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华庆:党法关系的宪政解决

2019-08-01 16:58

社会主义宪治



    习近平在考察中国政法大学时指出,“没有正确的法治理论引领,就不可能有正确地法治实践。”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宪法做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推动我国宪法理论和实践达到新的历史高度,由此我们可以提出社会主义宪治理论。

一、  没有脱离政治的宪治

习近平指出,“党和法的关系是政治和法治关系的集中反映。法治当中有政治,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每一种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论,每一种法治模式当中都有一种政治逻辑,每一条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种政治立场。……我们必须牢记,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我们的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最大的区别。”[1]习近平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与西方资本主义法治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是公法理论的常识。英国著名公法学家马丁·洛克林明确指出,“公法只是一种复杂的政治话语形态;公法领域内的争论只是政治争论的延伸。”[2]政治决定法治,而非法治决定政治,当然法治也对政治有反作用。宪法是公法、政治法,与政治的关系更加密切,自然没有脱离政治的宪治,政治决定宪治,而非宪治决定政治。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治国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治国,依宪治国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治国,而不是依据美国、英国或者德国等其他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石,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和基本权利保护建立在国体和政体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确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条确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资本主义宪政建立在资本主义政治上并为资本主义政权服务,社会主义宪治应该建立在社会主义政治上并为社会主义政权服务。[3]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竞争体制,社会主义国家是共产党领导国家体制,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很多法律人将宪治理解为多党竞争和三权分立,主张宪治与政治无关,实质上是将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定政治模式说成是科学的和普适的,从而否定社会主义政治,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宪治。宪法学界需要旗帜鲜明地指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最突出的特征,坚决抵制和反对鼓吹西方“宪政”概念和模式的错误观点,增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发展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二、  党的领导和执政

社会主义宪治的根本问题是共产党的领导与宪法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问题是共产党的领导与法律的关系问题。法学界以中国共产党到底是在法律之中、法律之上还是法律之下的疑问提出来,老百姓通俗地将这个问题表达为“党大还是法大?”。习近平特别重视这个问题,而且要求给予明确的回答:“党和法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兴、国家兴;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4]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我们只是从理论上系统阐释。

解决好这个问题的要害是区分党的领导和党的执政。党的领导是指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事务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率先提出、实际上体现着中国人民共同利益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吸引党外人民群众、民主党派、无党派等来追随,中国共产党通过率先垂范实现组织和引导中国人民的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带领性活动。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领导党,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各个领域的先进分子,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能够“三个代表”。正如《中国共产党章程》开篇所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中国共产党不谋取任何私利。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是由全体党员构成的一个整体,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是通过各级党组织而非个人实现的。

党的执政是指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代表们通过合法途径进入国家权力机关、掌握国家政权、从事对整个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执政主体是党员代表们,而非全体共产党员。[5]中国八个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其代表们也参与到国家政权中,无党派也参与国家政权。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代表们在国家政权中占绝大多数、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毫无疑问是中国的唯一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由一个一个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来体现,而非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这一点与西方国家通过竞选上台的执政党相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执政党不是通过西方多党竞争制下的竞选实现,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的领导党。中国共产党一身两任,既是领导党又是执政党。领导党是执政党长期执政的基础。现实中,由于自身原因或者外部环境的因素,执政党的执政绩效可能不理想,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质疑的对象,领导党可以通过法定程序撤换现任政府领导人回应质疑以保证正当性。

中国共产党首先是领导党,然后是执政党,执政党是从属于领导党的,而且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作为领导党的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四个善于”是作为领导党的中国共产党进行执政的有效方式。

宪法总纲第一条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具有直接的宪法依据。因为执政是落实领导的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本身最初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的,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间接地具有宪法依据。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中国共产党才成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才具有与西方多党竞争制下执政党的不同特征。一是唯一执政。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除了中国共产党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执政党。西方国家的执政党是多元的,不确定的。二是法定执政。中国共产党执政是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决定的,是宪法明确的,不存在任何时候与其他哪个政党通过选举竞争执政的问题。西方多党竞争制的政党必须通过选举竞争实现执政。三是长期执政。在建设法治中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是长期的,越长越稳定越对国家和人民有利,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执政期限问题。西方国家的政党都是有法律规定期限的。四是一元执政。中国共产党不仅执掌中央政权,而且执掌任何一级地方政权,每个省、市、县和乡级政权和村民自治组织而言,都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西方国家多是多元执政,不同层级的政权可能掌握在不同的政党手中。[6]

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的两重身份必须明确区分。作为领导党的中国共产党是全体,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由在国家政权中的一个个党员组成的;作为领导党的中国共产党是各级党组织,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党员个体,只不过这些个体都具有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从功能上看,领导党既领导执政党又监督执政党,监督是为了更好地领导。在国家政权中执政的党员代表们必须接受党委领导,因为他们是党员,所以要听党的话。作为领导党,中国共产党不仅仅要通过党的系统去监督执政的党员干部,而且要领导人民群众(包括民主党派、无党派和人民团体等等)去监督执政的党员干部,因此,领导党可以并且必须监督执政党。[7]

领导党和执政党的区分使得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党的系统中有党员、党员干部、党员领导干部、各级党组织和全党。国家政权系统中有中共党员干部、非中共党员干部、中共党员领导干部和非中共党员领导干部,中共党员干部和中共党员领导干部占绝大多数,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国家政权中的非中共党员干部和非中共党员领导干部之所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非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既领导执政党,又领导参政党和无党派人士。

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的两重身份和严格区分为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与法律的关系奠定了基础。第一,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和作为执政党都在宪法之中,有宪法依据,因而具有合法性。现行宪法序言既陈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事实,同时明确了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2018年宪法修正案在总纲第一条加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所以中国共产党是唯一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也在宪法之中,具有合法性。

第二,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之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党员代表们进入国家政权之中,党员代表们是以公职人员身份存在的。党员必须首先是公民,国家法律适用于全体公民,党员毫无疑问也适用国法,但这个时候是以公职人员身份适用,而不是以党员的身份适用。也就是说,党员有两个身份,他既是党员又是公民,所以党员同时适用国家法律和一般党内法规。党员干部有三个身份,既是公民和党员又是党员干部,既要遵循国家法律、一般党内法规和专门适用于党员干部的党内法规。党员领导干部有四个身份,既是公民、党员和党员干部,又是党员领导干部,适用国家法律、一般党内法规、专门适用于党员干部的党内法规和专门适用于党员领导干部的党内法规。党员干部和党员领导干部都首先是公民,是以公职人员身份存在于国家政权之中,所以必须在国家法律范围内活动,必须首先严格遵守国家法律。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党员除了遵守国家法律还需要遵守党内法规?这是由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决定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代表们进入国家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推荐的。一直困扰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是否需要刚性的党规,二是党规是否是法律。中国共产党是道德党和变革党的定位都阻碍了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法治选择,因为道德人和道德党是不需要法律规范的,变革党的特征也是与法治的稳定性相悖的。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道德党。中国共产党是与时俱进的变革党,与时俱进要求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尽管高尚的道德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追求,然而现实中的共产党员只是整体上相对于一般群众来说道德性更高,而非完全的道德人。有些人在加入共产党时思想和能力可能都达不到要求,但通过伪装或欺骗加入了共产党;有些人加入时符合共产党员的道德要求但后来变质了,特别是成为干部和领导干部后抵挡不住金钱美色的诱惑。这两种共产党员都会导致中国共产党变质,所以中国共产党不仅仅需要思想建党,而且需要制度治党以保证其道德性和先进性,需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法律最本质的属性是强制约束力,社会主义国家中共产党保证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规的强制性自然存在。变革是当今时代的特征,即使是法律也就经常变革。庞德的名言“法律必须稳定,却不能静止不变”[8]深刻揭示了法律与稳定的关系,否则法律就会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领导党,必须把握时代变化,紧跟时代步伐,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中国共产党要实现“三个代表”必须敢于直面问题,不断提高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中国共产党作为变革党不应该成为中国共产党走法治道路的障碍。

第三,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是在除宪法之外的国家法律之上。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是以各级党组织实现的,而非以任何党员个人的实现的。党组织和党员的区分尤为重要。作为领导党的党组织只能适用党规,不能适用国法。各级党组织存在于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之中,而不存在于国家政权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政权,而非国家政权本身。仅仅将中国共产党定位为执政党降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利于中国共产党对执政党员进行领导和监督,从而实现长期执政。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和领导党,在每一次领导立法之后必须把握未来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前进方向,走在全国人民前面,必须对具有保守性的国家法律保持警惕,这样才有可能适时变革现行法律。如果中国共产党领导立法之后严格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实现下一次的立法领导,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始终处于领导地位。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在国家法律之上,在国家法律之上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而非党员,否则党员就会成为特殊公民,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第四,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在党内法规之下。作为领导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法律之上是否就不受约束呢?否。社会主义国家要走上法治道路必然要求任何人和任何组织都遵守法律,但法律并非仅仅指国法,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所以具有里程碑意义就在于将“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绝大多数法律人将议会主权作为法律正当性的基础,认为法律就必须是国法,必须是议会制定的。从各国法治经验看并非如此。判例法国家的法律大部分都是法官确立的先例。法律人津津乐道的英国大宪章仅仅是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协议而已。在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很多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大量行政法规治国,大陆法系国家也盛行法官实证主义。[9] 党的变革性与法治的稳定性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党内法规的灵活性来解决。社会主义法治与资本主义法治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中国共产党遵守与国法并行的另一套规则,以保障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将党内法规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可谓抓到了中国法治道路的牛鼻子。1978年,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指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意见》明确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必然要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党内法规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将党内法规从国家法律体系中独立出来是因为党内法规有不同于国家法律的特点。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是领导党,所以党内法规比国家法律具有更高的道德性,比国家法律要求更严;由于中国共产党是自我革新的党,党内法规必须具有灵活性,立法程序不能太复杂,否则就会有损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和自我革新的品格。党内法规的这两个特点就是为了确保党的先进性和党始终处于领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宣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现行宪法总纲第五条中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首先我们需要将宪法和一般的国家法律分开。因为宪法中已经明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同时没有针对中国共产党的具体规范,所以中国共产党在宪法范围内活动是毫无问题的,中国共产党也不可能有违反宪法的行为。前几年宪法学界之所以提出中国共产党“良性违宪”是因为他们不认可宪法序言中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法律效力,2018年宪法修正案之后,中国共产党“良性违宪”也就不可能存在,只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做的变革都符合宪法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例如监察体制改革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然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改革可能会与现行国家法律不一致。例如正在进行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必将对现行行政法规造成比较大的冲击,如果我们要求中国共产党严格遵守现行行政法规,那么这些改革就无法进行。如果我们用党内法规来规范中国共产党各级党组织的行为,这些改革就可以进行,因为改革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因此,“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只能是指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宪法和国家法律范围内活动,也就是指进入到国家政权内的党员代表们必须在宪法和国家法律范围内活动,而非指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必须在国家法律范围内活动。如果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国家法律之后必须严格在国家法律范围内活动,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始终成为领导党和变革党,因为国家法律是稳定的保守的体系。中国共产党作为整体是领导党,必须在宪法和党内法规范围内活动。事实上,宪法之外的所有国家法律中所规范的对象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组织。如果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国家法律范围内活动没有必要另外制定一套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即使是唯一执政党和长期执政党也不需要具有特别的党内法规来规范,因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代表们进入国家政权,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就可以。因此,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地位而非长期执政党地位决定了中国的法治结构是党规与国法并行的二元法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法治与资本主义法治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遵循与国家法律不同的党内法规。明确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不同,我们就可以解决现实中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效力等级问题。宪法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大法和统一大法,中国共产党毫无疑问应该在宪法范围内活动。党的领导地位在宪法中得到确认和规范使得党在宪法之内,全党的运行是在以宪法为依据和以党章为根本大法的党规体系中。宪法赋予中国共产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及其党中央确立的党内法规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之上,但不得与宪法、党章相冲突;党中央以下的各级党组织所确立的党内法规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立的法律之下,但各级党组织所立的党内法规在本级人大及常委会所立的地方性法规之上。按照现行宪法的规定,设区的市具有立法权,为了保证党规与国法的协调性,立规权下放到设区的市级党委是合适的。任何党员、党员干部及其党员领导干部都在宪法、党规和国法之下,严格遵守所有党规国法。这样一来就可以保证全党、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及领导干部在以宪法为统帅的党规和国法并行的法治框架之内运行,维护法治的统一性。中国共产党宣示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在现有框架下可以合理地通过扩大化解释“法律”而保持不变,“法律”不仅仅指国法,也包括党规,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已经明确党内法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可以理解为“党必须在宪法、国律或党规的范围内活动”。总之,我们必须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身份和执政党身份区别开来,将党员和党组织区别开来,将社会主义的法律区分为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执政党必须在宪法和国家法律范围内活动,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必须在宪法和党内法规范围内活动。

   

三、依宪治国和依章治党有机统一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法治原则,为我们提出依宪治国和依章治党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宪治原则奠定了基础。现行宪法总纲第五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中国共产党章程在中国共产党内具有类似宪法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坚持依规治党首先要坚持依章治党。中国共产党章程是中国共产党的总章程和根本大法,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重要主张,规定了党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最基本、最重要、最全面的行为规范。中国共产党章程是中国共产党的总章程和根本大法,依规治党首先是依章治党。宪法不仅仅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而且是国家的统一大法,宪法通过保证法律制度的完整统一来维护国家的完整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和第一条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宪法中没有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进行规范,但并不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没有规范,中国共产党依据党章党规管党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地位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遵循与国法不同的党规,法治的统一性要求党规与国法的有机统一。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体现在宪法层面上就是依章治党和依宪治国的有机统一。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不仅仅领导执政党,而且领导参政党;不仅仅领导国家政权,而且领导社会、思想和文化。社会主义法治要求建构党领导国家和领导人民的党导法规制度,党导法规制度关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程序性。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适用的对象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党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适用的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法治的统一性要求党内法规体系和国家法律体系联系起来,连接党内法规体系和国家法律体系的是党导法规体系,这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和社会的性质决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章程也提出了党的全面领导原则,都为党导法规的正当性提供了依据,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决定了党导法规的重要性。《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确立了“1+4”为基本框架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即在党章之下分为党的组织法规制度、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制度、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实际上就是党导法规制度,党的组织法规制度、自身建设法规制度和党的监督保障制度都仅仅涉及党员和党组织,是党内法规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之后,党章就成为最基本的党内法规,由此,宪法与党章并存的二元宪治体制就形成了党内法规、党导法规和国家法律三法一体的结构。宪法之所以具有最高效力是因为宪法赋予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最基本的党导法规与最基本的国家法律,宪法获得党代会和人代会通过之后就成为所有法律正当性的来源。宪法可以有两种方式赋予党导法规正当性。一种是仅仅宪法中有党导法规,同时授权中国共产党通过党内法规方式领导国家和社会,实际上将最基本党导法规之外的党导法规变成了党内法规。另一种是宪法中有最基本的党导法规,同时在具有立规权的党组织和立法权的人大同级之间也有党导法规,这部分党导法规都需要各级党组织和各级人大通过。现阶段,我们宜采取第一种模式。现行宪法总纲第一条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第一种模式中最简单的。

总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性质决定了社会主义宪治应该是宪法和党章并存的二元宪治结构,决定了党规与国法并驾齐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国共产党依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依据国家法律治国理政、依据党导法规领导国家和社会。依法治国是依据国家法律治国,依规治党是依据党内法规治党,依规领导是依据党导法规领导。由此,依规领导使得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实现了有机统一。



[1]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4-35页。

[2] 马丁·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8页。

[3] 社会主义宪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之治,宪治比宪政包容性更强:宪政指的是宪法下的政治,宪治指的是宪法下的治理。社会主义宪法不仅仅包括政治制度,还包括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等等,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重要的部分。

[4]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5年2月2日)载《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5] 张恒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执政辨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6] 胡云腾:《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保证独立公正司法》,载《红旗文稿》2014年第23期。

[7] 郭道晖:《论党在法治国家中的地位与作用》,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5期。

[8] 转引自卡多佐:《法律的成长 法律科学的悖论》,董烔 彭冰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4页。

[9] 魏德士:《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13年。


完整版本《党的全面领导与依宪治国》发表于《学术界》2018年第11期。

「版权声明:多维客是一个汇聚各方言论的平台,所述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如有侵权文章或者图片,请立即联系我们。」

思想

带您盱瞩世间万象,纵览世界风云,汇集各方思想观点及评论,独家呈现百家争鸣,针锋相对的思想碰撞。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