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不如烟 左宗棠当年为何拼死收复新疆

2020-02-25 14:28

一、内忧外患

(一)两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之乱的双重影响

在历经两次鸦片战争、洪秀全谋反金田一系列内忧外患后,朝野上下逐渐形成了三种共识。第一种共识,中西技艺相差甚远,要学习西方。第二种共识,即英法美等国不过求通商,而俄罗斯蚕食国土危害最大。第三种共识,即“靖内为先,外须和戎”的国策。

尤其是当《北京条约》签订之后,朝野上下更加认为对外保持和局为要。中枢方面恭亲王剖析国是时便明确指出“发捻交乘,心腹之患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地方官员方面李鸿章就认为“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而终败。”只能“隐忍徐图”。

左公留意夷事,则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时。当时他听闻中英签订了《江宁条约》则表达出强烈的不满“洋事卒成和局,实意念所不到。”“夜坐独思,百感交集”。那时  左公还是湘上农人在野之身,对于夷事则只能战不能和。当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暴乱相交时,  左公的思想也趋于“靖内为先,外须和戎”。在英法强迫朝廷在天津签订条约后,  左公对曾国藩说:“以现在局势而论,非款不可,然款亦非战不可,必然之理。今舍战而言款,则亦不过暂时苟且之图而已。”从其言可以看出,和戎是暂时的,要卧薪尝胆以图后举。但也可以看出,  左公从道光时期的“言战”到咸丰时期已经变成了“和戎后战”。

当借助华尔、日意格的洋枪队、常捷军镇压洪秀全时,朝野上下更激发了对西洋武器的迫切需求。也可说,正是太平天国的刺激,导致清朝借师助剿的需求,从而让人们真正体会到洋技之妙。但也是从这一时期,埋下了中国亟弱的认知。这种认知是极其危险的,并且在同光两朝形成了可怕的马太效应,后文将逐步剖析它的危害。

(二)天津教案造成的影响

在剿发平捻之后,清廷处理夷务问题上一直坚持“守定和议”的政策。朝臣们认为“守定和议,绝无改更,中外相安,十年无事”。同治九年发生的天津教案,则更能凸显这一政策。事情经过本文不在此赘述,只谈结果和影响。该案直接导致20名外国人死亡,震惊中外。英、法、俄、美、比、普(德国普鲁士)、西各国提出照会抗议,并派军舰进行军事威胁,顿时中外关系非常紧张。当是时,曾国藩秉承曲全邻好的宗旨,对外妥协,苛求国人。一时间,清议非之,国人骂之。但是,一向给人有“主战”“鹰派”标签的  左公却对曾国藩表示认同。他给夏筱涛的信中说道“津门事暂作了局,曾侯之奏,尚为得宜。外人犹以为软,不知其中亦具苦心也”。从这里可以看出,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的十年间,“和戎”绝对是谋政者们的共识。

而清廷也逐渐开始接受近代西方主导的国际外交规则,接受条约制度和所谓国际公法。  左公认为“从前和约,迫于形势,不得不然。条约既定,自无逾越之理。然若于定约之外,更议通融,恐我愈谦则彼愈亢,我愈俯则彼愈仰,我所底极。惟有遇事守定条约,礼以行之,逊以出之,冀相安无事而已”。但也不能一味退让妥协。妥协的目的在乎隐忍,面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只能自强,无法讲理。左公则有言“以实在情形言之,还看自己强弱何如。我实在能强,则无理亦说成有理;我不能强,则有理亦说成无理,古今同然,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在势而不尽在理也”。 可以说天津教案使朝野和戎的共识得以稳固,但也在大部分官僚中加速了中国愈弱的马太效应。

二、卧薪尝胆

(一)洋务自强

早期魏源便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后来张之洞又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同治以来,上至中枢军机,下到地方督抚。以恭亲王、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官员主张兴办洋务,以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

咸丰十一年,曾国藩曾给总理衙门提议要买洋船“轮船之速,洋舶之远,在英、法则夸其独有,在中华则罕于所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

辛酉以后,朝局趋稳。在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的扶植下,地方开始兴办洋务。大规模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军事工业、乃至民用企业。如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设立江南制造总局,初有成效。清廷还委托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从英国购买7艘炮舰,用以尝试组建一支近代海军。但是,李泰国却擅自招募六百余人组成舰队,不听中国指挥。清廷无法接受,最终以损失70万两白银的代价将这7艘炮舰拍卖。此次购舰风波引起朝野轰动,  左公闻知其事非常气愤,表示“将来经费有出,当图仿制轮船,庶为海疆长久之计。”同治五年,  左公在福州奏办开设马尾船政局,而且还开设马尾船政学堂,较同时期李鸿章等人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马尾船厂的设立,是  左公对整个国防战略思考的重要决策。“窃维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这是对东南海防的提早认知“有事之时,以之筹调发,则百粤之旅可以集三韩;以之筹转输,则七省之储可以通一水,匪特巡洋缉盗有必设之防,用兵出奇有必争之道也。”  左公点透国家建设一支近代海军的必要性。“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为无也。虽善作者,不必其善成;而善因者,究易于善创。”对此,清廷十分赞赏  左公的奏议“中国自强之道,全在振奋精神,破除耳目近习,讲求利用实际。该督现拟于闽省择地设厂,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试造火轮船只,实系当今应办急务。”并给予了充分的支持。总督陕甘后,又在兰州开办了我国第一家机器毛纺厂——兰州机器制呢局,成为我国近代开发大西北的先声。

在洋务运动中,  左公是名副其实的佼佼者,怹积极拥抱西方技术,但绝不是一味购买,而是以自学、自造、自强为准绳兴办了一批近代军工民用企业。

(二)新疆告急

同治时期,中原有捻乱,西北有回乱。  左公制定了先捻后回的战略决策。同治五年,清廷调  左公总督陕甘,专意剿灭白匪严虎的回民暴动。同一时期,由于清朝的统治力减弱,新疆各地发生了回部叛乱,建立了大小不等的5个割据势力:

1.喀什葛尔被大头目司迪克、二头目金相印两匪首割据。

2.乌鲁木齐被逆匪妥明窃据。

3.库车被逆匪黄和卓窃据。

4.和田被逆匪马福迪·哈比布拉窃据。

5.伊犁被逆匪迈孜木杂特窃据。

司迪克、金相印势力最弱,引来大小和卓,遂有阿古柏霍乱新疆建立洪福汗国割据新疆。俄罗斯趁火打劫,出兵占据伊犁及周边地域。到同治十年,新疆出现以下局面:俄罗斯侵占伊犁,清朝只能控制塔城一带,其余新疆各地皆被阿古柏匪邦占据,直接威胁甘肃。

是时,清廷内有议先与俄国开战,收回伊犁,然后再攻灭阿古柏者。左宗棠则反对急于与俄开战,他分析中俄形势说:“现在陇右兵事方殷,固难舍近求远,即令河、湟、甘、凉、肃一律肃清,苟非衅端自彼先开,亦未可横挑肇衅”“越勾践之于吴,先屈意下之,汉文之于南粤,卑此畏之,反弱为强,诎以求伸,此智谋之士所优为,黄老之术所以通于兵也。古云‘圣人将动,必有愚色,图自强者,必不轻试其锋’,不其然乎!”难道  左公不想收复新疆么,当然不是,而这正是  左公高于他人之处,谋兵者,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国势凋零的情况下,时机未到,不可轻言战事。  左公做到了。

(三)日本构衅

同治十三年,日本侵台之时,左宗棠虽主张积极备战,但对开战有所顾虑。左宗棠表示尽管目前“轮船已成十五号,洋防可固。更得劲卒余万,以次航海继进,陆路亦有把握”,“惟此事肇端虽在一隅,而事体实关全局”,而不可轻举。

日本吞并琉球后,清议纷纷请战,主张东征。左宗棠以为“言防而不言战”,他致信同僚表示:“日本废琉球为郡县,廷议主用兵。弟于总署商询之初,只言防而不言战,并本在闽时见闻所及言之。闻沈幼帅入觐,有主战之议,料谟谋者或不谓然。”

可以看出,在不伤及根本的情况下,  左公对整体国防思想仍旧是卧薪尝胆不轻起衅的,毕竟国家积贫积弱,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

三、敢战谋和

(一)收复新疆

光绪朝以来,中国屡屡出现边疆危急,其中以新疆为最。在  左公平息陕甘回部叛乱之后,就开始着手为收复新疆版图做战略准备。当时,因为日本侵台,朝议裁撤西北防务,以西饷转作海防之用。随之出现了“海防塞防”之争。

海防塞防之争,正是国家战略层面一大争论,决定了中国历史走向。幸运的是,历史选择了左宗棠,为中国保住了新疆这一广袤的国土。

当时争论的有四派,一是以李鸿章、丁日昌为代表的海防派,力主加强海防,裁撤塞防。“自古立国,必先足用,足用之道,乃先充实关内,而后以馀力控制边陲。未有竭内地之藏,以供边陲之用而能善其后者也。且海防密迩京师,一旦有事,京师动摇,纵新疆不守,亦难危及京师。”李鸿章给出的结论是“新疆自乾隆时归我朝版图,且不说开辟之难,即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馀万,不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也。且其地北邻俄罗斯,西界土耳其、天方、波斯各回国,南近英属之印度,外日强大,内日侵削。即勉强恢复,将来恐不能久守。故新疆犹中国之肢体,海防则中国之腹心。塞防不固,不过肢体小患,海防不坚,实心腹之巨患也。不若将西北兵马,略加核减,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移作海防之资。”。京城外埠,犹以沿海各省督抚附议者居多。

再一派是江防,以两广总督英瀚、安徽巡抚裕禄为代表,主张加强长江防务。

第三派是塞防,以山东巡抚丁宝桢为代表,他们以为中国的唯一大敌就是俄国。英法美构衅东南就是为了开口通商,而俄国则谋吞中国,所以应该全力设防东北、蒙古、新疆。

最后是  左公为代表的认为海防塞防并重。无论是“弃塞防而就海防”或“弃海防而就塞防”,清廷最高层都不满意。两宫太后很清楚,无论是选择哪一方,都必将背负弃守祖业的骂名。光绪元年二月密谕  左公“通筹海防塞防全局,着左宗棠体察情形,迅速具奏”。  左公站在全局战略考量,通过敌我之势的判断,给出了海防塞防并重的观点“窃维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驳斥那些偏重海防者“今之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也。若新疆不守,则蒙古不安,京师更无安枕之日矣。”最终给出结论“收复新疆,可使沙俄不能逞志于西北,亦能令列强不敢构衅于东南。故塞防之议,行则两利,弃则两害。”这一正确战略思想,是在举目四望、危急重重的中国最好的抉择。

我们纵观中国历史:凡守有新疆,则居其势,往来无阻,货畅其流,胡骑不敢轻犯,此汉唐所以兴隆也;不守西域,地利尽失,中外断绝,民穷国困,虏兵肆意南牧,此赵宋所以倾颓也。故此,足见  左公所谋者全局也。

清廷最终认可了  左公收复新疆的奏议。  左公又给西征军定下“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战术方针。所谓先北后南,是先克复乌鲁木齐为主的北疆各城,然后再进军喀什葛尔等南疆各城。这样主要是因为:第一防御在乌鲁木齐之白彦虎、马明、马人得的匪军兵力比阿古柏匪军较弱,先剪灭汉奸白彦虎震慑各路叛匪,削弱阿古柏匪邦的力量。第二收复乌鲁木齐可以切断阿古柏与俄罗斯的勾搭。第三就地势、交通而言,新疆北足以控南,南不能控北。

缓进急战讲的是大军次第进发,步步为营,有利于补给供应、保护粮道,如遇贼兵,则合围急攻,不给逆匪喘息的机会。

在  左公“先南后北,缓进急战”正确战略战术指导下,刘锦棠率西征军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便一举成功剿灭阿古柏匪邦,收复了除伊犁外所有新疆领土。

(二)备战沙俄

  肃清阿古柏匪邦之后,伊犁地区尚陷在俄罗斯之手。清廷一方面委派崇厚赴俄交涉归还伊犁事。同时,也密谕  左公将伊犁九城及西陲形势布置方略即行密速奏闻。可见,清廷中枢在以和平讨回伊犁的同时,也在积极备战。并谕  左公“一切情形,该督务当详加探访,庶知彼知己,措置不至乖方。”“该督不可因崇厚已使俄国,稍涉株守。”  左公自然积极备战,若是和议不成,做好不惜一战也要收复伊犁地区。怹给朝廷上奏说道“伊犁在昔为西路第一重镇,今为俄人占据,形势变迁,能否交还,固无把握,而交还后如何防守,未交还以前如何布置,犹应先事图维。”在奏折中逐一陈明了如何在伊犁排兵布阵、发展生产、兴办学校等事。

结果崇厚与俄罗斯签订了丧权辱国《里瓦基亚条约》,条约内容极其苛刻,中国如若接受,等同于将刚刚收复的新疆主权实际上卖与俄罗斯。而且还有巨额的“助守费”、贸易协定等。消息传回国内,舆论哗然。朝廷谕令各部大臣议覆该条约。

诸臣咸以崇约纰缪多端、有弊无利。李鸿章就割去霍尔果斯河以西领土谈到“伊犁割去南界数百里,跨距天山之脊,隔我南八城往来要道”、“扼我咽喉,使新疆南北生气中梗。”、“中国所以必收伊犁者,以其居高临下,足以控制南八城,谈形势者谓‘欲守回疆,必先守伊犁也’。今三面临敌,将成孤注,自守方不易图,岂足控制南路?”可吊轨的一幕出现了,虽然众人认为条约有弊无利,但条约已成,如果翻约,则“中国理曲”。“先允后翻,其曲在我,自古交邻之道,先论曲直。曲在我而悔必自招。用兵之道,亦论曲直。曲在我而师必不壮。今日中外交涉,尤不可不自处于有直无曲之地。我既失伊犁,而复居不直之名为各国讪笑,则所失更多”。这种想法,是基于同治朝以来“守定和议”的思维惯性。但却无视真理的存在。有的人则认为翻约与否,要看中俄势力孰强孰弱。“中国必自度果能始终坚持不至受人挤逼,且必自度边备完固、军饷充裕,足够资控御,乃可毅然为之。否则踌躇审顾,只能随宜设法,徐图补救,并宜稍示含容,免使他国闻之,张其效尤”。大多数僚臣都认为俄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俄在西国为最强,其与中土沿海沿边交界三万余里,更非英美德法可比”,而中国“粤捻平后,谴将裁勇,而饷源愈竭”这显然是对世界各国实力判断有误,可谓不知彼。就中国自身实力而言,他们则认为“无饷则无精兵无利器。淮军协饷亦十去其四。上年奉部议饬裁一万余人,又分防南北两洋,势可谓强耶?不但南北洋兵势不足,黑吉两省,既乏将帅,更乏劲兵巨饷,断难与俄抵敌”他们肤浅的认为  左公的西征军“不过尔尔,把握何在?将来俄人不必遽动大兵,止令所属哈萨克布鲁特、安集延及白彦虎之众入境肆扰,数十万人,可一呼而至,左公即首尾不能自顾。”这是严重低估自身实力,正是中国愈弱之马太效应的影响。如此,既不知彼更不知己,如何能做出正确的谋划,只能屈辱就和而已也。形势误判的同时,党政阀异更危害国家。他们对于  左公积极备战、主张翻约大加抨击“左帅主战,倡率一斑书生腐官大言高论,不顾国家之安危” “左公意在主战,未免不知彼己、不顾后艰”。他们惧怕与俄国决裂,形势分辨不清,只能在畏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只有屈辱罢了。

左公对当时的形势判断则更为深入。他固然也认为俄国在诸国中对中国危害最大,但他能看清俄国内部矛盾重重的弱电。出使俄国的曾纪泽称:“与俄决裂不至大有伤害。俄人内惧民乱,外防英侵,未敢更与吾华大开边衅”。

左公在崇约问题上,一直坚持翻约,积极备战,不惜动用武力,也要收复伊犁。首先,他认为崇厚条约决不能行,明确指出它的危害“武事不竞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兹一矢未闻加遗乃遽议捐弃要地,餍其所欲,譬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目前之患既然,异日之尤何极,可为叹息痛恨者矣。”也向朝廷表达了坚决的态度“就事势次第而言,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在这里,充分体现了“敢战谋和”的全局思想。“次决之以战阵”最终即便使用战争手段,也要“坚忍而求胜”,以戈止武,以战迫和。

其次,左公对中俄实力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即总体实力俄强华弱,但就新疆局部而言则华强俄弱。经过十余年洋务运动的发展、平捻剿回、剪灭阿古柏匪邦一系列战争的锻炼,左公账下有一支精锐的近代化陆军。怹曾经致信胡光庸自信的表达“兵力视昔为强,船炮亦与泰西相埒。以之战于海外,胜负尚未可知;若以之固疆宇而张挞伐之威,则主客劳逸之分,自操胜算。”自信之外,是对俄罗斯情况的精准把握。怹对部下刘锦棠指出“俄虽国大兵强,而土旷民少,究难与中国并论。频年黩武不已,仇衅四结。英德各雄邦均不义其所为。土耳其一役,勉以和议,敷衍了局,而衅端仍在。彼此相猜。近复与奥亚里加构兵,法助俄而德助亚。……彼方务于西又肇衅于东,似难逞其毒。今日附近各部苦其征敛横暴,颇有急盼大兵之意。”中国内部团结,兵精粮足,士气高涨;俄国穷兵黩武,在中亚与英国争夺势力不休。本来国内财政就十分困难,农奴经济严重落后,又深陷俄土战争不能自拔。所以  左公认为在新疆局部,中国必能战胜俄国!

在此,应尤为注意的是,  左公虽然积极备战,但怹并非穷兵黩武,不反对言和。这正是“敢战谋和”思想的终极提现。“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 在曾纪泽使俄新立条约,成功收回伊犁地区后,怹表示比较满意“中俄和议,伊犁全还,界务无损。领事只设嘉峪关、吐鲁番两处,此外均作罢论,则商务亦尚相安。吉林俄船撤还,松花江不许俄船来往”同时也表示“劼刚此行,于时局大有裨益,中外倾心,差强人意也”。

正是“敢战谋和”的  左公,在明晰双方实力的基础上,做出积极备战的正确方针,为曾纪泽的俄国谈判提供了强大的武力后盾,终于得以改定条约,最大限度的保证了中国的权益,  左公居功至伟。

参考文献

1.岳麓书社《左宗棠全集》

2.中华书局《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 

3.安徽教育出版社《李文忠公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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