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打“政治认同战”,中国怎么办?

2020-07-10 21:24

我最近在内地的微信公众号“杭子牙”上撰文谈到,在美国极右翼和传统建制精英的教唆形塑下,特朗普学坏了,这个原来只知道搞“美国优先”,在经贸问题上连盟友也不放过的商人总统,也开始玩起了“国际统一战线”,对中国搞起了“价值观外交”,开始打“政治认同战”(identity politics)。

其策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经济、安全、文化、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等领域千方百计离间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关系,将中国形塑为一个危险的扩张性政权,国际社会的异类和西方的共同敌人。

这项工作由“人类公敌”蓬佩奥具体操刀,近一年来,蓬佩奥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妖魔化中国的机会,不仅向五眼联盟与欧洲盟友兜售,还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冲突挑唆这些国家与中国的矛盾;不仅在宏观政策层面下手,还在具体如华为、孔子学院等个案上下手。

二是将中国执政党与人民区分开来,近年来干脆用“中共”概念代替“中国”,并进一步把“中”“华”二字进行区分,将港台与中国大陆进行割裂,试图通过在中国内部制造张力,对中国进行内部裂解。现在不光蓬佩奥、彭斯这样做,美国政府主要官员与两党议员也都是这个路数,很显然,区别对待已经成为美国的一项对华政策,而且是跨党派的共识。

特朗普也打算利用在美国主场召开G7峰会的机会,把G7扩展成G11G12,除了原来的7个西方国家外,把韩国、澳大利亚、俄罗斯,以及最近正和中国发生边境冲突的印度拉进会场,形成一个针对中国的排他性集团,其用意昭然若揭,四个字:孤立中国。 

我在上篇文中已经谈过,这就是美国在冷战中对付苏联的路数,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郑永年先生也说,这是他对中美关系最担心的事情。

在中西方经济已紧密联系的当下,因为经济上美国已很难让中国屈服,也难以要求西方与中国脱钩,它就开始在“政治认同”上下手,试图在挑起中国内部摩擦的同时,以价值观与“政治认同”为分野,将中西方之间的差异升级为对立,然后再将对立从非经济领域向经济领域反向延伸,最后隔绝中西方之间的所有联系,形成新冷战结构,从而达到其孤立中国的目的。

回顾过去几年特朗普的中国政策我们就知道,这根本就不是特朗普的传统玩法,这个原来只知道“美国优先”的商人总统,在入驻白宫四年后,已经被美国传统建制派与极右翼政客们教坏了,变成一个更具破坏力的“心机Boy”。

那么,当美国玩起这样的杀招,中国该怎么破解呢?我认为北京最少需要做到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要保证自己内部安全,确保在政治、社会、经济、金融、生物安全等领域都不出现大的系统性麻烦。在这个方面,我们看最近这些年来以来,习中央已经在这些领域发力,未雨绸缪地提出了总体安全观,各个领域都在进行安全加固,排除大量潜在风险,也出台了港版国安法,而且经由多年来中美冲突的社会教育,多数人也认识到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所以在这些领域,美国的目的恐怕会很难达到。

需要中国注意的是,在进行内部安全加固时,要防止走向极端,超出社会可承受能力,形成危险的内卷化问题,影响到社会活力。美国这套挑唆他国内部矛盾的利害在于,如果你不进行内部安全加固,就可能矛盾爆发;而如果在进行内部安全加固时超出了社会可承受边界,片面追求安全稳定,又可能窒息社会活力并引发社会怨气上升,反而影响到安全稳定,最终在对安全的绝对追求中形成恶性循环导致崩溃。所以,如何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既保证内部安全稳定,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激发社会活力,对中国来说极其重要。

第二,要搞好经济民生。这里包括两个维度,一个是经济,要继续发展壮大经济,发展经济是搞好民生的根本,也是中国能在和美国的对抗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经济发展如果停滞,和美国的这场世纪争夺将无从谈起;一个是民生,就是要照顾好人民的生活,让人民收入与生活水平持续提升,并在日常生活中体会到社会公平,只要民生不断向好发展,社会的宏观安全稳定就没有问题,人民在和美国的竞争中也会更有信心。

我上篇文章在内地的微信公众号好发布后,有位读者跟帖说,和美国对抗没什么大不了的,大不了做好再过苦日子的准备,我觉得,对中国来说,如果斗的结果是过回苦日子,像伊朗与朝鲜那样靠政治高压与原教旨支撑,那就等于是斗败了,要想办法不让人民过苦日子,让社会自由度不断拓宽、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升的同时斗胜对方,才是本事与智慧。

近些年中国在民生与社会公平上着力较多,接下来在经济发展上,还要下大功夫,几个方面要尤其注意:一是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这个重要性就不用说了;二是要减少非生产性行为对生产活动的冲击,让各级政府与企业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三是要应对经济环境因为贸易战、疫情等导致的恶化态势,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增强内部循环;四是要放松对就业承载量大、低收入民众生活密切相关行业的严苛管治,激活底层经济细胞活力;五是要抓紧发展高科技,要在中西方形成科技迭代落差前,尽快补上高新科技短板,这是非常紧迫的工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旦中美完成科技脱钩,如果中国不能尽快补上科技短板,形成科技自我更新能力,随着科技迭代发展,十几二十年后的科技断层,将会严重迟滞经济发展。

以上是对内要做好的两项工作,我将他们放到最重要的位置,因为做好这两点是中国能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孙子兵法》言,“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中国要想在竞争中取胜,就先要让自己不可战胜。

第三,要处理好和美国之外其它国家的关系,和美国争夺“国际统一战线”。这里有三个重点,首先是要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这是中国在区域存在发展的根本;其次是要处理好与欧洲的关系,这是中美决胜“国际统一战线”的关键,欧洲就算不站到中国一边,也绝对不能让他们完全倒向美国一边,在中美争夺中只要欧洲能保持相对独立,中国就已经成功了一半;最后是要处理好与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关系,这些国家对中国经济发展起不到多大作用,但是有助于在国际政治上增进中国声势。

在处理好这三层关系的同时,对少数死心塌地担任美国仆从的国家或地区,北京可以严厉打击,以儆效尤,要找出一两个对中国威胁最大、最为美国卖命的“小弟”往死里打,甚至不排除用战争手段进行打击与占领。

而对于大多数国家要以团结为主,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要增强与对方经济联系,通过强化经济联系来破解美国推动他们和中国脱钩的阴谋。

二是要遏制国内太过炙热的民族主义与民粹情绪中国和全球多数国家并没有根本性矛盾冲突,大多是个案冲突或因为生活与文化习惯不同产生的冲突,但是过去几年,一方面因为美国挑唆,一方面也因为中国内部太过炙热的民族主义与民粹情绪,在斗争思维主导下战狼密布,很多冲突被不当放大,和不少国家关系紧张激化,这是很危险的,这种情况最近开始有所好转,但还需要继续注意。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该维护的利益与尊严底线也要敢于维护,靠牺牲利益与尊严换不来健康的国际关系,反而会引发破窗效应,导致更大的损失。

三,也是最重要的,美国为挑拨中西方关系,拉拢其它国家孤立中国,一直在放大中西方之间的差异,包括文化、制度、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差异,并试图将“差异”升级为“对立”,那么对中国来说,就要反其道而行之,尽量消弥双方之间的认知差异。

比如中西方在人权方面的认知落差非常大,经常因为一些个案引爆双边关系,使中国在国际舆论场非常被动,国家形象也因此而总是受到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总解释说双方对人权的认知不同是不行的,西方既听不进去也听不懂,所以对中国来说,如何避免因这一问题而在中西方之间产生广泛摩擦,对国家与社会治理来说是个很大考验。再一个是制度与意识形态差异,这个自冷战开始就形成的刻板印象在西方社会非常强烈,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所以能融入世界,就是通过淡化差异获得了西方认同。那么,在美国不断以制度与意识形态差异来挑拨中西对立时,中国如何在坚持自己的同时,又不因这种差异而被西方社会认为是异类,或者是一种威胁,也非常考验中共的治理水平与对外沟通能力。

第四,进攻是最好的防守,针对美国挑动中国社会内部摩擦,激化中国社会内部张力的行为,中国也可以主动出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个怎么做,中共也需要更有智慧,更有手段。

除此之外,在中美关系上,虽然双方已经势同水火,也要尽量避免陷入全面对抗,该谈的还要谈,能互相妥协的还是要尽量妥协。

在中美关系的现实认知上,我一直强调两点,第一,美国是中国最大、最重要的优质客户,中国每年通过做生意能赚美国几千亿美元,这几千亿美元背后不知道是多少企业与家庭的口粮生计,对这样的优质大客户,就算是它非常霸道,极难伺候,也要尽力维护好客户关系。

第二,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发展,中美实力差距迅速缩小,在某些领域,如制造业等,甚至还超过美国,或是对美国的领先地位构成了挑战,但中美之间的总体实力差距仍然很大,如果在此时杠上美国这个敌人,来自美国的打压会严重迟滞中国崛起进程,会给中国发展带来数不尽的麻烦。

新冠疫情爆发后,我们看美国一边被病毒折腾得死去活来,一边消化掉一场世纪骚乱,一边还能对中国下手,在空前激化中国各种内外矛盾的同时,又严重恶化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就能看出中美实力差距。这种实力差距对中国来说也许并不可怕,但正视这种差距,却是中国在中美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其中一个必要前提,要是像胡鞍钢那样认为中国已经“全面超越美国”,那可就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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