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知识分子中的“异类”:贡斯当与大革命后的自由传统

2020-07-15 09:12



贡斯当的历史影响及误读

研讨班邀请我来讲讲本雅曼· 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的社会政治思想。如果是搞外国文学的人,可能只知道贡斯当写过一部小说,叫《阿道尔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贡斯当的了解,是将他视为一个文学家,但实际上他在社会政治理论方面的著作比他的文学作品要多得多也重要得多。文学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提法叫“为艺术而艺术”,最早就是贡斯当提出来的。也许正由于他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名声大,所以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反而长期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实际上他是法国大革命之后最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想家。20 世纪50 年代,哈耶克、伯林等人率先关注贡斯当的社会政治思想,引起政治思想史界对贡斯当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贡斯当生前很多没有出版的书稿于八九十年代陆续在法国出版。他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得到了广泛承认。

哈耶克很推崇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所以他把欧洲的自由主义传统分为英国的和法国的。他在好几本书里面批判法国的社会政治思想传统,像《科学的反革命》《通向奴役之路》等。他把法国当作社会政治思想领域里唯理主义的一个标本,但是他在批判法国思想传统时小心翼翼地提出,有几个人是例外,像孟德斯鸠、托克维尔、贡斯当等。实际上这是有问题的,有那么多例外而且这些人都是法国政治思想的大家,怎么能说法国政治思想传统就是唯理主义的或就是通向奴役的思想之路呢?

法国政治学者皮埃尔·马南,著有《民主的本性》《城邦变形记》

实际上,法国政治思想传统中也有影响非常大的自由主义传统,特别是被称作“大革命后的自由主义”思潮,这是法国当代思想史家皮埃尔· 马南(Pierre Manent)提出的范畴,更早有托克维尔提出的“大革命后的社会思想”概念。在这个思想传统里,贡斯当具有重要的地位。哈耶克实际上是对法国的政治思想传统理解不足,只批判法国的唯理主义,而没有注意到法国的纯正自由主义传统。这种先入之见在中国的思想界也引起了一些负面作用,经常听见有人分析说法国的传统是负面的传统,英国的传统是正面的传统,要走英国的道路不要走法国的道路等,这在政治思想史上应该说是一种“错置时代性的谬误”,和贡斯当以前批判过的那种盲目推崇“古代人的自由”有相似性。

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大国,它的道路不是书斋里的思想家主观上想怎么选择就怎么选择的。如同当年的法国,当代中国也处在“后革命”时期的这种困境里,如果还总是说要借鉴英国,那么君主在哪儿啊?贵族阶层在哪儿啊?普通法的案例在哪儿啊?都没有了。20 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多次革命,如今的我们正走在“后革命”的路上,却总想借鉴“前革命”时代的道路,这就成了“错置时代性的谬误”。

以赛亚· 伯林提出的“两种自由概念”——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在国内思想界影响很大。伯林认为贡斯当的《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是论述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或译肯定性自由与否定性自由)最好的文章。伯林本人是强调“消极自由”的,他说他的这一思想发源于贡斯当。就思辨的深度而言,伯林是后来人,具有后见之明,他的哲学素养与贡斯当相比要高一些,发展出这样一对概念在思想界引起了很大震动,从而引起人们对贡斯当“古代人自由和现代人自由之比较”的演讲的兴趣。这个演讲当初是在巴黎的皇家中学做的,伯林为了加强自己的论述力量引用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孔多塞(Condorcet)的话,大意是,在罗马人和希腊人的法律概念里,并不存在个人权利的观念,这个说法也同样适用于犹太人、中国人和其他所有存在过的古代文明。伯林援引孔多塞的话,是因为贡斯当生前说过自己是孔多塞的学生,受孔多塞思想的影响。

孔多塞

其实贡斯当并不是一个思想史上冷僻的人,哲学史上的大家康德与贡斯当也有交集。我们知道黑格尔、康德等人都受到法国大革命的震撼,他们的思想都因这一巨大的历史变革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贡斯当《论政治反动》(Des Reaction politique)这本书中,就有对康德的批判,康德也对此做出了回应。他们争论的主题是:如果你有善心作为动机的话,可不可以说谎?或者有没有说谎的权利?康德的主张是伦理的严格主义,他认为即使你出自善良的动机也没有权利说谎,所以康德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就是说你可以沉默,但不能说谎,比如在政治高压之下可以不说话,但是不能说假话。这是康德的伦理底线。贡斯当不一样,他经过了雅各宾主义的恐怖时期,那个时候雅各宾党到处搜寻反对派,会问你某某人在你家吗,你说在家,于是人就被雅各宾党抓走杀掉了。所以,贡斯当说,出自善良的动机可以说谎,比如在某种极端的状况下。他认为康德混淆了伦理和法律的界限,他的伦理严格主义从道德层面延伸到法律层面是一个倒退。他认为这是古代城邦国家苛酷道德的遗留。

由此可以发现,贡斯当区分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是他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他认为康德的观点是倒退,倒退到了古代人法律与道德不分的那种状态。贡斯当的观点是主流自由主义的观点,即人只对他直接赞成的法律负有义务;不是他直接赞成的法律比如说对雅各宾党人的恐怖法律,就不负有遵守的义务。在康德看来,无论道德义务还是法律义务,人们都必须严格遵循,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康德爱说“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他们的另一次交集是在大革命时期,当时法国的革命派为了反对绝对君权,声称要回到古希腊罗马时代。他们穿上古人的衣服,主张恢复古代的共和制。在这一点上,贡斯当和康德观点一致,都反对这种“以复古求解放”的做法。贡斯当是反对古代人的自由的,他不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种要反转回希腊罗马时代的革命。康德赞同贡斯当的意见,认为希腊罗马的民主制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缺乏现代的普适性。后来托克维尔也讲过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的本质不同。他认为古代人的自由是建立在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压迫和奴役之上的,并没有一种普世的、对所有人都适用的自由观念。这与康德的观点是契合的。康德相信自由只能在依法构成的权威框架内得到保障,而且必须对所有人适用。

法国大革命时期,西耶斯(E.J.Sieyes)曾经提出过两种公民概念:一种是消极的公民,一种是积极的公民;积极的公民是参与政治的公民,消极的公民是没有直接参与政治的公民。伯林后来提出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正好对应大革命时期的这种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托克维尔说过,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寻求自由的特殊道路,所以哈耶克没有发现,法国人走的道路并不是一个褊狭的道路,而且可能对其他国家更有启示性。英国倒是走了一条很特殊化的道路,所以英国人从来也不认为别的国家能够学习他们走英国道路。英国人认为普通法是上天赐予他们的神圣之物、独有之物。英国的辉格传统,强调英国的自由是特殊的、独有的,是其他民族都没法效仿的。与此不同,法国大革命倒是高扬普世主义的旗帜,而且很多国家其实都走过这种通过革命走向现代性的道路。即便是英国,也是先有暴力革命然后才转入渐进的改革之路。

西耶斯

当然,从更深层次上说,每一个国家的政治道路都是特殊的,各国的历史不同,文化不同,地缘条件、经济社会条件、历史文化传统都不同,所以美国政治哲学家瓦尔泽曾经说过,哲学的知识是普遍而单一的,因为哲学的知识只有一种,那些只有一个民族能懂而其他民族不懂的就不是哲学了;但政治的知识是特殊而多元的,因为每个民族都处在不同的政治洞穴里,政治知识不可能是普世而单一的。像巴林顿· 摩尔(Barrington Moore)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和哈佛大学斯考波尔教授(Theda Skocpol)的《国家与社会革命》,都把法国、俄国、中国放在同一序列里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其实这是一种比英国更为普遍化的道路。所以大革命以后法国陷入的社会困境,对俄国人、中国人和其他国家来说,反倒具有比较普遍的借鉴意义。在这个传统里,贡斯当特别值得注意,因为他处在一个上承孟德斯鸠、卢梭,下启托克维尔的重要位置上。当代法国思想史家皮埃尔· 马南(Pierre Manent)提出了一个范畴叫“大革命后的自由主义”,在这个范畴里,贡斯当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们研究思想史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文本主义的方法,这是施特劳斯学派倡导的;还有一种是剑桥学派提出的历史脉络主义。运用前一种方法,我们看到贡斯当的著述,是对他的先启人物像孟德斯鸠、卢梭的回应;用后一种方法,我们看见贡斯当是一个坚持宪制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他的政治思想是对法国大革命以后的政治社会复杂情境的一种回应。

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贡斯当的政治实践活动。他和一般的思想家比如说康德等人不一样,康德是书斋里的哲学家,但贡斯当还是一个政治家,他是大革命之后法国政坛上非常活跃的人物。因此,他的政治思想并不是在书斋里苦思冥想出来的,他是具有政治实践知识的。

英国政治哲学家奥克肖特曾经说过,政治知识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知识,不是仅从书本就能得到的理论知识。奥克肖特的观点很有道理。古代中国科举制度之下,士人中了进士后要先在翰林院实习,看看人家怎么起草奏章,怎么起草皇帝的批复,然后经过十年左右才会放个外任,到基层当县令,然后从官僚科层体系一层一层往上走。中国古人就知道,政治知识不是光凭读书就能学到的,而是一种实践知识。托克维尔批判法国的文人政治时也讲过这一点,他认为法国的政治失败在于政治操控于没有政治经验的文人之手。我们看政治著作文本,如果其中有些地方不合逻辑,就很敏感;但我们观察政治行动领域,或从历史上看,会发现很少有人前后行动会像思想家从事观念推导一样,都是按照理论逻辑行事,这也证明政治知识不是完全可以凭借书本得到的知识。

莎士比亚戏剧《裘力斯·凯撒》

中国的政治学从恢复以来很可能有一个误区,那就是它一般设在社会科学的院系里,而像英国那些老牌大学,政治学专业是设在历史系里的,这告诉我们,你要不懂历史,你也就不懂政治。它实际上强调的是政治学是个经验性的学科,不是一种单纯依靠观念推导就可以得出的知识。再有,中国政治学刚刚恢复时比较注重社会调查。这实际上是美国行为主义盛行的时候,想把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统一成为一门科学即行为科学,所以特别重视社会调查、行为分析。在那些政治制度成熟的发达国家里,它的制度已经成为刚性的,所以政治学者一般也不去研究怎么改变政治制度或者最优的政体是什么,因而比较注重民意调查、投票行为等。但是中国照搬这个知识恐怕就错位了。目前的中国还处在“后革命”时期,并没有凝固成型,单单依靠调查民意、统计分析,对研究中国政治的意义其实很有限。况且民众的政治态度、政治倾向、政治观点是多变的,读过莎翁《裘利斯·恺撒》剧本的人就知道。

对贡斯当思想脉络的历史-语境主义探讨

让我们再回到贡斯当。贡斯当的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瑞士人,他们家族原来在法国,但南特敕令废除以后,他们因为是新教徒,就逃到瑞士去了。贡斯当年轻时曾在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先后学习过,青少年时代,家里给他雇了好几个家庭教师,受过比较完整的古典教育,而爱丁堡大学又是苏格兰启蒙思想的一个重镇。1794 年他和斯塔尔夫人(Madame Staël)在洛桑相遇,后来结成伴侣,两人的感情维持了十四年,这期间两人有分有合,思想上相互激荡。斯塔尔夫人是法国自由派领袖内克尔(Jacques Necker)的女儿,内克尔是大革命前路易十六改革时期最倚重的大臣。斯塔尔夫人在巴黎有一个影响很大的自由派的沙龙,正是通过斯塔尔夫人,贡斯当参与到法国当时风云激荡的政坛风潮里。

斯塔尔夫人,贡斯当的伯乐与情人

大革命之后,法国的政治是非常复杂的,掌权者你方唱罢我登场,走马灯一样变换,除了雅各宾派,还有山岳党(Montagnard)、吉伦特党(Gironde)、保皇党等。雅各宾执政时期把山岳党、吉伦特党的领导人都杀掉了,像著名的吉伦特党的罗兰夫人,就被送上了断头台。我们都记得她的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雅各宾党人用自由的名义随便杀害其他人。大革命之后,法国政坛风潮迭起,呈现出一种复杂诡谲的社会政治状况。贡斯当一生的政治立场发生了很多变化,由于他的变化太多了,那时有人在Constan 的姓氏前面加了一个In,管他叫Inconstan 安贡斯当——多变的意思。这是嘲笑贡斯当在政治上反复无常,好像中国战国时期的一个纵横家,今天联甲倒乙,明天联乙倒丙。贡斯当这一点以前曾被很多人诟病,但真实情形是,他的政治立场虽然多变,但他并不依附于某个执政集团或执政人物,他在多变之中是有立场的,这就是立宪自由主义的立场。

贡斯当读过埃德蒙· 柏克的《法国大革命论》,柏克是反对法国大革命的,贡斯当认为柏克根本没有看懂法国大革命。而他自己是支持大革命的,所以他说要写一本书专门批判柏克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观点。这样,贡斯当开创的“大革命后自由主义”的一个政治特色,就是承接法国大革命带来的社会政治后果。他认为法国大革命颠覆了绝对王权,铲除了封建贵族的特权,是有进步意义的。贡斯当认为,从1789 年到1791 年,法国大革命还是正常的,只不过后来才日益激进化。这和柏克的观点其实相距不远。柏克在法国大革命初期也是支持的,只不过到了后期,他看到大革命的思潮在欧洲的影响越来越大,他怕这种革命思潮像野火一样烧到英国,他要筑起一个堤防,把革命之火挡在英伦三岛之外。因此,柏克否定大革命主要是从英国本土的立场出发的。而托克维尔后来之所以不去英国而去美国,原因也正在于此。

雅各宾派的恐怖政治

贡斯当也反对封建贵族的特权复辟。他和斯塔尔夫人是情人关系,但他们之间经常闹翻,其中有一次就是因为斯塔尔夫人主张恢复贵族的特权,贡斯当就不惜与她分手了,当然后来两个人的关系又缓和了。贡斯当发表过《论当前法国政府的力量和支持他的必要性》,那是在1796年,热月政变已经发生,雅各宾派的恐怖政治被终结了。当时,法国督政府面临的是极左极右两种极端势力的冲击,督政府先后逮捕和放逐了极右势力、保皇党的议员和反抗革命的教士。1797 年贡斯当又写了《论政治反动》,批判保皇党和教会人士复辟封建特权,同年他还写了《论恐怖时代的后果》,批判雅各宾主义的那种恐怖政治对法国政治社会造成的恶劣后果。贡斯当同时在两个方面作战,既批判保皇党人要求恢复到大革命以前的那种绝对王权和贵族特权的政治主张,又批判雅各宾派的恐怖主义政治,可以说是既反左又反右。

贡斯当开了一个先声,那就是大革命后的自由主义。我们看后来的托克维尔等人也是坚持贡斯当开创的路线的。热月党人通过了《共和三年宪法》,创建了由五名督政官组成的督政府,建立了两院制议会,确立了独立的司法机关,但并没有稳定住局势,所以1795 年10 月拿破仑用大炮平定了保皇党人发动的叛乱。当时各种矛盾纠结,社会动荡,1796年法国兴起了比雅各宾主义更激进的叫作“平等派”的密谋运动,他们的首领是巴贝夫,结果又被平定了。就在这个时候,贡斯当发表了《论当前法国政府的力量和支持他的必要性》,强调给予督政府支持的必要。但是督政府在当时左右两翼激进主义的夹击下并没有稳定住局势,此后还发生了果月政变、花月政变。果月政变的结果是逮捕并流放了保皇党人的议员代表;花月政变则剥夺了雅各宾派议员的议员资格。由于督政府没能稳定住政治局势,拿破仑征服意大利和埃及后,逐渐走向了法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从现在看,贡斯当支持这个督政府在政治上并没有错。

拿破仑在埃及

以前,苏联的学术界从激进革命主义出发,把热月党人称为反动的热月党人。实际上热月党人终止了大革命的恐怖主义政治,使法国逐步恢复秩序,走向了常态化。但是督政府并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政府,政治局势并没有稳定下来,所以1799 年雾月18 日拿破仑发动政变,成立了由三名执政官执政的政府,拿破仑是第一执政。随着拿破仑在法国的威望逐渐高涨,1804 年他又加冕成为法国皇帝。

贡斯当与拿破仑也有很大的交集,早期在执政府时代拿破仑担任第一执政的时候,贡斯当对他寄予了很大希望。20 世纪90 年代法国出版了贡斯当生前没有出版的一本书,叫《遗忘的著作残编——论共和宪制在大国之可能性》,贡斯当的这本书首先引述了孟德斯鸠当年在《论法的精神》里说的,认为大国不可能实行共和制,共和制只能在像古代那些城邦国家或像卢梭故乡瑞士日内瓦共和国这些小国家才可以实行,但是贡斯当不同意孟德斯鸠的观点,强调大国也能实行共和立宪主义。他希望拿破仑成为一个推进法国共和立宪主义的有力人物。当时西耶斯(Siyés)推荐他进入保民院担任委员,贡斯当成了拿破仑的支持者。但是到后来,拿破仑越来越专断,甚至摧毁了代议制,贡斯当进而对拿破仑持反对态度,结果又被拿破仑驱逐出了保民院。他和斯塔尔夫人都反对拿破仑称帝,最终都被拿破仑驱逐出法国流亡国外了。

1814 年拿破仑退位,波旁王朝复辟,贡斯当又为复辟的波旁王朝进行辩护。他随着继位的路易十八回到巴黎,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后来拿破仑又突然率领不足千人的随从,从儒安港登陆,返回法国,结果沿途士兵不战而降,变成了拥戴拿破仑的士兵,簇拥着拿破仑进入巴黎,史称“百日政变”。贡斯当听说拿破仑回来后,又跑到国外去了,后来拿破仑邀请他回国,让他担任他的制宪顾问。拿破仑说他想成为一位立宪的君主,所以贡斯当给拿破仑起草了《帝国宪法补充条例》,在6 月1 日隆重颁布。《帝国宪法补充条例》模仿了路易十八时代的宪章,恢复了普遍的选举权和各级的选民团,放弃了对选民的财产资格限制,对元老院的世袭贵族也做出了一些让步——拿破仑执政时期在共和十二年的宪法里是拒绝这一点的。《帝国宪法补充条例》是在当时法国错综复杂的新旧各种势力相互妥协的基础上形成的。

拿破仑的百日政权后来失败了,路易十八又返回法国再次复辟。1824 年,路易十八病逝,查理十世继位。1830 年七月革命后,法国的奥尔良派当政,贡斯当又冒险回国发表公开声明,支持奥尔良公爵执政上台,他还和基佐一同起草了《告人民书》,支持奥尔良公爵。巴黎当时发生声援七月王朝的游行,贡斯当就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不久他也去世了,七月王朝为他举行了国葬。

拿破仑复辟

可以看到,无论对于哪一个执政者或执政集团而言,贡斯当都没有特别忠诚。比如,并非拿破仑做什么他都支持,而是当拿破仑要逐步走向自由立宪时,他才支持;一旦搞专制独裁,他就反对。对于路易十八也好、拿破仑也好、七月王朝也好,贡斯当献出的并非作为臣仆的忠诚,而是作为一个立宪主义者参与政治时的原则,即便对他封官许愿也没有用,比如拿破仑要送他立法院的议员职位,他毅然放弃了。这种行为本质上与贡斯当的政治观念有关。在他看来,谁掌握政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掌握政权,也即怎样行使权力。所以,贡斯当虽然多变,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就是他的立宪主义立场。法国政坛的执政人物可以像走马灯一样变换,但是贡斯当的基本立场是不变的。贡斯当是姓如其人,不是Inconstant(多变的),而是Constant(坚定不变的)。

在中国古代政治传统里,比如说清朝皇帝在大臣的奏章上就经常批示“食毛践土,具有天良”。意思是,你们大臣吃的庄稼是我大清的土地上长的庄稼,脚踏的土地是我大清的土地,你对我得讲良心,你得忠实于我。实际上在明朝晚期就有一种认识,像顾炎武说的,国与天下是有区别的,国亡了是执政者的事,你要是当了大臣,对政权的安危就有保卫的义务,但老百姓没有这种义务。但如果亡的是天下,即那些宗法性的社会组织要是亡掉了,那么匹夫也是有责的。顾炎武的原话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王朝国家的兴亡是大臣的责任,匹夫没有责任。这是过去的王朝国家,进入国民国家的时代,主权在民,才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说。

如果按照清代君主的观念,可以说贡斯当是多变的——不忠实于具体的王朝,但是他忠实于自己的信念,忠实于自己的政治主张,如果不符合他的政治主张,他可以流亡。所以他形成了大革命后的自由传统的一个主线,被人称为“反对派的自由主义”。

正是贡斯当的多变,对法国后来政党制度的成熟做出了贡献。贡斯当生前说过,四十年来他一直捍卫一个原则,那就是自由就是一切,包括宗教、哲学、文学、工业和政治方面的自由。他特别强调他所说的自由是指个人的胜利,是指个性对立足于专制主义方式统治的那种威权的胜利。这就是他反对极左翼(包括民粹主义)和极右翼的主张。雅各宾派的恐怖政治要求少数服从多数,实现专制下的平等;而右派要恢复绝对王权和贵族特权的统治。法国政坛上左派和右派纷争激烈,中间派比较缺乏。通常所说的左派、右派就起源于法国的三级会议——左翼坐在左边,右翼坐在右边。后来三级会议造成了法国社会阶层的分裂。所以,在很长时间里,法国的思想家都说有两个法国,两派不能相容。面对政潮起伏的局面以及执政者未必都是恪守宪制自由主义纲领的统治者,政治活动家只能讲究权宜,讲究变化。

贡斯当在法国自由传统中的重要地位

贡斯当在法国的自由传统里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孟德斯鸠张扬的是一种贵族制的自由主义,他认为要维护法国的自由,贵族制度不能少。他赞赏英国的政治制度,认为英国的制度继承了日耳曼人的传统。

有一本书叫《孟德斯鸠和法国十八世纪的宪法问题》,讲的是当时法国政坛的一个争论。当时的社会对于君主和贵族的特权已经发出强烈质疑,议论法国的贵族特权是从哪儿来的,绝对王权是从哪儿来的。对这个问题,一派强调法国的“高卢—罗马”渊源,因为罗马法对于王权是有利的,罗马人后来从共和转为帝制,实行大一统政治。另一派代表贵族的利益,认为法国贵族的权利是从法兰克人那儿来的,法兰克人是日耳曼人的一支。这一派强调“日耳曼—法兰克”传统的人,主张贵族的权利是从征服中来的,罗马帝国瓦解以后他们征服了法国,法国的贵族认为他们的特权是从征服中来的。这一派强调封建贵族的特权,认为法国君主不过是排在第一位的贵族,没有特别的权利。另一派强调“高卢—罗马”的渊源和影响,强调王权大一统。

《现代西方政治思想的形成》
丛日云/著
东方出版社
2020年7月

孟德斯鸠在这个争论里面是站在法兰克渊源说一边的,他特别强调贵族的权利,说这个美好的制度是在日耳曼的丛林里发现的。孟氏强调温和的君主制是以贵族的权利作为中介,在这种制度下,君主从来不直接统治人民,而是以贵族为中间权力机构。这是法国政治思想史上长久争论的一个问题,即中间权力结构的问题。后来,托克维尔强调的也是中间权力结构的重要意义。

卢梭对孟德斯鸠的这种贵族自由主义做了一个平等论的转折,他强调自然状态,从自然状态里推导出他的社会契约论。他强调人以前都是处在平等的自然状态之下,他心目中的理想政治是日内瓦那样的小共和国,可以实行直接民主,人民通过订立契约把自己的权利让渡给国家,他强调终极的权力是这个社会的权力——人民的主权。但是,出现这么大的权力之后呢?这个主权是否能代表,或者能否分割?对此,卢梭也很困惑。

那么,贡斯当是什么态度呢?二战以后,很多思想史家强调卢梭是极权民主主义的渊源,强调贡斯当作为卢梭的论战对手的重要性。实际上,贡斯当对卢梭既有批判也有继承。尽管他特别强调自由的消极属性,强调对于私域和个人权利的保护,认为现代人的快乐都是从私人领域里来的。商业繁荣是社会的常态、是唯一的目标和国家坚持的生活,这一点是从孟德斯鸠那儿来的。孟氏强调工商业的发展可以使典章制度变得温和,使人变得温文尔雅。贡斯当认为古代人的快乐是从征服和掠夺中来的,而现代社会存在着不受公共权力干预的私人领域,现代人的欢乐是从私人领域里来的,人们可以通过经商致富,可以不再像中古时代那样征伐掠夺。这实际上既有对拿破仑那种热衷于杀伐和征服的批判,也在强调现代人的自由不在于帝国的光荣,而在于公共权力对私人领域的保护。但是,贡斯当也指出,危险在于当人们专注于享受消极自由和个人独立时,很容易忘掉自己的公民身份,导致专制的复辟。所以,他一方面批评卢梭的方案是为暴政掩饰的华丽托词,一方面指出卢梭提出的问题必须正视,即商业社会鼓励私利的主张与共和政制强调公民参与公共事务之间的冲突。所以,贡斯当最早强调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平衡问题,并不是专门反对卢梭的。在大革命时代,卢梭的著作被革命派当作“圣经”,尽管并不是大革命所有的问题,如恐怖统治,都要由卢梭来负责,但是从思想史的意义上来说,对待卢梭的态度就变成了对待大革命的一种态度。

在托克维尔的时代,王权和贵族特权都已经远去,不可能起死回生了,于是,托克维尔特别强调,结社的科学、组织的科学是现代社会的秘密。意思是可以通过人民的自由结社形成各种社会团体、政治团体,作为一种社会的中间结构。拿托克维尔来说,他认为大革命正是从旧制度里萌生的,他追溯旧制度的渊源直到大革命之前七百年的法国历史,说明其来有自。所以西方有思想家开玩笑说,按托克维尔的说法,大革命的任务,旧制度其实已经完成了八分之七,大革命只完成了最后的八分之一。

实际上革命存在着这样一种悖论,对于革命者和革命领袖来说,他并不能凭空发动革命,革命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利用旧制度的政治文化资源的结果,没有这些资源,革命者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革命以后,革命者都竭力强调新社会和旧社会是两个世界,是断裂的,新社会是全新的,是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和旧社会一丁点儿关系也没有。但如果真的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一个旧社会中的平民怎么可能成为革命领袖呢?

我们到泰山上看历代的摩崖石刻,康熙皇帝的书法银钩铁画,很有气势。清军入关不过十几万,清皇室要驾驭这么多人口、管理如此辽阔的中国,必须显示出其驾驭的文化资源比汉族君主和士大夫都更多、更精到。明末很多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等,在清兵攻打南方的时候,都组织过反清武装,到处奔走,但为什么后来战斗意志消磨殆尽了呢?因为他们看到清朝的康熙皇帝不但励精图治,而且掌握华夏文化资源、驾驭华夏文化资源的能力非常强,远超明代那些不成器的皇帝。因此,士大夫的反抗也就丧失了正当性与合法性。顾炎武晚年住在他的外甥家,他外甥是清代的内阁大学士,顾炎武的反抗意志也消磨了。实际上,新旧社会既存在断裂性,也存在连续性,只强调任何一个孤立的侧面都是不完整的。

卢梭和贡斯当依赖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是不一样的。卢梭认为社会和自然是对立的,社会要想接近自然必须夷平社会阶级,改造人性,实现个人和社会间的一种新的整合,所以他诉诸自然状态(l’état denature),人只有在自然状态中才是和谐的,而商业社会则是堕落的。贡斯当反对自然状态的假设,反对从假想的自然状态来推导出现代社会。他强调的是历史演化(evolution de l’histoir)的观念,这个观念来源于苏格兰学派。所以,在督政府时期,他写的《论当前法国政府的力量和支持它的必要性》,说社会的起源是个巨大的谜团,但是它的演进又是简单和易知的。我们可以看到贡斯当所谓的“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就是那种历史演化的观点,“古代人的自由”是一种强制参与政治的自由,是没有私人领域的自由。

卢梭的思想本身是非常富有争议性的。一方面他继承了孟德斯鸠的一些思想,另一方面他又受到古典哲学家像柏拉图的一些影响。一方面,卢梭想通过社会契约论来解决英国那种市民社会模式造成公民身份缺失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又受到古典哲学家的影响,想通过政治来平衡社会。他对平等做出了充分的论证,强调市民社会以商业为基础自然会产生不平等的现象,比如商业社会中,雇工的生活来源于雇主,两者怎么能得到一种平等的关系呢?所以,他认为市民社会是人类不平等的一个来源。这个问题后来是由托克维尔解决的。

还有一个叫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的当代思想家,写过一本《激情和利益》,和卢梭、贡斯当的论述有某种交集。他强调在资本主义前夜,人们想用从事工商业的活动来化解人的政治激情,用利益来换激情,用欲望的满足来平抑参与政治乃至攻战杀伐的激情。当代也有人说现代社会可能过于强调利益了,人的政治激情丧失了,包括施特劳斯派强调要有血性、有激情、有男子气概——商业社会的流行造成男人气概的丧失,等等。这就是现代社会的病症。

政治经济学者阿尔伯特·赫希曼

卢梭当时就讲到用激情来平衡这一关系,但他和孟德斯鸠的社会观不同。孟德斯鸠认为社会形成是一个以客观结构为中心的体系,在卢梭看来社会是以集个人意志形成的神秘的公意为基础的东西。在孟德斯鸠那里,贵族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会力量;而在卢梭那里,贵族的力量消失了。所以他批判当时城市里的人,说城市公民既不是斯巴达人也不是雅典人,而是一群自私自利的商人。

对于卢梭而言,没有平等就不可能有自由,所以他得寻找一个路径,把平等观念重新注入法国的社会思想中去。卢梭认为,对公民来说,他的生存意义全在于他和城邦的关系,在于他能够明白自己的利益和公意的一致。但是,资产阶级把自身利益和公意做了一种区分,要实现个人的利益就需要社会的存在,他们利用市民社会致富又依赖他人生存。在卢梭看来,当人们不再相信公意存在的时候,资产者就产生了,所以他不太相信靠自我利益产生的社会能够提升自由和平等。受古典哲学的影响,卢梭没有看到现代社会是从国家里面分离出来的,他的解决方案还是像古代的城邦思想家那样,把社会和国家当成同一个事物。这是卢梭不完善的地方。

贡斯当并没有对国家寄予那么高的期望,他把人的身份和社会领域做了分别化的处理,划分成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虽然他跟卢梭一样也是作家,但是他没有对于古人和古代的那些浪漫的怀旧想象,他用两种自由对人民主权论做出了深刻的修正。贡斯当将古代人的自由——卢梭、马布利(de Mably)等人鼓吹的古代斯巴达人的自由——作为批判的靶子。卢梭强调古代斯巴达人的自由,古希腊的每个城邦对公民的生活都有所控制和干涉,因为城邦是国家社会合一的,古希腊的思想家并没能把城邦和社会做一个区分。斯巴达是希腊城邦里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斯巴达完全控制男女的日常生活,要求个人对城邦的无限忠诚和无私精神。他们否定个人主义,在当时确实建立了令其他城邦妒羡的公民对城邦的归属感。斯巴达人蔑视财富,倡导俭朴的生活,艺术和文学受到唾弃。当时的希腊城邦一般通过海外殖民来缓解城邦的压力,斯巴达则通过征服邻邦来维护自身的秩序,所以,斯巴达奴隶的人数远远大于公民,奴隶和公民的比例是七比一。斯巴达的公民主要是当武士,城邦所有的公民都是武士。它是一种集权政治,管制涉及斯巴达人的每一个生活层面。斯巴达人要保持健康,六十岁以前终身都是武士,没有其他的职业技能培训,女人就是斯巴达的生育机器。斯巴达人的婚配是由城邦主持的,在黑乎乎的屋子里不让你看清对方长什么样子,因为看清了你可能挑三拣四或者产生恋情,这是为斯巴达人所禁止的。卢梭非常推崇斯巴达的政体,他认为斯巴达的城邦是半人半神的国度。法国大革命时也有很多人自称是斯巴达人,愿意为政治事业而牺牲。

斯巴达在中国也有影响,清末的杨度写过一首《湖南少年歌》,歌里就有“欧洲古国斯巴达,强者充兵弱者杀。雅典文柔不足称,希腊诸邦谁与敌”,“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这也是在大力呼唤古代斯巴达人的精神。杨度认为湖南文化和斯巴达文化有一种契合性,如果把中国比作希腊古国,湖南就是其中的斯巴达。

贡斯当的宪制理论与实践

贡斯当对当时法国的立宪政治有过很多论述和设计,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他对于国家权力的分析配置提出“中立权”的理论。从这一点看,尽管他对好几种政治体制都有论述,但是他最钟情或者说最偏爱的还是君主立宪政体。因为在君主立宪政体中,君主可以统而不治,扮演中立权的角色,而由责任内阁来进行治理。我们观察如今发达国家包括美国的政治体制,会发现在议会和政府发生冲突时,缺乏一个中立权来加以协调。比如,奥巴马政府时期,国会不通过他的医改方案,不批准奥巴马政府的预算,美国政府停摆了好几个月。贡斯当实际上预见到了这种张力与冲突——主权在议会,议会可能膨胀;主权在政府,行政权也可能膨胀。这就需要一种中立权来加以调和。

英国是普通法国家,没有成文宪法,我们所说的英国宪法,实际上是从它的普通法的原则中梳理出来的。美国是一个有宪法的国家,但是美国政治体制的一些弊病,恰好是贡斯当当年就已经预见到的。所以西方也有人认为贡斯当是近代西方的“宪制之父”,他早就看见了西方宪制下权力配置方案中的弊端所在。

贡斯当开创的传统大体有这样几个特点:接受法国大革命的后果,认为法国大革命标志着现代性疾风暴雨式革命的登场;反对绝对王权与封建贵族特权的复辟,同时也反对雅各宾派的激进主义力图将恐怖政治常态化,力求以宪制民主制度加以均衡;强调两院制和中立权的设置。

后来托克维尔从更深更广的层次上继承了这些特点,冷战时期的雷蒙·阿隆身上也显现了这些基本特点,但贡斯当是开创者之一。

法国当代思想史家皮埃尔· 马南对贡斯当有很深入的分析。马南比较特别,他一方面受到法国自由传统本身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施特劳斯的一些影响。他认为,面对现代社会的各种价值,因为本质上的对立关系,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和无可挽回的损失,即使现代性是最能体现人类理性的社会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实现和维持这种社会形式的同时能够忽视它所付出的代价,其中就包含这种紧张关系。他既不完全赞同施特劳斯派的一些观点,也不是一个纯正的自由派。他想通过对自由传统的探寻,找出法国在近代以来的各种价值对立的紧张关系如何得到缓和,如何实现统一。他的路线能不能走通,还得继续观察。而当代法国思想家罗桑瓦龙(Pierre Rosanvallon)则认为,法国最终走出后革命时期的社会困境,不是出于一些思想家的教化指点,而是由于公民的自治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使得政治权力逐渐被限制、被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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