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面对疫情 中国的疾控部门是怎样运行的

2020-02-05 16:58

从2019年12月7日(甚至更早)武汉发现首例传染性冠状病毒肺炎,到2020年1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被列为乙类传染病,与SARS同类,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从发现爆发蔓延,到最终确认为传染病,至少经历了漫长的45天。

在这样一场公共卫生事件中,中国的疾控部门在这次疫情决策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他们是如何运行的,也成为很多人的疑问。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事业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是其中的核心部门。在“非典”时暴露出重大问题的传染病监控系统,在2004年得到了重建。根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中疾控原副主任杨功焕介绍,国家CDC建立了一套网络直报系统,“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横向覆盖全国,纵向“到乡镇卫生院的电脑里都可以看到这个网络系统”。

“只要发现传染性病例、包括不明原因肺炎,医院都要直接在这套系统上报告病例,包括中疾控在内的各级疾控部门都能第一时间了解情况。”据称,CDC有一组人专门监测,每天写分析报告。一旦发现不明肺炎在一个地方超过5例,就自动触发核查机制:由CDC派人去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病人的访视、采取样本。

而且,这套网络直报系统并不是逐级报告,而是只要医院在网络系统中点击报告了病例,中疾控第一时间就应该收到,“在全国所有的地方,只要下边报告、点了,哪怕是点一例,我们都能在系统上第一时间看到”。

也就是说,即便诸如武汉冠状病毒肺炎这样由型病毒引起的新的传染病,只要有一例在疾控中心的网络系统中上报,位于北京的中国疾控中心就能够获知,一旦超过5例,就会触发核查机制,有国家CDC派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2004年12月1日,中国对《传染病防治法》进行了修订。除了在乙类传染病中增加“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以及对其按照甲类传染病进行预防和控制外,特别在需要上报的传染病范围一项,增加了“或者发现其他传染病暴发、流行以及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内容。

然而,疾控部门的实时监测并不等于及时发布与及时决策。根据《传染病防治法》,“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向社会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也就是说,疾控中心检测到传染病的爆发,并没有对外公开的权力,这是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卫健委的权力。

中疾控流行病首席科学家曾光曾言:中国疾控系统只有“干活的权力”,可以收集和分析数据,但不是决策机构。

如此看来,中国传染病监控系统的运行机制也清楚了。那就是,地方医疗机构上报传染病疫情——中国疾控系统收集和分析数据——中国卫生行政部门卫健委决定对外公司相关信息——公众获知传染病疫情信息。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公众没有获知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权威公开信息之前,中国疾控体系的专家的学术论文已经在《柳叶刀》等知名医学刊物上发表了。也就有了武汉最早接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的医生,第一时间发出警示。

从疫情发生,到公众知情,这中间的环节,是为了确保能够在足够信息支持下做出正确的决策,包括采取怎样等级的防控举措,比如在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后中国各省采取的最高级别的防控举措——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

至于在这次武汉疫情通报,中国的疾控部门是否存在误判、失误,甚至有没有犯下错误,可能需要在事后进行复盘和审查。究竟有没有责任,谁的责任,自然会结果。

有人将中国的疾控机制与美国的机制进行比较。相比之下,美国的疾控中心是政府部门,而中国的疾控中心是事业单位,是没有权力的。中国疾控在卫健系统中的地位是绝对弱的,疫情情况只有政府授权你去谈,你才能谈。疾控中心主要做的还是一个技术性的工作,对防疫工作只有建议权,没有决策权。

中国疾控中心隶属于卫健委,更多是一个技术和支持性质的机构,虽然下属机构延伸到县一级,但是权力受到较多制约,没有权限公布疫情;相比之下,美国CDC虽隶属于健康与人力资源部,但是有很大的独立权限,包括宣布疫情、采取必要的措施等。

孰优孰劣,可能会各说风云。

但在此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中疾控部门的反应速度和应对能力,显然没有满足中国社会的期待。

此次疫情会否如2003年爆发的非典一样,促进中国公共卫生预防与应对机制进一步改革与完善,建立更为科学和有效的应激机制,需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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