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街头政治运动的三大根源及其解药

2019-07-25 09:10

在近期使香港陷入政治危机的反修例示威抗议活动中,香港的年轻人冲在最前面,充当了急先锋角色,他们呼吁政府撤销允许将嫌疑人引渡到中国内地的修例提案。上百万人走上街头,以迫使香港政府撤销修例,其中少数人甚至暴力冲击立法会,导致香港社会陷入极端撕裂的境况。

香港中文大学近日进行的民意调查,颇能勾勒出这场冲突的轮廓——15至39岁年龄层反对修例的受访者,远多于同龄的支持修例者,达四至五倍;这个年龄层反对修例的比率,也比40至59岁受访者,以及60岁或以上受访者为多。年轻人群体显然是这场冲突的主体。那么,是什么让他们走上街头根源呢?解答好这个问题,有助于找到香港青年工作的短板,进而对症施策。

三大根源——香港青年走上街头的病因

香港年轻人成为街头运动主力,是各种因素交织之下的产物。其中,既包括香港年轻人对于中国内地认同度不高因素,也有年轻人面对香港社会种种压力——房价高涨青年人安居无望,发展机会受限前路未明,社会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等怨气积累的爆发。

对此进行深层次剖析,香港年轻人走上街头的根源,至少有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是青年人安居无望,面对前路未明的沮丧。这之中,首当其冲的便是住房压力。在被问及香港“最急需处理的问题”,或者“最关心的社会议题”,房屋问题始终是最受关注,最受争议的。香港的房屋的高租金和高楼价,除了给年轻人生活带来相当大的负担以外,也扼杀了他们很多发展的空间和可能性。

美国国际公共政策顾问机构Demographia一年一度的《全球房价负担能力调查2019》数据显示,香港连续第九年排在全球最贵的房价榜首,属于“极度负担不起”之列,房价收入比达到20.9倍。这个数字意味着如果不贷款,香港人买房需要不吃不喝20.9年。

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发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底,只有49.2%的香港本地家庭拥有所居住房屋的所有权,这个数字已经达到199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该比例在2004年时曾经达到54.3%。香港现任特首林郑月娥上任后,香港房价仍不断上涨,各种楼价指数一再破顶,出租公屋的轮候年期屡屡创下历史新高,居于不适切居所者不计其数。处在香港社会最底层的年轻人自然安居无望,这是香港年轻人对港府产生不满和抗拒的重要源头之一。

青年人安居无望,再加上就业困难,自然压力更大。数据显示,20世纪70至80年代香港人均 GDP 增速维持在6%以上,而过去5年里这一指标仅为3%。劳动阶层和年轻人的就业机会有限。香港统计处公布最新的4至6月的失业率数字显示,虽然整体失业率继续维持近20年的低位,但当中青年失业率的问题却不跌反升,15至19岁青年失业率上升1.9个百分点,至12.2%。而事实上,香港青年失业率一直维持在双位数字之上。即便青年人实现就业,收入也鲜见增长。香港回归二十周年时,有学者曾整理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数据,发现自1997年至2015年,大学生收入的平均数只由14,250元增加至18,583元,如果扣除通胀,增幅更只有7.5%。面对青年困局,官员少有思量如何为青年创造好工,制定有利青年就业的产业政策。

以上只是香港年轻人所面对的社会问题的一个切面,但它们盘根错节、不断累积,所衍生出的是一个日渐分化、充满隔阂的香港社会,早已使香港社会成为一个一触即发地火药桶。

其次,缺乏国家认同,对一国两制存在认识偏差,是香港年轻人走上街头,甚至有一些人以武相抗的思想根源所在。这次反修例示威抗议事件中的主力军,都是在过去一二十年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与老一辈人相比,香港年轻人与中国内地的联系不再那么密切,这使得他们认为自己拥有独特的香港人身份,而不是中国人的身份,在这次运动中显得尤为突出,一些激进者甚至实施了违法暴力行为。

香港回归之后“去殖民化”的不彻底和国民教育的缺失,让他们对中国缺乏基本国家认同,对一国两制存在认识上的偏差,过分的强调“两制”而否认“一国”,甚至将“一国”和“两制”割裂和对立。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前特首董建华日前会见记者时表示,他对7月立法会遭受冲击感到心痛,承认是自己任内开始推行的通识教育失败,令年轻一代变得“有问题”。

香港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暴力事件表明,年轻人思想变得越来越激进的根源在学校,通识教育其中重要因素之一。通识教育科2009年正式在香港高中推行,之后列入必考。包括六个单元,即个人成长与人际关系、今日香港、现代中国、全球化、公共卫生以及能源科技与环境。但通识教育科教科书无统一课本、无标准答案,甚至无须送审等诸多原因下,造成内容错漏百出,甚至沦为别有用心之人向青少年灌输政治立场的工具。

由龄记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初中新思维通识单元2:今日香港》(第二版)解释“公民抗命”时,以“占中三子”之一、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为例子,将戴耀廷发起“占中”的目的进行美化、洗白。书中提到“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时,更是援引表情愤怒的“律师”的意见,以及愁容满面的“市民”的说法,严重唱衰“一国两制”。这样的教材对青少年在政治倾向上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

更有甚者,教师可自行决定教授内容,加之校方的监督缺失现实之下,一些通识课教师,甚至通过社交媒体宣扬“仇警”的偏激情绪,宣扬如何规避使用暴力——比如戴上帽子和口罩——所带来法律风险,还有通过考试试题内容误导学生混淆是非界限,甚至暗示学生“仇警”。

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和年轻人的性格特质密不可分。年轻人比较感性,习惯于将想法付诸行动,在社会大变局中经常冲在前面,具有受青春期荷尔蒙支配的叛逆性,使得年轻人不管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充当着社会运动的急先锋角色,香港的情况也无法例外。这一特质让他们很容易被一些政治力量和别有用心的人鼓动和利用。这是第三个层面。

对症施策——北京和港府该如何应对

俗语讲“牵牛要牵牛鼻子”,中共非常善于抓主要矛盾。中共第一代领导毛泽东曾在1937年的《矛盾论》中明确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他认为只要“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定义并解决主要矛盾,是中共主要执政思维。做好香港青年工作,当然也需要抓住主要矛盾,对症下药,步步为营。

改善香港年轻人的现实处境,便是北京做好香港青年工作需要抓住的“牛鼻子”。高租金高楼价是香港整体的社会问题,情况严峻,影响不分年 龄组别,广泛深远。若房屋问题得到纾缓或解决,自然有助减低年轻人的负担和怨气。香港政府并非不知道房屋为香港公共事务的重中之重,但港府并没有急民所急,在耽搁持久的“土地大辩论”过后,依旧以蜻蜓点水的方式应对社会沉疴,未有全面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用作建屋、大规模动用《收回土地条例》收回地产商手上的农地。

在一国两制的制度设计下——中央保留尽可能少的权力,赋予香港最大程度的自治空间,中央政治对香港只有主权,没有行政管制的权力。因此,不能直接介入香港政府的行政事务,但显然北京需要推动港府,以更大的政治魄力来解决这一问题。与此同时,北京也要推动香港政府要致力促进经济发展,除扶植新兴产业,改善营商环境,让年轻人可以有多元出路和发展空间,同时增加高、中、低学历的年轻人向上流动的机会。

其次,强化国家认同,加强国民教育不能因噎废食。中国如此庞大的国家在治理香港弹丸之地上,却面临重重困难,进退失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争取人心回归地进展缓慢。香港基本法虽然规定了香港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特别行政区,但现实是,香港有很多人,尤其是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并不认同共产党中国,也不完全认同中央的政治主权,以至于法律上的回归已经完成,但心灵上的回归和政治上的认同仍未完成。

香港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港英殖民统治,长期的殖民教育使得香港社会对西方世界全盘认同,丧失了对香港历史进程的客观判断力、反思力和批判力。他们在自由、平等和民主这些文化价值上,认同香港属于英美西方世界的部分,而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在文化价值和政治认同上,不少香港人内心中其实认同英国这个“国”,或美国这个“国”,而不是中国这个“国”。

香港虽然以“一国两制”的方式回归,可这个“一国”概念在他们心目中,仅仅是空洞的符号,缺乏实质的政治内容。虽然在回归之后,国民教育放进了政府教育改革的议事日程,但现实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2012年因遭反对而搁浅的国民教育计划已搁置7年。现在看来,当年反国教“反”的并不是国民教育本身,而是反对生硬照搬和灌输式的所谓国民教育。因此,国民教育计划应该重新摆上北京以及港府的日程,不能因噎废食,只不过需要汲取上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改变国民教育的方式、方法,从灌输型向浸润型转变,和风细雨、润物细无声。例如,可以把国民教育融入已有的通识教育,以及德育、历史、地理等课程中,渗透到整个教育过程甚至整个香港社会。

“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香港社会存在“恐共”“拒共”的基本民情和心态,固然有英国殖民文化的遗留,但也需要承认,内地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争议事件,比如历史上文化大革命和六四事件,以及刘晓波事件、高瑜事件、铜锣湾书商案等政治事件和汶川地震豆腐渣工程、毒奶粉事件、乌坎事件等社会性话题,也让香港社会对中国内地产生负面印象和排斥情绪。中央要设法杜绝之类情况的发生。在国家治理上,中央已提出“第五个现代化”目标,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不断提升国家“第五个现代化”,有更具吸引力和治理能力的制度基础,展现国家的人文吸引力,才能更好解决香港问题。

国家认同不是一个抽象的法律概念,而是由于与自己的生活和命运息息相关而产生的自然感情。国家不是一个抽象的符号,而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感受到的实实在在的存在。今天香港人,面临的国家认同的缺失,根本原因可能在于对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缺乏切身地生命体验和感受。这一点在青年人身上显得尤为突出。因此,扩展对港青年交流活动的深度和广度,十分必要。

事实上,北京以及香港政府一直在推动香港青年到内地交流活动,以期消除香港年轻人对内地的误解,增进他们对内地的了解和认同。但现实的情况是,很多赴内地交流青年,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的“精英”,本身已对中国内地有强烈的认同,而北京涉港系统对香港社会普通青年,缺乏足够的关注,一些对内地持有疑虑、批判的年轻人,可能更是都已被统战工作排除出去。这种情形之下,很容易让北京错估香港实情,乃至可能产生误判;另一方面,也会让香港社会底层的年轻人诟病和不满。

虽然效果并不完全尽如人意,但如果安排得宜,交流团可有效提升年轻人对国情的认知,令他们更全面认识内地发展,和反思国家所面对的问题。因此这这一举措不仅应该继续推进,更应该扩大范围,要让香港各个阶层的青年,都能够获得到中国内地交流的机会,甚至要很大程度上向香港社会的底层青年阶层倾斜和下沉,而不是仅仅针对高校学生,以及一些青年“精英”、富二代等。北京需要在“两制”的框架下做好香港青年的交流工作,而不是机械的和官僚的,将香港一些持不同意见的青年排除在外。如果这样,就是去了对港青年工作的统战意义。

另一方面,对于香港青年内地交流活动,不能做表面文章,要避免成为“走马观花”的观光团,尤其是要避免刻意粉饰太平状况的出现,应该让他们有机会更深层次了解内地社会,包括存在的不足之处,让他们接触和了解最为真实的中国社会,而不是经过粉饰的中国社会,否则很容易得不偿失。加强香港年轻人对内地的了解和联系,提供客观、自然和潜移默化的熏陶机会,比硬性的灌输更为有效。现时香港青年本土化趋势,恐怕难以在短期之内靠推动与内地的交流逆转,但如果通过接触能疏解他们对内地的成见、减少对立,相信亦是举办交流活动的意义所在。

结语:人心回归,道阻且长

诚然,一次反修例风波并不等于北京和港府完全失去年轻人,今天年轻人持激进反对态度,也不代表他们随着社会阅历增加后还会持激进反对态度,但纵使如此,不可否认的现实是,北京和港府面临失去年轻人的风险,年轻世代对港府和北京的疑虑、担忧是普遍情况。年轻人有自身问题,但还是反映过去多年治港工作,并未争取到年轻人这一群体。北京及港府需要正视这一现实。

连日来香港多名大学校长先后发表公开信谈当前社会纷争,呼吁各界放下成见,打开对话之门。林郑月娥日前也表示会与各界会面聆听诉求,并主动约晤大学生等年轻人。对此,香港科技大学学生会率先“关上大门”,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仍声称视乎政府诚意。但这不应该是终点。香港年轻人固然有不成熟、不懂事地方,但为了香港、为了人民、为了国家,北京应督促港府放下包袱,放低身段,真真用心聆听年轻人的心声。因为,任何一个心系国运的政治家,都必然视青年为不可失掉的群体。让港人、尤其是青年加强对中国和中国人身份的认同,挽回人心,这是香港治理最大的政治,道阻且长,但必须要做,而且是需要更强的政治意志和更加有政治智慧地去做。

当然,从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到今天22年,相较于英国殖民统治香港的150多年,并不是很长,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矛盾,也是正常现象,需要对香港的年轻人,以及香港的未来,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而且陆港之间也曾有过关系融洽的时候,只要能反思过去一些年轻年工作的不足之处,及时改进,不断努力,相信是能争取到绝大多数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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