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人才重在发现和支持,而不是“培养”

2020-09-13 09:41

科学人才重在发现和支持而不是“培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与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科学界的一件大事。我听到一些报道说要加强科学人才的培养。比如我的校友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就强调这一点。我相信他是真诚的。但是我想需要纠正他一个词。不是“培养”而是发现。我希望他们有这个雅量接受这一点。

实践证明,人才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也不是一厢情愿选一批苗子刻意培养出来的。比如爱因斯坦,在跟他大体相同的条件下接受教育的人很多,但是就没有第二个可以与他相提并论。其实,爱因斯坦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那个时代的老一辈科学家实在不得了,能容忍这个年轻人。假如出生在今天的中国,他是不是会陷入侵权诉讼不得而知。难道庞加莱和他的门生不可以控告爱因斯坦抄袭吗。但是庞加莱一句话也没说。这个本来寂寂无名的专利审查员在一年之内就发表了三篇著名的颠覆性的文章。在中国能通得过审查吗?他有资格在这样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吗?他有职称吗?在中国他就是个民科。

其实在一个学校里,那个学生有特殊的特质并不难发现,往往是公认的事实。但是在中国又往往有各种条条框框卡在那里,把他们过滤掉。比如陈景润,如果不认为他有才,也不可能把他分配到数学所。但是到了所里就冷冻起来,因为他不红。好在他太内向没有多说话,否则,恐怕早就在历次运动中中标了。

再如,在大跃进时代,原子能所的杨帧从当时的超声热得到启发,就联想到是否可能用超声调制压电晶体石英的中子散射。他动手能力很强,自己用手头的东西搞出一个简单的实验装置,发现了超声波对中子散射的调制效应。这是一位刚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人,按说是单位里的苗子。只是因为这不是上级或导师布置下来的任务,于是导师们都不重视,连个发表的机会也不给。后来外国人也发现了,而且有了相当重要的应用,于是在文革的后期才给予承认,于是他有机会又发现了另一种晶体也有这个效应。假如,……… 唉,假如的话就不说了吧。

他还算是幸运的,有许多首创性的火花连出头的机会也没有就被遗忘了。

别人的思想我不知道。我自己就有几个东西没有机会。文革时期我有一个离子电容器的设想,也就是这个梦让我追求进入高能所的机会。我向单位提出这个想法,领导说(可以说是跟我关系不错的老师),国外有许多这方面(核聚变)的设想,给你二十万也做不出来,不如先发表看看外面的反映。于是在NIM上发表了。当然我不甘心,要保留点东西,反正是设想不是实验。我十几年的心血就这样交代了。

八十年代,三峡大辩论,其实重点是泥沙问题,我通过我的老师孟昭英找到黄万里,我以为如果有处理泥沙的合理建议他会改变反对的态度。我向他提出管道输沙的建议,我甚至指望他提出反对的技术意见,比如磨损太大等等。没想到老先生一句话就顶回来。他说“人家美国人用管道输宝贵的媒,你却用来输无用的沙。”我当时也还年轻气盛,回答他,我输的不是无用的沙,而是有害的沙。至于另一位权威李锐先生,则盘问我是学什么专业的,说什么泥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心想,我有比他足够的资格讨论泥沙问题。他连苏联人怎么算出三门峡可以拦沙五十年都不知道。其实那是个小学的数学问题。三门峡库容750亿立米,黄河泥沙平均每年15亿立米二者一除就得到最多可以拦沙五十年。可惜这只是专家的一厢情愿。泥沙偏偏不肯进水库,淤积在库尾。要想让泥沙进水库,也不是没有办法,但是不能墨守成规。然而,库容总是有限的,而泥沙随日月而无穷,以有限的库容对无限的泥沙,拦是拦不了的。还是得另想办法。我就奇怪,怎么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许多聪明人就是满足于拦沙呢?

两位专家的意见倒是让我心中有了一点底:他们找不到反对的理由。只能顾左右而言他。

这是我们的专家对待别人的思想的普遍态度。如果没有把握反对,就顾左右而言他。

2002-05年在台湾经历了几次台风,使我产生了以毒攻毒以触发大量小台风来降低海面温度从而防止强台风的设想。后来经过十几年的观察和学习,我确信这个设想是站的住的,在科学网发了一个博客。很可惜,我们的专家都惜字如金,连一点批评的文字都不肯写。大概如果哪一位确实发现一个严重的漏洞可以一语中的地驳倒,可能会不吝赐教了。

这是所谓内行领导的必然结果。中国的科学界实在需要一点学术自由。到处都是大师,大师正襟危坐,众生唯唯诺诺,这一群人只有一个人的大脑在运转,然而一个人的创造力总是有限的。

我不贬低大师,但是认为大师也是人有人性的弱点。而且我认为大师的作用首先在于发现人才。过分推崇大师,以为他们智慧无穷,必然能压制首创精神。

80年代可以说只中国科学的黄金时代。但是当时的高能所自己不能拿出一个合适的方案,不是没有人才提出对撞机的方案。谢家麟就提出过这个方案,他是资格很老的加速器专家,他出国到SLAC访问就换了一个人,几乎所有的加速器专家都是他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可是在高能所,人家就可以不把他当回事。最后要李政道和陆XX介入才定了那个方案。连谢家麟这样在国外功成名就的人在中国一旦专家说了算都得不到尊重,谈何创新。

总之我希望中国应当正确认识人才出现的规律,提倡发现人才不拘一格使用支持人才。用他们的长处,帮助他们克服弱点,而不是因噎废食因为他们的弱点,确实存在的或者臆想出来的弱点,而废弃人才。骄傲几乎是所有人才的通病,其实批评他们骄傲的人也许更骄傲,不同的是他们没有骄傲的本钱又嫉妒别人的才华,自己低人一等只能以说别人骄傲来自我安慰。就像丘吉尔对他的政治对手说的,他们的确有充分的理由谦虚谨慎一些。

此外中国人偏重政治,一旦重视就要委任个政治头衔。这也往往事与愿违。比如方励之,让他去做研究,也许是个不错的人才,偏偏让他去玩政治放大炮,还当大学校长,他又不自量力出风头,结果就杯具了。他也就是欺负邓小平不能把他怎么样就千方百计捣点乱。在多伦多大学的讨论会上,他的那些什么“私有化”,“放之四海皆准的放到哪都不准”之类的奇谈怪论被质问得张口结舌,低声下气,气焰全无。对于那些你认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套用一句电视剧台词,用人要疑,疑人也要用,关键是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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