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无处栖息,让世界变得沮丧

2020-09-14 07:53
即便在非常卑微的情况下,大部分人肯定都体验过这一真相。这种成功和意图大有关系。一位厨师坚持使用一种新鲜的香草,一个木匠天衣无缝地修补了一块装饰嵌线,一名广播记者用一句抒情短语让自己的报道生动有趣。看来,下面这番话并不过火:正是这些姿态,这些让我们超越实用、存在于经济逻辑以外的东西,使文明值得栖息,它们的缺席(这种情况频繁发生)会让世界变得令人沮丧。
理查德·托德



怀着当时不曾感受到的兴奋,我回想起1978年的那天,天大的好运突然降临我的写作生涯。在那以前,我写过一本很糟糕的也没有出版的长篇小说,还写过一本很糟糕的可是出版了的非虚构作品,几乎没有收获任何评论,售出的册数还不足以抵销出版社给我的小额预付金。之后的五年左右,我一直作为自由撰稿人,为《大西洋》写文章。我刚刚又写完了一篇文章,很长的一篇,正坐在托德的办公室里。我喝着啤酒,我已经在这种场合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托德也默许了,我觉得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希望喝酒会阻止我表达自己向来就有的“产后焦虑”。我一文不名,我再一次向他解释。文章我写腻了。我想写一本书,比之前写过的都要好。我可以写本什么书呢?


托德说:“你干吗不研究研究电脑?”


我畏惧数学和科学,因此藐视在这些方面很在行的人。研究电脑的前景看来既吓人又乏味,和“工程技术”这个词一样乏味。但愿我可以声称自己是那种敢于冒险的年轻记者,勇往直前,不惮于让事实证明自己以前的想法是错误的。可实际上,我之所以听取了托德的建议,只是因为当时我实在想不出可以探索别的什么题材。


三年后,我有了一本书,《新机器的灵魂》。回想起来,托德的主意,即使不考虑别的优点,最起码也合乎时宜。当时还没有个人电脑。电脑是个稀奇玩意儿,可正在激发极大的兴趣,部分是因为研发这些机器的行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大西洋》发表了这本书的摘录;一家在电脑从业者当中广为流行的行业性杂志也这么做了,或许这一点在商业上的意义更加重大。接着,《纽约时报书评》的编辑挑选了一位工程师塞缪尔·福罗曼塞缪尔·福罗曼(Samuel Florman, 1925—),以论述工程技术和一般文化的关系的著作和演讲著称。下文提到的书初版于1976年,是其最流行的著作。——译者来写书评,他自己也写过一本书,名为《工程技术的存在主义乐趣》。能够读到我的书,与在他看来普遍存在于文人学士中的反工程技术偏见唱反调,并且把他专业的一个分支描述得激动人心,显然让此君倍感欣慰。《纽约时报书评》的编辑把福罗曼先生的评论放在了杂志的封面。


我对自己的书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可是根本就没有料到上述发生的一切,或是接下来要发生的一切。《大西洋》和利特尔&布朗出版社也没有料到。《纽约时报书评》上的几篇书评发表后,每日发行的《纽约时报》上也登了一篇书评,评价很高,于是出版社把我派到纽约,造访许多至今仍然排列在第五大道上的书店。我本来要签名售书的,可是一本都没有了。一整条大道上,所有的存书都销售一空。我听说,要等好几个星期,才会有更多的册数被印刷和递送出来。我自然感到愤愤不平。不明事理地愤愤不平。实际上,出版商在我的书上下了很大的赌注,一种没有多少胜算的投注,就像轮盘赌。纷至沓来的好运让他们的赌注显得微不足道,怎么能指望他们事先会预料到呢?


好运紧跟着好运,或者说好运产自好运。我的书得了奖。我乐于把它视为一本好书,可又希望下面的话不至于让我显得不知好歹:从那以后,我本人也在好些评奖委员会里当过评委,我知道选择获奖者常常是一种评委间的讨价还价,事关不同品味的谈判会导致把大奖授予评委们的第三选择。


在一个颁奖仪式上,我碰到了约翰·厄普代克,他告诉我他有我的书。“写得不错。”他说。


我向他表示感谢,接下来又心口不一地补了一句:“我不太把得奖的事儿放在心上。”


他回答说:“是不要太放在心上。”


我那时只有三十几岁。我告诉自己:当时我太年轻气盛了,以至于没法听从他的建议,并对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心怀感激。


当一个人遭遇坏运的时候,很容易相信运气的威力。好运则往往会引诱渔夫——甚至还有赌徒!——把一切归功于自己的能力。可是至少对于作家来说,犯这种毛病是有解药的。想想全世界图书馆里汗牛充栋的藏书,其中必然有经典之作,几十年来都无人翻阅。想想很多优秀的作家没法靠写作谋生。如果有人能以写作维持生计,却又对运气的威力不抱感激,那只能说是自欺欺人。

——基德尔


或早或晚,每个作家都必须同自己辛勤工作的物质层面(商业成功)达成妥协:是实现还是不实现,是渴望还是藐视,抑或是在文学市场里仅仅靠正当收入养家糊口。当代作家刘易斯·海德在《礼物》一书中,以大量的篇幅悉心考察了这个话题。

海德认为,艺术家,包括作家,在本质上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许多作家都曾分享这种让人自我感觉良好的观念,特别是在编辑对他们的天才视而不见,或者读者公众对他们的成品漠不关心的时候。可是,海德把怨恨不平的东西升华为一种彰显人类高尚的真相。他主张,艺术性和创造性一般来说属于(或者说应该被理解为属于)人类学家所谓的“礼物经济”;如果视界更加清晰的话,就会看到这种社会风气存在于南太平洋岛屿等地,而不是曼哈顿中城。他说,创造性起因于两种天赋:天赋的才能和天赋的传统,天赋的传统渗透于个人的才能之中,并为它指明方向。创造性行为本身也是一种礼物,其目标不可能指向赚钱,而必须被无偿地赠予。

海德对作家职能的神圣化可能会引起不安,特别是对于有些新闻写作经验的作家。新闻编辑室和杂志编辑部很快就会给你上课,叫你别把写作看得太宝贵。新闻记者不太可能谈论“艺术性”和“创造性”。就算他们敢于自夸,也往往倾向于谈论怎么做好“专业人士”。诺曼·梅勒把专业人士定义为在倒霉不断的一天也会勉力工作的人。作为艺术家,他特别喜欢把自己当作一位专业人士。在专业人士的盾徽上铭刻的箴言,会是约翰逊博士永不过时的至理名言:“除了傻瓜以外,没有人会不为钱而写作。”专业人士在截稿日之前交稿,专业人士也会做出妥协。专业人士生活在真实世界的真实时间里,暗自承受工作导致的种种约束。专业人士最精彩的自夸,莫过于A·J·利布灵的隽语:“我能比写得更快的作家写得更好,也能比写得更好的作家写得更快。”

同侪相聚的时候,作家们倾向于对写作行业泛泛而谈。之所以这么做,部分是为了避免说出自己对于对方作品的真实想法。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对于赖以为生的体制真心感到不快,一逮着机会就会紧紧揪住同行,争相控诉出版商的胡作非为。没有打广告。没有给书评家寄样书,或是寄错了书评家。没有宣传活动。或是大肆宣传,书店里却没有货。

刘易斯·海德主张,以上种种言行无不有损于一位作家的尊贵身份,作家应该对一切市场成功都怀有戒心。但是话说回来,即使抛开按揭贷款这类事儿不谈,一位散文作家也无法轻易把艺术从商业当中剥离出来。伟大的散文艺术样式与出版业同步成长。书籍不但必须被书写出来,也必须被制作出来;历史上,那些有能力制作书籍的人,很快就超越了制造商的身份。出版商成为鉴赏品位的裁决者,既包括审美价值的,也包括商业价值的。即使现在书籍变得更加容易生产,并且多谢电子出版行业,更加容易传播,这种职能也一直延续不变。事实上,作为文学价值鉴定人的名声才是一家出版商最宝贵的资产,而它总是面临将这种资产挥霍殆尽的危险。出版业并不是文化的附属物,而是文化的一部分,说它藏污纳垢、唯利是图不假,可它栖身的文化有时候不也一样吗?

传统出版业依赖由作者、经纪人和编辑组成的一种基本的三元体系。对于怯生生的青年作家来说,这种关系看似近乎原始,其实是以另一种方式上演了一出经典的家庭剧。不言而喻,作家是孩子,经纪人是慈母,永远站在孩子一边,出版商则是严父,只有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成绩,才能赢得他的爱。

对于刚刚起步的作家,相当一段时间内,经纪人的神秘尚且在出版社的神秘之前。这些中间人或掮客占据着中枢的位置。他们为出版商提供的服务是发现和甄别新晋人才,并在市场营销上进行合作,当事态变得令人焦虑时,还可以充当作者和编辑之间的缓冲者。经纪人可以做到作家自己无法做到的一些事情。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找到一位很可能会喜欢这本书的编辑。在各家出版商内部,极少人有直接拍板的权力,可差不多人人都可以一票否决。所以,至关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手稿或书稿提案交给一位合适的编辑——后者不太可能立马就把它毙掉,反而很有可能满怀热忱地推荐给同行。

一个揣着手稿的青年作家常常满怀忧惧却又雄心勃勃,犹如一个外省的女孩子初次来到纽约(有时候作家恰好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子)。在做好准备面对退稿的同时,她可能把各种各样的人品素质归咎于种种看不见的力量。为什么有些经纪人和出版商隔了这么长时间,才回复她的电子邮件和电话?传播业向来不以高效率著称。不止一位作家悲叹:“和这个行业打交道的麻烦就在于,经营者都是主修英语专业的。”这句话的意思当然是说,很多出版工作者和作家背景相似。这么说是明智的。写书的人实际上和制作、推广书的人有很多共同之处。一位作家越快入门,能和众多经纪人和编辑见面,就会越快发现,原来这些人都是兄弟姐妹——有时候穿着更考究,但未必总是这样。一般说来,他们都是真心喜爱书籍,并渴望把它们制作得更好的一群人。

图书业正在发生急剧而难以预测的变化。多年来,该行业一直被非难为老旧过时,甚至是抱残守缺。如今,出版工作者说完全不知道在几年之内,出版业会变成什么样子。可是,一个基本的真相很可能会一直延续下去:已出版的图书,大约有80%是赔钱的。也许80%的图书本就该赔钱。只有市场神圣性的狂热信徒,才会想象那是同一种80%,可是很难想象在未来,图书赚钱会成为常态,而不是例外。

因此,出版业看起来注定一直是个赌徒的行业。出版商,尤其是那些出版非虚构作品的,一般手稿还没写出来的时候,就把它们买断了。他们在碰运气。有些出版商数年扶持作者,他们苦苦等待的新书可能永远也不会被写出来,也可能写出来了,却和起初答应的相差甚远。可是出版商也很容易以另一种方式,像赌徒一般行事。当一本书卖不动的时候,出版社内部对它的支持往往急剧衰退。编辑会及早止损,将注意力转向其他图书。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作家们会哀叹,还会怒吼,有时候他们的嚎叫并非没有道理:“要是他们再多花点力气推广我的书该多好!要是……!”以下这句话是没什么用的安慰,不过值得铭记:对于出版商来说,他们原本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完全不在你身上赌运气。

作家,甚至包括那些成功出版作品的作家,开始得到各种各样关于市场营销和把自己“打造成品牌”的建议。他们被告知,他们必须写一段“电梯推介”,即一口气就能读完的图书简介,据说这对于销售至关紧要。听到这个,并被告知要让自己的书卖得好,作者需要一个“平台”——除了作家以外的某种身份——可能会让人感到既刺耳,又虐心。书稿提案就好像研究资助提案和大学申请表格里的个人随笔,成为一种自成一体的次级文类。甚至还有书稿提案的顾问和书稿提案的程式。作家得到的建议是,创造“各种市场营销计划”,加入自己的书稿提案。有些作家乖乖地花费好几个星期来完成这件苦差。绝大部分都是胡扯和糟糕的建议。一个新作家应该听从一位信得过的经纪人的忠告,谨慎行事,牢牢记住编辑首先是一位读者,而对于读者来说,最佳的市场营销计划很可能是二十到三十页写得很漂亮的文章。

一个想要写作并成功出版作品的作家,必须培养一定程度的双重特质。写作时,你必须把自己视为一名作家,而不是一件商品。可是,你的书出版以后,就成了一件商品。经过时间的磨练,出版商和经纪人在营销图书方面越来越成熟老到,如果你出于骄傲而不对他们的努力给予合作,将是鲁莽的自毁行为。

在一篇名叫《波士顿球迷向“小子”告别》的杂志文章里,约翰·厄普代克讲述了泰德·威廉斯在芬威棒球场最后一场比赛的故事(威廉斯最后一次上场击球,打出了全垒打)。厄普代克告诉我们,威廉斯的污蔑者一直非难他不是一个“决胜手”。接着,厄普代克对此进行了反驳:“‘决胜手’即便不是体育作家创造的神话,也是一个大俗物,就好像一位只是为了金钱而写作的作家。”这句评论对于塞缪尔·约翰逊的名言起到了修正作用:写作当然是为了挣钱,可是只有傻瓜才会仅仅为了钱而写作。

人人都盼望成功。可是,每一位作家都会在中途惨遭退稿,它引发的痛苦是真切无误的。然而痛苦是比绝望更纯净的一种情感,绝望有时会自我乔装为狂妄,源于将作家的自我价值等同于出版商的预付金额,甚至等同于书评家的反应。一位作家生活在与出版业的对抗状态中,固然是自我拆台;一位富有文学抱负的作家将财富与成功完全等同,同样会弄巧成拙。作家所从事的工作,其中最好的那部分,并不广为人们所瞩目。一部作品所能唤起的最大乐趣,可能存在于一个优美的叙事转折,一种得到准确表达的关于人类行为的直觉,或是蕴含在作品背后的宽仁精神。在这些事物发生的时候描述它们,一个很好的词就是“艺术”。任何一本书所达到的艺术成就,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得到市场的酬报,可是作家一般不会在达到艺术成就的过程中,成天考虑市场。每一本书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自身的酬报。在幸福的时刻,作家意识到,最好的作品是在自己的双眼仅仅盯着作品(而不是盯着它的种种影响,或是盯着自己)的时候写出来的。写作是为了写作本身。用刘易斯·海德的话来说,它是一份礼物。

即便在非常卑微的情况下,大部分人肯定都体验过这一真相。这种成功和意图大有关系。一位厨师坚持使用一种新鲜的香草,一个木匠天衣无缝地修补了一块装饰嵌线,一名广播记者用一句抒情短语让自己的报道生动有趣。看来,下面这番话并不过火:正是这些姿态,这些让我们超越实用、存在于经济逻辑以外的东西,使文明值得栖息,它们的缺席(这种情况频繁发生)会让世界变得令人沮丧。

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受到许多同侪作家的景仰。尽管他本人可能把最高的抱负保留给了他的小说,可是一些人景仰他的随笔和报告文学里妙语连珠、机智得令人倾倒的文字,绝不下于景仰他的小说。在为他举办的纽约追思会上,长篇小说家扎迪·史密斯扎迪·史密斯引用了他的话:“……优秀艺术和平庸艺术间的主要分水岭,位于艺术核心目标的某处,即隐藏在文本背后的意识动机。它必须和爱有关。必须和这样的修为有关——说出能给予爱的那个自己,而不是仅仅想要被爱的那个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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