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铨:后真相的诡辩和媒介专业主义

2020-07-01 09:13



作者=曾梦龙
来源=2020年6月《经济观察报·书评》



2018年,72岁的李金铨从香港城市大学退休。回望五十年的求学和教书生涯,他感慨颇多。

李金铨在新著《传播纵横》的序言中写道:“陶渊明在临命之前,犹且引用《左传》的话慨叹‘人生实难’。像我这样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在退休前夕更体会到‘学问实难’的道理,纵使穷尽毕生之力,欲获得点滴寸进,也未必有太大的把握。回顾这一段既漫长却又短暂的岁月,不禁欣喜愧怍交集;欣喜的是一辈子能做自己爱做的事,愧怍的是学海无涯,而生命与才情有限……想到庄子说的‘如鼹鼠饮河,不过满腹’,不禁唏嘘、悚然而汗颜。”

这段话固然真诚,但也有自谦成分。因为如果李金铨都称自己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那中国传播学界恐怕没有几个人敢说自己是重要的大人物。五十年间,李金铨见证传播学演变,学术贡献受到同行认可,曾获国际中华传播学会的终身成就奖、国际传播学会的费雪导师奖、中国新闻史学会卓越学术奖,获选国际传播学会会士等。

李金铨,台湾政治大学“玉山学者”,美国密西根大学博士,曾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中研院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国际传播、媒介政治经济学、媒介与社会、新闻史,以及传播的社会理论。

他成长于台湾的“戒严”时期,后赴美国留学,受业于施拉姆、罗杰斯和克莱恩等传播学名家。但是,他的学术风格和研究旨趣和这些老师有所不同,不是美国主流传播研究的实证主义范式,而是受社会学家米尔斯和伯格等人启发,后来走上韦伯式的现象学路径。 

“我在博士班读到大约一半时,偶然在书店邂逅他(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读后大受启发,感觉有点相见恨晚。他强调两点:第一,我们要不断联系个人关怀到公共议题;第二,任何重要的问题必须放在一个时空坐标,也就是兼具历史脉络和全球视野。这本书我不知读过多少遍,刚开始教书时,每年重读一遍,叩问自己有没有把握好方向,久而久之就内化成为意识了。”

1978年,从密西根大学博士毕业,李金铨来到香港中文大学教书,四年后去了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期间常常两边跑。当时,他是少有的非英语系外国人去美国新闻系名校任教。1990年代中后期,他又回港三四年,直到2002年从明尼苏达大学退休,长留香港城市大学。这种多元经历助他以开阔视野看待学术问题。

李金铨的学术生涯一直在国际传播领域摸索,以脱胎自博士论文的专著《媒介帝国主义再商榷》发其端,参与当时备受瞩目的“国际资讯与传播新秩序”的辩论。其后三十多年,他的研究分为两个支流:一是国际媒介对于世界重大事件的新闻建构;二是转型社会(尤其是中华圈)的媒介与权力结构之间如何互动,以及政治经济脉络如何形塑媒介的结构与文化。近十几年来,他特别关注国际传播的知识论与方法论,旨在探讨如何从在地经验彰显和接通全球视野,希望与西方学界平等对话。另外,他也对新闻史(尤其是民国报刊史)产生兴趣。

2019年12月,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李金铨的新书《传播纵横》。他的中英文著作很多,但这本书选取过去十年发表的论文和访谈,却是他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著作。此前,他只在大陆出版过主编的新闻史论文集《文人论政》。

《传播纵横》

李金铨自愧此生像学术工蚁一样辛劳,建树不多,等下辈子继续努力,并引用三句话表达心境——“出心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苏轼语)、“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朱熹语)、“是非无实相,转眼究成空”(李如一语)。

“前两句话我悬为治学的鹄的,第三句话则是为学做人的究竟本相。这三句话都是我永远心向往之而不能至的境界。”李金铨说。

以下为《经济观察报》与李金铨的访谈节录。

问=《经济观察报》
答=李金铨

以区域为基础的研究,结合在地知识和理论兴趣

问:近十几年来,你特别关注国际传播的知识论和方法论,认为国际传播应该提倡“以区域为基础(基地)”的研究(area-based studies),以结合区域的在地经验与理论知识。能不能具体讲讲为什么?

答:自然科学不分国界,美国物理学和俄国物理学没有分别。人文知识的民族性比较强,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印度文学、俄国文学迥然异趣,但文学之所以感人一定是触动人性深处的问题,所以还是有其共性。

以我看来,社会科学是平衡“文化特殊性”和“理论普遍性”的一门艺术。一方面,我反对搬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掩盖甚至抹杀文化的特殊性。实证主义师法自然科学,旨趣是归纳抽象的概括性,往往把具体的文化特性划归为“例外”。另一方面,我也反对走到另一个极端,把文化特殊性变成自足的封闭系统,缺乏普遍意义,无法和其他学科交流或启发。有人牵强附会,夸夸其谈中国传统的传播观,不是说西方这些东西中国早已有之,就是说中国的东西独一无二。我不相信世界上有这样偏狭的知识。

我在《传播纵横》第四章遵循韦伯的路径,提出要能够结合在地知识和全球视野。首先,我们先从在地经验出发,看它的内部脉络是怎么样,然后在抽象阶梯不断升级,每个阶段都和理论文献接触,看哪些理论可以帮助解释或照明这些文化经验。这样,在地知识到最后就灌注了理论的普遍性。人类社会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各民族皆具有特色,但也有共同的地方。我想社会科学就是要找到这种同中之异、异中之同。 

以往美国为了冷战的需要,曾经设立各种“区域研究”,让学者分头研究拉丁美洲、中东、中国等等地理“区域”,其学科建制的位阶比较边缘。我认得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他们对中国发生的大小事情懂得非常多,非常细,唯独对理论没有太大的兴趣。严格说,所有研究(包括美国在内)应该都是区域研究,只因美国执社会科学之牛耳,掌握命名权,所以研究美国以外的统称为区域研究,而研究美国本身的才属于主流学科(社会学、政治学等)。美国这些“主流”的实证主义者通常以美国的预设和世界观为主,然后向国外推衍或投射,他们做跨文化研究往往只加几个简单文化或国家变项,却抽空了丰富而复杂的文化意义。 

基于此,我才提倡以区域为基础的这种研究,结合深刻的在地知识和理论兴趣,互相支援,互相成就。例如雷蒙德·威廉斯从英国的文学批评扩展到广义的文化批判,成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大家;萨义德研究19世纪英法文学和20世纪美国文学艺术作品,结合殖民主义的发展、控制与抗拒,成为开创“后殖民主义”的先河。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在印尼所做的农业生态史研究,提出来的很多概念对别的学科都非常有启发。以区域为基础的这种研究,真正深入到文化肌理,又能够提出一些理论洞见。

问:你在《传播纵横》中提到:“既然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代表‘理性沟通’,为何又说‘乌合之众’的媒介(mass media)促进公共舆论的‘理性沟通’,其中理论的矛盾如何统一?那就必须进一步假设:即使个人是无知愚昧的,众人却是有集体智慧的。这个矛盾如何安排,产生许多社会理论的流派,这里无法详说了。”现在能不能具体讲讲如何安排这个矛盾?

答:对人性的基本假设不同,对公共舆论的基本性质和看法自然是不一样的。
受到启蒙运动影响的自由主义认为个人有独立判断的能力,透过理性沟通,集思广益,当可形成有意义、有集体智慧的公共舆论。这在美国的语境分两派。杜威相信的是面对面社区沟通和社区行动,但李普曼认为当今社会太复杂,一般人不一定懂,而媒介的报道又挂一漏万,所以需要有一批专家学者居中解释社会事务。

左派政治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的媒介大部分由大公司所控制,维护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一般人的理性无法发挥,没有自主能力,他们表达的意见不过是反映这些受到控制的大媒体的意见。

英国文化研究的学者认为,几种意识形态互相竞争,一个是主流支配性意识形态,一个是另类的意识形态,另外一个是敌对的意识形态。为了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支配性,必须吸纳或者削弱另类意识形态,甚至最后消灭敌对意识形态。他们把它当成一种争逐文化霸权的过程,所谓公共舆论也不过是这样。

问:你更偏向于哪种对人性的假设?

答: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我不赞成把任何理论都推到极端,变成黑白对立。美国媒介产权的确在大公司手里,在最宏观的层次的确维护资本主义的民主建制,但这并不代表公共舆论完全铁板一块,媒介内部多元,在维护体制的前提下社会上有很多不同的解释社群。英国文化研究强调意识形态互相竞争,也颇接近“资源动员”(resource mobilization)的社会运动文献,有交叉,也有分歧。

“后真相”是个诡辩,应该加强社会的媒介素养

问:你在《“媒介专业主义”的悖论》中说:“有趣的是学界容易高估意识形态批判的作用。激进批判话语固然颇能在西方校园内引起思考或共鸣,但它影响新闻界的实践却不甚彰显……”能不能具体讲讲该如何理解?

答:学院式的意识形态的理论性很强,逻辑严谨,但语言深奥,太多行话,一般群众根本看不懂。激进学院派的论述充满理想性,话常常讲得很绝对,纵使鞭辟入里,但实践起来却很不容易。现代学术几乎已经完全建制化了,以前有些公共知识人可以游离在体制之外,但现在必须在学院里才能安身立命。你如何在学院的层层要求下保持激进社会批判(甚至行动)的角色?在体制内,你要接受体制的考评标准,你所写的东西是给其他同事和专家看的,不是给群众看的。我常想,英国文化研究的左派学者理论色彩那么精彩,在校园内受到热烈讨论,但它的实践意义为何必须大打折扣?

以媒介专业主义来说,这是美英自由主义在它们的文化土壤逐渐发展出来的历史产物,成为当今新闻实践的普遍准则。新左派批评媒介专业主义,观点和言辞都很严厉;他们指出媒介专业主义的盲点甚至缺点,都颇有浇醒头脑的作用。然而,他们往往悬鹄过高,仿佛要求乌托邦式地全面改革体制才算数,他们自顾在理论打转,不免画饼充饥,对如何处理实际问题却几乎失语。

媒介专业主义(例如客观公正、不偏不倚、事实与意见分开)当然有其历史背景和社会语境。须知媒介专业主义是“体制内改革”,不是体制革命,更不是乌托邦,而是用务实方法来处理不完美的人类社会。新左派批评,媒介专业主义巩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权力结构,抹煞少数弱势(特别是歧异)的声音,甚至造成新闻专业者的专横。假如我们概括接受这些批评,下面接着要问两个问题:第一,媒介有没有足够的活力处理这些挑战,例如如何看待某些主流媒介自觉地加强采访少数族群?第二,如果新左派务要坚持修修补补不够,必须依照他们心目中的理想蓝图大规模变革才行,那么请问你能提出什么解决或替代方案?在课堂上讲得头头是道,但新闻业者要的是可以实践的指导方案。

地中海的拉丁国家——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媒介与政党挂钩密切,党同伐异,难道比英美式的专业主义好吗?(何况美英媒介专业主义当年兴起,正是对“党同伐异”的反叛。)北欧的民主政府既以公帑资助媒介,又不干预它们的多元言论管道,这种体制是在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别的国家可以羡慕,未必学得来,就怕画虎不成反类犬,因为这不是主观愿望或意志的问题,而是牵涉到整个社会各种力量的复杂角逐了。

问:左派学院转向的发生是在什么时候?

李: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世界强权,经济资源丰富,大学蓬勃发展,连很多激进的知识人也纷纷进入学院体制。1960年代许多反抗运动也在学院发生,1970年代以后又回归社会常轨。现在学院的考评越来越制度化和标准化,如果不照游戏规则玩,恐怕很难生存。六七十年以前,纽约那些像波西米亚的犹太知识群,靠写文章可以变成很有影响力的知识人。这种人越来越少了。在中国,五四时代有的学者一辈子写一两本有分量的书就够了,你现在这样能生存吗?我想不太可能。

问:在这篇文章中,你还提到:“现在是西方媒介专业主义几十年来的最低潮,恐怕正滑落到底线的边缘。前几年,新媒体宠儿如谷歌、脸书、推特、亚马逊的发展仿佛势不可挡,现在发现民粹主义当道,新媒体的功能容易受到野心者滥用,为假消息推波助澜,以致动摇美国新闻界背后‘恒久价值’的基石”。这切中了现实中很多人的担忧,所以看你能不能再讲讲对西方媒介专业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度面临困境的想法? 

答:“后真相”是个诡辩,世间事务和人类价值有许多灰色地带,但不能因此说黑就是白,白就是黑。我不赞成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他们彻底怀疑真相的存在。“后真相”是特朗普那些民粹政客搬弄出来的。特朗普动不动骂不利于他的报道为“假新闻”,结果世界上很多领导人(如匈牙利、土耳其、俄罗斯)有样学样,混淆是非,莫此为甚。

正如中国人说“理未易明,善未易察”,真相当然不容易了解,但“难”不等于“没有”。我同意“真相”有历史性,标准与时俱变,但在特定的时空下社会不可能没有共同标准或同意基础。“真相”这时也许看不出来,下一时可能看得出来;这一点看不出来,从好几个角度可能看得比较清楚。 

新媒体制造很多可怕的“话语部落”,加深人们选择性曝露的倾向,导致价值撕裂,信息碎片化。这是很危险的。我觉得应该加强社会的媒介素养,让人们能够分辨哪些是重要,哪些是琐碎的。现在假消息太多了,要培养分辨的能力。

每个时代核心价值都受到质疑和挑战。西方社会的核心价值正面临一次重大的转型,有人道说西方的没落,我觉得言之过早。美国的核心价值从来不是一成不变,在各个阶段都必须回应挑战,相信这次也会重拾生命力勇往向前。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进步运动”是著例。以较近的例子来说,美国在1960年代经历风起云涌的运动(如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反战运动、黑人抗议运动)洗礼,我是1971年到美国的,目睹美国1970年代回归正常秩序时已经浴火重生,刷新了社会规范。 

黑人民权运动


冷战结束以后,“新自由主义”市场挂帅,再加上民粹主义抬头,传统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受到质疑。自由主义如何回应民粹主义?新自由主义已经走过头,制造许多灾难(包括环境污染、地球暖化、贫富悬殊、贪婪无厌)。希望人们看到“新自由主义”在这次疫情中已经走到尽头。

无论如何,媒介应该有底线,才能维持公信力的命脉。目前美国CNN的自由派和Fox的保守派各说各话;美国两党撕裂对立,民主党越来越左,共和党越来越右。媒介能不能峰回路转,在跌跌撞撞以后重建中道力量?我是短期悲观,长期乐观,否则这个社会岂不完蛋了? 

问:你对自由主义的未来乐观吗?

答:自由主义追求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平衡,现在所谓“新自由主义”是交给市场决定一切,加剧“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局面。如何抑制“新自由主义”的怪兽,回到自由与平等的平衡?美国一直是富裕世界里经济分配比较失衡的,但毕竟有些福利国家的措施。特朗普漠视平等,积心处虑,要毁掉奥巴马的医疗保险,只知道维护大公司和有钱人赚钱的自由。我觉得美国走到极端,钟摆迟早要摆回来吧。若再给他第二任四年,美国将是一场灾难。

民族主义是正当防卫,但是过了头就充满侵略性和排他性

问:1970年代,第三世界借着国多势众,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搭起反美舞台,联合高唱“世界传播与资讯新秩序”的口号。结果,美国于1984年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美国重回该组织,但特朗普上台后,又于2019年退出。你怎么看待这些变化和美国最近这次退出?

答: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分明是美国所创建和领导的,谁会想到美国竟然两次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次在1984,当时第三世界国家在冷战的氛围下,指控美国垄断世界经济和信息流通,呼吁建立“国际传播与信息新秩序”。保守的里根总统根本没有耐心听它们抱怨,愤而退出教科文组织,因而砍断它的经费四分之一。跟随里根一起退出的,还有英国保守党首相撒切尔夫人和新加坡的李光耀。

直到2003年美国恢复会籍时,苏联集团已经解体,冷战结束,教科文组织反美的声音渺不可闻。但特朗普是单边蛮干的孤立主义者,他连西欧盟邦都得罪光了,更毫不掩饰地藐视联合国各项组织的功能。2019年,教科文组织接纳巴勒斯坦为会员国,特朗普借口连同以色列再度退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特朗普是精明计较的商人,他死命为以色列保守反动的总理内塔尼亚胡撑腰,就是想讨好美国国内的犹太裔。其实以色列国内反对内塔尼亚胡、支持和巴勒斯坦和解的声音不小,特朗普却给内塔尼亚胡一张空白支票,让他肆无忌惮在约旦河西岸(West Bank)——巴勒斯坦的领土——建立犹太移民区。

美国是否应该留在教科文组织发挥积极作用?不必寄望于特朗普了。看以后谁当总统。

问:你说:“面对美国和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抬头,传播学者的关注和回应均嫌不足。美国总统特朗普滥用推特和电视制造争端,煽动狭隘的美国民族主义,反对全球合作的进程,攻击真假政敌,矢口否认对他不利的‘真相’。这些问题应该引发细致的学术研究。”你愿意分享一些对这些问题的想法吗?

答:1980年代开始,特别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化进程很快,中国是整个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现在,全球化和民粹式的民族主义并存。一旦出了问题,政客就找替罪羔羊,英国脱欧、德国反对土耳其移民、特朗普驱赶拉丁美洲移民……找替罪羔羊,移民、难民是最容易的目标。 

人类总是不见棺材不流泪,气候变化、环境糟蹋到这个地步,天灾人祸不断,本来全世界都有义务保护地球,大家不但不合作解决问题,反而互相推卸责任,叫骂不停。未来的子孙怎么办? 

我觉得学术研究没有提出好问题,例如各国政治人物怎么样建构现实,对于公众舆论、国际形象有什么影响?传播研究总是没跟上,这是我提出批评的原因。

问:你对全球化的退潮有担忧吗?

答:经过这次新冠状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要回到全球化的轨道一时恐怕有困难。大家自顾不暇,互相猜忌。全球化应该平等对话,互通有无,彼此帮助,但全球化却弱肉强食,造成掠夺资源+金融+军事的新型殖民主义。未来的发展还要观察,现在变化太不稳定。

问:你说:“美国媒介塑造中国的形象,不仅反映中国的现实,也反映美国的现实,更反映中美关系的起伏。进入21世纪以后,两国不断在调整崛起的大国关系,美国媒介的中国形象既有正面报道,也有摩擦。”与此相关,你也写过《建制内的多元主义》等相关论文。最近几年,中美形势发生很多变化,所以想问问你对美国媒介和权力结构的互动有什么观察和想法吗?

答:众所周知,中美关系最近几年经历许多波折。特朗普提出“美国第一”,走单边民粹路线,他连欧洲盟国都得罪了,何况是可以煽动民粹情绪的中国?全球化使中国受益,但美国的弱势群体(特别是白人劳工阶级)大量失业,特朗普为了找替罪羔羊,宣称这些工作被墨西哥和中国抢走了。事实是否如此是一回事,有时候印象比事实还重要。 

中国迅速崛起,世界还没有准备好。中国也在努力学习如何处理大国关系。大概是经验不够,给人“不再韬光养晦”的印象,美国人更以为中国事事挑战它的优势,使双边矛盾更加升温。

近年来美国媒介对中国的负面报道,特朗普的政策当然是主因,但两党对华政策却趋于一致,以往对中国友好的议员、媒介和民众对中国也开始有意见,这是值得大家警惕的。

从这件事来说,媒介和权力结构如何互动?第一,权力结构有设定议程的能力,总统把聚光灯放在中国,媒介没有理由不聚焦中国,当然这不是说媒介一定赞同(更不是听命于)总统的言论。第二,谈到美国的海外利益,媒介与权力结构的立场高度一致。说实话,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尚待加倍努力,以诚信和智慧打开僵局,互相了解,共同解决问题。

问:现在网络民族主义是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有人认为今天诞生了一种“粉丝民族主义”,你对网络民族主义有什么观察和思考吗?

答:民族主义是正当防卫,但要是过了头以后,超越理性,肆意倾泻愤怒,就充满了侵略性和排他性。九十年代期间,市面上出现一连串哗众取宠的畅销书,它们有几个特征:第一,“我们”(正义的)和“他们”(邪恶的)殊死对立,而所谓“他们”就是美国。第二,很少严谨的学术研究,情绪化,仇外,充满语言暴力。第三,这些情绪语言受欢迎,牵涉到市场利益,内容与风格却十分雷同。第四,有些学术论文先有结论,再去找例子支持。 

如今网络兴起以后,民族的暴力话语更变本加厉。因为网络发言成本低,许多人诉诸本能反应,不需要太多分析;他们想尽办法快快出名,说不定哪天能博得网红。而国内外情势发生太多事了,他们不怕没有东西说三道四,他们又在同温层结群取暖,语不惊人死不休,话讲得不够绝没人要看,这就是网络的民族主义。

文人论政:可以保留情怀,但是时代可能过去了

问:1920年代,《努力周报》以少数知识精英为对象,《大公报》的读者是政界和知识界精英,《申报》和《新闻报》争取政商两界,陈独秀和李大钊正在组织群众革命,唯独成舍我致力于办平民报纸。你怎么看待成舍我当时在中国报人中独树一帜的理念?他的理念和实践在当时产生什么影响,又留给今天什么遗产?

答:成舍我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传奇人物,可惜至今还没很好的传记。关于成舍我,我讲三点:

第一,他是世界主义者,他的报纸叫《世界日报》《世界晚报》,在台湾成立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后来升格为世界新闻传播学院,即今之世新大学)。但他的世界主义是以儒家“格义”,以为世界主义就是大同主义。碰到抗战,他鼓吹应该先民族主义,最后才能达到世界主义。

第二,他是无政府主义者,属于欧洲社会主义的改良派,反对资本主义弱肉强食,也反对激进的共产主义。他抨击英美欧洲国家的报业托拉斯,却想在中国成立新闻托拉斯,要资本家出钱,专家办报,给平民阅读。纸上谈兵,却异想天开得可爱。

第三,他不畏强权,一辈子被封报十几次,坐牢不下20次。所办各报得罪权贵,险些被军阀张宗昌砍头,又被行政院长汪精卫赶出南京。到了台湾以后,因报禁政策申请《世界日报》登记证未果,乃转而创办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世新财务拮据,但成舍我雪中送炭,延聘当局所不容的政治异见人士(各种立场都有)去任教,等于给他们一把保护伞。这是台湾戒严时期的佳话。  

他所创的报纸影响有多大,至今没有好的学术研究。在我看来,由于时局动荡,他的报纸时间都很短,很难扎下根。最成功的上海《立报》销路20万份,为全国最高,但只存活两年多,淞沪战争后就关门了。整个中国时局不稳定,国民教育程度低,交通落后, 包括《大公报》《申报》在内的报纸影响力都以都市为限,只是点的,不是面的。 

问:你认为,民国时的《大公报》是儒家自由主义和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结合,是近现代中国新闻专业精神的标杆。那站在今天的语境,你觉得文人论政与新闻专业主义有冲突吗?文人论政的前途何在?

答:文人论政是传统儒家士大夫转型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情操。他们以天下为己任,是启蒙式的知识人,以言论报国,企图回到政治中心,拯救内忧外患、贫穷愚昧的中国。在西方媒介专业主义的理念下,记者不会自认是知识人,也不会拦下天下责任到头上。他们是专业人士,但求做好自己的角色,强调事实和意见能够分开。

文人论政和专业主义都强调不畏强权,不受金钱污染,这是人格和职业尊严的基本要求。《纽约时报》自许“no favor, no fear”(不偏袒,无畏惧),理念上和《大公报》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纽约时报》已经制度化,中国的报纸仅止于理念而已。

文人论政将来会不会留得下来?时代不一样了,职业分工愈来愈细,知识人的地位不再高高在上,不可能什么都懂,无法像梁启超或张季鸾教育全国人民。现在的新闻人只以公民身份和专业知识讨论问题,民主政治很难有一批人高过其他人。而且,传统文人论政虽有儒家情怀,却未必了解民间疾苦。他们多半是都市人,即使来自农村,到了都市以后也不太了解广大的农村。他们但凭一些抽象概念评论时局,很少实地采访。我想,那种情怀也许可以保留,但是文人论政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

问:回看你的学术生涯,权力、媒介、记者可谓是三个关键词,如果请你用一段话来概括三者及其关系,你会怎么概括? 

答:我从小就想当记者,后来进入学术界来看新闻圈,一直关注媒介与权力结构的互动关系,媒介如何建构现实,以及媒介在公共舆论形成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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