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疫情:暴露了国民的性格特点

2020-03-09 10:10

就在韩国疫情愈演愈烈之时,3月1日上午,首尔上千个教会成员坚持参加教会活动。

他们成群结队入场,有人甚至不戴口罩。

当有媒体问到为什么要不顾禁令来参加这个集会,回答曰:这是我的宗教信仰,也是我的自由。

令人如此跌破眼镜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上个月22日,韩国基督教总联合会(简称“韩基总”)在光华门举行了一场大型集会,集会的组织者,牧师全光勋竟然在集会上高喊:被感染了,也是爱国啊!

首尔市长气得说:他精神正常吗?

而令首尔市长朴元淳生气的,除了韩国基督教总联合会,还有新天地教。

这个倒霉催的教派,已经成为韩国新冠状病毒感染最大的传播主体。截至目前,韩国数千名感染者中,60%都是这个教派的人。

新天地教教主李万熙跪在地上向韩国人谢罪,但依旧还口口声声说:“这不能怪新天地教,只能怪魔鬼,和世界末日来临。”

首尔市政府决定以过失杀人罪起诉李万熙等人,并取消该教会的社团法人许可,因为“该教派对新冠状病毒的疫情扩散负有重大责任”。

长期以来,在韩国,新天地教和韩基总是一对相互斗争、对骂到你死我活的冤家,因为新天地是韩国最大的新(邪)兴(教)教派,而韩基总是最大的传统教会联合会。

但在不顾疫情、聚众集会、加速病毒扩散上,他们俩却不约而同,一样的无知和固执。

在重大疫情面前,偌大一个韩国,去年人均收入水平刚刚迈入了发达国家行列的韩国,却因为小小的教派栽了大跟头,成为海外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据数据统计,韩国深陷各种邪教组织的信徒总数大概有200万。

这已经不是邪教在韩国的首次兴妖作怪了。而仔细考察部分韩国人对邪教的追随与痴迷,也能看到部分韩国人的国民心态。

不会韩文无法永生:

从极度自卑到极度自大

在新天地教会内部,有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说法:不会韩文,就无法得到永生。

这个说法会让许多网友捧腹大笑,但是新天地教的信徒却深信不疑。

为什么?

这个问题必须要穿越历史来回答了。

在古代朝鲜,受到佛教和儒教影响最大,儒教甚于佛教,民间又流行着萨满教,到了近代,基督教传入。

但对于许多韩国国民来说,“佛教是印度的,儒教是中国的,基督教是西方的”,始终在跟着别人的思想走,这让韩国人很自卑。

韩国本土自己的信仰呢?

于是,萨满教被近代韩国知识分子尊奉为真正的“韩国土特产信仰”。

但问题是,萨满教是普遍存在于北半球的一种原始宗教,形式和理论过于简单,跳个大神这种东西,跳二人转的都会,其组织形式等都已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传播,也没法令韩国人产生自豪感。

于是,一些以萨满教为内核、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新(邪)兴(教)教派在韩国大行其道,尤其是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

一位韩裔美国女作家曾采访韩国釜山长老会大学专门研究韩国邪教的卓志日教授,谈到邪教盛行韩国的原因,这位教授这样解释:“外国来的宗教,在1500多年中主导了韩国历史,我们没有孔子,没有佛陀,没有基督,当我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神灵的时候,当然会很兴奋。”

这些邪教,他们有一些普遍追求,比如:

1. 韩国人最自豪(比如上文提到的不懂韩文就无法永生)。他们还经常把《圣经》里所写的“东方”,曲解为就是韩国,所以韩国是《圣经》里提到的故土,总之是往自己脸上贴金,这样一来,韩国人再也不必发愁没出过佛陀也没出过孔子了。

2. 总想征服世界。以新天地教来说,教主李万熙有个口头禅:“等我们教会达到了14万4千教徒之后,大家就可以升到天国啦。”所以,新天地教派的信徒都被迫去传教,没有完成KPI的,还要被罚款,奖励给传教KPI最高的,最高的是谁呢?当然是教主。

目前,新天地教会仅在韩国就有20余万信众,但他们并不满足。不但指派信众到周边的中国大陆、香港以及东南亚传教,最远甚至跨越大洋,传到了英国、新西兰和美国。导致英国和新西兰的传统教会都发表内部消息:严加防范新天地教徒的渗入。

为什么要防止渗入?

因为这个新天地教最成功的传教方式就是:挖墙脚!

首先,他们要求信众以假冒的身份混入其他教会,和那里的教徒打成一片,混熟了以后呢,就开始诋毁那个教会的牧师,说他们说得不对,大家想不想知道谁才是对的?我给你介绍新天地吧!

这是一种非常低劣的做生意方式:贬低别人的产品,然后推销自己的。

之所以要以假冒身份,就是万一那个教会的信徒没上当,当场揭穿这是在挖墙脚和钓鱼时,这个新天地教的“挖墙脚者”必须否认自己是新天地的。

所以最搞笑的是,在韩国,其他新兴(邪)宗教(教)的礼堂或是分部门口会贴一张纸,上面写着:新天地的人免进。

这让我想到在服装批发市场摊位门口写的:同行免进,面斥不雅。

其实这种传播方式本身,也体现这个邪教的自卑心理,它不敢于光明正大地传播,必须借着别人的外衣,很像是一个需要中间宿主的病毒。

末日信仰:

放着发达国家日子不过,去岛上受罪

2013年,一位留学美国的韩国女孩李素娟突然接到母亲得了癌症病危的消息,妈妈告诉她,必须要搬家到风景优美、水土良好的太平洋岛国斐济,进行康复治疗。

虽然留学美国,但是李素娟无法抗拒母亲的要求,因为“孝道”是很重要的。

于是,她从美国退学,陪伴妈妈从韩国搬家到了太平洋岛国斐济。

结果到了之后才发现,她们并不是住在疗养院里,而是住在一个社区里,这个社区里基本都是韩国人,而这些人之所以会不约而同从韩国搬家过来,不是因为疗养,而是因为信仰了韩国的一个邪教教派——恩惠路派。

这个教派的女创始人叫申玉珠,她编造说韩国会发生大饥荒,必须要逃亡到太平洋岛国斐济,大家才能躲过这场世界末日般的劫难。

恩惠路派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庄园,等于是“末日避难所”。

而且并不是所有信徒都有资格去斐济的,至于谁能去谁不能去,取决于给教派捐款的多少。

虽然听起来就是显而易见的诈骗,可还是有数百名韩国信徒乖乖捐了钱,前往斐济,李素娟母女就在其中。

在那里,教徒们的韩国护照被没收,想逃回国也没法逃,他们被强迫劳动,甚至还要在教派的仪式上互相殴打,感受末日的痛苦。

后来李素娟借机逃跑,母亲告诉她,就算她跑回韩国也没用,她的全部家族亲戚,已经都卖掉韩国的房子和财产,搬来了斐济,她就是跑过去,身无分文,也无法在韩国继续生活。

李素娟还是跑回了韩国,但是那个教派中相当一部分人,在认识到邪教的本质之后,却还是选择留在了斐济,这个结局很耐人寻味。

这似乎印证了电影《寄生虫》中的故事,他们大概是认定,在韩国没有钱是无法有尊严地活下去的,所以即便深陷邪教社团,留在太平洋岛上,也比身无分文回到韩国强。

这些人一定是对韩国社会无比失望吧。

而根据报道,像李万熙的新天地教派,它的主要信众群体并不是我们印象中最好骗的老弱病残。相反地,新天地教派认为老弱病残都没什么钱,骗进教会来也无法榨出什么钱财,所以把他们视为“不必浪费时间去传教和洗脑的群体”。

而深陷新天地教会中的许多韩国人,都是年轻人。他们在海外的传播,也是瞄准了来自韩国、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海外留学生群体。

2019年,曾有一名27岁的韩国女生被骗进了新天地教会,当父母得知后要求她脱离教会,她竟然吞服肥皂和洗发水自杀。

而教派的人听说了她父母的反对后,竟然明目张胆地上门威胁,可见邪教在韩国有多么猖獗。

在深陷教派的5年里,她听从教派的洗脑,自动疏远家庭,隐瞒自己入教的事实,与其他所有的朋友和同学都断绝了往来。

财阀化运营:

管理一个教派,就像搞一个集团公司

中国网友对韩国财阀并不陌生,这种经济组织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掌控了韩国国民经济的命脉。

无论是错还是对,财阀都是韩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影响力极大的组织。

但鲜为人知的是,韩国的许多邪教教派,它的运作模式也颇为类似于财阀,甚至本身就是一个小型的财阀,没准邪教的创始人的梦想就是变成一个像三星那样的大财阀。

以新天地教派为例,他们在韩国有许多教派经营的产业和公司,他们甚至可以为信徒提供工作,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要求信徒完全与家庭脱离,每天都和教派的人待在一起,增加洗脑效果。

而许多新天地教派的信徒之所以会陷入其中,就是因为在他们人生茫然无措的时候,教派居然好心地给了他一份工作,还有不错的薪水,他变得感恩戴德。

但是不久之后,教派就会要求他们缴纳各种钱。最后变成,他们与社会和家庭断绝,失去了生存能力,只能依附于教会,为教会工作,然后又必须向教派缴纳高昂的“捐款”,等于变成了给教派打工、被教派剥削的奴隶一般。

比如曾在韩国名盛一时的统一教,曾经涉足投资饮料、汽车等多个产业,是名副其实的财阀。上个世纪80年代,统一教每年仅花在美国媒体上的广告宣传费就高达数百万美元,可见其财大气粗。

而2014年6月沉没的韩国邮轮“世越号”,之所以被各国网友在网络间不断讨论,就是发现该邮轮的实际拥有人,也是邪教背景——邪教组织“救援派”的领导人俞炳彦,所以才有网友怀疑这次沉船是故意行为,是一次邪教的“献祭”。

因为这邪教教派在1987年的时候,就与多名教徒“自杀献祭”的案件有关。

由此可见,每一次韩国的“国难”,背后似乎总有这些邪教的身影。

而这些邪教的阴影,也从来没有离开过韩国的政坛。

比如新天地教就曾经要求教徒们必须加入国家党,而这个党派后来就演变成了前总统朴槿惠的新国家党。

就在日前,李万熙跪地谢罪的时候,有媒体拍到他的手腕上戴着一块有朴槿惠签名的限量款手表。

而在疫情爆发时依旧顽固地在首尔集会的全光勋牧师,又是文在寅的积极反对者和前总统朴槿惠的坚定支持者。

于是乎,这些教派在传播病毒之外又在另一件事情上走到了一起:朴槿惠。

是不是有点令人不寒而栗?

国民性格:激烈、偏执的韩国人

虽然我们可以在疫情爆发期间的首尔顶风集会看到教派的影响,也可以在大邱的大量感染者中看到邪教对韩国社会的恶劣影响,但是,除了宗教原因之外,在些许细节之间,我们还能看到韩国人的国民性格。

因为毕竟,“感染了病毒也是爱国啊”这种一根筋和偏执狂的话,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说得出口的。

但这种话在韩国绝非没有支持者。

即便在韩国国内疫情事态严峻之时,依然有韩国的主流几乎无视其国内的情况,而是更为偏执地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中国。

例如韩国《朝鲜日报》的评论员文章就大声批评文在寅,说文总统的“中韩是命运共同体”的说法太荒谬,是自贬为“大山中国面前的小国韩国”心态。

文在寅总统不过是说中韩应共同面对疫情,就被主流媒体说成是“大国面前的小国心态”,可见许多韩国人对“小国”身份的复杂心态,既自卑又敏感。

或许正是由于某些历史和地缘的原因,韩国的“小国心态”也塑造了其国民性格。

对中日韩三国文化都很了解的学者金文学,就曾撰文写道:

“韩国人是喜怒哀乐表现最为激烈的民族,性子急,有强烈的自我表现欲和自我主张,不善于控制情感。韩国人聚在一起,经常由于各持己见而大吵大闹。”

这样的国民性格,造就了矛盾的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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