要么当仁不让,站在唯物史观的理论制高点,毅然决然地担当起中国民主宪政转型的历史重任,并将这个转型的主导权牢牢地操在自己手中,以建设一个新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即以自己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所引领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么则拒绝宪政,抵制宪政,从而也就不期然地将中国宪政转型的领导权拱手让与自由主义,并在客观上用自己的手将自由主义推上历史和道义的双重制高点,使之主导着中国政治转型的话语权。如此也就完全和彻底地走向了自己初衷的反面,不仅守不住老一辈共产党人浴血奋战打下的这个家业,而且还让自由主义——其背后站着强大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所主导的这个中国政治转型,来整个地清算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中国革命。

这就如同当年,同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由大资产阶级去领导或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结果将迥然不同一样。今天,中国的民主宪政转型,由中国共产党自己来主导,还是由中国自由主义来主导,其结局将会是迥异的。明乎此,就不难明白,今天在中国宣称“五不搞”[11]、“七不讲”[12],就正像当年宣称“为中共100%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一样,乍看上去,意识形态正统得很,政治也正确得很。但实际上,形“左”而实右,因为它的实际结果只能导致放弃共产党对政治转型的领导权,只能导致另类转型后的共产党人遭清算。

现在回过头去看,无论是毛泽东当年在延安打出“在中国干资本主义100年”的新民主主义旗帜[13],还是邓小平后来在北京打出中国改革开放“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的旗帜[14],均不过是中国共产党分别从自己打天下或坐天下时代的屡屡挫折中,不得不突破了斯大林主义(学名:马列主义)的教条,开始触摸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历史唯物论,开始领悟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本义——社会主义文明只能以资本主义文明为历史前提和逻辑前提——而已。

诚然,无论从毛泽东其后在建国实践中的反复,还是从邓小平后来在改革开放中的反复,均在在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两位历史强人,当年分别对苏版马列主义教科书的突破,对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把握,均最终不无遗憾地还都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但即使如此,即使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感性把握,这种认识对实践的反作用,却也又都实实在在地分别给中国共产党的两个时代带去了立竿见影、突飞猛进的旧貌换新颜。

今天,已到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来的时候了。如此,中国共产党将凤凰涅槃,再创辉煌;否则,中国共产党将难逃李自成、洪秀全的宿命,再时髦的摩天大厦和西装革履,也难掩其瓤子深处的农民革命致命伤: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习近平今天面临的真正挑战,中国共产党今天面临的真正挑战,其实正在这里。

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还只有过夺取政权前共产党人干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却从无夺取政权后的共产党人还得干资本主义的理论。不仅如此,在列宁之前的整个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武库中,根本就缺了东方后发国家的共产党人干革命这一大块。质言之,对于东方后发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其成功地领导了本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并取得政权后,究竟该走怎样的必由之路才不致因违背历史必然性而受到历史规律的惩罚,这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理论中,迄今还是一大空白,有的也只是唯物史观的一般指引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总原则。而无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均也只留下了既成功又失败的艰苦探索记录。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今天所面临的宽严皆误、左右不是、进退失据、反复折腾的困境,就绝非来自战术层面的失误,而是基于战略层面的失误了。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今天要再上一个台阶,就绝非只从改革开放的应用理论入手,而尤其应从改革开放的基本理论着眼了。

三、自由主义对于今日中国可用于革命却无法用于改良

可见,在今天的中国,自由主义可以是打倒中共、推翻中共的革命理论,却不可能是变革中共、改革中国的改良理论。

何以见得?

从终极关怀层面上说,在自由主义看来,中国应实行市场经济,是因为市场经济符合人的本性;中国应实行宪政民主,也因为宪政民主符合人的本性。总之,历史可变,人性永恒。

诚然,自由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所一直奉为圭臬的苏版“马列主义”教,及其所建立的那个小农-封建社会主义极权专制制度,确实具有相当的批判力度,也确实有着某种历史正义性和道义制高点。但是,鉴于自由主义价值观中那抽象人性论和永恒正义观,故便使它很难理解历史由此及彼演变的内在必然性。自由主义不承认任何“好”与“坏”,“正”与“邪”,“善”与“恶”,……诸如此类,均无不是在特定的历史必然性中生成、演变和转化的,不承认在特定时空下的“好”、“正”、“善”,可以转化为另一时空下的“坏”、“邪”、“恶”,反之亦然。因此,在中国自由主义者们——从最激进到最温和——眼中,均无不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今天这么坏,那是因为它从来就坏,一开始就坏,更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坏、就邪、就恶。他们不承认中国共产党100年来,有一个从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代言人,而逐步转化为一个新的剥削阶级与压迫阶级的过程;有一个从与人民鱼水情的革命派、真老虎,而逐步转化为如今风声鹤唳的反动派、纸老虎的过程。一句话,他们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有一个从曾经的历史进步,转化为今日之历史反动的演变过程,更尤其不承认这种演变中的历史必然性。

如此一来,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先验地完全否认中国共产党有着其内在可变性的理论,又怎么可能会成为今日变革中国共产党,从而变革中国的改良主义理论呢?因为“变革”、“改革”,无非就是寓“革”于“变”,寓“革”于“改”、寓质变于量变中而已。改革在政治学上的意义,无非就是一种不改变其道统法统的变革,或从特定的既定道统法统中生发出来的变革而已。换言之,所谓中国共产党改革之不言而喻的含义就是、也只可能是:让中国共产党新生,让中国共产党凤凰涅槃,让中国共产党变得更“好”而已。可自由主义又恰正是在这形而上的层面,在基本价值观层面,断然地否认了那“好”与“坏”,“正”与“邪”和“善”与“恶”之互变的可能性,断然地否认了中共基于自身道统法统有弃旧图新的可能性。这便使得自由主义与中共的改革理论,不能不内在地存有一种悖论。此其一。

其次,依据自由主义的“理性经济人”逻辑,中国共产党人今天的“利益最大化”,便理所当然地要以保住现政权为“悠悠万事,惟此为大”了。如此一来,中共拼死抗拒任何以清算中共为归宿的制度转型,也才最符合这个“理性经济人”逻辑。既然如此,这个先验地将中国共产党判定为基于其自身道统法统而不可改革的自由主义,这个不砸碎中共道统法统似乎中国就不会有制度转型的自由主义[15],又怎么可能在形而下的层面,即可操作的步骤、路径层面,去首当其冲基于利益机制而瓦解既得利益集团的同仇敌忾,从而使自由主义成为今日中国从上而下推动的改良理论呢?

由此可见,自由主义无论从何种意义上,即无论从价值层面还是从操作层面,都无法成为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国策的理论基础。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赵紫阳智囊团中一大帮文人,总是试图从自由主义视角去解读共产党改革开放而最终走不通的原因;这也是当年八九学生背后“长胡子的黑手”们,曾试图用自由主义去引导学生与共产党对话最终无功而返的原因;并还是多年来中国的自由主义只能在大学校园内,在知识菁英圈中活跃,或即使在改革话语中,也总体只能从工具理性角度被偷运,被用于给中共的改革开放国策打打补丁的一个根本原因。

如此一来,无论从价值层面还是从操作层面上看,你要坚守自由主义么,那你就别谈什么共产党的改革开放;你要谈共产党的改革开放么,你就只得摒弃自由主义了。质言之,自由主义在今天的中国,它可以用来打倒和清算中国共产党,却无法用来变革和改造中国共产党。即使是自由主义中那最温情脉脉的“党(君)主立宪”论,它也实际上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改革无缘,与中国制度的和平转型无缘。

诚然,正是在当代中国的再次资产阶级革命这一历史节点上,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在其政治主张上存有某种重合点,故二者完全可以是这一场伟大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同盟军。但是,在承认这点时也必须清醒:今天中国的再次资产阶级革命,由改革后的中国共产党来主导,还是由中国自由主义(政党)来主导,中国之宪政民主制度的转型,在其步骤、方式、过程、范围、层次、趋势、结局、后果、展望……等诸方面,无论是对于中国共产党,还是对于整个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世界格局,都将会是大不一样的。

因此,对于今日中国的制度转型,就要么是由改革后的中国共产党所主导的,其过程多半是有序的,其结局终将导致中共凤凰涅槃、其法统道统得以存续的渐进转型,要么则是由中国自由主义(政党)所主导的,其过程多半是疾风暴雨似的,而结局多半会导致中共遭清算、党史遭否定的激进转型。前者若成功,无疑会给东方后发国家由前现代社会向着现代社会的平稳制度转型,创建出一种全新的可操作模式;后者若成功,则意味着东方后发国家的制度转型之路,就还仍得沿着传统的制度转型模式来进行。

四、今日中国“市场-宪政-多元”和平制度转型三要素

总而言之,在今天,若要中国共产党走上凤凰涅槃之路,若要中国的“市场-宪政-多元”和平制度转型改良得以发生,就必得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1)体制外的推翻专制,建立“市场-宪政-多元”的(资产阶级)革命压力,包括国际的经济、政治、乃至军事压力,大到足以决定中国共产党迫在眉睫的生死存亡;

2)从中共自身道统法统中,发掘出“市场-宪政-多元”这三位一体的转型正义、转型合法性、转型正统性的思想理论资源;

3)立足于利益机制,权衡各方利益,综合平衡以寻求最大公约数,让中共既得利益集团免除清算之虞,以化解其困兽犹斗般地拼个鱼死网破的反改革同仇敌忾。换言之,就是既给转型压力,也给下楼梯子,在官方和民间,找到一个低起点、低代价,且能迅即起步的双赢的和平转型可操作方案。

以上三条件,缺一不可。如此,中国的和平转型才会发生,中国的改良之路才可能走通。

毋庸置疑,这和平转型要素第一条即体制外革命压力,现已渐成大势,且越来越强。在如今这个全球化信息时代,当代中国这种苏俄“十月革命”版的变相皇权文明大复辟,这种利用当今高新科技对人民监控到每一个毛孔的当代中世纪文明,与那早已成为世界历史大趋势的“市场-宪政-多元化”文明,与那个早已告别中世纪的当代人类文明普世价值,就迟早要发生碰撞,发生那种人类历史发展必然性中,不同的历史文明阶段,或不同的文明进步阶梯间的碰撞。这种碰撞是全方位的,它涵盖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乃至军事、……方方面面。外交是内政的继续,它也会反作用于内政:你要向世界讲中国的故事,也就不可能拦得住别人向中国讲世界的故事;你不能在国内搞一元化文明,却又在国际上高唱多元文明。所以,这个碰撞,就绝非什么老大、老二之战,绝非什么中西文明之战,也绝非什么基督文明与儒教文明之战,更绝非什么中华民族与任何其它民族之战。而是,也仅仅是皇权文明与宪政文明之战,是中世纪文明与当代文明之战。一句话,它是昨天的、过时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垄断-人治-一元化”文明,与代表今天的、时兴的,顺应历史潮流的“市场-宪政-多元化”文明之间的一场全方位的较量、碰撞、乃至战争。

那么,何谓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阶梯呢?譬如,手推磨、蒸汽磨、机械磨、电子磨,就标志着人类生产力进步史上的好几级文明阶梯。再如,五马分尸、凌迟肢解,斩首、枪毙、注射处死,也标志着人类刑法进步史上的好几级文明阶梯。又如,同样是战俘,充作军粮、收为奴隶、回营受辱与英雄凯旋,也标志着人类战争史上的几级文明阶梯。同理,子民还是公民,父母官还是公仆,官员财产保密还是公示;以及,人治还是法治,党大还是法大,有罪推定还是无罪推定,罪责株连还是刑责自负;被告、囚犯是否有基本人权,官帽该捏在老百姓手中还是上司手中,老百姓是否享有信息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工人农民是否具有自组工会农会的权利,……诸如此类,不也统统都标志着政治制度进步史上的不同文明阶梯吗?

可见,认清中国今天究竟是处在人类文明演进阶梯的哪一个历史阶段,究竟是处在高于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主义文明阶段,还是处在低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宗法专制皇权文明阶段,从而弄明白中国共产党如今所面临的改革开放大势;弄明白中国今天在国际竞争中究竟是处于优势还是劣势,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今天无论是面向未来的发展战略,还是面向世界的崛起战略,均是须臾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

至于今天张维为、金灿荣一帮御用文人,老热衷于将中国那“举国体制”,甚至中国几千年来的儒表法里皇权文明,给演绎阐发为是比西方三权分立的“扯皮”体制,比“市场-宪政-多元”三位一体当代文明,更高更先进的文明,这便不由得让人想起鲁迅曾辛辣嘲讽过的脓疮美学来:“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16]。嗟夫!有如此这般“国家美学”垫底,以这一类心态去描画“中国模式”、“中国话语权”和“厉害了我的国”,又怎能不将中国的富国强兵大战略,引向如今捉襟见肘的尴尬窘境?又怎能不将习近平的“中国梦”给带到沟里去呢?

眼下,由于一场人为的世纪大瘟疫,一场超限的诉诸生化武器的不宣而战,便骤然地将这种文明的较量、文明的碰撞变得尖锐了起来,使中国的大变局已迫在眉睫。正是这场世纪大瘟疫,它完成了一次最后的全球动员,将中国的变局与各国的性命攸关捆绑在了一起。如今,世界对中国,对香港,对台海所发生的事,已无法隔岸观火,已无法置身事外,已无法事不关己。因为你今天生活的改变,亲人的失去,城市的关闭和国家的萧条,均出自那中国人民要改变、盼改变几十年了的同一个原因。

如今,一场将矛头直指中共现政权的问罪之师,正啸聚全球,方兴未艾。它迅速地将原本还以中美贸易战为标志的准冷战,一下便骤升到了准热战的边缘,且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它归根结底是受到国际民主阵营奥援的中国当今新兴资产阶级,与中国当代宗法专制特权阶级的一场伟大的阶级斗争。前者,作为今天中国的工奴、农奴、商奴、学奴和兵奴等广大被剥削、被压迫、被掠夺、被霸占的“第三等级”的代表,后者,则由已蜕化变质为当代最腐朽最没落阶级的中共党内权贵血亲姻亲团伙所组成。前者,获得了以川普总统为代表的当今世界宪政自由民主阵营基于其自身切身利益的强力奥援;后者,则与将吸血管深深扎入中国奴工阶级的华尔街金融寡头们沆瀣一气。这是发生在21世纪的一场世纪大对决,一场当代文明与中世纪文明的总对决。它的结果,必将从根本上决定着当代历史和全人类的方向和命运。

眼下,这场蓄势待发的中国再次资产阶级革命狂飙,正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对中共权贵统治集团构成了强大的革命压力。压力,正是压力,也只有这实实在在的现实压力,包括背靠国际讨伐大军的革命压力,才会促使这千年帝国的万马齐喑局面彻底破局,才会促使中共统治集团发生沉船前的大分化,也才会使得中国和平转型可操作的改良方案有可能会被提上议事日程。

然而,历史的机遇往往稍纵即逝,且历史的机遇只青睐那些有备而来者。

关于这和平转型要素第二条,即从中共自身道统法统中,去发掘出“市场-宪政-多元”这三位一体的转型正义、转型合法性和转型正统性之思想资源。对此,毋庸讳言,除高寒外,几可说中共体制内外至今尚无人涉猎。在今天的中国,凡自由派谈论制度转型,均无不将中共道统法统弃之如敝屣;而中国的左派倒是在捍卫中共的道统法统,但他们却又几乎无不将中国的“市场-宪政-多元”转型视若寇仇。至于那曾昙花一现的“社会主义宪政派”,鉴于它无法从历史必然性的高度去解读和阐释中共如何从曾经的革命党走向了今日的反动派,无法清晰地解析这种演变,这种复辟的历史必然性轨迹,所以,它那种折衷主义的工具理性“顶层设计”,也就既不能从中共道统也不能从中共法统中,发掘出可让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凤凰涅槃,使之能够挑起今日中国再次资产阶级革命的重担,以主导起中国这场伟大的“市场-宪政-多元”制度的和平转型了。

因此,迄今为止,还唯有高寒所定义的东方马克思主义,这个以吸取“十月革命”模式[17]大失败之历史教训为宗旨的东方版马克思主义,基于其历史唯物论,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并论证了如下理论:

那在西方思想史上早已从空想上升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却在“十月革命”后的整个东方革命实践中又重新沦落为空想。

特定时空下的共产党人干资本主义,实乃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18]

正是这个由一个完全与官方体制无缘、乃至绝缘、并差一点就给枪毙掉的民间马克思主义者、反思的毛派高寒,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盲区和理论禁区中独自摸爬滚打出来的战斗的东方马克思主义,数十年如一日地论证了一个全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命题:东方后发国家的共产党人在成功地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夺得政权之后,还必须去建设整整一个时代的“市场-宪政-多元”的新型资本主义文明,以彻底杜绝任何打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旗号的变相皇权文明复辟。从某种意义上,这几可说是提出了一个迄今为止尚未解决,并已困扰了世界亚非拉美等后发国家一个多世纪,且仍在继续困扰着整个世界的东方革命之“哥德巴赫猜想”。

关于这和平转型要素第三条,即立足于利益机制,让中共既得利益集团免除清算之虞,找到可操作的低起点、低代价的双赢转型方案。而这一条,却是直接受制于前两条的。换言之,没有前两条中任何一条,这第三条也就无以发生。

中国今日和平转型可操作的任何改良方案,尽管均无不以强大的体制外革命压力为后盾,但也均无不有赖于统治集团自身利益权衡后的推动。这便是和平转型的思想资源,只能从既定的道统法统中所导出的政治动力学上的终极原因。

自由主义当然可以是、可能是、甚至也应该是今日中国宪政转型正义的思想资源之一。但可别忘了,如此一来,你便是在谈论今日中国的革命转型正义,而不是在讨论今日中国的改良转型正义了。

不过,常言道,改良手段穷尽之日即为革命狂飙发生之时。既然如此,那么,当统治集团上层的和平变革还仍不失为一种低起点、低代价的选项时,那么,就请稍安勿躁,一切革命的方案就还仅为蓄势待发,仅为有备无患,仅为战略后备而已。故即使在今天,也仍应是给强大压力与给下楼梯子双管齐下,二者不可偏废。

既然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是由昨天的中国共产党演化而来,既然它经历过一个由过去的革命党转化为今日之反动派的历史演变过程,且唯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才会承认、正视、洞悉、并解析这整个过程,那么,找到了这个演变的原因,也才可能找到可解决的方案。由此可见,任何特定的改良操作务实方案,均无不与特定的改良务虚理论相联,均无不受制于改良理论的价值观层面的制约。

既然如今中共特权阶级的形成,说到底还是中共道统法统本身的产物,是该道统法统异化的产物,那么,与其强人所难地要中国共产党人改变政治信仰,试图用自由主义去改造中国共产党,倒不如从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本身,即马克思主义的道统本身;从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法统本身,即中共革命的历史轨迹本身中,去发掘出其道统法统遭异化的根源,去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地阐明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扬弃关系了。这就如同当年右翼极权制度下的弗朗哥、蒋经国,从自身的意识形态,自身的道统法统中,去发掘出了与自由主义,与“市场-宪政-多元化”的某种同源性联系,从而和平转型得以成功一般。

如此一来,中共特权阶级权贵利益集团对宪政转型后遭清算之隐忧,才有可能被消除,而基于这种隐忧而生发出来的反改革之同仇敌忾,才可能被化解。由此,在这大厦将倾而未倾之时,在这巨轮正下沉而未沉之际,基于利益机制综合权衡其利弊得失后,由中国共产党自身——尽管是在强大的革命压力、乃至战争压力之下——所启动的中国“市场-宪政-多元”和平转型的艰难起步,才可能被提上日程。此刻,也只有此刻,各种方案的技术性、可行性比较,也才具有现实的意义。譬如:高寒提出的借鉴并改造地将宪政制衡机制引入党内,用首先开放中共党内多元化来起步推动全社会的多元化转型[19];卢麒元先生提出的开启不明来源收入的税收一次性补交及合法性确认,以向中共既得利益特权阶级实施一次性特赦或一次性特别赎买政策[20];王力雄先生提出的“权民一体论”,又称:“递进民主制”[21],……,以及诸如此类并不以否认现行道统法统为前提的制度和平转型改良方案,等等、等等。

五、“崽卖爷田不心疼!”

毋庸讳言,高寒提出的这个毋宁可称之为“新民主主义之升级版”的特定时空下的共产党人干资本主义的方案,这个东方后发国家共产党人在夺得政权后,还必须去建设整整一个时代的“市场-宪政-多元”之新型资本主义文明的方案,这个经东方马克思主义改造、再造、并使之凤凰涅槃的挽救中国共产党的方案,其大前提和基本点却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是真信马克思主义,必须真具共产主义的理想,和真具老一辈布尔什维克、老一辈共产党人当年那种不为名不为利,专为天下求解放的革命初心。而正是这个大前提,这个基本点,却迄今仍为中国的左、右、官派们所无法理解。因为在东方马克思主义看来,今天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赤诚的革命初心,落脚到眼下中国的反宗法专制皇权主义复辟的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去,落脚到为在中国建设整整一个时代的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中去。这个重生的、彻底摆脱了斯大林主义的马列主义宗教桎梏的中国共产党,应当扬毛邓之长,弃毛邓之短;站在毛邓的肩上,继承毛邓,又超越毛邓。而真正的超越,则是制度的超越:是共产党人应自觉地领导建设整整一个时代的新型市场-宪政-多元制度的超越,是将这种由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后来居上的,可具后发优势的新型资本主义制度文明,最终引向共产党人那永不熄灭理想的未来共产主义方向的超越。

同样毋庸讳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甚至并不怀疑习近平如今口中所反复念叨的那个“共产党人初心”不真诚。但是,他本人及其整个中国共产党,在那位靠着逆淘汰机制,而成为当今佞臣之首的意识形态化妆师之变色龙般机会主义的误导下,其维护“共产党人初心”的整个方向,却是彻头彻尾地南辕北辙,彻头彻尾地反马克思主义的。它正在将中共一步一步地带入万劫不复深渊。

诚然,我并不知道,在今天中共党内,尤其是经8964一役之后在邓小平跛脚改革和江泽民“闷声发大财”中入党的中共党员中,还有多少真信马克思主义,还有多少真正具有共产主义理想和共产党人情操的。极而言之,我甚至并不能确认今日中共党内是否还存有一个真正的改革派。但是,我能确切地知道的,却是如今已正在步入“垂垂老矣”的中共红二代们,若不能将中共从斯大林主义的马列主义宗教桎梏中彻底地解放出来,就如同当年的路德、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冲破欧洲千年中世纪黑暗一般,若还不能为中共找回当年赢得民心、打得天下的真正的道统法统,真正的共产党人初心,那么,若将事情拖到从特权制度中成长起来的所谓红三代、红四代,中国共产党就只有彻底崩解并遭彻底清算的宿命了。这用蔡霞女士的话来说就是“等着它自由落体、硬着陆、社会崩溃[22]

当年,中共几乎是在如项羽饮马乌江、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千钧一发险境下,才不得不被迫在戎马倥偬中召开遵义会议,以终止党内那经久不衰,且越演越烈的左倾机会主义顽症的。今天执掌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又到了这样一个生死存亡、命悬一线的历史关头,不彻底清理和彻底转变那条业已统治了中国七十年的建政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中国共产党将被彻底玩完,没有悬念。当年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没能彻底清理和告别苏版马列主义教,没能完成从思想理论路线上彻底清理整个所谓“社会主义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顽症的任务,所以,中国共产党才会在后来的制度腐败的深渊中越陷越深,病入膏肓,难以自拔。

有言曰:家贫思贤妻,国难思良将。如果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那么,帅熊呢?如今,中国共产党的良将、良帅何在,在哪?中共、中国、中华民族还有自己的良将、良帅吗?!

何谓良将、良帅?!

孙子曰:

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23]

所以,全部问题的核心,也就落在了:如何不战而让作为主动反击方的美国退兵;如何不战而让作为战略反击、战术进攻方的美国,从其自身利益上切切实实地感受到:纵然今天美国不消灭中共,中共(国)也永将不会消灭美国!永将不可能会威胁世界和平!

处在此时此刻,我的脑海中就老是在不断重复地翻滚着当年中央红军被迫转移时彭总大骂李德的那句话:“崽卖爷田不心疼!”

可那时,中共的“爷田”,如果从1927年算起,还不到十年,即使从1921年算起,也不过十几年而已。而今天,这“爷田”,却是一个有着70多年,甚至竟100年的大家业了!请问今日中共的最高统帅,请问成天口头禅般地将那“保住中共家业”挂在嘴边的中共最高当局:你今天真是要如同当年李德、博古让红区损失90%,白区损失100%那般,“堡垒对堡垒”地,“御敌于国门之外”地,来个新世纪的“崽卖爷田不心疼”吗?!

今天中国共产党已到了召开另一次遵义会议的时候了,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弃旧图新,凤凰涅槃,均在此一举。中共党内,中共红二代中若还存有改革派,也就只此最后一搏了。

不错,从某种意义上乍一看去,高寒近来诸文确实有点“挟洋施压”的味道。不过,倘若没有如今你不得不被迫面对的全球强大问罪之师的压力,试问中国共产党,试问习近平,你会知道改吗?你会主动改革、主动进行中国“市场-宪政-多元”的制度转型吗?!这就如同当年没有蒋介石的围追堵截,中共会有遵义会议,会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彻底让位吗?

同样不错,从某种意义上乍一看去,高寒近来诸文也确实有点草船借箭,借革命促改良的味道。不过试问,倘若没有中国共产党基于自己切身利益而从上而下的推动,中国还可能有任何另类的制度和平转型,任何另类的改良发生吗?!

完稿于2020年9月18日,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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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其后的各次受访中,蔡霞女士则更进一步表示:“中共9000万党员中还是有相当多的社会精英,这部分精英的力量要凝聚起来,不是以共产党的名义,而是可以另外组党,和社会各界人士共同沟通,重新组合政治力量来促成中国政治转型,推动国家进步”;“体制内外的精英可以合作,但在这个转型过程里,共产党的政治外壳必须被抛掉。”《美国之音》2020年8月18日专访蔡霞

[2]高寒:《中共还有救吗——中共在弃船前是否还有一条生路(2018年8月)

[3]参见蔡霞女士如下发言:“坦率地讲:中国共产党没有思想资源。它不是不想转型,从江提出三个代表,民国后期接受教育,还有点民国知识分子的情怀。在权力政治转换为权利政治这点上,老江当时其实就是在想作这种事情。但是,这种思想资源,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有萌芽没有系统的阐述。到了列宁斯大林包括毛泽东到中国共产党,没有啊,他没有这样的思想资源。因此,老江才会提三个代表”;“老江没有勇气,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老祖宗那里找不到这个东西来为他作合法性辩护啊,后来被党内的极左给击退了。他就认了,就随中宣部怎么去胡乱解释了。……因为它(指中共——引者注)没有思想资源,它找不到在马恩毛列这些个理论上,它没有正统性。”《小之心》自媒体,2020年8月18第644

[4]“两条,一条是理论资源没有。第二条,它没有割掉利益的巨大勇气。中国共产党它害怕呀,它害怕一旦变革,它不去主导权力,那么它一旦获得的巨大利益就要被切割掉。它要失掉很多很多,它甘心吗?它不甘心。”(同3)

[5] 邓小平:《南巡讲话》(1992年1-2月)

[6] 参见高寒:《历史唯物论与东方革命——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2018年3月)《中国改革开放与共产党人干资本主义 ——“十月革命道路”失败的重新省思之三》(2016年元旦)《保卫历史唯物论,保卫科学社会主义——“十月革命道路”失败重新省思之二》(2015年元旦)《数代共产党人热血会付之东流?!——“十月革命道路”失败的重新省思之一》(2014元旦;《马克思主义辩——与王若水、郑义先生商榷》(1996年5月)

[7] 参见高寒:《当代中国姓“社”,姓“资”,还是姓“封”》(2009年1月)这里的“封”,取约定俗成义

[8]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012年第3版第9-10

[9]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第128

[10] 参见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256页;《毛主席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11] 参见吴邦国:在11届全国人代2次会议上的报告(2011年3月10日)

[12] 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2013年5月13日)

[13] 参见王占阳《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理论论述》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14] 参见邓小平《南巡讲话》(1992年1-2月)

[15] 唯一例外的“党主立宪”,也是否认中共道统,仅承认中共法统而已。

[16] 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九》

[17] 即一场违背历史唯物论,以跨越资本主义文明历史阶段必然性为标志的拔苗助长的“社会主义”。

[18] 参见高寒:《从苏版马列主义教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2018年11月)《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真正挑战——特朗普联大痛批“社会主义”断想》(2018年10月)《变共产党天然领导权为竞争性领导权——论中国新一轮思想解放突破口》(2012年元旦)《改革开放最大失误是理论失误——论特定时空下的共产党人干资本主义,实乃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2011元旦《拨乱反正与社会民主主义》(2005年元旦)《中共改革派应首先为自己“松绑”》(2003年11月)

[19]参见高寒:《今日中共党内有真男儿乎——论改革中国必先改革中国共产党》(2019年10月)《中国共产党,我尽力了——从任志强被“失踪”案想开去……》(2020年3-4月)《不审势,则宽严皆误——从维稳治本战略求中国长治久安》(2013年4-5月)《知青帮知青:给习近平锦囊计》(2013年1月)《一元化体制的悲哀——中共党内的多元化是整个国家体制多元化的捷径》(1997年5月)

[20]参见卢麒元解决双高的思路》(2018年1月4日)

[21]参见王力雄:《权民一体论递进自组织社会》台湾大块文化出版公司2016年版

[22]法广: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换人,中国才有希望”

[23] 《孙子兵法·谋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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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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