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没有价值也不怎么聪明的交谈,构成了亲密关系的本质

2020-09-21 07:46

婚姻真正的主旨就是交谈,这正是婚姻与其他人际关系的区别所在,也正是它最让人怀念的地方:所有那些琐碎的评论,从女邻居的坏脾气到一位朋友的女儿有多丑,那些没有价值也不怎么聪明的看法构成了我们亲密关系的本质,也是妻子、父亲或者朋友去世时最让我们难过的地方。

—安德烈斯·巴尔瓦



我曾在某个地方读到,希特勒在一战后的真正发现是可以帮助他实施一个疯狂的计划的,不是一个民族的愤怒和怨恨,而是一些非常细小的、几乎无关紧要的事情:人们没有私生活,男人们没有情人,也不会待在家里看书,实际上,人们时刻都在准备着参加仪式、聚会和游行。现在马娅已经去世了,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婚姻真正的主旨就是交谈,这正是婚姻与其他人际关系的区别所在,也正是它最让人怀念的地方:所有那些琐碎的评论,从女邻居的坏脾气到一位朋友的女儿有多丑,那些没有价值也不怎么聪明的看法构成了我们亲密关系的本质,也是妻子、父亲或者朋友去世时最让我们难过的地方。

马娅去世后没几个月,我突然产生了一个疑问:我妻子隐秘的快乐是什么。她那些小小的满足和补偿又是什么。我感觉马娅的那些秘密已经和她一起逝去了,这让我非常悲痛,仿佛她全部的存在都已经浓缩成了亚原子大小。但总归还有一丝线索可以抽出来,我突然想起了她的手,以及她给学生们演示俄罗斯流派和法国流派分别应该怎样演奏乐器时的手形,取决于不同时刻的需要:准确还是情感。准确在于手臂,情感则在于手,更确切地说,在于指骨,在于手指。然后我看见了她的手指,也想起了1994年圣诞节在我们家举办的那场音乐会,以及那些小女孩。

早在认识我之前,马娅就有这个习惯:每到圣诞节都会组织所有的学生举办一场小型音乐会。每位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准备一首乐曲演奏给家人听。最后她自己也会在弦乐三重奏乐队的伴奏下献上一曲。妻子演奏时的面容总是很打动我,我感觉自己正从空中坠落,但是速度缓慢,需要精力高度集中。她那双圆润光滑的腿站得笔直,一条腿略微靠前,头抵在小提琴上,我总觉得那姿势就像是把头斜倚在一个靠垫上。乐器抵着她的脸,让她的嘴唇看上去比平时略厚一些,除了偶尔睁开扫一眼乐谱,她的眼睛一直闭着,好像音乐只有在相对黑暗的内部才能产生。

那天的音乐会是在我家的院子里举行的,按照她一贯的反圣诞精神,马娅演奏了塔尔蒂尼的《魔鬼的颤音》,她特别喜欢这首曲子,总是演奏得非常精彩。学生们已经陆续演奏完了,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地方,轮到马娅演奏时,我发现我们的房子和大街之间的灌木丛里露出了三张小孩子的脸,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大概在十到十二岁之间。他们是从栅栏下面爬过来的,头发上全是杂草,躲在树丛下面。他们像是同一个野生动物的三个版本,但是他们的五官非常清秀,所以我至今仍能清晰地记得他们。其中一个男孩的嘴巴很大,表情很丰富,另外一个男孩有一双下垂眼,还有那个女孩,是三个孩子中最年长的,长着一个矩形的脑袋,一对蒲扇似的耳朵,一副疑心极重的样子。

那时慈善物资事件刚发生不久,媒体那几天一直在给我难堪。在《民族报》的漫画栏目中,我被画成了哈梅林的花衣吹笛人,后面跟着一群衣衫褴褛的孩子。我烦透了,所以看到栅栏下面露出的那三张脏兮兮的小脸时,我把这件事当成了一种人身侮辱。我决定让马娅开始演奏,至少可以吸引其中一个孩子。来一张牢牢抓住—不使用暴力但是牢牢地抓住—那个女孩然后亲自把她送到圣克里斯托瓦尔少管中心的照片怎么样?这对于在节前解决问题应该是个不错的主意。

马娅开始讲塔尔蒂尼奏鸣曲的故事。我已经听她给学生讲了几十次了。她说,塔尔蒂尼曾对拉朗德讲过此事,拉朗德把它写进了《一个法国人的意大利游记》:1713年的一个晚上,塔尔蒂尼在一个旅店睡觉时,梦见魔鬼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在令人不安的对话之后,他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魔鬼,以换取一个愿望的实现:成为一名著名的作曲家。他急切地想考验魔鬼,就把自己的小提琴递给他,让他为自己作首曲子。于是魔鬼演奏了一首非常奇妙的巴洛克奏鸣曲,塔尔蒂尼觉得自己从未听过这么美妙的曲子,他在一片强光中惊醒。片刻之后,塔尔蒂尼在烛光下—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为了那首曲子把灵魂卖给了魔鬼,还是那只是一场梦—将他对那首旋律仅存的一点记忆记录下来,命名为《魔鬼的颤音》,一首令人惊叹的乐曲。

马娅夸张地停顿了一下。

“一个熟睡的人创作的奏鸣曲。”她又补充道。

我看到那几个孩子躲在那里皱起了眉头。他们的脸上仍然流露出某种抗拒,但他们心里的某种东西似乎已经解除了武装:魔鬼,梦,或许还有马娅那表演音乐剧般半真半假的讲故事的方式。孩子们用掌心托着小脸,紧紧地盯着她。我从椅子上站起身,靠近他们,尽量不引起他们的注意。马娅开始演奏了,我藏在一棵大树后面。从那里我可以看到那个女孩的手从灌木丛下露了出来,就像是鼹鼠的鼻子,我决定等到快板开始时便向她扑过去,用力抓住她。

一切都发生得很快,扑向她的时候,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我太过分了。我首先感觉到的就是那个女孩的手极小,而且特别热。它既像石头一样硬,但是又带着儿童小手的那种熟悉感,我的脑海里反复回放着出门散步时小姑娘的小手。我用力一拉,很轻松地就把她拽了出来。我不仅看到了她的脸,更看到了她张开的嘴巴,像小井一样的嘴巴。她蹬腿喊叫的力气之大,让我一度以为双手抓住的不是人,而是某种巨型昆虫。我不清楚自己抓住的是她的什么部位,应该柔软的地方却很坚硬,关节弯曲的地方也出人意料。女孩的尖叫声让人难以忍受,当我试图捂住她的嘴时,她的两个同伴扑到我身上,开始抓挠我的脸。

恐惧和思考之间存在着一种奇怪的关系,好像前者既是后者必要的抑制剂,同时又是必要的催化剂。我没有马上放开她,用一只手继续用力抓着她的手,另一只手遮住脸来保护自己。我感觉他们与其说是在挠我,不如说是在用很细的树枝抽打我。我一时失去了方向感,跌倒在地。我松开了那个女孩,片刻之后,一切都结束了。马娅走了过来。

“你还好吗?能看见我吗?”她问。

“能,怎么了?”我回答道,摸了摸眼皮,但是当我把手指凑到眼前时,却看到上面全是血。

我的伤实际上并没有看上去那么惊悚,洗过脸后,就只剩下几处抓痕了。当然,那些孩子想要把我的眼睛抠出来的感觉在那天晚上一直挥之不去,起初像是一种突如其来的念头,最后像是一场梦。跟塔尔蒂尼在旅店里所发生的一样,我也有客人来访:在梦中,三个小女孩像命运三女神一样来到我身边,用她们的小手抠出我的眼睛。我没有感到肉体上的疼痛,也没有做出任何反应,继续做梦,突然我失明了,听到了她们的声音。她们在我周围唱歌,玩耍。黑暗不再具有威胁性,而是变得亲切起来。我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平静,仿佛她们身上的—又或许是我身上的—某种东西,使我终于再也不必解决某件令我困扰的事情了。出于某种原因,我非常乐于摆脱观看的需要,蜷缩在那个梦里,就像蜷缩在一个温暖松软的毛毯里一样。但这时,女孩们来到我身边,开始抚摸我的头,简洁的、孩子式的抚摸。

“你必须看。”她们说。

于是我睁开了眼睛。
 
 也许达科塔超市袭击事件会发生在节日之后并不完全是偶然。悲伤的世界和快乐的世界从来没有像在圣诞节和新年的时候这么截然不同。在圣克里斯托瓦尔,没有冰冷的茅屋,蘑菇炖火鸡,也没有圣诞老人。12月的炎热更加窒闷:湿季漫长而稳定,从暴雨到闷热再到暴雨,没有区别。屋顶的木板滚烫,房子变成了桑拿浴室。温度和湿度导致办事处和服务部门办事拖沓,人们的睡眠既少又差,也就暴露出了这个地方与真正的文明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只有埃莱河依然不动声色地流淌着,像是一则寓意姗姗来迟的寓言。

达科塔超市袭击事件正是在那时发生的,就在节日刚刚过去一周后,也就是1995年1月7日。8日的报道相互矛盾,但是即便如此,还是可以通过发布的各种信息组成一个大致的画面:四个孩子一大早就出现在超市门口,这是比较正常的事情,他们进去,出来,讨要食物,然后离开。据报道,直到此时,1月7日仍然是平安无事的一天,但是那些孩子中午又回来了。根据达科塔超市经理的证词,那些孩子从来不会去而复返,而且他们回来也不是为了继续乞讨:他们坐在超市对面的停车场里,开始玩了起来。有的证人说他们年龄稍大,大概十二三岁,也有的证人说他们不是在玩耍,而是在“商量事情”,或早或晚地,所有的发现最终都令人困惑地提到了一个共同点:他们没有头领,这个事实已经被我们保留下来的所有关于他们的录像、图片和文档所证实。

下午1点,有三个孩子进入超市,企图偷几瓶饮料,被保安当场抓住。监控录像里那位保安处理方式之野蛮以及当时在超市里的人静观那个场面时的木然—姑且不说是赞同—至今令人震惊。没有人做出任何举动来阻止保安继续打那个孩子的耳光,没有人进行一丝一毫的指责。在国际未成年人法庭上,单凭那份录像就足以通过快速审判把那个男人投入监狱,但是1995年1月7日,在达科塔超市里面,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至少十五个“值得尊敬的”成人面前,那种行为没有引起任何反应。达科塔超市经理在媒体面前说的一句自辩令人印象深刻:可能看起来有点夸张,但是当时情绪太激动了。那些孩子每天都来。

律师本该用“最低量刑原则”来回应那句话,全世界所有的刑罚体系中都存在着这样一条基本法律,因为既然犯罪是为了谋求某些利益,那么为了让社会施加的惩罚在罪犯身上产生希望的效果,惩罚造成的损失必须高于犯罪的收益。简而言之:如果一个小偷偷了两只母鸡,那么他必须赔付三只的价钱。这是一条很容易理解的法律,但却把刑罚推到了一个假想的空间,因为它把惩罚的效力建立在“不对等的”性质之上。在小偷偷了两只母鸡需要赔付三只的价钱时,人们相信的不是正义会重新得到伸张,或者小偷会重新被社会接纳,而是其他小偷会因为看到第一个小偷受到的惩罚而约束自己。如果把这种想法推演到极致—并且可以确保罪犯不会重犯—那么甚至都不需要惩罚小偷,只需要把他隔离,让其他人相信他已经受到了惩罚就够了。只要想象那种损失就够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意识到了这也正是我们本该对那三十二个孩子做的:隔离一两个孩子,然后在那个抵抗群体中植入这样的想象,我们已经惩罚了失踪者,并且惩罚力度是他们难以承受的。一个同伴被扣留并受到惩罚的画面可能会激发他们的愤怒情绪—或者甚至是营救同伴的强烈愿望—但是长此以往,它终会像年轻机体上的毒瘤那样,慢慢吸取它的能量。

但是暴力并不遵循意料之中的模式。那年1月7日的录像证实了这一点。在保安大耍威风之后,停车场里的孩子并没有马上反抗,而是平静了很长一段时间。录像(其中有那个被打的孩子)显示,他们又出去玩耍了,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录像中可以看到,他们又在那里待了至少半个小时。那是一种奇特的游戏,类似于那种通常被称为“警察抓小偷”的追逐游戏,但是有人质。孩子们分成两组,追一个头上系了一件背心的孩子。一组保护被追的人,另一组试图抓住他。每次抓到人的时候,他们便笑着压在一起,在系着背心的男孩或者女孩身上堆成一座人肉小山。

摄像头拍不到停车场里所有的地方,有时会看不到他们,但很明显的是,孩子越来越多。就像回声一样。最初松弛的节奏变得越来越有逻辑性。游戏玩完了,所有的孩子都躺在一个广告牌的阴影里。一共有二十三个孩子,最小的不超过十岁,最大的应该在十三岁左右。可以看到一些孩子分成几组在商量事情,而且参与的人在逐渐增多。可以从他们的肢体语言上看出其过程:突然几乎所有的孩子都站了起来,双手叉腰,踮起脚尖,伸长脖子去听其他人在说什么。几个女孩在各组之间跑来跑去,没有停止玩耍。她们拍拍一个孩子的后背,然后笑着跑开。没有任何领导,没有任何人组织,各小组并没有重复带有密谋色彩的动作,他们似乎并不是在商定战略或者制定抢劫计划。完全相反,那些行动毫无秩序可言,更像是在做游戏。

那为什么不停地有孩子过去呢?他们是怎么召唤其他人的?14时40分,达科塔超市的停车场里可以数出二十八个孩子。这也许是我们到那时为止所能找到的最全的“合影”了。(除了一年后赫拉尔多·森萨纳在体育馆给那三十二具尸体拍的那张恐怖的照片。)女孩占三分之一,虽然有时候孩子的性别不是那么容易分清。所有孩子的穿着都很相似:背心,牛仔裤,短裤。所有的孩子都脏兮兮的,但是整体上比我们想象中要好一些,这表明关于他们不讲卫生的说法也应该纠正一下了。

根据摄像头上的计时器,他们进入超市时是15时02分。保安拦在门口,推了两下走在前头的几个孩子,但是马上就被成群的孩子弄得束手无策。一直跟着其中一伙孩子的那条白狗朝着一名员工大叫,并咬了那个保安。刀子几乎马上就露了出来,有的是从超市的五金区抢来的,有的是从肉类区和鱼类区抢来的。人们总是说,那群孩子里杀了人的只占一小部分,犯下谋杀罪的孩子只有五六个,其他人始终保持着孩子的样子,这一点完全可以从监控录像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一会儿乱成一团,一会儿重新聚集,一会儿混乱,一会儿有秩序,任何一群孩子被告知可以任意破坏周围的一切后都会有这种反应:先是快速跑开,然后重新聚集。孩子们被突如其来的自由搞得不知所措,面面相觑。首先爆发出来的是喜悦。面对奶制品,三个孩子忙着把牛奶盒放到地上,然后跳上去把它们踩爆,另一个孩子把一包面粉全部倒在一个女孩的头上,女孩哭了起来。一个单独行动的男孩打开一盒麦片,全部倒入自己张开的嘴里,另外两个孩子忙着用扫帚柄把葡萄酒瓶推倒。如果一切都停在这里,看着这些画面定会让人忍俊不禁,它们极其忠实地再现了儿时的梦想:起义和造反,反对大人的安排。但就在那一刻,人们的笑容凝结在了脸上。杀戮开始了。

当天下午,与圣克里斯托瓦尔警察局局长阿马德奥·罗克、市长以及负责未成年人法庭的家庭法官帕特里夏·加林多一起,我们将监控录像分为了三组:A组是因其犯罪内容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公开的录像;B组是因为关系到警方对袭击之前情况的调查(主要是停车场的录像)所以不能公开的录像,C组是迫于媒体压力而将要公开的录像。

第一组录像的性质很难描述。一方面像是一起校园暴乱,那些暴力行动(几乎全是持刀伤人)干脆利落,受害者倒下时好像不是真的被刀子伤到了,而像是在用拙劣的演技假装,或者是被绊倒了。许多孩子聚集在门口,还有的孩子甚至哭了起来,隔着几米的距离向受害者鞠躬,像是被刚才行为的后果麻醉了。整个袭击持续的时间,其笨拙的方式,在同一时间发生但却各不相同的行为,都很令人吃惊。在将近十分钟的时间里,一些人进去,出来,然后又进去,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似的。一个女人趁乱偷了一盒染发剂之类的东西,而在货架的另一端,一个十岁的男孩刚刚朝一个成年人的腹部捅了一刀。有一个观点我觉得更可信,那些孩子在进超市之前并没有犯罪意图,杀人行为是过度兴奋和笨拙的产物,这一观点在其持续时间和无序状态这两个方面都能得到证实。如果袭击是事先计划好的—哪怕计划得不好—那么一切都会更快速,不会那么犹豫,更重要的是,会有一个明确的目的。

暴力来得快,去得也快。在四分钟的时间里,超市里所有人的平静让人印象非常深刻:伤者在地上爬行,孩子们重新聚集在鱼类区,有的孩子手里仍然拿着刀子,有的孩子还在继续扔东西,甚至有一个孩子呆立在一个摄像头前,僵在那里,像是一盘速战速决的象棋下完之后,剩在棋盘上的一个孤独的小兵。那个孩子在盯着什么看?谁都无法知道那个地方真正发生了什么,无法真正呼吸到那个地方的氧气,就连那些在这场悲剧中幸存下来的人在描述它时所说的话也是要么过于浅显,要么令人费解。那是一场噩梦,说不清楚发生了什么……翻过很多页千篇一律的说法之后,才能找出两条带有不容置疑的冷酷的现实色彩的陈述:一个女人说,她敢发誓,那些孩子们长着虫子一样的脸;超市的一位收银员说,我们当时都十分清楚我们应该怎么做。其中第二个说法让我失眠了好几个月。

同样无法解释的是袭击的结束。录像显示,当所有的孩子都聚集在鱼类区之后,出于某种原因他们乱哄哄地向门口跑去。那不是无缘无故的逃跑,而是狂奔。似乎某种东西突然让他们的内心开始颤抖,一种无法克服的恐惧。

15时17分,一切都已经结束了。超市周围挤满了一大群人,孩子们已经消失在了大森林里。经核查,有三人被刀器所伤,两人死亡,一男一女。但更重要的是,与受害者的数量相比,更难说清却更容易感受到、更确定无疑的是一种类似于恐惧的感觉:确信这只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的第一步。

心怀恐惧的人和恋爱中的人一样细心。也许这只是一个很小的发现,但当我在袭击的几天后发现它时,那感觉就像两个泾渭分明的大陆融为了一体。我常常坐在家里的走廊里,一边辅导女儿做作业,一边看着音乐会那天下午冒出三个孩子脑袋的栅栏那里。我感到奇怪的是,虽然我记不清他们的脸,但是他们给我的感觉却很清晰:我相信自己感觉到了他们的身高、比例甚至体重。然后我看着女儿的脸庞,再次有了那种感觉:她伏在作业本上,我仔细观察着她的眼白及其与深色皮肤的美妙对比,圆圆的额头和垂下的脸颊,桀骜不驯的浓发。

维克多·科万在1995年1月15日的《公正报》专栏文章中写道:我们开始用另一种方式看待我们的子女,好像我们成了敌人,这并不奇怪。他说得不无道理。我们竭尽全力寻找那些孩子时的绝望,和我们突然对自家孩子产生的警觉之间出现了某种重合,就好像在一些孩子身上开始的情感必然在其他孩子身上终止,一方只是另一方的反面。


最初的几天里产生了三种相互矛盾同时又相互补充的反应:震惊,报复欲和同情。幸灾乐祸的情绪因为超市袭击事件而变得更强烈了。在那些孩子还只是在大街上乞讨时,众人表现出来的那种伪装成慷慨和善良的怜悯,如今已经变成了震惊,然后又变成了仇恨。受害者的家人在市政府门前集会,要负责人偿命(包括我),迫使政府召开了一个荒唐的全体会议,会上达成了一个原本可以被简单直接地称为“捕猎”的行动决议,但由于对象是孩子,所以我们决定命名为“搜查”。

我们认为他们的营地在大森林里确定无疑,所以并不介意浪费几个小时来确保一进去就能抓到尽可能多的孩子。毕竟—我们认为,好像我们犯的错还不够多似的—他们只是孩子,不可能走得太远。我们的想法是让警察出其不意地进去,然后把他们带回来接受未成年人审判,但是袭击事件在全国引起的反响太大,事情出人意料地变得复杂起来。监控录像造成了极大的不安,全国所有的电视台都播放了。记者一窝蜂地赶往圣克里斯托瓦尔市,市民们向警察提供的说法和证词开始自相矛盾,人们说当天下午和第二天都在自己家附近见过那些孩子,能从窗户里看到他们在半夜里摸黑翻垃圾桶。大街上挤满了相机和记者,想成为主角的神秘欲望支配了许多真正的目击者,驱使他们提供了想象力极为丰富的证词,若不是前一天有两个人去世,他们会直接变成喜剧演员。或许他们已经是了。那些冲突过去许多年后,有一次马娅跟我说,在圣克里斯托瓦尔,人们永远不会失去笑容,即使最严峻的事件发生。她说这话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真的是这样,而她并没有多作解释。我想起,即使是在最严峻的日子里—也许恰恰是在那样的日子里—我也总能想起自己曾在某个时刻开怀大笑。这不仅仅因为我们试图用一些令人兴奋的笑话减轻自己的痛苦,而且关乎一个看似不太可能却合乎逻辑的发现:当我们在持续关注一桩罪行的影响时,迟早会有某种东西让我们露出微笑。但是我们时不时地大笑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很舒心。国内无能的官僚机构像一张沾了胶水的网一样笼罩着我们,内务部要求我们对每一个决定作出解释,由于巴尔梅斯部长内阁的无能,我们甚至无法获得批准以便尽早开始搜查行动。

1月11日一大早,一支由五十名警察组成的队伍开始沿着埃莱河东岸进行搜查。城里看不到那些孩子的踪影,我们便以为他们不可能在别的地方。市警察局局长阿马德奥·罗克组织大家按照包围战略进行搜寻,一旦看到那群孩子,警察就会包围他们,然后不断缩小包围圈。但那队警察在深入密林七公里后,除了两处被抛弃的营地、几件衣物、残留的食物和几个玩具之外,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在十五个小时的搜寻之后,一名警察被珊瑚蛇咬伤了,只好被沿着水路送了回来。当队伍没能带回一个孩子,却带回了一名舌头肿得像海绵的警察时,沮丧开始蔓延。

大森林吞没了圣克里斯托瓦尔的孩子们,让他们销声匿迹了。假如我和他们在一起的话,陷入痴迷的特雷莎·奥塔尼奥在1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会和“猫”一起爬到树上,他们永远都找不到我们。不管是在树上还是在河底,那些孩子在哪里藏了将近四个月至今仍然是一个谜。现在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地确定他们的一些行动,鉴于他们在内地的一个佃户农庄和两个基督教原住民部落短暂出现过,我们可以绘制一张包含部分藏匿点的地图,但是知道这些也解决不了多少问题。同样,我们也不清楚那些接触的性质。孩子们和那些群体联合的纽带是对圣克里斯托瓦尔的共同怨恨,因此,他们的关系比他们后来承认的更友好也不是不可能。但是无论友好与否,他们的接触也不会太多,否则我们总会发现的。

人类的逻辑有其独特的运行方式,有的景象似乎与之并不相符。“不可能,太荒谬了”,我们有时会这么说。但是一些事情过于荒谬并不能阻止它们发生。圣克里斯托瓦尔的孩子消失在大森林里就属于这种情况,那荒谬景象的首要后果便是把我们留在那里独自幻想。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我们不仅怀疑我们的感觉,而且怀疑现实本身。我们以为灌木丛的叶子随时会分开,我们会重新看到他们孩子气的脸,等到这种情况发生,一切都将回到正轨。但是那些孩子没有出现,搜查的警察每天回来时都努力掩饰他们的沮丧,每当我们看向大森林时,都会觉得那片密林为了保护那些孩子,已经变成了我们的敌人。即使它不是一则道德寓言,那也必须承认它们非常近似。

许多年前,在读一本现在已经记不太清了的书时,偶然看到的一个意象,彻底改变了我对现实的认识。作者描写一个人物望着大海,突然明白了他想象中的“大海”这个词与真正的大海并不相符,每当他说到“大海”时,想到的只不过是它那微不足道的蓝绿色海面,上面漂着泡沫,而从来不会想到大海真正的本质:深不可测的水体中充满了鱼类、暗流,以及—尤其是—黑暗。大海是真正的黑暗王国。孩子们消失的那天,圣克里斯托瓦尔的市民对大森林也有类似的感觉。我们突然感觉自己好像混淆了外表与本质。在逃往那个秘密的腹地时,那些孩子像是用一艘潜艇把我们也带走了。我们或许看不见他们,但是在他们的目光深处,在他们的恐惧中心,我们却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他们。

两个月的时间很长,期间他们经历的事情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个谜。如果有人不相信那些孩子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能够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那么只需要回顾一下历史上那些野孩子的故事,从十四世纪的黑森狼孩、十六世纪末在畜群中长大的孩子巴姆贝格,到他们的鼻祖,被神话里的卡匹托尔山母狼哺乳长大的罗慕洛和雷莫。所有这些在大自然或者动物的保护下生存下来的孩子俨然是最不容置疑的人类证据。1923年,两个女孩—阿玛拉和卡玛拉,一个六岁,一个四岁,被印度加尔各答地区的一个狼群养大;二十世纪中期,比森特·瓜瓜在智利南部被几只美洲狮养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乌克兰女孩奥克萨娜·马拉亚被几只狗养大;乌干达的一群绿猴收养了约翰·萨班尼亚。只要稍作调查,就可以证实类似的情况有很多,虽然没有这些这么惊人。在那里,在那种缺少孩子和动物相互认可的迫切性和便捷性的情况下,那三十二个孩子很可能同大森林开始了对话,不用说,在这场对话中,我们并没有受到邀请。

我们被这种把我们排斥在外的东西吸引了,但是这种吸引力并不能保证在其笼罩下产生的想法是符合逻辑的。人们推断并发表的大多数关于那三十二个孩子的谬论恰恰是对他们在那几个月的所作所为的猜测。这并非偶然:我们将自己的特性投射到了一处意义完全空白的地方,然后最终相信老虎们会恋爱,上帝是一个善妒的复仇者,树木也有思念。从行星到原子,人类系统地赋予了那些他们无法理解的事物以人性。

对于在大森林所发生的一切所产生的巨大的意义空白,我们应该习惯于带着学者的那种谦逊而不是评论家的那种傲慢进行思考。为什么不考虑这种可能性—大自然正试图在那些孩子身上孕育一种全新的、陌生的文明,完全不同于我们以无法解释的热情所捍卫的这种文明—尽管它似乎遥远而虚幻呢?每当这么想时,我的心就回到了那几个月,以及大森林腹地里的一切为了那些孩子做出了怎样的改变:光,时间,谁知道是否还有爱。

这更像是几千年前那个为了将自己的行刑日推迟一天而每晚取悦苏丹的人编造的故事:一群孩子被随意抛弃,困在大森林腹地,试图在几乎密不透光的树叶穹顶下创造世界。大森林的绿色是死亡真正的色彩。既不是白色,也不是黑色。吞噬一切的绿色,在这一大片饥渴的、杂色的、窒闷的、强大的混乱中,弱者支撑着强者,高大者剥夺着矮小者的光线,只有细微才能撼动巨大。三十二个孩子在那片大森林里活了下来,就像是一个展示出返祖式抗争能力的群落。一天,我去腹地的一个农庄远足,偶然将手放在一棵树上,树上有一窝白蚁,我只好马上把手缩回来。数以亿计的白蚁吃光了那棵十五米高的大树的树心,产生的热量比暖气还要高。孩子们有种和那些昆虫一样的群落性:他们是外来者,也是寄生者;他们看似弱小,却能够抹杀长达几个世纪的努力。我不想陷入我刚刚批评过的那个错误,但是我几乎可以发誓说那群孩子也抹杀了爱。或者说某一种爱。我们的爱。

如今,根据其中一个女孩的尸体我们得知,这个十三岁的女孩已经怀孕。因此,他们之间应该有性关系,包括那些最小的孩子。在大森林里的那几个月在这方面的作用绝对是决定性的。爱是如何从零开始的?在一个没有任何参照的世界里应该如何相爱?从未听说过爱的人永远都不会相爱,拉罗什富科这句著名的格言对于这三十二个孩子的处境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他们会在黑暗中低语、牵手、爱抚吗?他们告白的话语、欲望的眼神是怎样的?铁锈味在哪里终止,新的一切从哪里开始?如同从西班牙语中催生出一种新的语言,也许他们用我们惯常的示爱举止创造出了新的东西。有时我乐于相信我们曾看到过那些举动,只是当时并不理解,相信他们在城里时,我们曾目睹过那些人性的萌芽。某种因我们而诞生,并持续与我们相对立的东西。童年比虚构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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