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乐》里的政治局面:宋仁宗时期真的是盛世吗

2020-05-18 10:36

历史剧《清平乐》改编自网络小说《孤城闭》,这部剧相比起原著最大的不同是主视角的切换。原著的主角是宦官梁怀吉,通过小人物的眼光来看宫廷世界,电视剧的主角则换成了君主宋仁宗,野心勃勃地渴望呈现这位大宋皇帝的一生。

王凯饰演的仁宗大体符合史书构建的形象。他谦和、宽厚、从善如流,但也软弱、好色、欠缺决断力。宋仁宗一个很有趣的特点是他耳根子软,从善如流,从恶也如流,怎么体现这一点呢?比如在后宫戏之中,他或许是历史上最听得进去皇后、嫔妃和公主话的人了。曹皇后的话他有时不耐烦,但很少打断。宠妃张美人爱好撒娇进谗言,他贪于美色,也洗耳恭听。更不用说自己的宝贝女儿徽柔公主,他小心呵护,生怕女儿受半点伤害。有趣的是在历史上,仁宗一死,徽柔公主的原型福康公主便迅速遭遇冷落,最终郁郁而终,年仅33岁。

宋仁宗耳根子软也体现在庆历新政上。这场由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发起的政治改良运动不到两年就偃旗息鼓了,究其原因,这和宋仁宗的耳根子软有很大关系。本来,他也意识到国内社会矛盾突出,朝廷改革势在必行,所以当范仲淹向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项改革主张时,仁宗欣然接受。

庆历三年(1043年),仁宗采纳了改革派的大部分意见,施行新政。他升任范仲淹为参知政事,鼓励他考核官员政绩,以其政绩好坏分别升降。同时命令中书、枢密院同选诸路转运使和提点刑狱。又改良荫补法,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15岁、弟侄年满20岁才得恩荫,而恩荫出身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得补官。庆历四年(1044年),仁宗又允许改革派更更定科举法,改良科举考试内容,使其更注重实务。另外,庆历新政还颁布了减徭役、废并县、减役人等诏令。

可改革不是请客吃饭,必然会触动既得利益者集团的利益,范仲淹裁撤庸官、改恩荫、更新科举考试,不仅仅动了皇亲国戚的蛋糕,也伤害了天下读书人的利益。试想一下,这世上没有那么多君子,也没有那么多小人,大部分人谋个一官半职,只图完成任务、安稳了事,但这时候,突然有人因为你不作为裁撤你,你会不会怨恨他?因此,改革看上去很美,却因为得罪太多人而受阻,当源源不断的人给宋仁宗告状,仁宗很快动摇了。

仁宗暂停改革的决定性原因不只是勋贵和士族们的告状,还有朋党问题,这是历来君主的大忌。但坏就坏在急性子的欧阳修公开写《朋党论》,说“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又鼓励皇帝“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欧阳修写这篇文章,本来是为了反驳政敌泼的脏水的,结果自己公开承认朋党,把他和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形容为“君子之朋”,宋仁宗读后甚为恼火,从此疏远了改革派。

那么在历史上,仁宗朝到底有没有改革的必要呢?当时保守派稳固的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保守派的一个立论:祖宗之法固然有问题,但你怎么确定改革了就更好,而不是更坏了呢?

在史书上,仁宗朝被描绘为一个承平之世,众多官僚过上舒坦日子,并无改革的决心。这是北宋经济最繁荣的年代,也是中国古代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诞生了苏轼、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韩琦等名臣,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也取得长足进步,论文治、论经济,甚至论对外贸易的包容,仁宗朝都给予了读书人无限希望。

可是,改革派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宋仁宗时期,北宋非但没有在国力上更进一步,反而在对西夏战争中屡屡失败,同时,国内的“三冗”问题积重难返,才有了日后神宗朝的王安石变法。仁宗朝被文人称为盛世,但这盛世更像是一团彩色泡沫。

北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年),党项政权首领李元昊脱宋自立,西北狼烟四起,延州等地陷入西夏猛攻的阴影中。当汴京城内闹市喧嚣,西北军将们浴血奋战,却仍难挡北宋军队的节节败退。三川口、好水川、定山寨,北宋在三次大战中都以失败告终,只有在兔毛川之役才稍微找回颜面。庆历和议的背后,是宋朝再一次用金钱换和平、弥补孱弱军队力量的无奈。

而在帝国另一边,大大小小的兵变正在发生,给北宋的清平乐制造麻烦。时任谏官的欧阳修担忧:“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伙。”说的正是仁宗时期频频发生的军人起义和盗贼事件。当时,王伦起义、邵兴起义、王则起义都是兵变,规模只有数千人,这说明北宋农民并没有走投无路到造反的地步,北宋的社会统治依然稳定,但持续发生的小规模兵变,仍旧在为帝国的盛世敲响警钟。

仁宗盛世后不到六十年,北宋遭遇金兵洗劫,走上了覆灭的道路。后人时常哀悼汴京的失守,惋惜一代名将岳飞怒发冲冠凭栏处,却只能冤死国中无渡河,北宋的早早消亡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的成分,这个政权的危机早在仁宗朝,或者说在北宋开国之初就已经种下。北宋通过“重文轻武”缔造了它的辉煌,也因为“重文轻武”,达到了政治上的一个天花板。

宋仁宗赵祯(1010-1063),初名赵受益,宋朝第四位皇帝(1022年3月23日-1063年4月30日在位)。他在位初期,由章献明肃皇后刘氏垂帘听政,直至明道二年(1033年)才开始亲政。庆历三年(1043年),赵祯任用参知政事范仲淹等开展“庆历新政”,企图遏止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及“三冗”现象,但因反对势力庞大,改革旋即中止。在位四十二年,为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当初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他之所以定下“重文轻武”的调子,要求后世子孙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有鉴于五代十国分崩离析的历史。早在安史之乱后,天下就陷入了漫长的藩镇割据局面,唐帝国虽保持了名义上的统治,但在地方,尤其是河朔三镇、西北、云南这样的地方,实权军人掌握的话语权极大,范阳、成德、魏博三镇,几成国中之国。军人动乱百余年,给了同样是军队出身的赵匡胤血淋淋的历史教训,他忌惮又一次陈桥兵变,夺走来之不易的成功,因此严格限制军人权力,通过扩大科举制、优待士大夫来形成共同的利益集团,维护社会稳定。

赵匡胤并不像朱元璋一样是通过大量动员农民起家的,也不像唐高祖、唐太宗,有关陇贵族背书,他选择的路线是与豪强士族达成政治同盟,通过宽松政治来消弭五代十国的政治动荡,在当时来说,这是一个情有可原的政治决策。

另一方面,北宋没能拿下幽云十六州,又失去打开河西走廊的河套地区,导致北方防御屏障和产马地的双重缺失,严重掣肘了帝国后期的发展。冷兵器时期,骑兵和地形尤为关键。东汉刘秀靠幽州骑兵一扫中原,李唐皇室凭借关中地势经略天下,河北、关中地区居高临下,对中原地区有先天的战略优势,而北宋数次北伐失败,幽云十六州旁落,只能无奈退守,用一次次金钱输出换取边境安宁。

不过,这一点不能全怪北宋。因为幽云十六州所在的河北地区早在唐中后期就对中央缺乏归属感,在一代代节度使的统治下,那里的民众早就习惯了境内自治,辽国和宋国,对他们来说其实没有太大区别。而在党项一族统治的河西走廊地区,汉人政权的渗透也比较有限,安史之乱后,汉人统治者对那里采用的更像是一种羁縻政治,以夷制夷,因其俗以为治,这才有了西夏政权的做大。

缺少河北防御重地、丢失河西产马地,这两件事犹如北宋的阿喀琉斯之踵,制约了国家的发展。直到宋仁宗朝,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因为宋夏之战而加剧。矛盾的是,北宋军事不济,却在边境和首都囤积了一百多万士兵,他们中不乏滥竽充数之徒,论即战力还不如北方游牧民族的十几万精锐骑兵。仁宗时期对阵西夏的三次失利,就可见北宋军事之弱。

在和平年代,这上百万人的军饷又成了一大问题,他们没有仗打,又需要巨额供给,一旦欠饷,军队哗变、军人流散又容易演变成社会危机,所以仁宗朝的一大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尾大不掉的巨额军队开支。当时的少壮派官僚韩琦、欧阳修等人,都对冗兵问题提起建议,但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中古时期,王朝解决军饷的一个思路是府兵制,简要来说就是兵农合一,由国家分配土地。士兵不打仗时种地、屯田,自给自足,但府兵制早在隋朝时就开始败坏,唐初一度重拾,但逐渐被募兵制所取代。

府兵制虽然可以缓解军队财政问题,可它的问题是:首先,它需要国家有足够多的荒地分配给军人,如果国家土地兼并严重,这一点就无法满足;其次,它不适合远征作战,隋朝和唐初远征高丽的失败,都暴露了府兵制在远征战斗力上的不足。

北宋开国时之所以不借鉴府兵制,而是采用常备军,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宋太祖赵匡胤妥协于豪强士族,没有进行大规模的重新土地分配,而是默许了土地兼并。北宋“重文轻武”、国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一把双刃剑,它固然保证了政局稳定、风气清明,但也让豪强士族的利益共同体固若金汤,而有损他们利益的土地改革和军事改革都止步不前,无法重新分配土地,国中荒地有限(北宋国土本就不及唐初),府兵制也就无从谈起。

第二,北宋是汉人政权,延续五代十国时的后周政权制度,没有府兵制的传统。中古时期府兵制兴起,是得益于鲜卑等少数民族汉化,这些民族平时就是游牧和农战结合,平时不打仗了就放牧打渔,战事一起,他们就骑上马背,风风火火奔赴战场。但王朝大一统后,游牧民族入关,游牧习性荒废,府兵制也就变得不合时宜了。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防止流民生事,宋朝实行了广纳流民的募兵制,每当国内有灾荒时,朝廷就派人把流民聚集起来,让他们参军,避免他们因为走投无路而造反。宋太祖赵匡胤说:“吾家之事,唯养兵可为百代之利,盖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变生,有叛兵而无叛民。”这看起来是一项仁政,却给后来的北宋财政留下了老大难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北宋的军队人数与日俱增。学者赵继颜在《北宋仁宗时期的农民起义》里统计:“北宋建国之初的开宝年间(968—975),其兵员总数为三十七万八千人,其中禁军只有十九万三千人。”可是到了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兵员数量“增至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其中禁军占到八十二万六千人”。当时,北宋的总户数不过一千零七十多万,总人口在五千到六千万人,除去老幼妇孺,男性青壮在一千万人到两千万之间,由此可见北宋士兵在男性劳动力要所占比重之大。

北宋军事的薄弱表面上是由于军队素养不足、冗兵冗员严重,但深入来说是源于国家的军事动员能力不足,民众没有强烈的为国征战、杀敌报国的意愿,许多人加入军队只是为了混口饭吃,浑浑度日。回顾历史,一个国家拥有强盛的军队,往往都与参军能获得真切利益有关,比如战国时期秦国的军功爵制、唐初统治者对军人的大加封赏。但北宋鉴于五代十国军人乱政,统治者就对军人十分忌惮,于是才有了重文轻武的不成文规定。

到了仁宗朝,军人的地位远逊于士大夫,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军官狄青,和吕夷简、范仲淹、韩琦等士大夫相比也不过次要角色,狄青的前程,最终敌不过皇帝的猜忌和言官们的几道弹劾奏疏。为了防止军人弄权,北宋统治者频频调动军官的职务,避免一人在地方掌权太久,形成地方军事集团。这些策略都有利有弊,我们看到北宋很少有军人乱政,但也经常出现“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情况,一支军队的实战能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北宋的军事制度体现出过犹不及的情况。决策者们防止武将弄权、军阀割据,在王朝开国时效果立竿见影,但到了要加强军事的时候,北宋一昧延续祖制反而放大了它的软肋,导致党项一族在河西做大,辽国、大理、吐蕃也经常骚扰北宋边境。当士大夫们安坐京城高谈阔论,汴梁、杭州日日夜夜不乏诗词唱和,北宋懂军事的将领却只能暗自消愁,而北方幽云十六州、西北河套重地,依然被他国牢牢掌握。古代王朝,无论内部文治如何清明,如果没有稳健的军事做支撑,终究是黄粱美梦不能长久。后人只需把中国地形图推开来看,就能明白失去幽云十六州的北宋在游牧骑兵面前会显得多么脆弱,当虎狼骑兵来袭,黄河北岸坦荡荡的平原,就会变成骑兵们厮杀的血海,那些汴京城内的诗词歌赋,不过是平添了血溅宫墙的一丝哀婉。

当后世怀念仁宗的盛世,驻立江头歌咏着清平乐,远在边关的范仲淹惆怅道:“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激励了无数后来者,可惜,他自己没能见到北宋真正改革成功的那一天。

(本文首发于《VISTA看天下》号外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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