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大部分人仍可能患有厌女症?

2020-03-09 10:04

在2019年冬天最热门的韩国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中,我们看到一个平凡女性一路走来遭遇的困境:


从小,家里最好的东西总是优先给弟弟,金智英和姐姐只能享有剩下的食物。上小学时,被邻座男孩欺负,她哭着向老师倾诉,老师却笑着说:“男孩子都是这样的,愈是喜欢的女生就愈会欺负她。”上了中学,常要提防地铁、公交车上的咸猪手。在学校也不能掉以轻心,男老师喜欢对女同学动手动脚。可她们往往选择忍气吞声。大学毕业,进入一家公关公司。她发现虽然女同事居多,高管却几乎都是男性。下了班不得不去应酬,忍受客户的黄色笑话和无休止的劝酒。三十一岁结了婚,不久就在长辈的催促下有了孩子。在众人“顺理成章”的期待下,她辞掉工作,成为一名全职母亲。


金智英的遭遇是一个引子,让人们看到女性日常生活的困境。它虽然是小说,却因为细节描绘得真实而打动人心,很多读者分享她们的见闻,包括在社会上遭遇的性别歧视。女性遭遇不公正对待的背后,是厌女症的幽灵在浮现。这个幽灵不但加深了女性的日常恐惧,也间接成为把女性推向死亡之洞的手。


2019年,韩国艺人崔雪莉、具荷拉先后自杀离世。随之揭露的韩国社会对女性,尤其是女艺人的偏见与羞辱,再一次揭开了一个父权社会的真正面目。这个问题不只是存在于韩国。北大女生包丽疑因遭到男友精神虐待而自杀——在公开的聊天记录中,她因为不是处女而被男友各种羞辱,反复道歉。


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曾写过一本著作《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后文简称《厌女》),剖析厌女症背后的社会心理和构成原因。她结合了日本诸多社会事件和文艺作品,展现出日本社会普遍的厌女情绪。


一方面,她具有洞察力地指出:日本文学里普遍有将女性“他者化”的倾向,无论是把女人当做“圣女”,还是蛊惑人心的“荡妇”,都在满足男性的想象,反映出男性作者对女性的控制欲。


另一方面,她把厌女症与父权制社会挂钩,认为在父权制下,重男轻女根深蒂固于人的内心,而在这个社会里,女性的晋升往往不取决于她的能力,而是她在多大程度上匹配父权制的审美和秩序。


上野千鹤子认为:在二元制的性别秩序里,处于核心位置的就是厌女症。厌女症不只存在于男性,也存在于女性。男性的厌女表现在对女性的看低甚至轻贱,女性的厌女是自我厌恶。当男性总希望通过女性来满足欲望、证明自己并非无能时,他其实存在厌女倾向,这时候,他不把女人当人,而是证明自己的工具

厌女症对男女都是伤害


何为厌女症?厌女症在日本社会中的具体表现、原因是什么?上野千鹤子认为所谓“厌女”(misogyny)是指对女性的憎恨与厌恶,但在实际经验中,厌女不只是憎恨女性,还包括歧视、轻蔑、贬低女性,厌女者对女性的种种观点,归根结底在于对方的女性身份。

厌女者往往不会把厌恶简单粗暴地表现出来,他们欣赏贤妻良母,垂涎性感女人,积极赞扬女人的魅力,可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蔑视女性”,抱持着男强女弱的立场。他们对女人的关怀、欣赏都基于一个前提,那就是这个女人符合他们的标准,愿意接受他们的“男性凝视”,否则就会被他们嫌弃。

上野千鹤子把全书分为十六章,这十六章可以分为三大部分:不同群体的厌女症、厌女症背后的社会心理和构成原因,以及“厌女症是否能被超越”。她向我们展现了厌女社会的表现方式,那就是对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粗暴划分。在这套二元气质秩序里,男性气质代表了阳刚、勇敢、秩序的捍卫者,女性气质则是被保护、柔弱、可爱、秩序的承受者。

这种臣服、示弱的气质被认为是女性气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女人味,进而被商家的各类化妆品、服装广告渲染,怂恿女人们成为有女人味的女人。女性在这个加工流程里被同一化,男性也受困于二元气质论,不那么阳刚、勇敢,甚至说话有点柔软的男性,就会被厌恶,被攻击为“娘炮”。

它对很多男性也是不公平的。性别气质二元论,伤害的不只是女性。“很长一段时间内,男性被当做强势的一方,‘男儿有泪不轻弹’、‘男儿当自强’等传统观念,也在思想上教育男性受到伤害要坚强,那些显得自己软弱的事情,就不要说出来。于是,当很多男性遭遇性侵,他们只能保持沉默。”

女性也“厌女”


《厌女》一书最挑战传统认知的部分,是它分析了女人的厌女症。一般认为,厌女是男性常有的倾向,尤其是那些大谈“女人如衣服”的大男子主义者,但上野千鹤子发现:厌女症在女性群体里也非常普遍。

女人存在的厌女症,一种是自卑于自己并不是社会认可的“女人”。在父权制社会,一个理想的女人,是满足男性凝视的存在。比如:知书达理的女人、温柔贤惠的女人、身材性感的女人,他们都因为满足男性的某种欲望,而得到男性的认可和期待。

但是,如果一个女人不贤惠、不性感、不温柔,甚至在男人眼里富有攻击性,她就很可能被排斥,被驱逐出女人这个词汇之外。男人叫她“男人婆”,私下说她“不像个女的”,她的父亲母亲,也劝她“要有女人样”,身处在这样的成见中,她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上野千鹤子指出:日本社会对女人的歧视是从词汇的定义上就开始的,例如“绝经的女人不是女人”,“丑女不是女人”等。这些判断句式充满了厌女社会的傲慢与偏见,那些掌握话语权的人,他们定义女人,控制女人,把女人打扮成他们期待的样子,而女人一旦进入这个规范化的过程,她就会放大化自己不那么“女人味”的地方,于是对自己产生嫌弃。如今,社会上流行整容术、化妆术,使用的多数是女性,它们既是女性爱美的体现,却也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其实对女性的气质、样貌含有更高的期待,女性迫于这种压力,不得不让自己变美。

符合男性期待的女性得到晋升,其他女性被压制,恶性循环由此出现:富有进取心的女人发现这样更能被社会接纳,她们就会进一步规范自己,朝女人味的标准靠拢,顺从这个厌女社会的人,也会进一步掌握社会的话语权。最后,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参与到这个秩序的维护中。而女性在自我厌弃与迎合之中,失去或隐藏了自己。可以说,一个厌女社会,是一个阉割女人和男人个性,使之顺从于二元性别气质的社会。

此外,“女人也有可能不将厌女症作为自我来体验,其方式就是把自己当作女人中的‘例外’,将除自己以外的女人‘他者化’,从而把厌女症转嫁出去”。上野千鹤子在第十四章里有一段精彩评论,说到女性如何转嫁厌女症,但骨子里仍被厌女心态所缠绕:“一种是成为特权精英女人,被男人当作‘名誉男人’来对待,即成为‘女强人’的策略。另一种是自动退出‘女人’的范畴,从而逃脱被估价的女人身份,即‘丑女’策略。

上野千鹤子在讨论厌女症时,格外注意社会心态对文艺作品的投射。她分析了多位日本作家小说里的女性形象,指出厌女症如何作用于作家的思维(或者,作家通过这些人物反映厌女症),从而塑造人物的行为。比如在日本小说中有几个常见情节:一个男作家被女人围得团团转、女人之间的友谊因为争抢男人而破碎、恶女不得好死等,它们都与厌女症有关。

厌女症在中国也普遍存在


其实,日本小说中存在的问题,在中国文艺作品里也很普遍,比如近年来流行的所谓“大女主戏”,表面上是赞颂女性,但在这些大女主戏或一般的成长剧中,女性的尴尬在于:社会把身份凌驾在她们的性别之上,她们的价值实现,仍需借由父权社会的体制。

温和柔顺的女人们找到如意郎君,成为人生赢家,而看上去充满力量、胸怀傲气,或者有股闹腾劲儿的女人,她们不是被改造,就是被毁灭。《少年天子》中,郝蕾饰演的皇后,因为自身的傲气而与顺治频繁冲突,封建皇权不容她有主见,于是她最终丢了自己的皇后之位,一生得不到想要的幸福,死于凄冷之中;《甄嬛传》里,最能闹腾的莫过于华妃,但她被塑造成一副歹毒样儿,顺理成章,她成为后宫斗争的失败者,在胜利者的暗喜中暗淡而去;即便在现代都市剧里,凌玲、曲筱绡这样的女人,只要她们背“岁月静好”而行,她们就会被刻画成一副招人烦的形象,反衬罗子君这般女性的温和善良。

就像美剧《使女的故事》所呈现的:女性被划定为不同身份:夫人、嬷嬷、使女、马大、经济太太和荡妇,她们的主体性被身份覆盖,而她们存在的价值只是为了支撑基列国社会秩序的运作。

当然,在谈到此书的社会意义的同时,也必须指出《厌女》一书的缺憾。《厌女》书中有不少金句令人击节叫好,但这无法弥补它论证和整体力量感的不足。它不是严格遵循学术规范的学术专著,更像是面向大众的随笔集,上野用她一针见血的笔法写出一篇篇酣畅淋漓的文字,把学术文章写得像通俗小说一样行云流水,即便是学术门外汉,要读懂这本书也并不难,但是,如果你想从这本书中得到更详细和论证充分的厌女症分析,它可能会有所欠缺。

上野千鹤子在批判厌女症时,有时候也陷入到她所批判的情境中,那就是把对厌女的批判建立在一种厌男情绪之上,将男女对立,通过对男性这一整体概念的嘲讽、揶揄,来批判父权制,以唤起目标读者的反省意识。例如她在谈到日本文学时,感慨“男人的性多么贫瘠”,“近代女性文学的特征是男性幻想的稀薄”,后面又说出“真不敢相信男人和我们是同一物种”这样的意气话,这些句子能让目标读者看得很爽,但它其实仍是把一种性别凌驾于另一种性别的话语。如果作者反思父权制,追求男女平等,那么就不仅要驱散重男轻女这个传统的阴云,因为任何一种性别至上观,都是对平等的伤害。

《厌女》在学术质量上的局限很明显,但它在当下仍是一剂猛药,此书传播到中国,社会意义大于学术价值。中国虽然历经数次启蒙,在女性权益保障上有了长足进步,但大部分人的性别意识观仍需要“补课”,人们对自身的厌女情绪,也没有足够察觉。他们知道“男女平等”的口号,在日常教育中,也遵循着尊重女性甚至女士优先的绅士风度,但在整个大环境下,男性凝视的气息仍然笼罩着我们。

我们放眼整座城市铺天盖地的广告、社交网络的用语,女性被工具化、妖魔化的程度,比男性更深。比如所谓的“女司机祸害论”、“红颜祸水论”,以及性侵事件后常见的“荡妇羞辱”等,都可见厌女的幽灵依然在我们的土地上游荡。

厌女症在中国的另一个具体表现是职场女性尤其是婚后女性遭受的不公平对待。我们经常能在职场看到,一个女人很勤奋很优秀,但如果HR知道她结婚了,可能会生孩子,就会心生犹豫,把她拒之门外。当一个个人被换算为劳动力,企业主倾向于选择性价比更高、风险更低的劳动力,在这套思维里,婚后女性被当做一种有风险的劳动力,它阻碍了很多女性就业的机会,也加深了社会对婚后女性的偏见。

社会对女性的不公平还在于既要让她们做家务,又鼓励她们工作,然后,企业主却又因为她们结婚了,可能会生育,而对此区别对待。《经济学人》曾发文指出:《财富》500强企业CEO榜单中只有3%是女性。而相同的工作,女性的报酬往往不如男性。女性实现了“广就业”,可职业报酬、晋升空间却远低于男性。职场女性婚后花在家庭的无偿时间大大多于男性,这令她们更加疲惫,以至于无法以对等精力在职场、学术领域与男性竞争。

所以,厌女症对女性造成的伤害是多重的,它不只是目光上的压力,也是实实在在的就业上的不公平对待。厌女症就在我们身边,如果要真正推动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需要和厌女症作斗争。

本文首发于《看天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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