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开车进故宫,前院长说的“文化尊严”从何而来?

2020-01-21 14:06

1932年11月1日,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发起了征求“新年的梦想”活动。

它向全国各界人士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先生梦想中,未来中国是怎样的”,二是“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

这个活动,吸引了胡适、徐悲鸿、巴金、茅盾、郁达夫、林语堂、朱自清……等一大批知识分子的响应。

1933年1月1日,《东方杂志》刊出了142人的244个“梦想”。

巴金说,“在这种环境中,我连做梦也没有好的梦做,我只感觉冷,感觉饿,我只听见许多许多人的哭声,这些只能使我做噩梦”。

诗人俞平伯说,“我没有梦想”。

作家孙伏园说,“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有的是饿,有的是冷,有的是刺客和强盗,哪有什么甜蜜和舒适的梦”。

彼时的社会大众,那些农民、工人、职员,没有一个人写“征梦稿”。那是一个民不聊生,每天都有人饿死的年代;那是一个日寇逼近,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年代。

谁能谈梦想,谁又配做梦。

至于什么法治,什么公平,什么文化、什么艺术,能换来半个馒头么?又算得了什么。

一个月后,1933年2月5日晚,故宫院长秘书吴瀛带着一个卡车车队,悄悄地离开北平。

临行前,他的妻子问他,“我们要去哪?”

吴瀛沉默了许久,说了句,“我也不知道”。

卡车车队上装的,是从故宫清点出来的2000箱珍贵文物。

坦白来说,这是一件很“蠢”的事情。

这些文物,日本人觊觎已久。带着它们,一定会受到日本人的追杀。说是转移,实则是逃亡。

而且,故宫又是谁的呢?

在21年前,它还叫紫禁城,属于爱新觉罗·溥仪。

但很明显,溥仪没把它当成自家的——他用“赏赐”的名义,把故宫的珍宝交给弟弟溥杰,让他卖了换钱。

1925年10月10日,它改名成故宫博物院,开始对外开放。

据说,故宫博物院,属于每个中国人。可这话,谁又相信,谁又会为了那堆死物,白白搭上性命。

但有人,这么做了。

这是一场没有目的地的逃亡,这是一场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转移。

那是一场注定艰难的旅途。

13427箱文物,后面是失去的家园和飞机大炮的围追堵截,前方呢?没有人知道前方是哪里,故宫的院长也不知道。

但前方可能会有什么呢?

那是战火纷纷的时期,前方可能会有日军的飞机大炮;

那是民不聊生的民国,前方可能会有等待劫宝的土匪;

那是一个寒冷的2月,前方可能会有大雪纷纷;

那是未知的旅途,前方可能会是风餐露宿的旷野;

那是相对安全但无比潮湿的南方,前方可能会有白蚁和鼠患…

他们运的可是文物啊,出了任何一点问题,那些跨越千年的文物,历经无数人的努力保留下来的文化符号,都有可能会在他们的手上,毁于一旦。

他们一群文人能做的是什么呢?好好地打包。

听起来我像是在开玩笑对吧,但这一步真的是重中之重。

大家都有搬家的经历吧,你就算从你住的地方,顺着柏油马路平缓地搬到隔壁小区,草草地打包装箱,一辆中型货车的家当,你可能要打包上一整天。

但他们打包的可是文物啊,那里面有易碎的唐代瓷器,会破的宋代书画,还有印着中国最早石刻诗文的石鼓。

那石鼓出土于唐代,距离专家们打包文物的此刻,已经1300年了。

每面重达1吨多,有足足10面,被康有为誉为“中华第一古物”。

这1300年里,有多少人保护过它们,我们不得而知;但那一天,交在了那群学者手上。

由于往年的战乱,再加上时间的摧残,上面的石皮早已经开始脱落。原本的718个字,只剩下327个了。

这些文字稍一碰撞,就极有可能被损坏,但这些石鼓真正的价值,就是上面的文字。

为了让文字完好无损,专家们想尽了各种办法:

他们拿极薄极软的棉纸蘸水浸湿蒙在石鼓上;

又拿镊子将湿润的绵纸塞进石鼓的裂缝里,以防压坏。

为了避免撞坏,他们拿棉花把石鼓一层层包裹起来;

然后,拿厚绵纸裱糊妥帖;

再拿细麻绳一圈圈缠绕,捆起来;

这样他们还不放心,拿来棉被将石鼓完全包裹起来;

然后,再用粗麻绳扎紧;

接着,才能打包装箱。

13427箱文物,他们几乎都是这么层层打包的。即使没有棉被,他们至少也会放上纸、棉花、稻草和木箱,有的甚至还会在木箱子外面套一个铁盒子。

因为实在是太重要了,所有文物全都是由故宫里的文物专家、老职工,以及当时的故宫领导一件一件亲手包装的。

每一件文物,他们都会登记造册后再装箱,每一箱上面,都写上了编号。

单单是打包,他们就花了接近一年的时间。

因为他们要保证,不仅是在南方潮湿的天气里,而是无论是翻车,还是进水,13427箱文物都要完好无损。

这是一次史无前例地搬家——文物们的搬家。

这段旅途就像吴瀛说的那样,没有目的地。

他们原本准备去南京,但他们走的太急了,南京根本没有地方放。

大家只好把文物运到上海,等到南京朝天宫的库房建好,才运到南京去。

▲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

只是,他们并没有在南京待多久。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沦陷,故宫文物危在旦夕

大家决定,把文物兵分三路,进行西迁。

第一队80箱文物,由那志良带队走“南线”,这批文物虽然少,却极其珍贵,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吴道子的《钟馗打鬼图》都在其中;

第二队7286箱文物,走“北线”,经郑州、西安往西;

第三队9369箱文物,由欧阳道达、马衡等带队走“中线”。

谁也不知道具体要走哪里,因为他们的路线,是由敌人的飞机和炮弹决定的。

只不过,第三批“中线”文物,乘着英国“黄埔号”轮船,刚刚驶离码头的第4天,南京就沦陷了。

日军进入了原本存放故宫文物的朝天宫,将文物洗劫一空,连朝天宫屋脊上的装饰物“鸱吻”都被他们拆下来占为己有;国学图书馆的档案和图书也被掠走或烧毁。

然后,就是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

所幸的是,这批文物,也就是我们的文化命脉保住了。

但危险还在前面。

南线的文物到长沙时,原本放在岳麓书院,后来他们决定在岳麓山下凿洞存放文物。

几周后,山洞凿好了。马衡却突然接到密电,日军即将大规模轰炸长沙。

他们立即组织人手,把文物向贵州转移。

他们刚走没多久,多架日本飞机就俯冲下来,湖南大学图书馆瞬间被夷为平地。

除了战火,其他的灾祸也不断。

北线所走的路是最艰险的一队,他们需要途径郑州,到西安、宝鸡,需要翻越莽莽秦岭,才能南下到广元、成都。

他们到达秦岭的时候,正是寒冬,茫茫大雪封路,他们运送著7286箱文物,边走边打滑。

车队中,一辆车的“拉杆”突然断裂,车辆瞬间失控,朝一棵大树撞去,装有文物的几个大箱子立即飞出车外。

工作人员赶紧下车检查,这几个箱子里装的,正是刻着中国最早的石刻文字的石鼓,每个重1吨多,所幸工作人员打包的好,石鼓并未损毁。

但还要装到车上去啊。这些极少接触体力活的故宫文物专家们,一个个绳拉肩扛,把重达一吨的石鼓,硬生生弄到了车上。这花了他们整整一天的时间。

还有一次,第三队的文物途径绵阳时,必经的一座桥梁正在修建。于是,人们在桥旁搭了一座便桥,让运送文物的车辆通过。

一辆车子通过便桥时,却不小心翻了下去。

幸运的是,桥不高,文物没有摔坏;河床是干涸的,文物也没有浸湿。

但也并不总是这么幸运,1939年,文物从重庆沿水路运往乐山。

但是长江的丰水期太短了,他们想尽了办法,也只雇佣到了11艘木船。为了保证文物顺利过去,他们只能白天黑夜连轴转地搬运。

故宫职员朱学侃到船上去装运,由于夜色太黑,朱学侃没有注意到已经打开的舱盖,一脚踩空,坠入舱底,重伤身亡。

这是为文物南迁,牺牲的第一个人。

走之前,他们大部分人都曾暗暗发誓:人在文物在。

他们真的不辱使命,有人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终于把文物全部安全运达四川乐山峨眉一带。

从1933年到1947年,这场中国文物的长征,花了足足14年的时间,跨越了20000里,在山河破碎的中国,在无数人牺牲的年代,它们躲过了日军的轰炸,躲过了无数场天灾人祸。

13427箱又64包文物,几乎完好无损。

1958年,在离京长达25年后,最后一批文物终于完好抵达北京。

它们完好地躺在今天的故宫里,供我们每一个人参观。

很少有人知道,这些安安静静的文物背后,还有那麽一段惊心动魄的岁月。

1946年,因护持故宫文物有功,欧阳道达获得了政府的“抗战胜利勋章”。

解放前期,国民政府企图将在南京保存的故宫文物运往台湾。2972箱珍贵文物分三批次被偷偷运出。

欧阳道达发现后,立即冒着生命危险,组织人力封闭了库房大门。至此,国民政府没再从库房中,偷运出一件文物。

南京解放后,《新华日报》专门发文章表彰他保护国家文物的功绩。

但这些,欧阳道达的儿子都不知道。老人没和家人,提过一句。

他的儿子欧阳定武,都是看了那志良的《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才知道父亲曾与国宝“共生死”。

而那时,欧阳道达已经去世。

当年参与文物南迁的那批人,几乎都做了和欧阳道达同样的选择。

而这,似乎也成为所有故宫人的选择。

她叫冯忠莲,中国美术家协会最早的成员之一。1953年,她曾经作画《春江图》,给毛主席做寿。

但1954年之后,人家没有再看到她的作品——因为她在故宫,临摹古画

我国古代的书画,大多是纸本或是绢本。它们的“寿命”,最多800年。

当时新中国已经有了复制的新技术,这些技术,可以给国宝“续命”。

但唯一的遗憾是,没有画师。

在个人的追求和文化传承中,冯忠莲选择了后者。

从那以后,世上少了一位女画家,故宫多了一位临摹人。

1980年,冯忠莲临摹的《清明上河图》问世,摹本与原作极为相似,亦被故宫博物院列为一级保护文物。

那年,冯忠莲62岁,距离她第一次临摹《清明上河图》,已经过去了18年。

他叫沈伟,故宫唯一的摹印传人

在他55载的人生中,有33年,和故宫紧密相连。这33多年里,沈伟就安静的坐在故宫的一角,研究著各式各样的方印。

一万多方印,从未出错。

倘若不是那一部《我在故宫修文物》,没有人会知道有这么个人,用他的一生,摹刻了一万多方印。

这,就是故宫人,他们一生,可能都未曾走上台前。

战乱时,他们走的方向,和战士的方向相反,但同样惨烈。

和平时,他们扎进深宫高墙,把余生,都留给了故宫。

他们传承与坚守的,是中华民族的文脉和脊梁。

1931年,故宫人写了一首《故宫守护队队歌》

现如今,已经没有人会唱这首歌。但几代故宫人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动,将它传承至今。

巍巍故宫 竦峙苍穹

雕梁画栋 巧及人工

文华武英 太和干清

体象天地 寔丽且宏

巍巍故宫 古物攸同

环姿玮态 百代是崇

殷盘周彜 唐画宋瓷

亿万斯品 罗列靡遗

谁其守之 惟吾队士

谁其护之 惟吾队士

故宫离我们很远。

它里边珍藏的文物,有些我们都欣赏不了。

倘若它不是挂在故宫里,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它是一件价值连城的艺术品。

故宫离我们很近。

在过去的2019年,蛋蛋姐卖了很多故宫文创产品,无论是杯子、口红、书籍,一推出来,就被抢购一空。

大家都很喜欢故宫,都视它为所有中国人的文化符号、情感纽带。

不是因为一砖一瓦,亦或者哪一件文物,而是因为,它背后的人。

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有太多的人,曾凝视过它,曾保护过它。

一副你看不懂画作背后,可能都是一段生离死别。

他们其中,但凡有一个人动摇了,退缩了,害怕了,那你今天见到的故宫,就不会是如今的样子。

正因如此,故宫的一砖一瓦,每一个房间,每一件文物,才会如此珍贵,因为它们承载了太多。

倘若我们无视了这些,那麽那些每天只骑自行车出入故宫的人,那些“我在故宫修文物的人”,那些在海外奔走,想要让国宝回家的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将毫无意义。

2020年,是故宫600岁的生日。

我不希望,87年前的那场战火,那场惊心动魄的转移,是它最有尊严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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