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与重负:我们生活的背面,是一片陌生的国度

2020-06-30 09:49
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年,英国作家蕾切尔·卡斯克结束自己在牛津大学的学业,转身就投入了写作,来不及去思考人生的其它可能性。时隔多年,女作家唯一能清晰确认的,是年轻时对写作的内在需要。写作俘获了卡斯克,甚至可以说,“作家”这一身份则是她迄今为止未曾加以对抗的身份,而生活中其它的角色,女儿、妻子、母亲……她都有产生对抗的不适感,并且驱动她在写作中孜孜以求去探寻背后的含义,“女权主义”也由此成为她最显眼的标签之一。


蕾切尔·卡斯克生于1967年,是一个富裕的天主教家庭的第二个孩子。她的父母身为各自大家族的长子,都有足够的意志与野心去构建典范的幸福家庭。卡斯克在“一切都很完美”的生活中成长,但是她总觉得,这个被凝固为家庭叙事的“完美”,跟她自己所感受到的生活的真实,是不一致的。“完美”变成一种要求,一种意识形态。年幼时卡斯克犯哮喘和过敏,她没法像其它孩子那样寻求家人温柔的看护,而是本能般地攻击自己,心怀内疚地认定自己是破坏者。

私人生活中若是贯穿一种过于强硬的意志,其效果与公共生活中的威权压制是一样的。有异议的时候,卡斯克不得不保持缄默,遇到冲突,她只能选择自我否定。卡斯克意识到自己需要主动去争取一种权利,一种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与情绪权利,否则她只是生活的局外人。在最初的作品里,她写聪明又迷茫的年轻人,成功地过着理所当然的“好”生活,却渴望逃离。故事是虚构的,但结构跟她自己的心灵结构极其相似。

从1993年发表第一部作品以来,蕾切尔·卡斯克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来回切换,两种文本她都驾驭得非常好。她持续地寻找一种诚实的方式来探讨生存经验,这让她的作品与人生保持了罕见的统一感,相互支持,甚至相互影响。生活是经验的,而不是逻辑的。真正对人的挑战,来自最真实的生活。爱情、婚姻、母职、工作……卡斯克作为女性的经验是经由这些事情缓慢积累。那些政治的、公共的话语,看起来充满力量和理性,但是很难触及最幽微真实的部分。她说,自己在写作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和挑战,都来自生活本身。

在此,她肯定了人性不可更改的本能:人不能作为另一个人活着,要对他认为的生活的真正问题予以回答或得到答案。一个寻找真相的人,只会先对自己反省;一个寻找答案的人,只会先对自己提问。2001年,卡斯克出版了描述自己初为人母的非虚构作品《成为母亲》,招致长久的争议,甚至有媒体将她描述为“四面楚歌、流着血的女权主义者”。她在书中坦陈,母性是一座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的围城,成为母亲,意味着女性需要放弃公共价值,以换取一系列私人意义。生孩子和做母亲,如同铸造性别不平等的铁砧,女性应该理直气壮对此感到恐惧。   


《成为母亲》出版十年之后,卡斯克的婚姻破裂,曾经以为可以携手改变传统家庭文化的伴侣,在离开时,指责她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她又通过自传式的写作,把自己承受的动荡都收纳到文字里,并将其命名为《余波》。与成为母亲相比,婚姻不仅是私人选择,也是社会和历史的产物,涉及的关系更为复杂,结束婚姻意味着打破了个人与外界互动的一个界面,“我不想以虚妄的理性去设想自己可以懂得别的女性究竟如何生活、如何思考。只想努力通过讲述去整理我自己的经验,并且给予自己以最深的同情。”

《成为母亲》和《余波》的写作,让卡斯克在自己最真切的经验中探知了女性记忆的局限。她如实写下对真实的感知,以言说抵抗沉默。2014年开始,蕾切尔·卡斯克陆续推出三部曲小说《边界》、《过境》、《荣誉》,她从女性记忆的限制中突围出来,以虚构的方式书写她所关切的主题:婚恋、家庭、两性关系、女性成长与身份认同。小说的主人公费伊(Faye)是一位英国女作家,她离婚、讲学、搬家、参加文学节,再次进入婚姻,一路写下所有见闻与思考。2020年小说中文版面世,则直接被命题为“一个知识女性的思考”。

辨识:我们以为得到的自由,但其实只是迷失

费伊在小说中出场时已是独立的女性,离异,有两个儿子,以写作与教授写作为生,拥有一定知名度。女权主义者经常要考察的关于女性政治权利与经济地位,并不在费伊关切的范围内。她没有因女性身份被压迫或者受损害的感觉,甚至相反,她持有的观念更为积极:我是自身一切经验“无可争议”的作者,我对自己全部的生活负责,承担一切后果。Faye这个名字在英语中包含童话、神话、谎言、仙女以及虚构的等含义,在法语中,则意味着忠诚和信念。《边界》三部曲出版之后,费伊就被收入Faye的维基百科词条,置于虚构人物首条。

这几乎是美国政治哲学家让·爱尔斯坦在其成名作《公共的男人,私人的女人》中所期待的。很多女权主义理论在积极推进社会变革的同时,也带给人太多不切实际的承诺和虚假的安慰。哪怕拥有最高程度上的公民身份,这也只是一种公共的认同,最初和最终都不能简化成一个人的生平。而一个人要努力朝向价值生活,必须包括对下述问题的反思:我们当下的不幸是否完全源于有缺陷的、剥削性的社会形式,因此必须予以改变;抑或,是否大部分不幸源于人对自己终有一死这个简单事实知之甚少。在论述政治话语极其不满之后,爱尔斯坦说,我们需要一种在自我理解中融入女性主题的女性解放叙事……避免在新的伪装下一遍遍感伤女性的经历和不断重述她们所受的压迫。

蕾切尔·卡斯克让费伊在一种优越感中开始她的故事。这位女作家正准备从伦敦飞雅典,去一所学校短期授课。一位亿万富翁刚刚请她共进午餐,他用钱实现并且摆脱过很多事情,但仍不知道如何做自己。喜欢音乐的时候,他就去一个摇滚乐队打鼓,想做慈善的时候,他可以领养危地马拉的四胞胎,现在,他在考虑创办一个文学杂志。另外,他还有很多赚钱的项目正在展开,他的第十一个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他就像一个面对太多圣诞礼物的孩子一样容易分神”,但失去了觉察自己真实意愿的能力。 


他真正所拥有的自由,比他看起来可以拥有的自由,要少得多,还不够他做好自己。显然这是一个赫胥黎描述的那个“美丽新世界”里的囚徒,身处丰饶却困于自我意识的荒凉中。就自我价值与对生活意义的认同而言,费伊远比这个亿万富翁要笃定。彼此告别之后,他再也没有在小说中出现。去往希腊的飞机上,费伊邻座的男人跟她谈论自己人生,反思婚姻何以开始又何以结束。费伊被他的故事吸引,或者说,费伊被他那种通过讲述过往来理解自身的努力所吸引。

这个没有被标注出名字的男人,生于希腊一个富裕家庭,小时候在英国接受贵族教育,年轻时就积累了可观的财富,本能地觉得自己应该可以有更多的生活,更多的爱意。跟妻子关系崩塌后,他立刻投入对另一个女人的热切追求中,离婚再次结婚,并且为了满足妻子对奢侈生活的追求,拼命工作。但他觉得自己在追逐一个幻觉,无论做什么,幻觉和现实之间的落差都无法缩减。现实真实的样子和他想要它成为的样子之间的落差,开始侵蚀他。婚姻再次遭遇危机,妻子提出离婚,他接受结果,也接受自己所拥有的财富和爱意都濒临破产的事实。

一个追求财富的男人如愿以偿;一个寻求生活与爱的男人却走在不断丧失的路上,构成两个互为对照的叙事。很难去辨识——他们的故事是为了吸引女作家费伊倾听,还是为了吸引女人费伊。但在费伊的觉知里,炫耀对爱的生活的追逐,胜过对财富的炫耀。人在观察他人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流露自己的特质。就这样,卡斯克完成了对费伊人格轮廓的基本塑造,独立自主,对自己生活有自觉的省察,可以承受焦虑去完成创造型工作,有能力让自己的感知不受限于物质世界,有足够的女性特质足以吸引陌生男性的注意,对世俗生活也不缺乏老练的经验。

“我向来认为,过去发生的事情,不论多么糟糕,都是我——有意也好,无意也好——激发、引起的。这不是我的女性特质与命运能不能互换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学会解读这种命运。”在一次关于女性特质的讨论中,卡斯克笔下的费伊,就这样很执拗地拒绝了女性特质与命运的关联,她对自我的理解,带有的英雄梦想的底色,而且是非常现代:“这就是我的立场,我不能选择其它立场,为了捍卫我的立场,我将日复一日地努力,并且在这种努力中感到自由。”可是费伊依然是困惑的,就像那个亿万富翁不知道自己要用那么多钱来做什么,费伊不知道自己为自由付出的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

承认:生活并无一个显而易见的意义可言

《边界》三部曲中,费伊的孩子随时都会给她打电话,当她接受异性的邀请时候,当她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当她在上课的时候,当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作为母亲,她对孩子的关注,就像猎鹰一样警觉,一刻不停,疲惫不堪,但是没有人可以替代她。她无法松开那种本能的关注,孩子们也无法解除对母亲的依赖。坠入孤独时,她依赖这种被需要的感觉,母子之间的联结把她编织进爱的关系里。渴望自由时,她被这需求压得喘不过气,靠自制力让自己免于愤怒。爱与自由相互角力,但孤独的故事,比自由的故事更漫长。

费伊在寻求对自己婚姻关系的理解时,也求助于对两个孩子的观察。他们小时候无比亲密,一起玩耍睡觉,一起创造想象中的世界,在神游般的状态里发明游戏、计划和人物。对外人来说有多虚幻,对他们而言就有多真实。他们可以随时随地跨过那道没人能看见的门槛进入想象世界。然而有一天,他们共同想象的世界不再运转,原因是他们中的一个人,不再相信那个世界了。这不是谁的错,唯一被标明的事实是,那些美丽的事物是他们共同构想的结果,这些事物严格来说不存在。

“我估计这也是爱的一个定义”,费伊用非常不确定的语气补加了一句评议:“去相信只有你们两个人可以看见的东西。”对婚姻的信念,往往在情感最饱满的时候被建立,就像窗外绿意浓郁的夏日景色,被偶然的凝视定格为一副画,心里生起深刻的眷恋,然后人们用全部的热情,用最文明的形式,将其置入法律、契约、道德、责任为它打造的画框,仿佛从此以后,它可以免于秋天的肃杀,冬日的寂寥,也可以免于春季的生机以及生机背后的诱惑。“婚姻可以是很多东西:一种信仰,一个故事。尽管它体现在真实的事情中,可最终,驱动婚姻的力量是神秘的”。

如果一个人以真实觉知为准则在生活,婚姻就是一面镜子,他可以在其中看到真实的自我;但是如果一个人想去追逐他想象中认为自己应该得到的生活,婚姻就会显现出幻觉的底色,无常且虚无。费伊追溯亲密关系断线的那个点,是在一个冬日的黄昏,她和孩子们等待他们的父亲回家,孩子们越来越躁动不安开始暴力打闹。费伊看着哥哥把弟弟打到昏迷,感觉自己某种信念被耗尽,想去黑暗的旷野里,去热闹浮华的城市里,想要自由。这些意念浮现并被费伊视为真实,她的丈夫甚至不在场。

无论一个人如何独立,爱的生活和良善的体验,总是在关系之中被构建且生发出来,在这个幽微的维度上,我们成为怎样的人,是在别人的生命里得到回音。卡斯克让费伊发出了这样的自问,把自我奉献给这些终将离去的人们,到底有什么意义?无论是爱人,还是孩子,幸福的基本模式是朝朝暮暮相伴,人生的最终走向却是形形色色的分离,是一次次目送,是一场场得体的告别,那么,人如何能免于心慌与惶恐?当她这样提问的时候,她知道内心深处有无法满足的渴望。

她带着这样的渴望,继续跟飞机上领座的男人交往,并且更深地进入他的人生故事里,知道他还有第三任妻子,极其理智,对日常习惯、纪律和家庭管理效率都很高,跟她在一起,他发现自己的经济和身体状况都在变好,但是激情与愉悦在减少。离婚时她也没有想去摧毁他,而是为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他和她的关系里,有很多原则是他之前追逐爱情时所忽略的,礼貌、平等、妥协、荣誉。但是他不爱她。等到男人终于坦白自己跟第一任妻子离婚是因为一段小小的办公室恋情时,费伊对这个男人感到失望。

费伊花了很多时间从他的故事里辨识出一种自私,以爱与自由之名,逃避责任,寻求欲望的满足。他不断丧失且从未心满意足的人生,与费伊原先预想的有本质的不同,他每一次真正认识一个人的时候,就是他不再爱的时候。男人视其为爱情理想的破灭,但费伊认为他只是在经受幻觉的破灭。她直接告诉他,如果他只能爱上他未知的东西,并以同样的方式被爱,那么认识一个人必然会带来无情的失落,而唯一的解药只有再次爱上其他人。这是欲望的游戏,而不是信实的人生。告别后,男人给费伊打电话表达思念,费伊说,你只是寂寞了。

抗争:违背一切信据仍存希望

女作家费伊对一个女记者印象深刻。那是另一种英雄主义,以自我理念为准则在生活。女记者采访全世界杰出的女性创作者和女性知识分子,她扩大着她们那些特立独行的自由的声音,赞美她们承受的苦难,而自己则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一种循规蹈矩的生活,自律自持,苦心孤诣在别人眼里勾勒一种美好和幸福:“女人完全可以不跟这个世界撕破脸,也能赢得自由,同时不失体面”。她四处传播的那些女性主义理念,在她寻访的女性那里是生命内容的一部分,而在她自己的世界里,是找不到土壤的种子。

然而在夜晚,女记者梦想着另外的生活,有更多的“出格之事”,有更多的柔情与愉悦。她在梦里感受到的喜悦,有多么难以言表,她醒来后的失望,就有多么无可慰藉。她承受着隐秘的疲倦和碎裂感,却仍然想用全部的勇气和自律来稳住自己,以便继续在别人的痛苦面前保持同情与怜悯,在别人的痛苦里确认自己的幸福。生活的剧本由她自己撰写,也由她自己来演出,没有人可以清晰地分辨这是自由,还是自缚,这是荣誉,还是痛苦。

在与费伊第一次见面时,女记者刻意美化自己的幸福,成功地隐匿了平静之下的波澜,也成功引起了费伊的羡慕。第二次见面时,费伊颇为挑衅地告诉女记者,她的生活虽然很美但太平淡,没法产生极致的感受。出于自尊的需要,女记者把自己的故事以更真实的方式来讲述,标注出平静之下的湍流涌动。费伊由此看清楚,女记者以为自己成功地逃避了某种特定的痛苦,但其实她的生活由一系列违背真实意愿的事件组成,好像从未真正活过。她贪婪地羡慕别人拥有的一切,羡慕幸福,也羡慕痛苦,说到底,她嫉妒真实活过的体验。为了维护自尊,女记者最后说:“我知道你又结婚了”。

这句话结束了一个故事,是《边界》三部曲隐形线索的注脚。费伊的人生故事在不经意的地方出现,如路边随意写就的提示语。作为虚构作品的主人公,她以持续的倾听与思考保持在场的状态。卡斯克写作的别致也在于此。但细心阅读的人,还是可以发现,那个跟费伊结婚的男人,是整部小说中唯一呼唤她名字并且在告别时道保重的人。他们偶然相遇,他之所以记得她,是因为当时她身陷窘境,他克制了自己出手相助的心意,并且花了一年的时间才放开那个掉头走开的时刻。在作者卡斯克的真实生活中,她写完记录离婚的《余波》之后,也再次进入婚姻。

“我不理解的是,你心里都看透了,为什么还会再婚。你在自己作品里已经写了那些关于婚姻的定律”。“我想通过婚姻,打破那些定律的桎梏”。“你不可能打破那些桎梏。”小说最后,费伊和编辑葆拉、译者菲莉西亚坐在一起,讨论的主题仍然是两性关系。菲莉西亚离开了自己的婚姻,是一位翻译家并且在大学教授翻译研究课,离婚时她什么都没有索要。丈夫拥有财产和孩子,她连自己的生活物品都无处保存。菲利西亚母亲无法接受她的失败,拒绝保存她的生活物品,不明白她苦苦索要的男女平等究竟为她带来了什么。葆拉在孩子未出生前逃离充满背叛和暴力的婚姻,从此不再有寻找人生伴侣的兴趣。

她们都没有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但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承担起对自身经验的责任,就像加缪所言:“我们每个人都背负着自己的流放地、罪行和创伤。但我们的任务不是把它们弃在这世上,而是在我们自身与他者中与之战斗’’。若根植于此时此刻,而不是记忆中的过去,期盼中的未来,或者是理论中的抽象,痛苦就是一种机遇,提醒自己并非自己所以为的那个人,也像一种荣誉,让人与真相更加有缘。这种认知终究只属决意对自己的选择负责的人,比如费伊,或者作者蕾切尔·卡斯克自己。

在已经过去的20世纪里,占主导地位的是这样一种人性观念:即人是可塑的,而且有着无限完善的可能性。这一观念导致很多人不经思索就把现有秩序,描绘成一种压迫性体制。而与之相对的保守主义观念,则认为,个人理性和意志不是社会秩序的建构者而是社会秩序的产物。这两种观念构成独特的张力,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时代。对照着看,卡斯克笔下的费伊已脱离权利与秩序的话语体系,脱离两性不平等的权力格局,她所体验的痛苦更接近心理学家欧文·亚隆所定义——即不可避免的死亡、内心深处的孤独感、我们需要的自由,还有,生活并无一个显而易见的意义可言。

小说中葆拉曾想带费伊去看一座被焚毁重建的教堂,人们仍然在里面祈祷,她心里总是想着曾经发生过的火灾,在残缺的雕像和黑色的墙壁上确认着灾难。然而,教堂里祈祷的人们只关心着自己的祷告,寻找安慰,期望护佑,对教堂本身的损伤败落并不关心。有一天她在灯光下看那些她曾以为是丑陋的黑墙,却发现其实已经有艺术家对其进行了新的设计,一旦领悟到创造的痕迹,她就没法将其单纯地视为丑陋,而愿意相信其中蕴含意义。只是,葆拉把费伊带到教堂的门口,门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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