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欧在反恐事务上的分歧可能继续扩大

2020-06-30 09:34
西方世界长期是世界政治中心,也长期成为国际热点地区和恐怖主义主要袭击对象。自西欧国家崛起、西方概念产生以来,暴力恐怖主义及其相关概念,就是西方世界中的一个重要议题,而西方世界对恐怖主义问题的认知,也往往随着国际格局以及国际地位而演变。二战后,随着西方世界领导权从西欧向美国的转移,恐怖主义的目标也在发生转移。在美国,恐怖主义无疑被视为一个国家安全问题,涉及美国霸权的可靠性,而对欧洲来说,恐怖主义主要是一个内部社会安全问题,主要涉及威胁欧洲国家的社会稳定、和谐。


对此,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张家栋认为,西方世界对恐怖主义问题的重视程度以及应对方式,与西方自身的发展演变、国际地位和国内社会政治环境等因素密不可分,且在美欧之间存在巨大分歧。若要观察西方视角中的恐怖主义与反恐怖问题,就必须从西方以及西方在概念和现实中的演变开始着手。


恐怖主义议题在西方视野中有哪些共性?

1、西方国家都承认宗教在恐怖主义问题中的重要性,西方视野中的宗教现代化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宗教与政治之间的距离所定义的。在这一视角下,政治与宗教难以区分的一些宗教和国家,就在西方话语中有了某种原罪的地位;


2、西方对恐怖主义问题的认知不断深化。西方的安全威胁认知都是在自身相对衰落的情况下,对未来前途和命运的忧虑与恐慌。西方各党各派,无论是支持自由开放世界的国际机制主义派,还是反对自由开放体系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派, 都更加强调国家安全议题;


3、西方恐怖主义议题的演变过程有相似性、相关性。“9·11”事件爆发以后,西欧开始愿意在国际反恐行动中与美国保持西方阵营的一致性,2004年西班牙马德里火车连环爆炸案和2005年伦敦地铁案,促使西欧国家更加重视反恐事务;


4、西方国家的国内社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相似的。西方国家的国内社会政策多数是建立在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基础之上,但在冷战结束以后,随着意识形态因素在安全领域的影响不断衰退,宗教文化因素在美欧的影响不断上升,并对社会和政治认同形成了新的压力。



恐怖主义在美欧间存在分歧的原因是什么?

1、国际地位差异是影响美欧恐怖主义认知和反恐政策差异的主要因素。美国更愿意把恐怖主义和反恐怖问题与地缘政治问题相关联,视恐怖主义为一个国际政治问题,欧洲国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反恐战争,但还是更愿意把反恐问题视为一个政治问题和国内问题;


2、美欧国家的地理差异,导致两者在反恐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地缘政治偏好。西欧国家长期处于战争与冲突或其阴影之中,而美国则长期远离亚欧大陆这个冲突漩涡。对美国来说,反恐怖活动是一个可以选择或变化的战略或战术问题,而于欧洲来说,恐怖主义则是其地缘政治宿命的一个附属品,是不可选择的邻居与“伙伴”;


3、人口结构差异导致美欧不同的反恐政策。欧洲二元对立的人口结构,导致宗教极端组织在西欧国家的渗透程度,甚至还高于很多穆斯林国家。与欧洲相比,美国穆斯林人口的规模和占总人口比例都要小得多,来源也更加多元,构成更加多样,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态度却更加温和、客观。



西方概念与西方的兴衰


西方概念是在西欧国家崛起过程中自我发现的。本来,西欧国家经常是相互敌对或竞争的,并无统一身份。西欧国家率先崛起以后,在被征服者面前发现了自己的“基督教”、科技发达和白人等共同特征,并以此把自己定义为“文明世界”,为自己的对外征服和殖民提供合法性。但随着西欧国家逐渐完成了殖民主义征服过程,征服对象的缺失也使得西欧国家间的身份认同被削弱了。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只指西欧,尤其是英国和法国,美国人并不认为自己是“西方”的一员,而是坚信美国例外。由于西欧国家在当时处于世界政治的顶端,每个国家的最大对手和威胁是自己的邻居。这样一来,宗教、种族和政治制度等“西方”三要素,并没有构成防止民族国家体系下的国际政治斗争的防洪堤。由于西欧国家之上再无有效的国际政治约束和规则,无政府状态使得西欧国家无力阻止自己陷入大国政治的悲剧,最终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体系,产生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新秩序,事实上也摧毁了西方中心的世界秩序。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和广大中立国家的存在,使得“西方”反而获得了摆脱内部斗争的机会。由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在宗教和种族方面与美欧国家并无本质性区别,美欧国家就用政治意识形态来定义“西方”。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从一个地理、文化和种族概念,变成了一个国际政治概念,并最终变成了一种新的国际身份。


简而言之,西方是在西方世界由盛转衰以后,从绝对优势向相对优势转型过程之中,与其他国际政治势力斗争和竞争过程之中形成的一种新身份。西方在地理上主要指北美、西欧、北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文化上主要指古希腊科学体系、罗马法体系和基督教传统,在政治上主要指世俗民主、自由、平等理念及其实践,在经济上主要指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在实践中,西方身份往往指富裕、生活优越、言论自由、更高的地位以及在世界范围内旅行和生活的很多优待与特权,经常被视为秩序、发达、繁荣和文明的代名词。


西方是在挑战与竞争中产生的,现在又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方面,在国际政治舞台中,西方曾经拥有的相对优势,包括经济、军事和政治,不断被挑战、被削弱。这不仅带来西方影响力的下降,也导致西方民众优越感和幸福感被相对剥夺;另一方面,西方内部对西方的共识发生动摇。西方曾经从殖民主义时代的宗教西方和种族西方,发展到二战后的价值观西方,基本上可以延续宗教文化、种族群体和政治制度的一致性,即宗教西方、种族西方和政治西方的三位一体。


但现在,这些重要的因素都在发生变化:一方面,在国际政治领域,政治西方的共同敌人苏联消失,自身存在的必要性也有所下降;另一方面,政治西方在内部面临不同宗教和种族群体的挑战。这样一来,西方世界在西方的定义,以及宗教西方、种族西方与政治西方的关系上,出现了新矛盾。在美国和西欧,反政治西方的基本精神、崇尚宗教和种族西方概念的极右翼群体和民粹主义群体,与坚持政治西方精神、淡化宗教和种族西方概念的左翼群体之间发生了剧烈冲撞。


例如,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本应欢迎新移民,但美国民众对外来移民的态度越来越消极。1965年,希望减少移民的人只占美国人口的33%;1977年占42%;1986年占49%;1990年和1993年占61%。这使得美国政治中的种族和宗教认同因素的重要性不断上升。这不仅是对西方利益群体的挑战,也是对西方这一身份的挑战,同时对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产生了深刻影响。


恐怖主义议题在西方视野中的共性


西方世界共享的宗教、种族和政治要素,使得西方各国在恐怖主义问题上,从一开始就有很多共性。


一是西方国家都承认宗教在恐怖主义问题中的重要性。事实上,西方世界对恐怖主义的认识,从一开始就与宗教相关联。西方世界倾向于认为,“宗教是最血腥的冲突的根源,所以政治和信仰绝对要分离”。因此,到18世纪,在西方世界,上帝就被世俗自由思想所取代。在暴力领域,西方建立起一种“可以为你的国家而死,但不能为你的宗教而死”的观念。这样,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就取代宗教极端主义,成为冲突和战争的核心理念。很自然地,西方视野中的宗教现代化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宗教与政治之间的距离所定义的。在这一视角下,政治与宗教难以区分的一些宗教和国家,就在西方话语中有了某种原罪的地位。在现实中,欧美国家内部穆斯林群体中宗教原教旨主义分子的比例,又显著高于其他宗教群体。


进入21世纪以后,穆斯林国家中发生的内战,在世界的内战中又占绝对多数。这使得文明冲突论在西方世界有了很多追随者,导致特定群体和宗教,在西方国家的反恐资源配置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从2015年到2019年9月,西方国家发生的极右恐怖袭击数量增加320%,2018年占恐怖活动总量的17.2%,高于圣战活动的6.8%。极右恐怖活动在美国的表现更加剧烈。2018年,美国有约50人死于国内极端主义者手中;其中98%为极右翼极端分子所为,78%为白人至人主义者所为。但即使如此,美国仍然不愿意在打击右翼暴力恐怖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从“9·11”事件到2019年,美国在反恐怖方面投入2.8万亿美元,约5000亿美元流入国土安全部,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用来应对右翼极端主义威胁。就连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只有20%的特工从事国内侦察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削减了这一部分经费,甚至还不愿意把白人民族主义者描述为一种“逐渐增长的全球威胁”。


二是西方对恐怖主义问题的认知不断深化。西方的安全威胁认知虽然看似有区别,但其实相互之间有很大的共通性:都是在自身相对衰落的情况下,对未来前途和命运的忧虑与恐慌。在此基础上,西方各党各派,无论是支持自由开放世界的国际机制主义派,还是反对自由开放体系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派, 都更加强调国家安全议题。安全包括国家安全和身份安全,成为美欧的最高级别议题,这是在以前难以想象的。


在2008年到2018年间,欧洲认识到网络攻击、周边国家的内战、外部势力干涉、不受控制的外来移民、国际机制和秩序的退化等五大威胁,其中有三个与恐怖主义相关联。在美国对安全威胁的认知中,恐怖主义也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9·11”事件以后,恐怖主义和反恐怖曾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占据最重要、最优先的位置,美国还制定了全球反恐怖战略,发动了全球反恐怖战争。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上台以后,虽然在反恐怖战争方面开始收缩,但却强化了本土反恐力度。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在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列出三大类挑战,第三类是跨国威胁组织,包括圣战组织和跨国犯罪组织。虽然看起来美国正不断退出反恐战争,反恐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不断下降。但事实上,美国在外交和国防层面对恐怖主义问题降温的同时,反而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和实践,把反恐及其相关事务,上升到国家认同和政治安全的层面。


三是西方恐怖主义议题的演变过程有相似性、相关性。在19世纪,当无政府主义思想在欧洲蔓延,并催生很多恐怖事件时,这股浪潮也最终通过移民等渠道影响到美国,并导致美国时任总统麦金莱的遇刺身亡。在冷战时期,世界政治的界线主要是围绕着意识形态界线展开的,危害西方尤其是欧洲国家的恐怖主义,主要是源于意识形态冲突。德国的“红军”派、意大利的“红色”旅和法国的“直接行动”,都属于极左型恐怖组织。美国在国际上参与的代理人战争,也往往与意识形态冲突有直接的关联。


进入21世纪以后,尤其“9·11”事件爆发以后,西欧虽然一开始并不太重视反恐事务,但也愿意在国际反恐行动中与美国保持西方阵营的一致性。2004年西班牙马德里火车连环爆炸案和2005年伦敦地铁案,促使西欧国家更加重视反恐事务。2016年,法国和比利时恐怖袭击案以后,欧盟提出“安全联盟”概念,并成立了欧洲反恐怖中心。美国的反恐政策也有较大调整。从2001年到2003年,美国反恐怖政策从后发制人战略发展到先发制人战略。2006年,在伊拉克战场中经受挫折后,美国面临强大的撤军压力。虽然如此,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也不愿意放弃,称“美国正在进行的反恐战争不仅是一场军事斗争,而且是21世纪决定性的意识形态斗争”。


四是西方国家的国内社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相似的。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的国内社会政策,多数是建立在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基础之上,但在具体操作模式上有差异。英国很早就有政教合作的传统;法国是政教分离;德国则处于英国与法国之间,政治上是政教分离,但在教育和公共福利事务上又政教合作。西欧国家都重视教育和社会政策在国家认同塑造与反恐安全中的重要意义。美国的基本社会政策,与西欧类似。


冷战结束以后,随着意识形态因素在安全领域的影响不断衰退,宗教文化因素在美欧的影响不断上升,并对社会和政治认同形成了新的压力。美国学者因此提出了文明冲突论,欧洲国家也增加了对宗教文化因素的重视程度。进入新世纪以后,英国、法国和德国等都以不同方式承认文化多元主义的失败。越来越多的美国白人担心自己会失去美国,欧洲人则担心自己会被伊斯兰化。西方国家极右势力的上升,进一步恶化了这些国家的族群关系,并反过来为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社会土壤。美欧都有很多人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用客观、中立的方式试述了穆斯林世界的多元、和平状况,以及其自身的一些重要特征。但这种努力在西方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的禁穆令和美墨修墙计划,英国脱欧,以及一些欧洲国家右翼政党的崛起,都使西方在整体上有朝不同方向发展的趋势。


恐怖主义在西方视野中的差异及其原因


西方国家虽然在恐怖主义以及相关安全问题上有很多相似性,但在美国与欧洲之间存在很多差异:


首先,西欧国家对恐怖主义问题的认知,比美国更加稳定、更有延续性。


其次,西欧国家与美国相比,更视恐怖主义问题为一个内生性威胁,而不是一个外来威胁。


再次,西欧国家并不认为恐怖主义能真正威胁国家安全和国家认同,不值得上升到国家战略和政府政策的高度。


最后,与此相应,在反恐方面,西欧国家也更愿意采用情报、警察和社会等综合性手段,而不是军事力量。


这些差异,与美欧在国际地位、地缘环境和人口结构的差异有密切关系。


一是国际地位差异是影响美欧恐怖主义认知和反恐政策差异的主要因素。恐怖主义威胁往往是与传统安全问题相对应的,或相互伴生的。地缘政治活动的中心地区,往往也就是恐怖活动的热点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是世界政治的中心,也是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发源地和主要目标。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恐怖专政,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无政府主义浪潮中,再到民族冲突型恐怖主义,多数是以欧洲为中心、或发源于欧洲的。但从19世纪末开始,美国先后在经济、军事和政治方面取代欧洲,成为西方世界的中心和世界霸权国家。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日益深刻介入到中东和南亚地区冲突之中,美国逐渐取代欧洲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首要目标。


国际政治重心从欧洲向美国的转移,也导致美欧之间恐怖主义认知的巨大差异。与西欧国家相比,美国更愿意把恐怖主义和反恐怖问题与地缘政治问题相关联,视恐怖主义为一个国际政治问题。事实上,美国在世界各地的驻军以及大量的存在,也使得美国比欧洲国家更易于受到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基于此,美国倾向于从外部来寻找恐怖主义问题的解决方案。“9·11”事件爆发以后,美国迅速把恐怖主义定义为头号敌人,并首次启用北约盟约第五条“共同防御条款”,动员盟国支持。除此以外,美国还发起了对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


欧洲国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反恐战争,但还是更愿意把反恐问题视为一个政治问题和国内问题。因此,欧洲国家虽然参与了美国领导的阿富汗战略以及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但除了在利比亚军事行动中占据主导地位以外,多数是因同盟义务而被动参与的。并且,除英国以外,多数西欧国家并不愿意在军事行动中发挥积极作用,而更多是同盟义务约束之下的一种政治表态。


二是美欧国家的地理差异,导致两者在反恐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地缘政治偏好。西欧国家长期处于战争与冲突或其阴影之中,而美国则长期远离亚欧大陆这个冲突漩涡。冷战是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垒,但处于前线的却是欧洲,最危险的地区是西欧。这导致冷战结束以后,再危险的恐怖主义威胁,在西欧看来也不能与当年的核战争威胁相提并论。在地理上,欧洲与中东和北非环绕着地中海,基本上可以被视为同一个地理甚至是地缘空间,是几千年人类主战场之一。进入近现代以后,由于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环地中海地区更有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一体化的趋势。冷战时期,欧洲发生很多重大恐怖事件,从“慕尼黑奥运会人质劫持事件”,到“洛克比空难”等,都是受到中东形势的影响。冷战结束以后,意识形态冲突让位于宗教文化矛盾,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也使得西欧国家扩张到东欧,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缓冲地带也因此而消失。


在此情况下,欧洲恐怖主义问题,从冷战时期与美苏争霸的意识形态斗争联动,变成了与宗教矛盾与冲突联动的新局面。在伊斯兰国组织(IS)兴盛期间,伊斯兰国组织的外国战士中,除了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以外,欧洲是最大的外国战士来源地。据2018年7月伦敦国王学院的一份研究显示,在伊斯兰国组织的41490名外国战士中, 1 8 , 8 5 2 人来自中东和北非,7,252来自东欧,5,965人来自中亚,5,904人来自西欧。再考虑多数东欧国家与西欧人员往来的一体化,西欧面临的相关威胁,远远高于美国。中东地区对巴黎的直接影响,远远超过了对纽约的影响。


对于美国来说,中东和北非只是一个可进可退的战略活动区域,反恐怖活动是一个可以选择或变化的战略或战术问题。其实,在反恐领域,美国最值得依靠的力量其实并不是其强大的军事和情报力量,而是与相关地区之间的遥远距离和辽阔的海洋。而于欧洲来说,恐怖主义则是其地缘政治宿命的一个附属品,是不可选择的邻居与“伙伴”。


三是人口结构差异导致美欧不同的反恐政策。欧洲二元对立的人口结构,相对于美国多元共存的人口结构, 更易产生族群和宗教矛盾。欧洲国家一方面,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本土人口;另一方面,则是不断增加的、主要来自前殖民地国家的移民。穆斯林群体在欧洲的比例并不高,2016年占4.9%左右,而在西欧的比例要高一些,英国为6.3%、法国为8.8%、德国为6.1%。但西欧国家的一个特征在于,本土人口与外来人口中的主体一样,都具有非常清晰的宗教和种族特征。这使得欧洲国家一方面,人口结构的同质性程度不够高,低于主要的东亚国家,如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在另一方面,多元化水平也不够,不足以像美国那样通过文化多元主义政策来缓解矛盾。这使得欧洲国家非常易于陷入到二元对立的结构性陷阱之中,导致宗教极端组织在西欧国家的渗透程度,甚至还高于很多穆斯林国家。很多西欧国家参加伊斯兰国组织的人数占总人口和穆斯林人口比,远远高于巴基斯坦、印尼等穆斯林大国,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欧洲国家反恐手段的选择自由。


与欧洲相比,美国穆斯林人口的规模和占总人口比例都要小得多。2017年,美国大约有345万穆斯林,占美国总人口的1.1%左右。同时,美国穆斯林的来源也更加多元,构成更加多样,总体也更加世俗、温和。因此,虽然穆斯林在美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地位要低于欧洲穆斯林群体,但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态度却更加温和、客观。根据皮尤中心的民调显示,自2007年以来,81%的美国穆斯林一直拒绝暴力和极端主义,很少有人认为自杀式爆炸和其他形式的恐怖暴力活动是正当的。仅有8%的美国穆斯林认为恐怖暴力活动策略通常或有时是正当的。截止到2015年12月,参加伊斯兰国组织的美国籍穆斯林,占美国穆斯林人口总量的比例只有百万分之0.4左右,与印度、印尼等国相当,远远低于西欧和北欧国家。


小结


西方世界长期是世界政治的中心,也长期是国际主义的热点地区和恐怖主义主要袭击对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不仅是世界恐怖主义的主要发源地,也往往是主要的袭击目标。二战以后,随着西方世界领导权从西欧向美国的转移,恐怖主义的目标也在发生转移。西方世界对恐怖主义问题的认知,也随着国际格局以及西方内部格局而演变。总体来看,西欧对恐怖主义问题的认知,虽然在进入21世纪以来逐渐升级,但比美国的反恐认知更加稳定。美国的力量优势使其从事海外军事、反恐军事行动的倾向非常明显,美国的总统制特色也使其反恐怖政策的决策与调整更加迅速、有效。


美国与亚欧大陆之间的距离以及与中东北非国家更加薄弱的人文联系,都使美国的反恐政策,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都比欧洲更加自由。对于美国来说,恐怖主义或相关问题,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涉及美国霸权的可靠性,而对于欧洲来说,恐怖主义主要是一个内部社会安全问题,主要涉及威胁欧洲国家的社会稳定、和谐。欧洲国家在反恐领域,主要概念和机制是去极端化和去激进化,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综合治理方案。但美国则要么是在海外大打出手,要么则努力修建各种有形或无形之墙,试图将相关威胁阻挡于国门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在传统安全和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上都重拾冷战思维,反恐事务的独立性继续下降,成为美国从事地缘政治斗争和处置国内政治社会矛盾的一个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在西方面临内外挑战的情况下,美欧在恐怖主义问题上的分歧有继续扩大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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