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防疫策略背后的考量:政治传统与医疗困境

2020-03-16 10:37

新冠疫情肆虐环球,欧洲成为重灾区,当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相继宣布封锁全国时,英国却采用了相对温和、被舆论诟病为懒政的决定,在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讲话中,他呼吁人们在家隔离七天再外出,尽量减少外出活动,但与此同时,他提出了“群体免疫”的策略(这个策略出自政府科学顾问的建议),大意是:政府认为英国已经错过了遏制新冠病毒传入英国的黄金期,病毒蔓延已成必然,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所能做的是延缓疫情爆发的时间,维护医疗系统的稳定运行。而长久来看,要战胜疫情,需要指望英国70%以上的人感染、康复后获得免疫能力。

就在鲍里斯讲话后的一天,英国新增10个新冠死亡案例,确诊人数超过千人。考虑到英国当前检测数的严重不足,实际感染人数可能过万(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兰斯表示,英国目前实际的感染人数可能在5000到10000人之间)。围绕英国官僚提出的“群体免疫”一词,中外舆论也掀起轩然大波。《柳叶刀》杂志主编呼吁英国政府公开论证证据,饶毅等学者质疑鲍里斯误用了群体免疫一词,也有评论家支持英国的决定,认为这是合乎国情的实验,那么,该如何去看待这个决策呢?在价值观的猜测之外,是否还有更多角度去分析这个问题?

笔者认为: 从英国的历史和政治传统来看,英国现在的消极抗疫是合理的(这从民调对英国抗议策略的过半数支持可见一斑),甚至在功利角度上是最划算的,因为它即保证了经济发展影响最小化,又借病毒之手,减少了老龄化财政、医疗财政的负担。但是,这种合理,不能为英国政府免责。

首先需要看到的是:英国在做出决策前进行了大量的内部沟通与专家协商,这说明它并非是一个拍脑袋做出的决策,而是英国的执政党经过深思熟虑所做出的选择,这个选择有其利弊,但绝非英国政府真的面对疫情,完全做出了放任自流的姿态。

众所周知,英国自光荣革命后建立了君主立宪制(也称“议会君主制”)政体,国王成为神圣的象征,政治实权则被分配到议会、内阁等机构,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政治既有深厚的自由主义传统,也有暧昧的延续自贵族社会的等级传统,这构成了英国的保守自由主义(以思想家埃德蒙·柏克为代表),其思想深刻地影响了英国的政治走向。柏克批判法国大革命,警惕政府或革命集体对民众私域的干涉,他拥护个人自由,捍卫代议制民主,另一方面他的思想里又有等级制的成分,他对于民众的反抗、对权威的僭越抱有警惕态度,看似矛盾的思想贯穿柏克的一生,以至于哲学家以赛亚·柏林把他介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含糊地带,而丘吉尔在《政治的一致性》里坦言:“柏克在一方面来看是个倡导自由的先驱,在另一方面来看是个替权威发声的辩护者。”

回到如今的英国现场,保守党决策的背后游荡着柏克的幽灵,甚至可以说,看似乖张的鲍里斯·约翰逊,其实是保守自由主义的忠实拥护者,一个经过规范保守党训练的老辣政客。自然,他的发言,不过是保守自由主义作用于当今英国的一次次回响。同理,英国防疫策略,遵循的乃是一种保守自由主义的传统。

然而,英国恪守自己的传统,却不能为它的诸多过失(准确来说是刻意的不作为)来谋取正当性。首先在于,英国之所以到如今的局面,是因为政府前期的不作为。在武汉宣布封城、中国防控疫情后的一个月,保守党政府却缺乏对民众的警示,允许大型赛事、集会进行到三月,比如在足球赛场,若非英超球员多人感染,英国甚至在本周还想进行英超比赛,直到阿森纳、切尔西、莱斯特城等多个俱乐部抗议,英超才宣布暂停至四月。一月到三月这段时间,英国政府在掌握资讯的情况下,对疫情消极作为,才导致现在潜在感染人数不可控的局面。与之相对,韩国在有国民感染后,就展开大量病毒排查,严厉呼吁国民自行隔离,在不必封城的情况下,保证了百分之一以下的死亡率。

其次,英国的消极决策本质上仍是一种懒政,缺乏政策的细分、对特定人群的照顾(比如容易得病的老年人口),虽是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却缺乏政治的温情,在政治道德上是需要过问的。与之相对,法国在面对疫情时至少在决策上细分到对失业人口、租户、老龄人口的照顾(参考马克龙的演讲)。

在疫情中,英国政府本可以做到更多、它的职责范围以内的事,但英国政府轻飘飘地用“病毒不可控”、“病毒死亡率极低”等理由推诿了责任,不但给老龄人和社会贫困人口造成更大风险,也不可避免地让英国成为感染者输出大国,增加全球防疫风险。

实际上,英国政府的消极策略,和武汉封城前,12月份武汉官员、湖北官员们的策略是相似的,不同政治下的官僚,在对待人命的态度上却如出一辙,都为了自己所谓的大局,牺牲一部分人(哪怕那只是1%)的生命。因此,批评保守党政府,和批评当初湖北官员的立场是一致的。政治利益之外,更要考虑政治道德。

更进一步说,“群体免疫”是英国政客冠冕堂皇的说辞,他们在新冠疫情中用群体免疫这个词,本身就是对群体免疫的误读。在学术界,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是指“人或动物群体中的很大比例因接种疫苗而获得免疫力,使得其他没有免疫力的个体因此受到保护而不被传染”。新冠连疫苗都没开发出来,尚且没有完全通过各项临床测试的解药出现,何谈群体免疫。若真按政客的科学顾问所说,全国百分之七十的人感染,可能得到群体免疫,即便以最保守的1%死亡率,那也是几十万条人命,这就是英国式群体免疫的可能代价。未来,英国或许不会演变到这个状况,但这种政客的话术和政治赌博依旧是危险的。

其实,英国采取消极防疫策略的主因,不是因为群体免疫的医学正当性,而是因为历史上享有盛名的NHS(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近年来却陷入连年巨额亏损、医疗资源储备不足、就医效率低等问题,导致英国医疗无法短时间内应对疫情爆发。

NHS是英国公共福利项目的招牌,也是一项惠国惠民的举措。它建立于1948年,响应了当时西欧的福利社会潮流,以平等理念为宗旨,让上至贵族,下至贫民,都有免费就医的机会,数十年来被英国民众所拥护,也是历次首相竞选,政党交锋的重要战场之一。(围绕对NHS的改革和财政支出)

然而,从撒切尔政府,到布莱尔改革,再到后来的保守党与工党联合政府,及至如今,改善NHS都是一个老大难问题。政府花在公共医疗的支出增加,民众对NHS的满意度却持续降低,官僚化、就医慢、部分项目私有化(承包给私企)导致价格上升等问题,导致英国平民怨声载道,可是,如果走新自由主义改革道路,又容易导致看病贵、贫富群体享受医疗资源差距拉大的问题,违背了NHS的初衷。所以,英国现在采用的是一种混合思路,一方面对NHS小修小补,另一方面放开私立医院、诊所、独立定制服务。

严峻的是:英国现有医疗资源撑不起一场“防疫大战”,既无法“彻查彻检”,又无法提供足够床位、医生、护士给病患。英国的千人医院床位率不如欧洲平均水平,和欧盟国家相比,它的执业医师(包括全科医生和医院医生)与人口数量之比也是最低。此外,NHS的CT扫描仪(平均每百万人口8台,欧盟平均水平为21.4台)和MRI(平均每百万人口6.1台,欧盟平均水平为15.4台)数量也比大多数欧洲国家少。英国在心脏病、癌症、中风等关键疾病的表现上也不尽如人意,(参考“思想库报告”)

故而。英国当前无法像中国一样通过自上而下的政令、强力的基层动员来防控疫情,这既是因为政治体制的不同,也是因为英国的医疗资源现状。

所以,保守党政府的决策,与其说是基于医学常识,不如说是在前期防控不力下,在现阶段做的“利益取舍”。说得直白点,是用牺牲一部分人(主要是疾病高发人群、新冠致死率高人群、社会中因贫困而难以享受优质私人医疗服务,只能排队等公医的人群),来换取NHS正常运作,从而避免医疗系统崩塌,而导致的社会动荡。

这是一个理性而冷酷的决定,也是英国政府拿人命做的赌博。即便不评价它的好坏,它也是很有风险的。因为新冠病毒虽然致死率低,但大量病例表明,它可能会破坏患者的免疫系统,造成终生的免疫力下降。同时,新冠是一个进化的病毒,它未来会变成什么样,我们不知道。英国成了这场赌博的实验场,贵族和政治家、富人因为优越的医疗资源,在这场赌博里大多会安然无恙,只是一些老年人、贫困者,或许只能自救,或者寄希望于医者的仁心。

那些尽职的医生,他们拯救被政客抛弃的平民,他们牢记希波克拉底的誓言:

“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做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

因此,笔者不赞同把英国的懒政美化为“基于国情的实验”,它更绝非人道主义。我理解英国做出决定背后的考量,但它对部分人群生命冷漠的裁决是不可忽略的,在这件事上,公投时大谈民众自决的英国,反而根本没有征询民众的意见,它是政客和他们的科学顾问做出的决定。给政府做建议的科学顾问并不等于科学家的意见,《柳叶刀》主编、剑桥学者、英国本地很多科学家,都提出了对英国疫情决策的质疑。显然,它是政治实用主义的决策,但它绝不人道,不应当被美化。


「版权声明:多维客是一个汇聚各方言论的平台,所述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如有侵权文章或者图片,请立即联系我们。」

时事

紧跟时事热点,解读国内重要政策、分析社会舆情、网罗国际热点事件、天灾人祸、地缘政治以及大国博弈等。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