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原因：新冠病毒疫情和中国人口危机

一、新冠病毒疫情和人口危机的比较

2020年1月3日李文亮等人因“散布谣言”被武汉警方训诫；同一天，人民网将笔者的学术观点“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列为“2019年十大谣言”第三（1.朱紫阳，江宏：《2019年十大谣言盘点》，人民网，2020年1月3日）。也就是说，李文亮是“市级谣言的传播者”，笔者是“全国性谣言的制造者”。背后涉及到共同的原因：人口数据造假。

人口数据是社会、经济、政治、教育、科技、文化、国防、外交等各项决策的基础。西周有“司民”之官小司寇，负责统计人口数据，在每年孟冬之月祭祀司民星，将人口数据庄严地进献给国王，国王行拜礼而后接受，作为治国依据。可见，人口数据被赋予了极为神圣的意义。

错误的人口数据将动摇各项决策的基础。商鞅认为如果不知道准确的人口数据，“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规定对人口数据造假者处以“腰斩”，与“降敌同罚”。

元朝从某种角度是亡于统计腐败，中央政府拿不到准确的人口和耕地数，本应成为国家税源、兵源、役源的人口和耕地，成了权贵的私产。中央连修黄河的钱都拿不出来，河工们纷纷加入红巾军，元朝“英年而逝”。明朝的建立者朱元璋为了避免“蹈胡元之弊”，派出军队统计人口和耕地；对统计造假者，罪在官者处斩，罪在民者充军。

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是低生育率导致劳动力负增长，无法支撑已铺得很大的内政、外交。俄罗斯科学院阿纳托利·维什涅夫斯基教授说，早在20世纪60年代，生育率就已低于更替水平，但有关人士用复杂的“游戏”遮盖住了该问题（2.<俄人口减少趋势难以逆转>, 人民网，2004年11月）。如果学者不掩盖人口真相，政府进行战略收缩，是可以避免解体的。

现在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蔓延，原因之一是人口数据腐败。国际社会指责中国最初隐瞒新冠病毒疫情，不能在第一时间扑灭疫情；少报感染数和病死数，误导了国际社会对疫情的判断。这些指责固然部分是为了转嫁自己抗疫不力的责任，但是武汉在应对疫情上确实存在过失。

2019年12月1日武汉就发现了第一例病例，2020年1月3日病例数增至44例，但是到17日，武汉和中国全国竟未增一例，而日本、泰国却发现了病例。2019年12月25日就陆续出现“人传人”，但是到2020年1月20日，武汉和国家卫健委专家一直称“不会人传人”，“可防可控”，以至于到23日才开始采取行动。

病毒的基本传染数（RO）和病死率这两个人口数据是制定抗疫政策的核心依据。R0值是指一个感染者平均可传给几个人，若R0<1，疫情将逐渐消退；若R0>1，会以指数增长、散布为流行病。“不会人传人”，意味着RO为0。2020年1月29日中国学者根据湖北等地的数据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文，判断R0为2.1（3.Qun Li, Xuhua Guan, Peng Wu, Xiaoye Wang, Lei Zhou, Yeqing Tong, et al, “Early transmission dynamics in Wuhan, China, of novel coronavirus-infected pneumonia”, N Engl J Med. Vol. 382, No. 13 (Mar 2020), pp.1199-1207），但是湖北的感染数被低报，因此这个R0是低估了的。比如2月11日病例数只有33,366例，由于湖北和武汉领导班子的调整，12日病例数也被调整为48,206例。4月7日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发表论文，认为R0高达5.7（4.Steven Sanche, Yen Ting Lin, Chonggang Xu, Ethan Romero-Severson, Nick Hengartner, and Ruian Ke，”High Contagiousness and Rapid Spread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Emerg Infect Dis, Vol. 26. No. 7 (July 2020)），传染性极强。4月16日武汉的病死数被从2,579人调整为3,869人，增加50%，那么以前学者所判断的病死率也严重低估。

中国人口危机是放大版的武汉疫情。如果总和生育率（TFR，妇女平均生孩子数）维持在更替水平（中国应为2.2-2.3），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不减；若TFR>更替水平，人口会不断增长；如TFR<更替水平，人口将减少。

中国的生育率在1990年后就低于更替水平，1991年、1995年、2000年只有1.8、1.43、1.22。说明至少在1991年就应停止计划生育。但是利益集团（国家计生委、统计局、联合国人口基金、主流人口学家）一次次篡改生育率、夸张性预测人口，延误人口政策调整。

蒋彦永、艾芬、李文亮并非流行病专家，但是医生都接受过流行病、传染病的基本训练。2003年由于蒋彦永的预警，才导致SARS疫情及时被控制。2019年艾芬、李文亮等医生预警新冠病毒，但是却被视为谣言而被训诫。

笔者并非科班出身的人口学者，但是作为医学博士和妇产科研究员，接受过人口学培训，尤其是还掌握与生育相关的生理学、病理学、心理学、伦理学、行为学、精神分析学等学科的知识（这是人口学家所不可能具备的知识），知识结构比人口学家要全面的多。比如，“生死相依”，婴儿死亡率、出生时预期寿命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与生育率直线强相关，是“诊断”生育率的最佳指标；避孕率、婚育年龄、不孕、生育障碍、生育心理、生育行为等也都影响生育率。

笔者在2000年就预警人口危机，质疑官方的人口数据，一次次不幸言中，但20年来却屡遭封杀。2007年版《大国空巢》被称为“中国第一禁书”。2013年2月在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的新版《大国空巢》被新华网选为3月“十大好书”（5.新华网2013年2月《新华好书榜》），上榜“2013年度中国100本风云图书”榜首（6.《2013年度风云图书评选揭晓 100本图书入选》，人民网（来源：北京日报））。但仍在2016年被下架。国家卫计委2015年发公函阻拦出版笔者的新书，2016年将笔者全面封杀（7.2016年9月8日《纽约时报》：China Censors Critic’s Discussion of Family Planning Policies）。

2017年5月笔者在北京大学的研讨会发言指出中国人口存在9,000万水分，但是有关机构却对北京大学进行了数月的调查。

2019年1月笔者指出“中国人口已开始负增长”，但是被新浪网选为“2019年1月十大谣言”第四，国家统计局长在央视和人民网辟谣，笔者过去20年在网络的文章被清空，人民网将笔者的观点列为“2019年十大谣言”第三。利益集团动用国家的权力，对一个学者进行长达20年的打压，在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

新冠疫情的威胁是急性的、显性的、全球性的，威胁到每一个“现有”人口的生命，因此人们马上就警觉起来，国际舆论哗然。而人口危机的危害是隐性的、慢性的（二三十年后才显性化）、局限于中国，不威胁“现有”人口的生命，而是剥夺“未出生”的婴儿（没有话语权）的生命；中国大众受计划生育洗脑几十年，认为人口过多，就像温水中的青蛙一样对未来的危机茫然无知；国际社会由于事不关己（其实中国老龄化危机也将冲击全球经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人命关天，与人口相关的数据被隐瞒的越久，后果越严重。新冠疫情是黑天鹅，人口危机是灰犀牛。由于新冠疫情被延误了一个多月，导致疫情在全球蔓延，最终可能会死亡上百万人，对各国的经济造成巨大的打击。而中国人口政策被延误了30年，所损失的生命，到2020年超过了2亿，到2050年将超过3亿，“生命代价”远远超过新冠疫情，影响也更为深远。

中国这次能较好地控制疫情，除了政府动员能力外，还得益于人口规模优势和相对年轻的年龄结构。中国、美国、意大利45岁以下的医生占比分别为54%、48%、26%，54岁以上占比分别为19%、29%、55%。中国的医护队伍年轻，不但工作效率高，并且抵抗力强，感染率和病死率低。

中国能顺利封城，得益于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和储蓄率。2015-2019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了6.6%，美国、意大利只增长了2.4%、1.0%。2017年的净储蓄率，中国为23%，美、意只有2.9%、2.7%。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和储蓄率高，是因为年龄结构相对年轻、总抚养比低。2020年中国的65岁及以上老人占比为13.7%，美国、意大利为16.6%、23.3%；1个老人所对应的20-64岁劳动力数，中国为5.0个，美国、意大利只有3.5个、2.5个；中国的总抚养比只有47%，而美国、意大利为71%、70%。

今后老龄化严重，应对社会危机的将大为下降。

假设中国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而其他国家的人口数据则是将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年版》的中低方案平均。中国、印度、美国、七国集团（作为整体）的中位年龄，1980年分别为22岁、20岁、30岁、32岁，2020年为41岁、28岁、38岁、42岁，2035年为49岁、34岁、42岁、45岁，2050年为57岁、40岁、44岁、48岁。

中、印、美、七国的65岁及以上老人占比，1980年为5%、4%、12%、12%，2020年为14%、7%、17%、20%，2035年为25%、10%、22%、25%，2050年为35%、14%、23%、28%。

1个65岁及以上老人所对应的20-64岁劳动力数，中、印、美、七国1980年分别为10.6个、13.0个、4.9个、4.7个，2020年为5.0个、8.8个、3.5个、2.9个，2035年为2.4个、6.4个、2.6个、2.2个，2050年为1.5个、4.4个、2.4个、1.9个。

中、印、美、七国的20-49岁青壮年的占比，1980年为39%、38%、42%、42%，2020年为46%、45%、40%、38%，2035年为38%、46%、40%、37%，2050年为29%、43%、38%、35%。

日本在二战后率先控制人口，也率先在1992年由于老龄化爆发了经济危机，1992-2018年的经济年均只增长了0.9%，经济占全球比例从1994年的17.7％降到2018年的5.8％。

中国的中位年龄、65+岁老人比例、劳动力/老人、20-49岁人口比例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1年、2023年达到日本1992年的水平，分别在2032年、2038年、2040年、2037年达到日本2018年的水平。可见，中国2019年、2037年前后的年龄结构分别类似于日本1992年、2018年。计划生育使得中国经济过早下行，今后将长期衰落。三亿多老人将老无所养；上千万对父母将丧失独生子女；数千万光棍找不到老婆。

而美国、印度的年龄结构则是分别在2012年、2047年前后类似于日本1992年，在2070年、2083年前后才类似于日本2018年。

过去青年中国的经济活力高于中年美国，经济差距缩小。但是中国的年龄优势开始丧失，到2030-2035年间各项指标都将比美国差，与美国的经济差距将拉大。今后能够超过美国的将是青年印度，而不是老年中国。未来上百年，中国将面临最不利的人口结构。

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从1980年的22%下降到2020年的16.7%，2050年将低于12%，2100年可能将低于5%。因为利益集团的“职务犯罪”，人口政策未能及时调整，中国将丧失数千年来的人口规模优势，在年龄结构上又将处于极端劣势，经济占全球比例、国际战略地位都将快速下降，彻底改变了国际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格局。

人口领域的职务犯罪，所涉人员之众，时间之久，后果之严重，是建国以来绝无仅有。经济和政治犯罪，只是个体行为或小集团行为，中纪委比较容易查处。而人口领域的犯罪，很难查处，因为涉及到多个部委（国家计生委、统计局、联合国人口基金、主流人口学家），错节盘根，对人口数据是众口一词、三人成虎，相当于集体串供，而中纪委对人口是外行，往往依赖利益集团，导致案件无法查下去。笔者耗费20年时间研究中国人口数据、推动人口政策调整，应该是唯一掌握人口数据真相（相对）的人，但是却一直被打压、封杀。

人口政策相关部门的塌方性腐败，导致人口数据体系基本瘫痪，不但误导了人口政策调整，还动摇各项决策的基础。截至目前，中国人口水分超过1.2亿（相当于日本的总人数），错误的人口数据，除了延误人口政策外，还使得决策层和民众不知道人口家底，盲目乐观、战略扩展，比如林毅夫、李稻葵、胡鞍钢等人根据错误的人口数据，预测中国的经济很快要超过美国，今后将是美国的2-3倍（8.杨会军，<林毅夫：中国经济20年后达美国两倍>, 新浪网，2011年03月25日  9.<李稻葵：203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是美国两倍左右>，新浪网（来源：《证券时报》），2017年11月22日）；其实即便中国从未实行计划生育，也达不到他们所采纳的人口数，生育率也将与韩国和中国台湾一样快速下降，今后的人口结构和经济活力也比美国差。而笔者根据真实的人口数据预测中国经济难以超过美国（10. 易富贤：《中国经济放缓中的老龄化因素》，《财经》，2019年第5期（3月4日出版） 11.Yi Fuxian,Why ageing China won’t overtake the US economy as the world’s biggest – now or in the futur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9 Mar, 2019,）。错误的人口数据甚至会演变为政治危机，人们会将经济下行归罪于“决策失误”，领导人为几十年的计划生育背黑锅，为利益集团的职务犯罪背黑锅。对国际的一些利益集团来说，是“瞌睡来了送枕头”，他们借此渲染“战略焦虑和猜忌”，从“防范中国”中获利。还原中国人口真相，可以为人口政策调整提供可靠依据，也有助于增强国际互信，有利于世界和平和繁荣。

从人口数据和新冠疫情看，中国的决策体系存在“致命”的缺陷。

二、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误导决策

1990年后中国的生育率就低于更替水平，随着社会（尤其是医疗水平）发展，生育率还会自发下降。比如印度的社会发展水平滞后中国十多年，生育率从1990-92年的3.39下降到2013-15年的2.18。如果1990年中国就停止计划生育，2000年、2010年、2020年的生育率大约只会有2.3、1.75、1.20；人口只会达15亿的峰值，到2100年降至6-8亿。

200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即便生育率能保持稳定（事实上会下降），峰值人口只会达12.8亿，然后降至2050年、2100年的10.8亿、4.7亿。但是2000年陆杰华等人参与起草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中国21世纪人口与发展》白皮书）（1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人民网，2000年3月2日，13.《中国21世纪人口与发展》白皮书，人民网，2000年12月19日），预测继续独生子女政策，2010年总人口将近14亿，2050年达16亿。而即便依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0年人口也只有13.4亿（实际只12.7亿），10年的预测就误差了7,000万（1.4亿）。

顾宝昌、翟振武等18位人口学家2004年向中央提交建议，反对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因为生育率将长期高于2.0，峰值人口将达16.07亿，到2050年还有16亿；建议实行为期15年的二孩过渡政策，到2020年全面二胎，生育率稳定在近2.0，峰值人口将达14.66亿，到2050年还有14.12亿（14. 顾宝昌、张二力、郭志刚、郑真真、李建民、坐学金、彭希哲、桂世勋、刘永良、翟振武、陈卫、解振明、李伯华、风笑天、高尔生、朱楚珠、李树茁、曾毅：《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2004年4月  15.顾宝昌：《推动生育政策调整的十七年之旅》，新浪网，2017年5月22日）。

台湾地区、韩国的社会发展水平超前中国大陆近20年，生育率在1985年、1984年就低于2.0，2001-2019年平均只有1.14、1.16；全面二孩政策能让中国的生育率长期高于2.0，峰值人口达16.07亿？二孩过渡方案能让峰值人口达14.66亿？

2005年笔者完成《从社会发展水平看调整人口政策的急迫性》（16.易富贤，《从社会发展水平看调整人口政策的急迫性》，《光明观察》，2006年2月1日），论证了如果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将从2006年的1.95降至2023年的1.47（那么峰值人口达不到13.8亿）。该文收录入2007年版《大国空巢》（17.易富贤：《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年9月，第519页）。这是极为前瞻、但仍略显乐观的判断，比如说，2023年的生育率将达不到1.47，而会低于1.2。但是《大国空巢》被称为“2007年中国第一禁书”。

而由三百多位官员和学者（包括翟振武等人）组成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耗费2年时间，在2006年却得出这样的结论（18.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中国政府网，2007年1月11日）：生育率从1990年代中期到2006年一直稳定在1.8（联合国也公布为1.8），要强化独生子女政策才能将之稳定在1.8；总人口将于2019年达14.5亿，在2033年达15亿峰值。根据这些结论，国家计生委办公厅主任金小桃牵头负责代拟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为了“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提出计划生育四个“坚持不动摇”（19.《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中发〔2006〕22号），中国政府网，2006年12月17日）。金小桃后面晋升为国家卫计委副主任。

而即便在实行了二孩政策后，依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的人口也只有14.00亿（实际只12.79亿）,13年的预测就误差了5,000万（实际1.7亿）。

2007年7月10日，国家计生委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接受中国政府网在线访谈： “包括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大家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在2000年时我们的总和生育率在1.7、1.8”，“如果是1.2，中国就不用搞计划生育，就不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了”（20.《人口计生委于学军谈“稳定生育政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国政府网， 2007年11月10日）。

除壮族外的54个少数民族有宽松的人口政策，没有隐报出生的必要，2000年普查34个非穆斯林少数民族的生育率只有1.64，10个穆斯林民族也只有1.73。由于汉族的社会发展水平更高，意味着即便实行少数民族那样宽松的政策，全国的生育率也只会有1.48；在独生子女政策下，怎么可能有1.7-1.8？

国家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总是以“隐报”来否定普查、小普查的生育率。所有人都可以合法生一个孩子，一孩次生育率不存在隐报。由于有单身、不孕、生育障碍、丁克等的存在，正常情况下，一孩次生育率是低于1.0的，并随着医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下降。比如中国的不孕率，在1990年代已达10%-15%（21.《我国不孕人群比例20年增10倍 成为第三大顽疾》，2005年06月14日，人民网），2015年达15%（22.赵世刚，陈子江：《重大生殖疾病的分子机制研究》，《生命科学》，2017年1月，第29卷 第1期,43-51页  23.《辅助生殖亟需走出误区 中国技术不输于海外》，人民网-人民健康网）。中国的单身、丁克人群也在不断增加。

2000年普查显示第一孩次的生育率占总和生育率的71%（54个少数民族平均占59%）；如果总和生育率为1.7-1.8，那么第一孩次生育率应为1.21-1.28个孩子/妇女，意味着不但不存在单身、不孕、丁克，而且相当比例的妇女生了双胞胎，多么滑稽！计生委、统计局、联合国、主流人口学家由于缺乏基本的生物学常识，故一再得出此等荒谬的结论。

三、于学军、翟振武给政治局上课

2009年顾宝昌、彭希哲、曾毅等人在给中央的《关于人口政策调整的再建议》中认为，“多数人口学者所接受的生育率”是1.6，建议 “放开二孩、防止多孩”，并且还要“先行试点，先易后难、先点后面，逐步推开”。

2010年进行了人口普查，于学军担任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副主任，翟振武为咨询专家。普查证实生育率只1.18。但是国家计生委、联合国以及翟振武、曾毅、彭希哲等人口学家却将之修改为1.63（24.胡雅君：《生育率严重低于预期 学者建议放开二胎》，21世纪经济报道， 2011年5月17日  25.透析中国二胎官方路线图 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人民网，2011年09月27日  26.Xizhe Peng, “China's demographic history and future challenges,” Science. 2011 Jul 29;333(6042):581-7  27.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版、2012年版），这意味着人口政策根本不用调整！

2011年4月26日，国家计生委推荐于学军、翟振武给政治局上课，建议“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 （28.《胡锦涛：加强任务落实不断开创人口工作新局面》，人民网，2011年04月27日）。利益相关部门的官员，用虚假数据误导最高领导层，如果在欧美，将引发不亚于水门事件的政治地震。但是于学军却一步步晋升为国家卫健委副主任，翟振武成为中国人口学会会长。

笔者意识到于学军、翟振武在误导决策，于是紧急完成《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看停止计划生育急迫性》，发表在2011年5月3日的《经济观察报》上（29.易富贤：《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看停止计划生育急迫性》，《经济观察报》，2011年5月3日），估算1996—2010年的生育率平均只1.35，判断“从人口结构看，目前中国综合国力是历史最强时期”，预测“人口危机即将爆发”，“中国即将走日本1990年代经济衰退的老路，不同的是：日本是先富后老，中国是未富先老”，建议果断停止计划生育，而“不能局限于放开二胎”。

事实上，2008年-2010年笔者就在多篇文章中判断，2012年将是中国人口和经济的拐点（30.《易富贤称中国人口危机将在2012年全面爆发》，凤凰卫视，2010-08-13   31.和阳：《中国人口的拐点——专访人口学家易富贤》，《商务周刊》，2010年07月27日）。应该说，笔者的判断极为前瞻。1978-2011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10%，但2012年开始下行到7.5%，2019年只有6.1%。

但是中国政府完全忽略了笔者的预警，而美国首席“知华派”学者蓝普顿(David M. Lampton)在《Following the Leader: Ruling China, from Deng Xiaoping to XiJinping》（《追踪领导人：统治中国-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一书（2014年出版、2019年再版），却引用了笔者在《经济观察报》的文章。兰普顿曾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奥巴马总统的中国政策顾问。

四、误导单独二孩政策

2008年-2013年笔者在的《研究报告》（32.易富贤：《停止计划生育，鼓励生育已刻不容缓》，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报告》，No.2008-08，总第18号）、《改革内参·高层报告》（33.易富贤：《重新认知中国的人口问题》，《改革内参·高层报告》，2012年3月）、《战略与改革参阅》（34.易富贤：《关于计划生育问题的研究》（2万字，三篇：《立即停止计划生育功近而德远》，《不停止计划生育问题更大》，《 “人口学家”四次错误的形势判断和政策建议》），《战略与改革参阅》（国家战略与改革研究组），2013年10月10日，总第6期）、《中国改革》（35.易富贤：《人口政策何必用二胎过渡》，《中国改革》，2013年第10期   36.易富贤：《从二胎政策试点看生育趋势》，《中国改革》，2013年第11期）发表系列文章，以及在2013年版的《大国空巢》，都论证了二孩方案是错误的，呼吁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

但是2012年蔡昉等“20多位顶级人口学家”却判断，如果全面二孩，生育率会反弹到4.4（出生4,700万），峰值人口将达15.35亿；即便单独二孩，生育率也会达2.4，到2050年仍有1.75（37.蔡昉，李建民，谭琳，何宇鹏，胡英，王萍萍，都阳，郑真真，王丰，陆杰华，陈卫，彭希哲，风笑天，王美艳，吴帆，冯文猛，刘蓓等（翟振武、顾宝昌、曾毅、郭志刚、李伯华、莫荣等多位专家也参与了讨论并为报告提供了详细的参考资料和建设性的意见）：《中国人口发展报告2011/12：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年10月）。翟振武在2014年也预测，如果全面二孩，每年出生人口将达4,995万（38.翟振武，张现苓，靳永爱：《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人口研究》2014年第02期）。

面对这种预测，即便秦皇汉武也不敢全面二孩，更不敢停止计划生育。于是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先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当时国家卫计委预测，生育率能上升到1.8，每年将多出生200万人，峰值人口将达14.53亿（39.李晓宏：《政策聚焦:单独可生二胎 影响不小》，人民网-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8日   40.《“单独两孩”实施后 年增新生儿约200万》，人民网（来源：北京青年报））。笔者判断单独二孩遇冷，2015年的生育率只会达1.2（41.蓝方，薛健聪， 盛梦露，《生育潮去哪儿了》，《财新周刊》 2014年第24期（出版日期 2014年06月23日）   42.易富贤，《单独二孩实践表明生育政策亟待继续放开》，财新网，2014年08月22日），但是媒体却被国家卫计委训责，不能再发笔者的文章。

2015年3月27日翟振武在《人民日报》发文，认为“（单独二孩）政策遇冷的说法不准确”（43.林丽鹂：《单独两孩”政策遇冷了吗？》，人民网－人民日报，2015年03月27日）。2015年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习近平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坦承“单独二孩”遇冷（只15.4%符合条件者提出申请）（44.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新华网）。但是11月10日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仍通过媒体反驳“单独两孩遇冷”，宣称“单独两孩政策的效应是合乎预期的”（45.《卫计委回应单独两孩政策遇冷：政策效应符合预期》，中国新闻网，2015年11月10日）。

结果：2015年是单独二孩的出生高峰年，《统计公报》显示，不但没有多生200万人，反而少生了32万人；小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05，而不是2.4、1.8。

五、误导全面二孩政策

2015年中国发展出版社准备出版笔者的《大国空巢3》（图文版）、《大国空巢4》。笔者预测如果实行全面二孩，生育率只能反弹到1.45，然后降至2026年的1.0；即便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也只能反弹到1.60，然后降至2026年的1.16，峰值人口只能达13.2亿，到2050年降至11.5亿（46.易富贤：《大国空巢-图文版》，中国发展出版社原本决定2015年8月出版，但被国家卫计委禁止出版，易富贤自印了数百本（送博鳌论坛嘉宾和一些领导），第105-106页）。强烈建议十八届五中全会停止计划生育。

但是国家卫计委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出版总署发公函阻拦出版。在编辑的追问下，卫计委道出核心原因：人口数据和预测与国家卫计委的不符。

当时王培安（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翟振武（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等15位官员和人口学家在撰写《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人口变动测算研究》（47.王培安，王谦、姜卫平、周美林、张许颖、韩俊丽、黄匡时、翟振武、王广州、郭震威、郭志刚、王金营、郑真真、胡英、乔晓春，《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人口变动测算研究》，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16年版）。该书后记：“李斌主任、王培安副主任多次主持专题研讨会，听取各分报告测算报告，充分听取专家意见，并听取了总报告的汇报”。他们预测，2016年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后，虽然生育率达不到以前所预测的4.4、4.5，但仍将在2018年达2.09的峰值，到2050年还有1.72；2016年、2017年、2018年将分别出生1,767万、2,110万、2,189万人；峰值人口将达14.50亿。

为了让出生数“符合预期”，国家卫计委一方面严控舆论，2016年5月20日下发了红头文件（48.《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形势下计划生育宣传工作的意见》，国卫办宣传发[2016]21号），提出要“协调有关部门，加强负面信息的管控”，8月8日将文件下发到各“相关部门”，同日将笔者的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号全面封杀（49.DIDI KIRSTEN TATLOW, “China Censors Critic's Discussion of Family Planning Policies”,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8, 2016），并将2013年版《大国空巢》也从书店（包括网店）下架（2013年新华网的“好书”又变成了“禁书”），也要求各媒体禁止发表笔者质疑出生数据的文章。另一方面，在《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于学军是编委会副主任）中，将活产数从2015年的1,454万“猛增”到2016年的1,847万、2017年的1,758万。其中山东从2015年的105万增加到2016年164万、2017年的166万，浙江从2015年的42万增加到2016年的73万、2017年的71万。

他们显然成功地误导了决策，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之所以没有废止计划生育，是因为“以‘全面两孩’为基准的生育政策的提振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释放”（50.吴斌：《“全面两孩”提振作用仍待进一步释放》，《南方都市报》，2019年11月10日）。

如果真有如此高的出生高峰，那么妊娠并发症的患者将暴增（有很多高龄产妇），婴儿相关产品的销量和股票也会暴涨；但是在全国和山东都没有出现。

抽样调查显示2016年的生育率只有1.24，意味着实际只出生了1,300万人，而不是1,847万人。可见，全面二孩政策并没有“提振”生育率。2018年撤销国家卫计委之后，活产数猛跌到1,362万（实际应不到1,100万），而不是在2012年、2014年、2015年所预测的4,700万、4,995万、2,189万人。

国家卫计委为了政治目的，虚夸出生数，也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比如新疆官方公布的活产数，从2016年的386,251人下降到2018年的197,954人，两年下降一半，美联社等媒体将之归因于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进行了强制堕胎、强制结扎，美国国务卿据此谴责中国政府。如果说新疆的出生减少是因为强制堕胎、结扎，那么全国、新疆、浙江的活产数从2016年的1,847万、164万、73万减少到2018年的1,362万、106万、41万也是因为强制堕胎、结扎？

六、国家统计局高估出生数和总人口

国家统计局也不采纳人口普查的生育率和出生数，负责人口统计的副局长张为民、普查处长崔红艳、翟振武等人参考小学招生数（6岁上小学）调高出生人数（（51.翟振武，陈卫：《 1990年代中国生育水平研究》，《人口研究》2007年第1期）  52.崔红艳，张为民：《对2000年人口普查人口总数的初步评价》，《人口研究》2002年第4期），比如公布1991-2013年出生41,352万人，与1997-2019年招收的42,064万小学一年级新生一致。

其实，由于义务教育经费是由中央和省市分担（西部省份是8：2，中部省份是6：4），地方政府有强大的动力虚报学生数。比如，2012年1月7日中央电视台报道，安徽省界首市上报小学生51,586人，而实际只36,234人，套取经费1,063万元（53.《学籍注水为哪般》，中央电视台，2012年1月7日）。2012年6月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湖北省阳新县两所中学上报学生5,266人、3,000人，实际只2,147人、700人；已被裁撤了4年多的学校，仍在获得教育拨款（54.徐霄桐，王帝：<农村义务教育补助资金疑被“吃空饷”>，《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6月04日03 版）。

全国也如此，比如统计局公布1996-2003年年均出生1,825万人，2002-2009年小学一年级年均招生1,750万人；但是2011-2018年初中毕业生年均只有1,497万人，由于初中毛入学率为104%，意味着15岁人口年均只有1,440万人。

以2000年为例，普查显示只出生1,408万，国家统计局修改为1,771万，2006年小学一年级招生1,729万；但是2015年初中毕业生只有1,418万人（15岁只1,363万人），2015年小普查的15岁也只有1,357万人（扣除死亡，意味着2000年只出生1,411万）。

2008年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开始覆盖全国，农民生孩子可以报销了，活产数也出现水分了，国家卫计委和统计局又参考活产数修订出生数。

近年国家统计局对公布的出生数更加自信了，因为又获得了户籍数据的“佐证”。其实由于与户籍挂钩的个人权利有20多项（55.王石川：《“房姐”为何要那么多户口》，人民网（来源：人民日报），2013年01月23日），人们有获取多户口的强大动力，比如河南中牟县公安局刁家派出所在2010年到2011年这一年就办出了1,980个空户口（56.《“房妹”是怎样“炼成”的？》，新华网，2013年01月10日）。

国家统计局公布2001-2015年出生24,348万人，死亡13,628万，增加10,719万人，其中死亡数存在漏报，而据小学招生数确定的出生数则是有大量水分。笔者推算，2001-2015年实际只增加了4,502万。但是户籍数据却显示，2001-2015年增加了14,442万人，即便对照统计局的数据，也有3,723万户籍人口并非“生”出来的；而依照笔者的估算，是增加了9,940万个“水分”户口。

公安部门在努力缩水户籍水分，比如在2014年-2017年，共清理注销重复、应销未销户口893万个（57.《3年来全国公安机关清理注销重复户口314.7万个》，新华社，2017年12月21日）。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近年户籍水分继续飙升，比如2018年户籍增加了924万人，但统计局公布只增加530万人，而笔者估算实际已经负增长。可见，户籍数据的增长取决于造假和打假的博弈，而与真实人口变化没有太多关系。

鸟铳一枪射出无数霰弹，很难靠手术一粒一粒取出。笔者估算2018年实际人口只有12.8亿，但是户籍人口却为14.04亿。这1.2亿虚假户口中大多已经“合法化”，很难清理。

尤其是2010年之后，放宽了低龄组上户限制（58.《3年来全国公安机关清理注销重复户口314.7万个》，新华社，2017年12月21日），导致水分暴涨。比如户籍2-7岁人口，2010年平均每岁只有1,259万人，但是2015年暴增到1,696万人，翟振武据此推算2008-2013年的生育率平均为1.61，其中2010年为1.63（59.翟振武，陈佳鞠，李龙：《现阶段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究竟是多少?——来自户籍登记数据的新证据》，《人口研究》2015年第6期），“印证”了他2011年的结论。该文在2020年获教育部“第八届高校科研成果”二等奖。

但是卫生统计显示，2008-2013年平均每年只活产了1,440万人（还有水分），可见2015年户籍2-7岁有大量人口并非“生”出来的，而是水分。2010年户籍3岁1,253万人，与2007年活产1,251万一致；但是2015年户籍8岁却飙升到1,647万人。

当总和生育率低于2.7时，各国的一孩次生育率和总和生育率平行变化，直线强正相关，相关系数普遍在0.95以上。2010年中国的一孩次生育率为0.73（不存在漏报），用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日本的一孩次/总和生育率的相关性公式，推算中国即便没有计划生育，总和生育率也只能达1.62；在独生子女政策下，能有1.63？

2010年34个非穆斯林少数民族的生育率只有1.41，10个穆斯林民族也只有1.63；在独生子女政策下，全国能有1.63？

2010年一孩生育率占总和生育率的61.3%，如果总和生育率为1.63，那么一孩次生育率应为1.0，没有不孕、单身、丁克？

水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短板，但是国家统计局和翟振武等人口学家每次都用“长板”思维来拼凑各套数据，导致虚报上亿出生人口。1997年之前，教育数据还没有水分，因为教育经费是由乡镇承担；2008年之前，活产数没有水分，因为农民生孩子是自费的；2012年之前户籍低龄组也还没有太多水分。在这些数据还是“清洁数据”时，统计局、计生委、翟振武学家不去参考这些数据，等到变成了“污染数据”后，就一窝蜂用之修订生育率。这些数据看起来“互相佐证”，其实是互相污染。

七、中国人口已经负增长

2017年5月22日下午，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主办了“人口形势与经济发展研讨会”，笔者的发言“中国人口有9,000万水分，印度人口已超中国”，引起《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金融时报》等数十家国际媒体的关注（60.2017年5月24日的《纽约时报》   61.2017年5月24日《华盛顿邮报》Adam Taylor, “Does India have more people than China? A U.S. researcher claims Beijing’s population statistics are wrong”,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24, 2017   62. 2017年5月24日《金融时报》Tom Mitchell, “India may be more populous than China, research suggests”，Financial Times, May 24 2017 ）。但是有关部门却对北京大学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后面笔者将全文发表在《中国经济报告》（63.易富贤：《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口》，《中国经济报告》，2017年第10期，第40-43页）和《社会科学论坛》（64.易富贤：《中国大陆当下人口实证研究——2016 年中国只有12.8 亿人》，《社会科学论坛》，2017年12期，第4-23页）。

2019年1月笔者指出，2018年中国实际只出生1,000万人左右，人口开始负增长（65.易富贤 苏剑：《2018年：历史性的拐点—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胡耀邦史料信息网，2019年1月2日  66.易富贤：《再论：2018年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多维新闻网，2019年1月23日），在国内有数千万人次读者，并被数十家国际媒体报道（67.Ross Ibbetson and AFP, , Daily Mail, 3 January 2019   68.Steven Lee Myers, Jin Wu,Claire Fu, ,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1, 2019）。国家统计局局长1月15日在央视辟谣（69.《人口负增长？就业形势不好？部长们组团来“打假”》，中央电视台，2019年01月15日），1月21日在人民网辟谣（70.《统计局辟谣2018年中国人口负增长：人口红利仍在》，人民网，2019年01月21日），并公布2018年出生了1,523万人、增加了530万人（户籍甚至增加了924万人）。1月25日笔者过去20年在网络的文章被清空。新浪网将笔者的观点选为“2019年1月十大谣言”第四（71.《1月十大网络谣言“配齐”了 你信了哪几条？》，2019年1月31日，新浪网）。2020年1月3日（李文亮被训诫的同一天）人民网将笔者的观点列为“2019年十大谣言”第三（72.朱紫阳，江宏：《2019年十大谣言盘点》，人民网，2020年1月3日）。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020年1月8日出版的“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2019年年度报告，将笔者的上述观点选入其中，并送交总统和国会（73.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2019 ANNUAL REPORT）。

但是2019年9月出版的《2019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公布2018年只活产了1,362万人，住院分娩率为99.9%，意味着统计局公布的出生1,523万人中有161万并非是“妈妈生的”，而是“笔下超生”。

其实，活产数还被严重高估，比如2015年活产1,454万，但是“小普查”显示总和生育率只有1.05，实际只出生了1,100万人（国家统计局却公布出生了1,655万）。2018年公布活产1,362万，那么实际应该只出生约1,000万人。

活产数存在水分，原因有三：

第一，个人、医院、管理机构虚报活产数以冒领医疗经费。

第二，一些家长给孩子购买额外的出生证以便获得多个户口。在网上搜索“买卖出生证”，可以搜到数百万条信息。比如，2016年9月25日的《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安徽省蒙城县妇幼保健站4,000份空白出生证被偷出、卖到多省（74. 《假信息真户口：“出生证”买卖内幕调查》，《民主与法制时报》，2016.9.25）。2019年4月30日湖南省郴州市监察委员会的官方网站公布，汝城县的两个镇医院的院长卖出了数百份空白出生证（75.《千里之外的出生证明》，来源：郴州纪检监察信息网 日期：2019-04-30）。2019年10月24日中央电视台报道，四川、河北的医院以每份3万元的价格出卖出生证（76.《罪不可赦！公开伪造买卖出生证 四川河北两地涉案人员已全部到案》，中央电视台，2019年10月24日）。

第三，活产数也被“政治”影响。比如2016年、2017年全国（尤其是山东）的活产数就“高度政治化”。现在仍然如此，比如重庆是唯一公布月度活产数的省份，2019年1-5月合计只活产71,554人（月均14,311人），6月猛增到66,862人（活产数是实时上报，不可能数月后才补报），7月、8月又只有16,497人、10,939人。《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了6月活产数的奇异后（77.“China Left One-Child Policy Behind, but It Still Struggles With a Falling Birth Rate”.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31, 2019），重庆卫健委可能不便在12月突然调高活产数了，于是公布9月、10月、11月分别活产了37,724人、20,416人、31,700人，使得1-11月的活产数为25.57万人，与2018年同期完全一样，11月之后重庆也不再公布活产数了（与其他省一样暗箱操作）。人口数据极为神圣，但是重庆的数据是何等的草率！应该彻查各类人口数据的原始数据。

重庆2019年1-5月、7-8月这7个月活产了9.9万人，那么全年约只活产了17万人。2016-2018年重庆活产数占全国的1.88%，那么2019年全国可能只出生了903万人，但是国家统计局却公布出生1,465万人。

2015年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的一孩次生育率分别为0.60、0.64、0.60、0.65，总和生育率为1.18、1.20、1.24、1.24。可见，2015年中国“小普查”1.05的总和生育率是可信的，因为一孩次生育率（没有隐报的必要）只有0.56。

少数民族有宽松的人口政策，各民族的出生时预期寿命、育龄妇女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的比例都与生育率直线强相关，而汉族的医疗和教育水平比少数民族高，用各民族的相关性公式推算，即便中国全国有与少数民族同样宽松的生育政策，2000年、2010年的生育率只会有1.48、1.30。从2010年到2019年，全国的预期寿命从74.8岁延长到77.3岁，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从82.5%提高到89%，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6.5%提高到50%，那么2019年全国的生育率可能跌破1.0。

随着出生时预期寿命、避孕率、离婚率的提高，妇女初婚年龄的推迟，婴儿死亡率的下降，生育率会自发下降。2019年中国大陆的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相当于台湾、韩国2003年，妇女初婚年龄相当于台湾、韩国2004年。2019年中国大陆的离婚率为3.4‰，而台、韩分别只有2.3‰、2.1‰。2015年中国大陆已婚妇女的避孕率为86%，而台、韩只有75%、80%。目前中国大陆的理想子女只有1.7-1.8个，而台、韩还有2个。

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03年、2004年、2019台湾的生育率为1.24、1.18、1.05，韩国为1.15、1.18、0.92。而中国大陆现在还实行计划生育（二孩政策），那么2019年生育率可能低于1.0，出生可能跌破了1,000万人，是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以来的最低。

国家统计局公布2019年出生1,465万人（生育率1.47），难道计划生育不但没有降低生育率，反而提高了生育率？

八、担忧2020年人口普查

由于城市化水平低、户籍管理严，流动人口少，隐报人口难度大。超生家庭即便被“牵牛扒房”也无处可逃；超生的孩子即便没有获得合法身份，但是都在普查员的眼皮底下。因此，1990年人口普查的准确性是很高的。

1990年之后，国家统计局就一直高估出生，导致人口总数的水分逐年增加。统计局公布1998年、1999年总人口为12.48亿、12.59亿，那么2000年应为12.70亿，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00年版》公布为12.75亿。

但是2000年普查汇总人数远低于预期，经过复查、补漏，才变成12.45亿；又额外“评估”出1.81%的漏报率，公布为12.658亿，才勉强与过去数据衔接（78.梁中堂：《人口普查数据不容“推算”》，《瞭望》，2010年7月19日）。在普查结束后，负责普查的张为民、崔红艳率先在《人口研究》发文否定普查的原始数据的生育率和总人口（79.崔红艳，张为民：《对2000年人口普查人口总数的初步评价》，《人口研究》2002年第4期   80.张为民，徐 钢：《2000 年人口普查实施效果和提出的挑战》，《人口研究》，2002年第4 期）。

2000年普查表0-9岁只有15,913万人（1991-2000年出生16,424万人），那么2000年总人口=1990年人口+出生-死亡-净移出=114,333万+16,424万-7,923万-116万=122,718万人，但是国家统计局却公布为126,743万人。

2010年人口普查，张为民担任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于学军任办公室副主任（81.《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名单》），崔红艳任国家统计局普查处处长，翟振武则是普查的咨询专家。他们是此次普查的操盘手。笔者在光明网发文，对普查结果表示了担忧（82.易富贤：《《人口政策御驾亲征，不能只拎回几只野兔》，中国企业家网（来源：光明网-光明观察），2010年12月15日），现在看来这种担忧不幸言中。2010年普查实行“见人就登”、“见户口信息就登”（83.《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解读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国家统计局网站（来源：人民网） 2011年04月29日），“区不漏房”、“房不漏户”、“户不漏人” （84.王红茹：《中国实际人口比统计数据少9,000万的说法不靠谱-发改委专家驳美学者关于中国人口谬论》，经济网（来源《中国经济周刊》），2017年7月17日），这种设计，无疑会提高重报率。但是汇总人数仍低于预期，又进行复查、补查，并修正数据，公布全国人口为133,972万，比如福建省汇总数只有3,329万人，但最后公报数却为3,689万人，比汇总数多了10.8%（85.易富贤：《大国空巢：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年2月，第130-143页）。

即便依照2010年普查，0-19岁也只有32,274万人（有水分），意味着1991-2010年只出生33,201万，那么2010年总人口=1990年人口+出生-死亡-净移出=114,333万+33,201万-16,701万-531万=130,302万人。但是国家统计局却公布为134,091万人，公安部也公布为134,531万人，联合国公布为134,134万。

这四套数据“完美吻合”，给决策层和公众一种假象：2010年中国确实有13.4亿人。其实这四套数据都存在巨量水分，只是藏在不同的年龄组中。统计公报认为1991-2010年出生36,474万人，扣除死亡人数，那么2010年0-19岁人口应为36,149万，20+岁人口为97,942万（大致准确）。联合国的0-19岁是36,631万，20+岁人口为97,503万。户籍0-19岁28,063万（0-1岁部分还没上户），20+岁106,468万（大量“多户口”）。普查0-19岁32,274万，20+岁101,698万。如果用户籍的0-19岁人口加上统计公报、联合国的20+岁人口，那么2010年总人口只有126,005万、125,566万。

2000年普查后面额外增加的两千多万人并没有“塞”进各年龄组，因此年龄结构没有失真太多。但是2010年普查将大约7,000万水分“塞”进了各年龄组，导致年龄结构失真。

比如1990年普查的时点是7月1日，2010年普查时点是11月1日。1990年1岁、0岁分别有2,333万人、2,322万人；根据年龄别死亡率计算，到2004年、2005年15岁时，将减少到2,302万、2,282万；到2010年是21岁、20岁，将减少到2,285万、2,268万。教育数据佐证1990年普查是准确的：1990年的1岁、0岁孩子在2004年、2005年初中毕业，分别只有2,087万、2,123万毕业生；由于初中毛入学率为94.1%、95%，意味着15岁人口为2,218万、2,235万。但是2010年普查却公布21岁、20岁人口为2,689万、2,840万；平移到7月1日应为2,619万、2,790万，虚高了15%、23%。

1990年普查显示1989年出生了2,385万，总和生育率为2.25，其中一孩次生育率1.009（已经虚高了）。但是2010年普查公布21岁人口为2,619万，意味着1989年出生了2,742万人，那么总和生育率为2.59，一孩次生育率高达1.25，不但不存在单身、不孕、丁克，而且相当比例的妇女生了双胞胎？可见，2010年普查的质量非常差！

联合国的数据同样荒唐，比如《世界人口展望-2019》公布中国1989年的0岁人口为3,095万（出生3,164万），意味着总和生育率为2.99，一孩次生育率高达1.34。但是统计局、计生委、联合国、主流人口学家们由于缺乏生物学常识，反而认为1990年普查存在漏报。

在2010年普查结束后，负责普查的崔红艳又在《人口研究》发文否定普查的生育率（86.崔红艳，徐岚，李睿，《对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准确性的估计》,《人口研究》2013 年，第37 卷第1 期）。抽样调查显示2001-2005年的总和/一孩次生育率平均只有1.40/0.98，一孩次已虚高（比2000年普查还高），与医疗（包括不孕率）、教育等参数不符，意味着总和生育率虚高；但是崔红艳却将总和生育率“修正”为1.61，那么一孩次生育率应高达1.14。

人口普查对人力、财力的调动不亚于一场战争，比如2010年人口普查直接投入80亿元；600万人参与，间接成本600亿（87.《和平时期最大社会总动员:人口普查能准吗?》，人民网（来源：《北京科技报》），2010年05月19日）。但是2000年、2010年的人口普查都被严重灌水，原始数据秘而不宣，2010年年龄结构被修改得面目全非。

2020年将进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于学军、崔红艳、翟振武又将扮演关键角色。于学军2019年晋升为国家卫健委副主任，并成为2020年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也是领导小组中唯一的人口学者，因此角色将很重）。崔红艳在2019年晋升为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副司长，应该是2020年普查的设计者之一。翟振武在2014年成为中国人口学会会长，2019年连任会长，并被聘请为国家监察委员会第一届特约监察员，预计将参与普查并监察普查结果。

他们会“本能”地通过普查设计、普查操作、事后数据处理，让2020年普查与过去的数据保持连续，因为如果此次普查获得真实数据，那么他们可能将因为2000年、2010年普查而被追责。

2000年普查的年龄结构没有失真太多，2010年普查年龄结构已严重失真，但是两次普查以及2015年小普查、2016年抽样的生育率还是原始数据，可以根据生育率大致还原人口真相。用生育率计算的出生数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数存在巨大的差值，比如根据2015年1.05、2016年1.24的生育率推算只出生了1,100万人、1,300万人，但是统计局公布出生了1,655万人、1,847万人，用“超生隐报”来解释数据差异。

2016年实行了全面二孩政策了，不存在“超生隐报”了。于是2017年、2018年年度抽样调查的生育率被“动手脚”了，公布为1.58、1.50，据此推算的出生数为1,700万人、1,500万人，与统计局公布的出生1,723万人1,523万人相吻合。由于是国家统计局同一批人员实际操盘2020年普查，那么2020年普查不但年龄结构会失真，而且生育率也会失真，今后还原人口真相的难度增大。

建议：

1、立即停止计划生育并出台休养生息的政策。

2、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增设人口安全领导小组。

3、避免利益集团继续操纵2020年人口普查，确保普查的准确性。

4、人口领域腐败的危害性远超政治和经济腐败，应予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