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走六万人生命的那场鼠疫,是怎样结束的?

2020-02-15 11:22

1910年年底,大批大批的人聚集在车站、码头,一切可以送他们返乡过春节的地方。

 

大雪纷飞,水上结冰,老家的人在放鞭炮、贴对联、逗逗飞、弹杏核、摔泥炮、扑拉杆,童年过春节时熟悉的一幕幕,已经在返乡大军的脑海中回荡起来。

 

可他们不曾想到,一场夺走六万人生命的瘟疫,已悄悄在中国东北爆发。

 

疫情最初:无人在意,春运照常

 

起初,没多少人在意这件事。当满洲里的死亡报告传送到中央时,清政府的大臣们还只当做是简单的意外死亡处理,满洲里以外的百姓,大部分不知情,即便听说的,也只当这是一件离自己很遥远的事。兵荒马乱的年头,要操心的事太多,一个小小的满洲里死了人,大多数人并不关心。

 

那年春运前,没有封城、没有警戒,没有任何针对鼠疫的隔离措施。百姓们如往常一样坐上火车,里面卫生条件糟糕,车厢里,还有人不加遮掩地对别人咳嗽。

 

直到1911年1月,哈尔滨多地传出大量死亡报告,傅家甸更是因死亡人数过多遭到隔离,身处北京的王公大臣们接到报告,才警觉地召开会议研究此事。

 

他们发现这些死者表现的症状具有惊人的一致性。起初,他们也许只是高热、畏寒、淋巴结肿大,很快,他们出现呼吸道感染,咳痰、咯血、脓血痰、胸痛、呼吸困难,甚至在脚趾等处皮肤出现黑紫色。死者家属告知官府,这些人从发病到死亡不过3~5天,本来好好的人,顷刻间死于休克及呼吸衰竭,病死后,他们全身皮肤呈黑紫色。当地有方士说,他们这是死于邪术。

 

这是一起棘手事件,政府担心闹出恐慌。但不巧的是,当时清政府正处于内忧外患、摇摇欲坠之境地,列强环伺,南方的革命军又蠢蠢欲动,此时距离辛亥革命不到一年。清朝统治者入关200年,早已没有了当初的锐气,他们犹如颓废无力的病人,坐在一艘即将沉没的大船上,对于这场东北暴发的未知瘟疫,他们感到困惑。

 

哈尔滨是三方争夺之地。俄国占领了那里的铁路和部分土地。日本人也在城市里安插人手,对此地虎视眈眈。清国虽享有名义控制权,实际行动上却多有掣肘。瘟疫暴发后,日本、俄国先后发来电报,名义上是帮助清朝平息瘟疫,实际上,他们正想借机出兵东北,瓜分土地。

 

东北到了最凶险的时刻。前线传来的死亡人数已经破万,并且继续飞速上涨。当时不到十万人口的哈尔滨,死亡人数已超过三千人。在疫情最严重的傅家甸,每天深夜,都有人拖着尸袋悄悄离开,很快,尸袋也不够用了,大街小巷散发着尸体冻在雪地里的味道。

 

在作家迟子建的《白雪乌鸦》中,瘟疫的恐怖具体到了个人在大雪中的哀叹。傅家甸封闭起来后,书中的人物周济跪在地上呐喊:“老天爷呀!你叫走一代人不行,还想三代一起叫呀——”

 

那一年,周家三代人因为鼠疫全部死亡。

 

1911年年初,清廷惶恐。皇帝糊涂,不懂瘟疫的官员也束手无策,就在这时,有人挺身而出,接过了平息瘟疫的重担。

 

疫情暴发:尸体解剖,发现病毒

 

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要记住三个名字:施肇基、伍连德、林家瑞。

 

施肇基是时任清廷防疫大臣,伍连德受他赏识,是时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林家瑞则是伍连德的助手兼学生。据《国士无双伍连德》一书记载:瘟疫暴发后,正是在施肇基的推动下,伍连德及助手赶赴东北,调查瘟疫。

 

伍连德去到哈尔滨后询问吉林西北路分巡兵备道台于泗兴,让他介绍下瘟疫的情况。于泗兴说:“在哈尔滨附近有24000名居民的傅家甸出现怪病,得病者发烧、咳嗽、出血,然后死亡,皮肤几天内变成紫色。”

 

伍连德问:“最早的病例是出现在傅家甸吗?”

 

“不是,是在满洲里。那些捉土拨鼠的窝棚里。”于泗兴说,“这东西的毛皮加工一下,跟貂皮一模一样。他们在野外捉到20只以后,就返回满洲里,待在拥挤的土窝子里面准备出货。满洲里那地方有个大交易市场,三年前成交70万张,今年成交250万张,而且价格涨了六倍多。从关内经过哈尔滨去满洲里的人成群结队,都是去干这个的。更有甚者,新来者不光取其皮,而且还食其肉。”

 

“满洲里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病人的?”伍连德继续追问。

 

于泗兴回答:“大概是西历10月下旬吧……奉天总督锡良大人闻讯后,特意派遣两名北洋医学堂毕业的医生前来处理。”

 

伍连德很感兴趣:“他们做了哪些防疫工作?”

 

于泗兴道:“据下官所知,他们发现病人以后,送往医院……(医院)是利用当地商会临时改建的……愿意就地安葬的,官府为死者提供棺材,还可以征集民夫,挖墓掩埋。愿意回乡安葬的,就得自己承担路费了。”

 

伍连德吃了一惊:“回乡安葬?很多人返回家乡吗?”

 

于泗兴说:“是呀,很多人扶灵回乡。还有一个多月就是春节,绝大部分山东人是定要回家乡过年的,现在还是陆陆续续的,再过半个月傅家甸就要唱空城计了。”

 

伍连德敏锐地意识到,如果把疫情拖到春运,没有任何防疫措施,傅家甸的瘟疫就会随着返乡的一列列火车,迅速蔓延到山东、河北等关内土地。到那时,别说哈尔滨,瘟疫可能造成整个国家的动荡!

 

他决定要解剖患者尸体,查明瘟疫原因。

 

可尸体解剖在当时的中国是不被允许的。直到近三年后,1913年11月22日,内务部才颁布了解剖条例,官方第一次准许解剖。

 

伍连德擅自解剖尸体不仅违法,还会背上违背伦理的指控。更危险的是,稍有不慎,他将因为解剖而感染瘟疫。陪同的姚医生劝阻伍连德,但他坚决要这么做,他对姚医生说:“我知道在做什么,一切由我承担。”

 

1910年12月27日,伍连德在傅家甸进行了中国医生的第一例人体解剖。

 

通过这次解剖,伍连德很快就在死者细菌培养基上找到了鼠疫杆菌团,证明病人血液中存在活的鼠疫杆菌,也就是说,这次突如其来的瘟疫正是鼠疫。

 

鼠疫是人类历史上的大敌。人们对它的恐惧,不亚于艾滋病、埃博拉、癌症等耳熟能详的名字。它的流行曾使欧洲南部 1/5 的人口丧命,几乎摧毁了君士坦丁堡,并从那里传播到西欧,此后又在地中海地区肆虐了两个世纪之久。

 

因为鼠疫,1350~1400 年间,欧洲人寿命从 30 岁缩短到仅仅 20 岁。16~17 世纪,鼠疫让欧洲至少 2500 万人死亡。这也奠定了鼠疫“黑死病”的名头。

 

在历史上,鼠疫之所以恐怖,是因为它起病急、病程短、死亡率高、传染性强、传播迅速。根据感染途径的不同,鼠疫又分为腺型和肺型。腺型由被感染跳蚤叮咬引发,可进而发展到肺部,致死率高。肺型则潜伏期短,传播迅猛,任何肺鼠疫感染者均可通过飞沫传染他人。伍连德发现:东北的这次鼠疫,正是肺鼠疫的大面积传染。

 

情势紧急,伍连德当即通知政府官员,呼吁他们立即电告俄当局在哈尔滨官员,迅速展开抑制肺鼠疫传播的隔离措施。可当时大部分人不晓得为何隔离,也不明白伍连德为何小题大做,他们以为鼠疫就是老鼠咬了人,既然如此消灭老鼠不就行了,隔离人做什么?伍连德提醒他们:鼠疫可以人传人。可惜,最开始哈尔滨俄国铁路医院院长哈夫肯没有听劝,哈尔滨大部分民众也不以为然。

 

彼时,东北遍地是文盲,医疗物资急缺,群众缺乏防护经验,连什么是隔离都不知道。伍连德到达后,用英文电报向施肇基汇报:

 

1、医无素养之困难;

 

2、药品无储备之困难;

 

3、财政应付不及之困难;

 

4、病院隔离筹备不及之困难;

 

5、断绝交通之困难;

 

6、焚毁尸体、物品隔离之困难。

 

在当时的哈尔滨各大医院,病房里的病人之间没有隔离,不同病室的通道也没有隔离,病房本身就是一个鼠疫细菌培养皿。哈夫肯管理的哈尔滨俄国铁路医院就是如此,伍连德进去后发现,病房里根本没有缓冲区,有一个鼠疫病房收留了8个患者,其中6个中国人,两个俄国人,病房的门却开着,和外界没有一点隔离措施,而医生连口罩都没有戴。

 

俄国人没有听伍连德的建议,抗疫初期,中俄双方各自为政。直到俄当局负责防治哈尔滨鼠疫的迈斯尼医生感染致死,骄傲的俄国人才不得不承认伍连德是对的。

 

口罩、隔离与封城

 

中俄双方联合起来共同对抗鼠疫。

 

伍连德要求官员们必须严格执行下列措施:

 

 

1、将鼠疫流行中心傅家甸全面隔离。整个地区划成四个相互严格隔离的小区,每小区由一位高级医生作为主管,配备足够的助理员和警察,逐日挨户检查。一旦发现患者和可疑病人,马上送入防疫医院,并对其住处进行彻底消毒,情况每日上报。

 

2、负责检查病人的人必须是接受过培训的医护人员,政府发动各大厂家加紧生产口罩,务必使口罩尽快分发给医护人员和哈尔滨市民。

 

3、从长春调1160名官兵维持秩序,严格控制傅家甸地区人员出入。带队军官列席鼠疫联席会议。

 

4、为了弥补医疗人员的不足,培训600名警察,协助医务人员进行鼠疫防疫。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条:隔绝交通。

 

根据相关资料记载,在伍连德的建议下,1911年1月13日,山海关设卡严防。1月14日,停售京奉火车二、三等车票。1月15日,陆军部派军队驻扎山海关,阻止入关客货火车。1月16日,在山海关沟帮子查到病人就地截留。1月20日,邮传部电令停止由奉天至山海关的头等车。1月21日,京津火车一律停运。

 

1月14日,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停驶。1月19日,俄国控制的东清铁路,二、三等车停止售票,其头等车采取检疫后登车的办法。至此,铁路交通彻底阻断。

 

鼠疫后实行隔离在今天是一个常识,但在清末,很多重视家庭的老百姓不能理解,他们不懂现代医学,听到隔离就害怕,他们担心官府隔离自己就是要他们去死,所以在实行隔离之初,伍连德背负了巨大压力。

 

在当时,伍连德对抗的不只是鼠疫,还有许多人的愚昧。他申请政府将东北火车暂时停运,很多人唾骂他无视老百姓春节返乡的迫切愿望。等到他决定焚尸消毒,反对声浪更大,就连清政府也多有疑虑,因为中国传统流行土葬,火葬正面冲击社会习俗,政府担心酿成民变。

 

后来,通过伍连德支持者的多方努力,火葬才得以批准。隔离与火葬,成为控制鼠疫的关键。

 

据《鼠疫与近代中国》作者饭岛涉统计,1910年,肺鼠疫由黑龙江省西北部经铁路南下,蔓延至整个东北约七十个县,死亡总数达到四万三千九百七十二人(伍连德自述有六万人)。好在,仅仅用了67天,伍连德就大体平息了鼠疫。他不但挽救了东北危局,也为关内百姓解除了潜在危机。

 

疫情结束:建立防疫体系

 

东北鼠疫不仅让伍连德登上历史舞台,也改变了中国的传染病防御处理体制。在这场疫情之后,清政府于沈阳召开了一次国际鼠疫会议,史称“万国鼠疫大会”,总结东北鼠疫的经验和教训。

 

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自主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据统计,有11个国家,数十名医生参与。年仅 32 岁的伍连德被推选为大会主席。

 

奉天国际鼠疫会议讨论了很多问题,其中一个具体问题是:“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去预防鼠疫再次爆发?”

 

伍连德与其他学者连夜讨论,最终确定了三部分防疫措施:

 

第一部分,是使用疫苗和免疫血清进行预防接种;第二部分,是在疫区城镇和农村控制鼠疫传播所采取的措施;第三部分,是防止鼠疫大规模传播应采取的措施。

 

这些措施都被写进了长达500页的《1911年国际鼠疫研究会会议报告书》里。1913年,伍连德在医学顶级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相关论文 ,成为首位在国际顶级医学期刊上发表文章的中国人。

 

1926 年,他将相关资料整理出版,中译名《肺鼠疫论述》。这部 480 页的鼠疫理论专著,正式创立了“肺鼠疫”学说,被誉为鼠疫研究的里程碑。

 

在反思东北鼠疫时,伍连德强调:东北鼠疫暴发的源头,是因为大量捕猎者射杀土拨鼠,获取土拨鼠的皮毛,拿到市场售卖。鼠疫最初就在他们中传播。

 

鼠疫发生时正是中国的春节,东北天寒地冻,劳工返乡后,和家人团聚后就窝在小屋子里,这就有了两个便捷传播途径:一个是返乡时的人群聚集区,一个就是家里,尤其是爹娘儿女吃团圆饭的时候。因此,防治鼠疫,尤其是像春运时分,交通隔离与患者隔离都是必不可少的。

 

隔离的同时,卫生设施的改善也是重中之重。清末,东北许多城镇和村庄卫生条件差,就连哈尔滨这种大城市,在鼠疫面前也暴露出卫生防疫的陈旧。鼠疫会议指出:要吸取教训,真正防治鼠疫,就要花大力气改善城镇、农村的卫生条件,配备相关的医疗队、防疫站,以及能第一时间播报疫情的信息接收途径。

 

最后,伍连德提醒,改善人们的观念也至关重要。鼠疫传播得如此迅猛,不只是因为它本身的威力,更在于很多民众迷信宗教、抵制科学,甚至由于“死者为大”的观念,因为害怕官府焚尸而隐瞒亲属死讯,自行把死者土葬或抛尸荒野,导致疫情扩大。

 

当时有一个黄巾教,宣称入教即可免于鼠疫,很多老百姓真的信了,然后他们大量聚集,反而加速了鼠疫的传播。

 

抗击鼠疫成功为伍连德确立了“权威”,权威是一个比诸多科学宣讲都要让人信服的符号,伍连德成为防疫权威后,推行防疫就顺畅了许多。但即便如此,依然有很多人不理解焚尸、拒绝隔离。

 

1918年1月10日,伍连德麾下的一名美国医生,按常规取走一名死者的脾脏,仅仅是因为他没有清洗和缝合尸体、为之穿戴衣帽,就引发了死者家属的狂怒,酿成一场仇洋运动。激进者甚至闯入医师驻地,纵火抢劫,逼退防疫队。随之,伍连德被逼走,割据山西的阎锡山担心中央政府介入,让各地自行推进防疫工作。这些地方官员缺乏经验自以为是,结果山西一万六千人因鼠疫和人祸而死。

 

尽管阻力重重,在东北,伍连德还是推动了奉天防疫局的整顿,制定了《卫生清道之规则》。奉天防疫局借鉴西方现代防疫手段,设置稽核部、医务部、埋葬部、户口调查部、检诊部、消毒部、隔离部、药科部、微生物实验部,各地设置防疫所,召集学员普及卫生思想,为改善中国的传染病防御处理体制提供了宝贵经验。

 

可惜,适逢兵荒马乱,先是辛亥革命,改朝换代,后是军阀割据,全国制度不统一,伍连德等人虽然摸索出了成功经验,但无法推广全国,而民智的启蒙,实为漫漫长路。纵然学者确定了一套现代标准,民智不张,官僚腐败,防疫也只是个空壳子,瘟疫一来,也就现了原形。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当瘟疫横行,挽救老百姓的性命,并不是官员的漂亮话,而是伍连德这样做实事的人。

 

民国时期,中国依然遭遇鼠疫的威胁。1917年底,山西鼠疫;1920年底,肺鼠疫在哈尔滨死灰复燃。但这一次,罹疫死亡者包括西伯利亚在内,只有八千人。

 

纵观民国早期的鼠疫防治,最大的阻力不是技术,而是央地矛盾与民众的接受程度。民国早期并非一个强势中央,中央空有其名,对许多地方有心无力。山西鼠疫,伍连德之所以被迫离开,一方面是民众被煽动的仇洋情绪,另一方面在于山西军阀与中央的矛盾,使他们对政府派来的伍连德多有顾虑。央地矛盾,导致上下政令不一、阳奉阴违,地方瞒报漏报,甚至干脆在没有现代医学常识的指导下自行解决,反而害了自身,给鼠疫可乘之机。

 

从属于央地矛盾的,就是财政问题。简单来说,鼠疫等传染病是突发状况,在央地矛盾的前提下,防治鼠疫,是中央掏钱,还是地方掏钱?如果中央经费不足,地方低估疫情,财政缺口就会导致疫情防治不力。

 

央地矛盾与财政问题相伴相随,一直到新中国,都是传染病防御处理体制落地的关键问题。但这是后话了,在伍连德的时代,面对困局,他除了一声叹息,也只能做好自己分内的事。能救一个,是一个。

 

防治鼠疫之外,伍连德参与了中国现代卫生体系的构建。在1907~1937年间,他先后主持兴办现代西医院、医学科学院、防疫检疫所、医学研究所、公共卫生行政单位及科学社团等30余所机构,发表科学论文300余篇,代表国家与学界出席重大国际学术会议20余次。1931年9·18事变,他拒绝与日本合作,愤然离开了东北。

 

伍连德是中国现代医学的开创者、建设传染病防疫体系的先驱,在艰难的世道,正是像他这样的人,一次次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才使得百姓在凛冽的寒冬里,收获一些燃灯的慰藉。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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