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泪解读:为什么是香港?

2020-06-04 14:06

“港版国安法”出台,这对香港是件大事,影响是划时代的,它标志着“一国两制”在香港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也意味着香港在国安问题上23年悠长假期的结束。多维的老朋友找到我,希望我能谈谈对这个事的看法,我就写篇文章凑数,也当是再公开表个态吧。

一、从中美南海冲突说起

要理解“港版国安法”出台的内在决策逻辑,恐怕要先从几年前我经历的一件事情说起。

几年前南海局势紧张时,我曾给有关朋友提过一个建议,如果美国找茬在南海和中国打仗,中国千万不要和美国在南海打,应该想尽一切办法,把战场从南海转移到台海。

我今天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台湾有朋友一听可能就炸了,会骂我不够意思,把战火往台湾引。但站在中国大陆的立场,从中国大陆的军事安全与作战需要来说,这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最科学。

这是因为和美国相比,中国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海空军力量在当时还比较弱,如果双方在南海发生军事冲突,中国会吃大亏,搞不好海空军精锐会大部或全部损失,重演当年甲午海战的悲剧,把几十年好不容易攒下的海空军家底报销,那几个已经控制的岛礁也可能丢掉,这对中国来说是灾难性的,绝对不能发生。

这个事情听起来它好像有点让内地同胞觉得丧气,有些人可能会说我老牛这是在长美帝志气,灭中国威风,心里肯定不服气,小粉红可能还要拍桌子骂娘。但是对不起,打仗一定要实事求是,就中美海空军当时的实力对比,这就是事实,即便是现在,中国已经有两艘航母,在南海建了好几个岛屿并进行了军事化部署,双方也仍然存在不小差距。中国在南海震慑区域内国家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和美国在这里发生军事冲突,考虑到两国的军力差距以及美军在南海周边分布的军事基地,靠我们部署在南海的军事力量,以及在海南、广东的空军与二炮支援进行长途奔袭,未必能占多大便宜。如果双方发生冲突,美军也会有损失,但中国损失会更大。

我相信这也是美国所以敢大胆介入南海,并往中国控制岛屿12海里内乱窜的原因,对美国来说,如果和中国发生军事冲突,他们一定会选在中国军力之鞭的脆弱末梢——南海远端。

但是美国的这个奸计,中国一定不能中,解放军不能让美军标定战场,被美军牵着鼻子走。最好的方法,就是由中国选定对自身作战最有利的战场,这个战场就是台海。

在台海这个地方,中国的陆基军事力量具有快速参战的地利优势,而且这个地方的军事主导权已经掌握在中国大陆手里。更重要的是,台湾对美国在政治、军事地缘上都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无论是美国还是台湾,都承担不起在台海作战失败的损失。所以,把战场转移到这里,美国是有忌惮的,因为中美在这个地方开战,解放军如果运筹指挥得当,在付出一定牺牲的情况下,是有机会统一台湾,一劳永逸解决台湾问题的。那样的话,就算中国付出比美国大得多的代价,美国也彻底输了。

像这种扬长避短选择战场、出人意料掌握主动,从战略与战术的双层面出发打大仗的想法,在国共内战期间毛泽东是很擅长的,世界战争史上有很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战争都是这样打的。

我当时出完这个主意就把这个事情抛到脑后了。去年香港出事的时候,又和这位朋友见面,我们当时主要谈怎么尽快止暴制乱,把香港骚乱平息下去,没有往如何在司法制度层面保持香港长治久安这方面聊,只是在临走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说了一句,“你当年提的那个建议好啊!”我问“什么建议?”他就说起这个事。

二、为什么是香港之1——中美的角度

这次两会“港版国安法”出台,前几天有多维的老朋友找到我,和我说起香港局势和国安法落地的各种可能方式时,我突然想起了这个事情,一下子就明白发生了什么。

中美现在正在激烈冲突,关系崩坏已经到了比建交前还糟的程度,基本上是你来一拳,我还一脚,就差没有热战了。要在过去,肯定早打起来了。尤其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美国不断出台各种针对中国的制裁措施,推动中美脱钩,甚至还对中国提起诉讼索赔。在这场世纪对峙中,坦率说,美国的优势与筹码还是更多一些,自贸易战开打以来,就一直是美国在标定战场,掌握主动,中国被动还击。现在除了在新冠病毒来源调查,在高科技领域,在南海与东海,美国都在下手。尤其是台湾,在民进党蔡英文政府积极迎合下,美国不断出台涉台法案,激活台湾地缘价值,基本上已经掏空了“一中”实质。

在这种情况下,依循我上面说的“扬长避短选择战场、出人意料掌握主动”,如果由你标定一个中美战场,扭转一直以来美国主动出击的被动局面,你会把战场标定在哪里?

是的,香港就是最好的战场。

这是因为在香港这个地方,第一,防务与外交大权已经牢牢掌握在中国手里,行政权也通过港府可以有效掌握,在这个地方“开战”,美国没有任何胜算。

第二,美国在这个地方有大量利益,中国可以一击即中,而美国却缺乏牢固的建制性抓手,只能靠忽悠激发香港民意,实施制裁也会有点投鼠忌器。

一般人可能很难想象得到,美国在香港到底有多少利益,我前几天给多维朋友看过一组早就在媒体公开过的数字。美国2017年在香港的直接投资超过810亿美元,香港是美国赚取最高贸易顺差的单一经济体系,2017年为329亿美元。香港还是美国第六大直接投资目的地;在香港营运的美国公司约1400家,其中有283个地区总部和443个地区办公室,数目为全球各国或地区中最多;另外,香港还有8万多美国人,在香港的外籍人士当中,美国约有2200多人长居于香港及每年有120万美国旅客访港等等。香港的美资企业总部数目仅次于中资企业,利用香港协调在内地及东亚、东南亚地区的企业运作。

在政治情报领域,香港对美国也极为重要。香港因为在国家安全上是个“不设防”城市,又没有政治或间谍罪规定,成为美国在亚洲对中国最重要的情报中心,美国也利用自身的软硬实力影响,把香港变成了一个没有主权和法定治权,但是却有着实质治权的海外利益基地。虽然美国每年从香港弄到多少有价值的情报外界无从得知,但从美国驻香港总领馆的规模,就知道香港在情报领域对美国的重要性。

因为这些利益,中国在推动“港版国安法”时,美国会非常难受,一定会有做出激烈回应,会出台制裁措施,但又不至于对香港进行全面制裁,因为美国现在不仅麻烦缠身,在这里也有割舍不断的广泛利益。

“港版国安法”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以后随着这个法在香港落地,美国的所有利益,都会被中国攥在手里。就这个问题,我前几天给多维朋友有个形象的比喻,“港版国安法”就如同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它可能摆着不用,但是摆着本身就是震慑力,如果需要,北京可以随时念动,美国会输得干干净净。所以,从输赢角度,这是个多输结局,但是美国相当于失去了香港基地,是香港国安法的最大输家。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手机推送,说是美国政府已经开始秘密处置在香港的政府资产,有没有这个原因?说完全没有,恐怕没几个人信吧。

当然,美国今天的难受也是咎由自取。据我了解,可以肯定的说,如果美国没有那么积极介入到去年的香港反修例风波,从外部为为骚乱输入那么多政治与经济支持,并且通过订立《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介入到香港事务,中国人大也不会在23条立法迟迟无法落地、也看不到未来成法希望的情况下,迅速订立香港国安法。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介入香港事务,“逼迫”中国不得不通过中央立法方式和美国争夺香港治权。

从这个角度说,“港版国安法”是为香港量身定做的法律,但它更是中美围绕香港进行政治争夺的产物。中央为“港版国安法”设定了四类规范对象,它没有言明的、最重要的规范对象,其实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香港的港独或反对派实在没必要太过高看自己,香港国安法当然也有本土针对性,会是他们的噩梦。但如果只是本土规范,由港府“唤醒”原来殖民地时代的某些法律就够了,根本没必要这样大动干戈从国家层面立法,并且要顶着来自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制裁的压力,在香港设立国安执行机构。

对中美关系来说,“港版国安法”肯定会产生负面影响,进一步恶化双边关系,同时美国制裁肯定会给香港带来一些损失,甚至会影响到香港金融中心地位,但这些损失,在国家安全与香港的实质治权面前,孰轻孰重呢?在中美关系已经坏成这个样子的情况下,不出手没收美国掌握的香港实质治权,难道要继续让香港成为美国搞中国的前线基地和政治工具吗?

所以,“港版国安法”对中国有着重要意义,它有利于重建央港秩序,强化“一国”前提,巩固香港和中央的政治伦理关系;有利于香港社会秩序重建,能有效震慑港独和激进本土等分离主义势力,斩断外部势力尤其是美英等伸入香港的那只“无形之手”;同时也有利于遏制西方把香港当成是对中国大陆进行颠覆渗透的前线基地,维护整体国家安全。在这些更关键的国家利益面前,其它利益就只能先放一放了。政治博弈本身不就是各种利益的得失算计吗?

三、为什么是香港之2——香港的原因与反思

由中央出手推出“港版国安法”,对于香港的黄丝、反对派来说是应该深入反思、需要抽自己耳光的,对于港府以及香港的建制力量来说也是需要反思的。对于台湾的民进党蔡英文政府与“独”兴正弄的台湾普通民众,就更需要警惕反思了。

就这个问题,我前几天应邀给多维在香港和台湾出版的月刊写文章谈这个事情。对于港府治港结构和香港的反对派来说,我觉得至少要反思三个问题:

其一,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港府能够领导香港社会达成共识,让23条立法在香港落地,还有会“港版国安法”吗?答案显然是不会。在订立基本法时,中央基于对香港的政治信任将国安立法的主动权交给香港,就是希望香港能根据自身情况适时完成该项立法,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最大程度减少对香港社会的冲击。但是23年过去了,香港浪费了无数次机会,港府也完全没有发挥出应有的管治与领导能力,才逼得中央不得不出手直接立法。

其二,如果香港社会的主要政治力量,包括建制、泛民,也包括治港部门官员和多数市民,能真正能践行民主精神,本着建设性目的,不受意识形态或斗争思维蒙蔽,愿意为了香港的政治未来坐下来沟通,及时让23条立法落地,解决中央的国安顾虑并理性陈述自己担忧,不是在情绪化的对峙中拉布,不把23条立法放到自由民主的对立面去污名化,使其失去香港自身立法的社会基础,还会有中央出手订立“港版国安法”吗?答案恐怕也是不会。

其三,我们知道,导致“港版国安法”出台的直接原因,是去年爆发的反修例危机。那场延续了大半年时间的骚乱,最高峰时期有超过200万人上街。虽然如此,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只是以和平方式上街游行反对修例,没有黑暴、私了、纵火,没有冲击立法会和中央驻港机构、中资企业,没有损毁国旗国徽、殴打内地学生游客,没有打出那么多美英国旗与各种港独口号,没有和美英等外部势力的勾勾搭搭,别说200万人,就算是300万人上街,会有“港版国安法”出台吗?很可能也不会。

所以,“港版国安法”出台,不是什么阴谋,更不是要消灭“一国两制”,它是中美关系与香港情势发展的产物。对中央政府来说,“一国两制”是写在宪法与基本法上的“阳谋”,中央政府有一千个理由按照“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原则处理香港问题,以后还会继续按这些原则处理。在很大程度上,是香港咎由自取,为自己“争”来了这部法律。

香港国安法出台消息曝光后,在西方,也包括台港,有很多人都认为香港的“一国两制”终结了,香港的自治与自由没有了,这实在是天大的错误。

事实上,对北京来说,如果想毁掉“一国两制”实在太简单了,它只需要通过全国人大改一下基本法,或是依照基本法第18条规定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把全国性法律在香港实施就行了。但是北京并没有那样做,而是在骚乱好不容易消停后,再大费周章地通过人大立法方式,仅就这次骚乱中暴露出来的国安问题作出规范,而且将规范范围严格设定为“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等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以及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的活动”等四类行为,就知道北京在香港继续实施“一国两制”的诚意,香港的高度自治与广泛自由会有充分保证。

但是,“港版国安法”会不会改变香港呢?

毫无疑问,肯定会。首先,因为港府在国安上无能为力,这项本来已经授予香港的治权,基本上被中央政府部分收回了。其次,港人包括旅港者,也包括那些外部势力,以后肯定不能在香港从事被国安法禁止的四项活动。从这些角度说,香港的自治与自由范围确实是被收窄了。但另一方面,香港与西方社会有没有想过,不正是他们互相勾连在香港死命折腾,为自己挣来了这个结果吗?就算是香港的治权与自由被收窄了,作为父母对子女作恶的一个惩罚,难道不可以吗?

当然,香港搞成今天这个样子,确实令人非常痛心。这种事本来可以不发生的,本来香港可以成为“一国两制”典范,并在“一国两制”下,在保持繁荣稳定的同时,成为中美合作的一个利益基点而不是一个斗争焦点,同时也对统一台湾发挥制度示范效应。但是很遗憾,事态已经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各方利益都造成了损失,相关各方真的都需要坐下来认真想一想,是不是之前的一些思维、做法、或沟通方式有什么不妥之处。

四、对台湾蔡英文的警示意义

对台湾的民进党蔡英文政府与“独”兴正弄的台湾普通民众来说,则要从“港版国安法”出台的内在决策逻辑,看到继续在台独道路上狂奔的危险性。

对中国大陆来说,因为中美关系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现在正面临着艰难内外挑战,用官方的话来说,就是“各种挑战前所未有”。一般情况下,当面临这些“前所未有的艰难挑战”,政府或政治人物的做法是进行战略收缩,避过风头,但对不一般的政府或政治人物来说,危机反而是主动出击的最好时机。

经过去年香港骚乱,在当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多数人一般认为中国会对香港以安抚为主,甚至连香港反对派也这样认为,所以他们还想继续和港独以及美英等外部势力捆绑“揽炒”,向中央提高要价,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中央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还会主动出击,而且一出手就抓到要害,一巴掌打下来,彻底懵了。

那么,随着中美冲突进一步激化升级,美国继续在中国利益上标定战场,在香港已经大势底定的情况下,中国会在哪个领域出手反制呢?这个问题,请民进党蔡英文同学回答一下。

既然美国和蔡英文政府都愿意玩,那么,就如我文中前面做的分析,中国大陆会不会主动出击,把台湾标定为下一个“战场”,大家一起玩台湾呢?如果是我,我肯定这样玩。

那么这场更大、更刺激的“游戏”一旦开场,会怎么玩呢?对台湾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这些问题,我觉得台湾,尤其是民进党蔡英文政府要多在心里掂量掂量。真的,我不是吓唬蔡英文,我也不吓唬台湾。我还是蛮喜欢台湾这个宝岛的,风景好、小吃多、女孩子温柔漂亮、很有城市人文味道与传统文化底蕴,但在政治上,这就是台湾接下来可能要面对的情况。

五、为什么是香港之3——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

除了上面说的中美以及香港自身的那些角度,“港版国安法”出台还有非常重要的、和中国宏观政治走向与施政观念密切相关的内在逻辑。

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它代表着中央治港政策从原来强调区隔的消极“一国两制”向强调融合的积极“一国两制”转变,这一法律规范,和大湾区政策与陆港融合发展的概念提出一样,都是这个治港宏观政策转变的结果。

第二,它代表了中央政府“问题导向”的决策思路,是迎难而上,奔着如何解决问题去的,是去年骚乱暴露的各种问题,促成了这部法律出台。去年香港骚乱期间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就已经将这个计划列入报告,“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这次立法是这一方针的政策化和法律化。

第三,它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香港落地的具体体现。

2014年415日上午,习近平在主持召开“国安委”第一次会议时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个概念,表示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20157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新的国家安全法,并与当天开始实施。

这部法律的第二条明确规定,“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第十一条又进一步规定,“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和分割。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是包括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 ”

国家安全法已经这样要求,但是在香港,第23条立法被因为被污名化而立不起来,这些年又出了那么多港独分离主义势力,美英等外部势力也凭借香港在国安上的“不设防”状态长驱直入,在去年联手搞了那么大一场骚乱。在这种情况下,针对香港暴露的严重国安问题,出台一部法律规范,堵上这个国安漏洞,虽然损失在所难免,但为了保证香港长治久安,也是再正常不过的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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