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婧:城市化、环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

2020-09-17 07:45

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共同的挑战。(图源:网络)

城市化,又称城镇化,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城市化进程不仅包括了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人口转变,还涉及农业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地区转变、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劳动力转变等多维度的转变过程。

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通常形成单向影响或相互影响的关系。随着各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失衡。因而,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共同的挑战。

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年,城市化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载体。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无论是在防控还是疫情管理方面,似乎都可以感受到农村较于城市的优势。对比之下,城市具有流动人口不稳定、人口密度较高、建筑物密度较大等特点,管控的风险及难度较高。疫情的冲击对经济社会造成影响的同时,也可以让我们进一步反思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系列问题。

 

城市化的全球发展


按照国家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情况,城市化模式可以分为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情况相一致的同步城市化模式、城市化水平超过经济发展情况的过度城市化模式、城市化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情况的滞后城市化模式,以及人口从大城市向小城镇与乡村迁移的逆城市化模式。[1]

同步城市化模式和逆城市化模式主要出现在大部分发达国家中。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化和工业化紧密相关,表现为同步城市化模式。19世纪初,美国的工业革命由东北部向中西部推进,与此同时,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也迅速向中西部集中,逐渐形成以中西部为基础的制造业经济带。

随着工业革命向中西部推进,人口和城市重心也随之向中西部聚集。城市人口比重从1790年的5%增长到1920年的51%,西部人口比重从1790年的6%上升至1850年的45%,实现了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发展。

另一层面,西部的工业化发展先后进行了修建铁路、城镇、农场和工厂,实现了城市化带动工业化发展。[2]概言之,以美国为代表的同步城市化模式中,工业化和城市化通过人口的聚焦相互推动,利用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在发展的过程中采取先污染后治理的措施。

过度城市化模式和滞后城市化模式主要出现在大部分欠发达国家中。以拉美为代表的后发国家,表现为过度城市化模式。拉美城市化的增长速率远高于美国和欧洲,然而在拉美城市化的快速进程中,经济发展水平却呈现出相对缓慢的增长趋势。2001年,拉美的工业产值占GDP的比例为29%,城市化与工业化比例为2.6%,高于世界银行《2001年世界发展指标》中世界城市化比率的合理范围。[3]

城市人口急剧膨胀所引发的环境问题恶化、公共服务缺乏、贫富差距增大、社会分化、犯罪率高等问题,使得社会矛盾激化,引发了严重的城市病。近几十年来,尽管一些拉美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有所放缓,但是过度城市化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依然未能得以纠正。因而,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脱节的过度城市化模式,不仅不利于城市与经济的健康发展,还引发了一系列城市化问题。

与上述模式不同,中国的城市化模式具有本土化特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城市化模式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滞后城市化模式,工业化发展水平远高于城市化发展。由于国家大力优先发展重工业,而重工业对于就业的需求较低,资本累计率降低,导致城市化进程相对缓慢。[4]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49年,中国常驻人口城镇化率仅为10.64%,到1978年增长为17.92%,仅增长了7.28%。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国家开始进一步重视城镇的发展。2011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2019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了60.60%,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为44.4%。

这是由于大量农民工未能转化为城市户籍,享有与城市市民不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形成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体制。[5]但是,无论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亦或是户籍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滞后城市化模式的形成。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基于人口、文化、制度、资源环境等差异,各国的城市化模式都伴有本土化特征。欧美国家采取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相互推动的模式,在发展过程中先污染后治理。拉美国家工业基础薄弱,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脱节,导致贫困、失业等问题。

中国的城市化和产业结构的关系也经历了历史演变过程,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模式,城市化发展滞后于工业化发展。21世纪以来,中国确立了新型城镇化战略,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总之,无论是何种城市化模式,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城市化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必然趋势。

 

城市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一系列城市问题的产生也逐渐显现。从环境的角度来看,城市化进程中所造成的生态环境受损不仅影响了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是对社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首先是对水资源的影响。其一,对降雨的影响。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大量人口集中在城市,人类活动引起的热量导致城市气温高于郊区,所形成的热岛效应使城市成为强降雨中心。在自然状态下,降雨落到地面后会渗入土壤中和岩体里,形成地下水。但是由于城市地表被沥青、混凝土、砖石等覆盖阻碍了雨水向下部土壤的渗透,影响了城市对水资源的利用,引发“城市看海”、“城市内涝”等现象频发。

其二,水体污染。城市中人类活动所产生的大量生活污水、工业废水等对地表水、地下水甚至河流湖泊水等造成严重污染。城市化对地下水的过度开采以及污水处理监督不到位,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污水中含有大量有毒有害物质,不仅会破坏水体生态链,还会危害人体健康。

其次是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建设部2002年颁布的《关于加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通知》中,就已强调了加强城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城市化进程中的重点问题。生物的生存离不开太阳、空气、水和土壤这四项基本环境因子。其中,人类活动对水和土壤的影响远大于对太阳和空气的影响。

从植物多样性的角度来看,城市植物多样性除了可以美化城市及提供文化价值外,还可以为城市提供生态系统服务,例如调节水分、修复土壤、补氧固碳、降低空气污染等。然而,城市植物受到人工干预种植较多,在结构和生态效益上具有覆盖率低、花期长、种类单一等特征。[6]

从动物多样性的角度来看,物种灭绝本应是自然过程,但是由于城市化进程中人类活动的催化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破坏,甚至造成脆弱物种的灭绝。直接影响包括渔猎、盗采以及残害等,间接影响也是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破坏的核心原因,包括对生物环境的破坏、资源的过度开发、环境污染和生物入侵等。[7]

再次是对大气环境的影响。有关城市化与大气环境的关系已有很多研究,高明等运用STIRPAT模型对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进行研究指出,人口城市化对空气污染的影响较大。[8]赵立祥等运用环境库兹涅茨模型(EKC)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对大气污染进行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的污染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溢出效应,污染气体排放与中国经济增长、能源强度成正相关,与产业结构调整成负相关。[9]

在城市中,对大气环境造成污染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城市规划布局不合理。在城市规划中,工业区和生活区的布局失衡,引发环境与经济的区域发展矛盾,造成大气污染。二是人类活动产生的有害气体,包括染料燃烧及交通废气。[10]

城市化造成大气污染加剧不仅威胁到人类健康,同时也影响到城市中的动植物的生长以及建筑物的质量。近期,德国学者Jos Lelieveld等研究认为,基于较为全面的流行病学数据显示,空气污染致使每年880万人过早死亡,造成全球人均预期寿命缩短3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减少4.1年。[11]


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系列环境问题的产生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点是城市生态环境和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也是城市发展的客观要求。

城市化进程中,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非是二元对立关系,优化城市中的生态环境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撑和保障,促进经济转型。因此,文章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进一步加强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可持续性:

第一,进一步开展低碳经济,加快产业化结构调整。英国环境专家鲁宾斯德对低碳经济的解释是“低碳经济是指在社会市场机制基础上,通过制度框架和政策措施制定,推动提高能效技术、节能减排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开发和运用,从而实现低污染、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的绿色经济模式”。

英国是最早提出低碳经济概念的国家,早在2003年英国的《能源白皮书》中就提出了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从英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经验来看,英国的低碳产业研发中走在世界前列,具有较为完善的低碳发展机制。英国政府不仅针对低碳经济制定了扎实的法律基础,并且通过税收,设立碳交易市场、碳基金等经济措施调节碳排放,同时倡导公众的低碳消费意识。[12]

现阶段,我国已在低碳经济层面上取得了一定进展。下一步,可借鉴英国的相关经验,依据不同城市的实际发展情况,发展城市低碳能源供应网络,构建低碳的社会行动体系。一方面,在建筑、能源、产业、交通等多方面发展低碳体系,构建低碳产业经济主体,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进一步研发出支持低碳环保经济的新能源技术。另一方面,在政策制度层面,完善相应的制度体系,加大低碳经济的财税支持。

第二,在意识形态上,强化环境治理。日本与中国有着相似的传统和文化背景,尽管近年来我国逐渐重视环境教育,但相较日本仍然发展缓慢。日本在城市化发展的同时,环境保护也较为突出,国民的环保意识较强。在环境教育体系中,日本的学校、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多元主体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就把环保教育纳入教育体系中。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阶段,学校通过不同的侧重点对学生进行环境教育,相应内容纳入国语、理工、美工、道德等多门课程。政府主要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对公众提供环保理念及价值导向。企业积极开展“环境经营”,传递绿色产品。非政府组织则更能代表民众利益,在多个社区建立环保教育中心,宣传环保理念。[13]

我国可借鉴相关经验,加强环境保护教育的开展,完善教育体系。在政府层面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在资金、政策等方面为环境生态文明教育提供保障。在学校层面,开展环境生态文明教育,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在立法层面,完善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保障环境教育的落实。在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层面,丰富企业与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渠道,对公众进行宣传和教育,强化公众参与意识。

第三,深化政府、企业、公众等多元主体的参与模式。在美国同步城市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多元的互动模式,公民具有典型的自治特征,第三方力量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美国环保局早在1981年制定的《美国环保局公众参与政策》中,就已明确了政策目标、广泛的主体参与,并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对多元化主体参与城市环境治理起到了较好的指导作用。[14]美国多元化的组织体制中,各主体权责分明、相互制约、交叉较少,有利于多方资源的高效利用。

从总体上看,我国传统的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发展水平不匹配,具有典型的政府主导特征。在政府主导模式下,城市环境问题并没有得到改善,政府作为单一治理主体的问题日益凸显。

因而,近年来我国不断推动多元主体的参与模式。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中国特色的城市治理体系是在党建引领下,将城市治理重心下移,构建“一核多元、融合共治”的治理模式。

政府应充分发挥“主导者”的作用,制定合理的政策,完善城市基础设施,进一步提供公共服务,构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多元主体的有效参与机制。在发挥宏观调控的同时,通过PPP、BOT、BT等合作形式,加强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充分激发城市相关主体的力量。

企业应提高参与能力,做好产业支撑,强化就业和环保责任。非政府组织应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意识和自身独立性,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城市居民应加强“参与者”的主体意识,强化社会责任与公共意识,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公民的自身利益,提升公城市共政策的质量。

   

参考文献:

[1]孙全胜.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独特模式和动力机制[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 2020,42(04):121-128.

[2]欧阳峣.美国工业化道路及其经验借鉴——大国发展战略的视角[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1(05):51-56.

[3]杜凤姣,宁越敏.拉美地区的城市化、城市问题及治理经验[J].国际城市规划,2015,30(S1):1-6.

[4]陈斌开,林毅夫.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城市化和城乡工资差距[J].南开经济研究,2010(01):3-18.

[5]高帆,尹晨.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的城市化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演变[J].求是学刊,2020,47(04):70-79.

[6]干靓.城市建成环境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要素与优化路径[J].国际城市规划, 2018,33(04):67-73.

[7]詹绍文,赵雅雯.全球生物多样性正在加速丧失[J].生态经济,2020,36(05):5-8.

[8]高明,吴雪萍,郭施宏.城市化进程、环境规制与大气污染——基于STIRPAT模型的实证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16,35(09):110-117.

[9]赵立祥,赵蓉.经济增长、能源强度与大气污染的关系研究[J].软科学,2019,33(06):60-66+78.

[10]张宣.城市大气环境治理创新模式及方法[J].环境与发展,2020,32(01):75-76.

[11] Lelieveld J, Pozzer A, Pöschl U, et al. Loss of life expectancy from air pollution compared to other risk factors: a worldwide perspective[J].Cardiovascular Research, 2020.

[12] Samuel Fankhauser (2013) A practitioner's guide to a low-carbon economy: lessons from the UK, Climate Policy, 13:3,345-362, DOI: 10.1080/14693062.2013.749124

[13]李培超.日本环境教育探析[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4(03):69-72+96.

[14]王曦,谢海波.美国政府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政策的经验及建议[J].环境保护, 2014,42(09):61-64.


「版权声明:多维客是一个汇聚各方言论的平台,所述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如有侵权文章或者图片,请立即联系我们。」

眼界

着眼IT、数码、创业、AI及软件应用等众多领域,为您展现全球最先进、最前沿的科学技术和先进文明成果。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