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沧东《烧纸》:来自平民的愤怒与燃烧

2020-06-11 17:27

在韩国电影界,李沧东是绕不开的名字。心高气傲的导演金基德曾说:“在韩国我是第三号人物,姜帝圭排第二,李沧东排第一。”李沧东电影产量不高,但无一烂片,他的《薄荷糖》《绿洲》《燃烧》等电影语言雅致,如同匕首般扎入韩国社会的历史深处,再现了一代人的痛苦与感伤。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型导演,李沧东在拍电影的空隙也写小说,他写小说的时期其实比拍电影更早。1980年,李沧东在庆北大学获得韩语(国语教育科)及韩国文学学位,三年后,李沧东发表了自己的小说处女作《战利品》,初步反映了自己批判现实主义的写作立场。

这部小说的侧重点是韩国现代化进程中下层民众的仿徨,但他并未局限在“底层善良,富人凶狠”这样的二元叙事,也没有简单批判城市化进程,而是以一种精神分析的角度,表现出韩国被美国精神殖民的影响、韩国底层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隐忍与愤怒。

小说中“我”的暗恋对象吴美子,嫁给了有钱的美国中年男人,“我”与吴美子重逢时,看着美国人把胳膊搭在吴美子肩上,露出一臂金黄发亮的汗毛。“他扬起粗厚的手掌,掠过她的耳廓,滑下脖子,轻轻抚摸她的肩膀。而我则以一种钦佩的目光,看着这个素不相识的外国人,爱抚一位我熟识的韩国女人。”

在《战利品》中,李沧东把生与死结合,性欲和毁灭欲结合,做爱中身体颤动的场景与病房内将死之人的颤抖同时进行。《战利品》的悬念被延续到结尾,一直隐藏直到欲望喷射后灰冷的间隙。李沧东把做爱的体验融入到小说中,他用男女关系作为喻体,生动地诠释了韩国社会中的腐败与颓靡,和那份始终被美国掌控的仿殖民创伤。压抑和渴望宣泄的主人公“我”是韩国千千万本土劳工的写照,吴美子充满野心和欲望的身体,何尝不是这个加速资本主义社会的肉体化身,“我”通过进入吴美子做了一次盖茨比的幻梦,吴美子在看到战利品时候的惊讶和匆匆离开,再一次将俯瞰都市华美夜空的“我”打回原形。腐败的社会,没有人能独善其身,一个个活下去的人,都暗含着自己的罪恶与苟且。李沧东用冷峻的目光打量了韩国社会各阶层,在这篇处女作中难得的放弃了文人式的说教。

《战利品》后来被收录进李沧东的小说集《烧纸》,《烧纸》原版由韩国文学与知性社出版,今年(2020年)由国内引进并翻译,收录了《战利品》《烧纸》《祭奠》《火与灰》《为了大家的安全》等十一篇小说,对了解韩国当代文学有重要意义。

在韩国,由于漫长的民主抗争,政治与文学一直有着紧密联系。朝鲜战争后,李承晚、朴正熙等人专政时期,韩国文坛有一股平民文学浪潮,1974年11月15日,高银、申庚林、白乐晴、廉武雄、赵泰一、李文求、黄皙暎、朴泰洵等人在清振洞归乡茶馆中集会,一致认为对于维新体制下痛苦呻吟的民族现实,作为文学人不应再坐视不理,随即宣读了《文学人时局宣言文》,共同商定进行街头示威。18号早上10点钟左右,首尔钟路区世宗路十字路口碑阁后面的议事会馆台阶上,30多名文人集会宣读了《自由实践文人协议会101人宣言》,平民文学浪潮由此兴起。(引自《“底层文学”在中国与韩国》)

“自由实践文人协议会”是当时推动这股浪潮的核心力量,它提出了三个文学课题,可以作为“平民文学”的宗旨:

“为了将堕落为特定少数集团享有物的当今文学拯救为民众的享有之物,实现文学的民主化、民众的典型形象化,以及有意识地从感情上选取民主、民生、统一的文学,应该参与到清算各种反民众性障碍的民主化、反民主性运动中,构筑民众性享有文学的社会基础,也向实现民主化有力地迈进一步。”

青年李沧东直接被这股“平民文学”浪潮影响,他在小说中坚定地站在人道主义的一边,为那些参与民主化抗争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受难者写下文学的墓志铭。李沧东在小说中常提到“赤色分子”,这个名词有其历史渊源。在韩国,赤色分子被认为是亲共人士,但其实在五十年代,所有反对李承晚独裁政府的人,都被贴上赤色分子的标签,大学生、知识分子、律师、进步社团成员,那些站出来反对李承晚操纵选举、独裁政治的人,都被定义为红祸,遭到军警残酷镇压。同一时间,日本也掀起政府发起的反共运动,1950年(昭和二十五年)6月6日,盟军司令部宣布对日共人员所谓赤色分子及进步人士实行公职开除,在企业中也开展解雇,实行大清洗。在美国、东南亚等地区,也有大规模针对赤色分子的清洗,它的大背景就是美苏冷战,意识形态对抗蔓延到社会各方面,日韩作为当时抵御社会主义崛起的桥头堡,被美国所重视,而李承晚为了维持自己的独裁统治,争取美国方面的援助,势必要在意识形态上做严酷管制。李承晚表面上遵守选举,却一方面暗杀竞争对手,一方面控制军警、选票造假,政府要职都是他的亲信,管理国家事务的人不是唯才是举,而是任人唯贤,韩国民众忍无可忍,自发进行了一次次抗争运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4·19革命”,号称“血的星期二”,由于声势浩大,引发国际关注,间接导致了李承晚政权的垮台。

李沧东主动去介入政治浪潮中,用文学去表现他的政治思想。作为“平民文学”的创作者,他思考的不只是韩国怎么实现民主化的问题,也是韩国怎么摆脱被美国精神殖民的局面,真正意义上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得益于八十年代后比较开放的文学环境,李沧东创作的小说在描绘现实上显得比较扎实,没有矫揉造作之风,也没有为了政治意图,而折损文学品质。韩国光州事件爆发后,李沧东渴望呈现光州事件对韩国社会的深刻改变,短篇小说集《烧纸》就是他这一时期创作的结晶。

《烧纸》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同名小说。这篇小说表面上在写一个家庭内部的矛盾,实则反映了当时韩国社会的价值分裂,尤其是军政府上台后对左翼运动的无情打压。小说中的长子“成国”,就是因为家庭父辈的左翼背景而未能考入士官学校,书中幽灵般失踪的丈夫也是当年参加左翼运动的一分子。

《烧纸》发表于1987年,它体现出李沧东一些基本的创作特点。首先是对家庭的关注。李沧东小说经常写到家庭,他把家庭作为社会变迁的一个载体,通过家庭内部的流动与矛盾,折射出社会转型期的矛盾。

李沧东这种写法有其现实考量。首先,韩国在军政府上台期间,文艺创作遭到限制,涉及左翼运动的作品只能在地下流传,或者以隐晦的方式书写并得到发表。李沧东作品发表的年份是在八十年代末,但他创作的年份可能更早,不可避免受到政治气氛的影响。其次,韩国是一个受儒家观念影响的国家,在东亚儒家体系里,小家和大家(国家)的关系历来被作家看重,借小家喻大家,成了东亚创作者的一种典型手法。

李沧东在小说中直面两代人的创伤,但他采用的不是正面控诉的手法,而是以小见大,通过家庭中的人事,让读者感受到漂浮在韩国上空的政治空气。在小说《烧纸》中,李沧东把同情寄托在小人物身上,延续了他电影的一贯特色。《薄荷糖》的中年男子金永孝、《绿洲》里的重度脑麻痹患者韩恭洙,还有《燃烧》里住在朝韩边境线附近的穷困作家钟秀,他们都不是大富大贵的人物,挣扎于底层,各有各的冷暖。在小说集《烧纸》中,类似的人物比比皆是。《烧纸》里遭遇骗局的寡妇母亲、《脐带》中的冤死父亲和守寡母亲,还有《为了大家的安全》中的老太太,李沧东聚焦的是一类孤独者形象,他们或是失去亲人,或是因政治活动而蒙冤,亦或者,是那些在现代化进程中孤立无援的进城工人、破产市民,总而言之,他们因种种原因成了社会中的底层人物,是那些我们在聚光灯下很少看到的人,而李沧东把他们托举出来,让他们浮出地表。

这是李沧东的第二大创作特色,他是一个有人文主义关怀的写实作家。李沧东基本上走的是司汤达、契诃夫的路子,他偶尔会玩一些神秘主义,做一些叙事技巧上的尝试,但主要还是遵循着写实的手法,原原本本地刻画小人物的生活处境。在李沧东的小说中随处可见对话和环境描写,李沧东并没有太多文学上的创新,但他对工人、小市民、左翼分子、政客等人物的观察精确而老练,这让他摆脱了布尔乔亚的知识分子腔调,赋予了人物生活的气息。

李沧东的写作腔调并不是端着的,他充分感受人物处境,流露出抱薪取暖的慈悲。小说《为了大家的安全》就是这样一篇作品。在这篇小说中,主人公是一个浑身臭味的老太太,整个故事围绕着老太太在一辆长途大巴车上的遭遇展开,而小说中的杂志社记者京哲,可以理解为作者李沧东在小说中的内嵌视角,既是小说的人物,也是李沧东发表议论的道具。

《为了大家的安全》总体上是一篇具有寓言性质的写实小说。小说中的长途大巴,起的是一个社会隐喻的道具作用,大巴车里形形色色的人是社会众生相的浓缩,老太太象征的是韩国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批小人物,那些在舆论上被剥夺话语权、在经济发展进程中被遗落的失语者,她的邋遢、腐臭乃至不讲礼貌表面上是个人的问题,深究起来也是社会资源分配严重不均的结果。小说提到,老太太的女儿是一个勤勤恳恳的缝纫女工,她在“吃人不吐骨头”的首尔工作,辛辛苦苦挣到三万块寄给老太太,可即便女儿如此勤劳,她在首尔也只是一个没有社会地位的人,因为她没家世、没学历,这样的背景在首尔难免被歧视。

李沧东展现了这样一块图景:韩国社会各阶层被门第、学历、资本和地域区分开,富人考入名牌大学,毕业后进入世袭财团工作,底层寄居在首尔漏水的贫民区,甚至就像奉俊昊的电影《寄生虫》所描绘的,生活在地下。

《为了大家的安全》并不局限在老太太与众人的关系上,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大巴车驶向的终点——光州。当老太太与乘客们发生矛盾,遭受到其他人充满敌意的谩骂时,大巴车全速驶向通往光州的道路上。

在韩国历史上,光州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地标,它正是“光州民主抗争”的地点,也是韩国自军政府掌权后社会日益撕裂的一个总的爆发。光州运动涵盖了不同群体的抗争,不仅仅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韩国当权者,也有赤色分子、普通工人、小市民,乃至很多不能用单一政治光谱圈定的韩国底层民众。李沧东这篇小说把终点设在光州意味深长,他暗示了当一群人连一个老太太都冷漠以待,这个群体久而久之,必将通往燃烧之路。光州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开始,李沧东要讽刺的不仅是军警(实际上军警在小说中只是暗影),还有那些满口国家大义现实中连一个身边的老太太都不关心的人。他们为了自己的理想,就可以置一个老太太的安危于不顾,自顾自下车,而差点忘记了在车上被束缚的老太太。

到头来,李沧东还是在小说中注入了慈悲的底色。与其把这篇小说理解为讽刺小说,不如说它是一篇知识分子视野的教喻小说。李沧东希望自己的故事能启发读者,能唤起读者尘封的善良,所以他在汽车抵达光州后,人们泰然自若下车时,借京哲之口道:“都等一下!谁都别想下车,我们都要在车里等着。我们不知道那位老太太怎么样了,在把老太太送到医院,听到她没事的消息之前,谁也不能下车。因为老太太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仔细想想吧,我们其实都是一样的人,不是吗?”在这里,虚无缥缈的大义让位给对一个具体的人的关心,因为李沧东知道,如果连对一个活生生的人都不道德,那么再崇高的宣讲,也有滑坡为悲剧的可能。

写作这篇小说时,李沧东的心境或许和创作《薄荷糖》是相似的,在小说上,他的技艺还未达到大成,但他已经展现出一个成熟作家的视野。《为了大家的安全》前面基本是预想的到的,写老太太的丑态,能想到反转,知识分子式的呼吁也常见,小说比较有意思的地方,一个是光州这个终点的设置,另一个就是小说的结尾,虚实之间的混合,让小说在写实之余增添了一丝神秘,由此有了回味空间。

如果说《为了大家的安全》反映了光州事件,那么李沧东收入小说集的处女作《战利品》则关注到了朝韩问题,准确来说是自朝鲜半岛分裂后,美国驻军、韩国走向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的市民生活。《战利品》书写了一个对上层社会羡慕又嫉妒的老师,通过他与少妇吴美子的交往,揭开一段血腥的隐秘旧事。

在这篇小说中,李沧东已经敏锐地意识到韩国社会不同阶层的撕裂,以及那股挥之不去的底层对上层的嫉妒与渴望。这种嫉妒与渴望的心态常见于李沧东笔下的小人物,它隐含了底层渴望上升而不得的压抑,这股压抑流窜到电影《燃烧》中,就成了愤怒之火。

李沧东在《燃烧》里埋入了大量隐喻,比如盖茨比、惠美的舞蹈、烧塑料棚等。富豪Ben不屑一故地说:“韩国的警察,不在乎那些东西的,那些又没用又脏乱得碍眼的塑料棚,他们,好像都在等着我把它们都烧了呢,我看着那些燃烧的塑料棚,会感到喜悦,然后这里,这里会感到贝斯声,从骨骼深处响起的贝斯。”正是这些话让穷人作家钟秀齿冷,对Ben心生厌恶,我们会发现,钟秀的心态和《战利品》里的主角是一脉相承的,钟秀杀死Ben并不只是为了惠美,也是他对这种上流人傲慢的反击。

《燃烧》的主题并不局限于阶层表达,李沧东诉说钟秀和惠美这些边缘人的故事,探索人的存在意义、真实与虚假的关系,惠美开篇就点题道:“别想着这里有橘子,忘掉这里没有橘子就好了。”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存在,是因为有他者认可他的存在,如果所有人都把他遗忘,他在社会意义上就已经消失了。

从李沧东的小说里,能看到光州事件后,创作者更主动地把文学与社会议题结合,而不是局限在纯文学的技巧探索上。当国内学人感慨小说退出公共记忆时,在韩国,李沧东、金爱烂、金斗钦等韩国小说家却在深入公共议题,把小说投入到广阔的社会中。李沧东书写的主题(朝韩对立、阶层隔离、民主化运动等)在中国读者看来尺度很大,但在韩国其实只是标准线左右,金斗钦写过一篇《欢迎成为生化人》,尺度比李沧东大得多。韩国宽松的出版氛围给了作家们表达的机会,作家们借此驰骋,发挥自己大胆的想象。

近年来,随着奉俊昊、李沧东、洪尚秀等导演在国际电影节的闪耀,有评论家提出“韩国文艺复兴”。其实,韩国文艺复兴不只发生在电影界,它也属于小说只是现在国内引进韩国文学有限,对此的讨论仍比较局限。

韩国文学是一块富矿,而李沧东是其中闪烁的宝石,在今天介绍李沧东,不仅仅是要了解一位韩国严肃小说家,也是借《烧纸》出版的契机,呼吁读者关注韩国文学,去感受一水之隔的另一片土地,正在发生怎样的文学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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