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将兴,代代永旌(上)

2020-09-16 10:03

民族将兴,代代永旌(上) 

敬悼《远望》荣誉发行人刘建修先生

作者 | 简皓瑜(《远望》发行人)  

今(2020)年在短短三个月内,4位统派前辈撒手人寰:刘建修(5月23日)、毛铸伦(7月28日)、王晓波(7月30日)、曾健民(8月13日)。在台独气焰嚣张、「天然独」世代崛起的当下,这些人在短期间相继离世,似乎象徵岛内一个时代的结束。其中最不具知名度的《远望》荣誉发行人刘建修先生,以其一生见证了台湾岛上志士仁人从日据时期以来艰难寻求复归祖国的大历史。他们中许多人魂断法场,更多人坐穿牢底,幸存者不屈不挠活到亲见大陆崛起,却又看到台湾沦於台独之手。

顾炎武区分了「亡国」与「亡天下」。──「国」是政权,所以「易姓改号,谓之亡国」;而「天下」是文化、道统,故「仁义充塞,而至於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顾炎武进而指出:「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刘老代表的这一群人,他们的目标不只是政权的得失,而是台湾的复归与全中国的复兴。因此,他们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肉食者」),而是不可夺志的「匹夫」──其志,在於挽救中国这个「天下」。

刘老一生不改其志,也见证了许多同志成仁取义。由政权争夺而论,他们都是失败者;但是,中国人的志气因他们而不绝於此岛。他们承袭、守护、传递了中国人的天下之志。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里,他们即使默默无闻,仍然是令後人景仰的巨人。

从义利之辨,到有志有识

刘建修先生在日本据台已33年的1928年,出生於新竹郡六家庄一个贫困佃户村。由於地理条件差,村民经常无田可耕,温饱都成问题。偏偏刘建修的父亲身体不好,手足又多。於是,几个哥哥不是外出打零工,就是过继别人,姐姐纷纷卖作童养媳;家里留下年纪尚幼的小哥哥、刘建修自己、一个妹妹,则从小去别人地里捡拾遗穗劣薯裹腹。哥哥姐姐都没上过学,刘建修届龄入学之年,也还在姐夫家里帮看孩子。上学之後,宁可不带便当而老远回家吃午饭,只因无菜可带。为父亲抓药,吃尽店家脸色,只因总要赊帐。

1937年读公学校二年级时,日帝对华全面开战,总督府随之开始抽调台籍青年做军夫,支援其大陆战场(实即强迫台民给日军做军佣,参与残害我祖国同胞的暴力)。农地上部分人力被拔走了,刘家这才有田可耕,刘建修有机会继续上学。不过,战时全台实施经济统制、粮食配给,规定农获以公定价格全数上交日殖政府、(扣除军需、政策粮後)统一分配,农民只能留下自用的配额。然这配额远不足以解饥,家家户户千方百计藏米。刘建修上学途经派出所,就不时听到里面传出刑求的哀嚎,小小心灵从此体认到日人的缺德、狠毒,开始怀疑日本的统治。

日据末期,「皇民化运动」狂潮席卷全台;「圣战」宣传、天皇崇拜扑天盖地,军训组织、社会动员无所不在,这便是刘建修上学的几年。1941年刘建修考上竹北国民学校高等科(约当後来的初中,但为二年制)。随後太平洋战争爆发,日人来校招兵,老师也以将来待遇好为由,鼓励学生转投军校。刘建修看到脱贫的希望,心动告知父亲,没想吃了教训:「我们祖先是唐山来的,怎麽可以当日本兵去打唐山人?」令他警觉到战争之不义。其实,从小刘建修就常听父亲提起刘家祖居「唐山」,由广东坐船迁台的经过,以及「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家训;能读汉书的叔叔也常苦中作乐开玩笑,说刘家人可是当皇帝(如汉朝)都当怕了。这些平日的家庭闲聊,潜移默化都给下一代灌输了汉民族意识和是非道德观念,让他认识到自己不同於日本人。晚年刘老回顾一生就曾表示,正是从小贫农出身的家庭背景和民族意识,使他在思想与实践上,始终关心社会正义和国家民族的命运。

1943年高等科毕业後,刘建修考入总督府交通局设立的递信从事员养成所电信科。一年後结业,分发到台北电信局工作,负责电报发送。家里的经济压力,总算稍解。

1945年,刘建修17岁,日本无条件投降,台湾回归祖国。皇民化的氛围骤变,台湾人纷纷翻出家里的长袍马褂,许多最为台人憎恨的日本刑事警察被打,不敢还手。

不料不幸未因大战结束、日殖远去而告终。首先,日本利用中国政府前来接收前的空档,大量印制纸钞,在台狠狠进行最後一次经济洗劫,从而启动并加速了战时强力压制而迟迟未发的通货膨胀。随即,陈仪接收团队抵台,赴陆抗日的台籍有识之士相继归返,有志投身台湾重建和祖国统一工作的外省菁英也纷纷前来。一方面,包括台籍人士在内的优秀人才,忙着恢复日殖政府及专技人员撤离後陷入瘫痪的各方面运营,同时加速培训本地新血(日殖政府基本不准重要职权和技术交与台民)。另一方面,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各派系,则竞相在陈仪的规划之外派员进占各接收部门,而20万台籍日本兵,也从东亚杀戮战场的死亡线上陆续返台,企盼复员。部分接收人员的严重贪腐、某些国军部队的军纪败坏、通膨和失业率的持续扩大、大陆内战对物资的日益需求,在在使得行政长官公署面对问题治丝益棼。而日据期间两岸长达半世纪的隔阂、甚至走向对峙,加上日殖教育与传媒对台民视野的长期蒙蔽,造成两岸彼此陌生、甚至怀有敌对意识,以及台人普遍对中国局势毫无所悉、对国际政治缺乏警觉,接触後极易误读误判。刘建修就回忆说,由於日殖教育的封闭,此前自己连「唐山」就是「中国」、「中国」就是日人口中贬抑的「支那」都不知道。偏偏美国「托管论」者(主张台湾交由美国代表盟军托管)乘隙运作,国民党派系藉机内斗,在在使得光复後台湾的调适速度、兴革规模,远远不及应付层出不穷的问题、错综复杂的局势,终致台省政府失能,台岛社会失序,不少台民国家认同动摇。抗争目标从政策、体制,一路上升到政府、政权、甚至主权,手段从和平请愿,快速发展到失控的暴力、组织化的武装斗争,「二二八」演成危及主权的危机,悲剧遂在刘建修眼前发生。

刘建修任职的台北电信局,在机关接收及外省员额填补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彷佛只要物资、不要人员的错误。除了少数接收人员盗卖公产、中饱私囊之外,由於将日据时期正式录用的员工一律视为临时「留用」的日殖人员,使得按身分采取不同薪资计算方式的结果,省籍差异恰恰成为了员工间薪资悬殊的主因。身为公务员的刘建修虽未参与「二二八」,但也从机关内部启动了他的群众运动。

「省工委邮电案」同案的老同学多年後的合照。後排:林坦(左)判刑7年;周淑贞(右)7年。前排:王文清(左)15年;许金玉(中)15年;刘建修(右)15年

(出自刘建修《195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档案》)

刘建修的运动,首先还须从学习国语说起。台湾光复的1945年10月,郑明禄夫妇在台北开办了全台最早的国语补习班「光华国语讲习所」,地点借用台北市济南路私立开南商工学校。(郑明禄,1927年1月文化协会左右分裂、文协的抗日运动转向大众动员後,成为新文协的重要领导干部之一。日据时代就到过日占区的北京,时称北平;其妻即是北京人。郑明禄还於1946年元旦,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台籍教育处副处长宋斐如,共同创办左翼报纸《人民导报》。)1946年9月,台籍人士在台创设的第一所大学「延平学院」正式开课,也借用同一校址。於是,刘建修本着学好国语报效祖国的理念,自费一连参加了光华初级班、示范班、到高级班(文言文)课程的同时,开始接触到熟悉两岸的爱国人士,并旁听到延平学院左翼知识份子自由开放的言论。(按:本段及以下的「左」,於台湾的语境皆指社会主义倾向。)

1946年9月,政府主导的邮务工会为协助台北地区的邮政、电信工作人员适应新的语文需求,也从上海请来了计梅真、钱静芝老师开班补习国语文。计、钱两位老师的教材与教学方式活泼。经此,刘建修不但强化了国语文的读写能力,使他成为成长於日殖教育之下,而中文读写流畅的极少数人之一,还从老师引介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现实主义文学和历史的讨论,认识了近代与当代中国,启蒙了批判性的社会思考,并了解到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及其军阀和买办性质,以及大战结束後国民党片面撕毁政协决议,坚持打内战而破坏国家和平统一、延误宪政建设的严重罪恶。

更重要的是,计老师等人让刘建修亲眼见识到,来自大陆的中国人格局之宏大,共产党员思想之进步且一心为国,从而清楚认知到,不是日本人好、中国人不如日本殖民者,而是近代以来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冲击和严重干扰下,国运崎岖,举步艰难,而蒋介石国民党无可救药,背离民族与民心。共产党搞武装斗争,实因国民党为恶在先,动手屠杀中共党员和群众所逼使;蒋介石国民党不能代表中国人,更也无法重建中国。刘建修第一次感受到了身为中国人的骄傲和使命;受计老师启发,他开始将解决社会问题与国家民族问题的希望,双双寄予社会主义运动。

参加革命,初试啼声

晚年刘建修曾激动地说:「我是举过手的!」现今只追求「小确幸」的年轻人很难体会当年这些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举手宣誓之沈重──那是对一个远大理想的生死之约。1948年初,刘建修秘密宣誓而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受计梅真的领导;并於计、钱两位老师的幕後指导下,经由竞选工会干部、以补习班为基础组织同学会、编印《野草》刊物(刊名源於鲁迅描写底层人民强韧生命力的〈野草〉一文)等方式,引领工会集结组织、建立共识。然後於1949年发动近两千人游行抗争,向省主席陈诚陈情,最终成功将台籍邮电员工的身分,由「留用」全部「归班」为本国正职,达成同工同酬的目标。

21岁的他与王文清、许金玉等其他几位年轻干部,领导了台湾光复後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工运,创造台湾工运史上的首次捷报,却也埋下1950年白色恐怖「台湾省工委会邮电总支部计梅真等叛乱案」的伏笔。

自从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以武力终结「二二八」、将「托管论」者──美国驻台北副领事葛超智──逐出台湾後,岛上的不满意见便纷纷「向左转」,异议人士一批批加入中共「地下党」各支部或外围组织(层层纳入蔡孝乾指挥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领导),与岛外的反蒋力量隔海呼应。

1949年底,蒋介石国民党败退来台。此前的3月15日,新华社代表中共中央发表社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4月23日,解放军渡江并占领南京。海峡风云诡谲,台湾地下党加紧动员,为即将到来的「解放台湾」预作响应的准备。国民党方面,则省主席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陈诚宣布5月20日《台湾省戒严令》启动。台湾从此进入「紧急状态」,掀起了「反共」高潮,国民党积极扫荡反对力量。

国民党特务系统循1949年《光明报》案,追出蔡孝乾「省工委会」名单後,计梅真、钱静芝首先遭到逮捕,「邮电总支部」一众人等随之相继入狱。刘建修也在1950年3月10日清晨,从台北市泉州街家里被拉上车、蒙上眼睛,离开了新婚甫一个月的妻子,带往警总围墙里的保密局「南所」。肉体与意识在一连串的刑求中形同死去,口供於昏死间莫名完成。10月,军法处以参加叛乱组织事由,依《惩治叛乱条例》判处刘建修15年刑期,次年5月转送绿岛关押。

军法判决时,刘建修才第一次知道同案多达35人被捕(「同学会」近半人数),其中,两位老师不及再见已遭枪决。今天,从官方所谓「转型正义资料库」相关档案里计梅真、钱静芝的照片,能看到两人临刑前都留下了从容而自信的笑容,计梅真尤其笑得几近灿烂。我想,这是因为求仁得仁而义无反顾吧。当时在台湾,反蒋的左翼地下活动风起云涌,大家都乐观认定蒋介石倒台只在旦夕之间,台籍中共党员李妈兜(後遭追缉、1953年枪决)也曾通知部分同志「6月间解放台湾」。刘建修还回忆说:「不必从大陆打过来,台湾自己就能解放。」岂料,1950年6月韩战爆发,改变了这一切。

1950年计梅真(左)、钱静芝(中)临刑前的留影,及其枪决执行令影本

1950年7月,美军以「联合国军」的名义介入朝鲜半岛,第七舰队封断台海,美─苏冷战格局正式延伸至西太平洋。蒋介石眼见美国利用第一岛链拉起东亚「铁幕」的意志明确,从此倚靠美帝偏安台澎有恃无恐,於是放手在岛上肃杀异己、大肆清洗「地下党」,并漫天罩下白色恐怖的大网,建构起多重特务体系层层监控的反共「内战体制」(关於「内战体制」,参见《远望》2020年3-6月合刊号社论〈量身定做的「正义」不是正义〉)(http://www.yuanwang.com.tw/detail?id=242)。当年另一位政治犯林赐安记得,此时,一名新押进来的国民党空军带来韩战消息,看守所内也顿感蒋介石要全面开铡、大家「要长期抗战了」。今天就官方已公开的记录来统计(未公开及缺乏记录者不计),蒋氏政权偏安台湾以後的白恐期间,政治犯单算判处死刑而枪决者就多达1,080人,并主要集中在1950年代初。为扩大监禁反蒋份子,国民党还相中台湾东侧的孤岛,1951年增设为集中营──所谓「绿岛新生训导处」,以便隔海与一般民众拉开「安全」距离,而且囚犯逃脱无门,内情难为外人得知,大陆方面亦难以触及;初设即大手笔移入了千余号政治犯。联美据台镇压异议、抗拒统一,从此作恶岛内、消磨两岸、遗误中国,就是从蒋氏国民党直到今日民进党一脉相承而狐假虎威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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