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斯:从关塔那摩监狱到驻韩大使 美国军阀的崛起

2018-05-14 10:39

原标题:From the Prison Cells of Guantanamo Bay to the Embassy in Seoul: the Rise of an American Warlord

作者:贝一明(Emanuel Pastreich)

译者:多维新闻 周文娟

 

美国海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Harry B. Harris)本应于本月(5月)出任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突然,白宫毫无征兆地于4月24日宣布哈里斯将被派往韩国。

此次任命从多个层面讲都是前所未有的。在韩国努力与朝鲜和东亚其他国家发展和平关系时,指派一名军官担任驻韩国大使,是非同寻常的。鉴于对日本曾殖民统治韩国的敏感性,指派一名与日本极右翼关系密切的军官也是非同小可。哈里斯出生于日本,生母为日本人,这不足以成为反对其任命的理由。但是,在被任命为驻韩大使的同时,他被授予“旭日章”(Order of the Rising Sun,日本勋章的一种)则显得极为怪异。

此外,还有他在关塔那摩监狱所扮演的角色,那时酷刑和虐待在精心构建的法律边缘地带进行。在正常时期,哈里斯在这种公然违法行为中所起的作用至少足以结束其职业生涯了。

但这并非是正常时期。

当这位好战、恶毒的反华军官最初被任命为驻澳大利亚大使时,许多澳大利亚人不太高兴。与前任艾伯特(Tony Abbot)或是陆克文(Kevin Rudd)相比,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更愿意在同中国对抗姿态上合作。不过,特恩布尔仍在艰难地控制反对声音,甚至包括来自保守派商界的反对。

2016年夏天南海仲裁案前夕,哈里斯著名的对华鹰派立场,让他为中文世界所熟知。

 

美国军队中的反华势力急需哈里斯在澳大利亚扭转事态,并帮助消除当地反对与中国开战的声音。面对来自北京的经济压力以及澳大利亚国内矿业、农业和教育领域的压力,即使高盛门徒特恩布尔(曾担任高盛公司常务董事和合伙人)也被迫屈服。

任命哈里斯的原因对于业内人士而言不是什么秘密。哈里斯不是随意一名军官。他是亚洲地区推动与中国军事、经济和文化对抗的领导者。他是嘲讽和挑衅的发言人,他不专注于专业或军事硬件的细节。

但有另外一个国家是推动对抗中国的关键,而这个国家在政府和产业内部存在重要派别愿意捍卫同中国的关系,这就是:韩国。

一位强硬右派退休军官塞曼(James Thurman)本已被提名为美国驻韩大使。为何最后一刻美国中情局(CIA)局长蓬佩奥(Mike Pompeo,现任美国务卿)转而要求派哈里斯前往韩国首尔?

虽然这种突然转变的相关文件可能不会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予以公开,但此举意图是明确的。

最近朝韩谈判就举行11年来首次朝韩首脑峰会达成一致,而且4月28日该首脑峰会发表的联合声明表明,双方已就相互合作达成全面共识,或最终在数周或数月内结束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华盛顿是否想要一个和平条约可能最终成为一个无关痛痒的细节。

朝韩关系取得的迅速进展超出了特朗普在五角大楼的保镖所能承受的范围,他们认为现在是时候请像哈里斯上将这样的重量级人物来确保韩国人不会失去理智。

哈里斯不是五角大楼势力的一颗棋子,他深刻担忧谈判取得突破会改变美国在亚洲的姿态,并让华盛顿走向军事紧缩,而此时正值五角大楼超时工作打造与中国战争状态,以使其大规模增加战斗机、战舰和潜艇数量合法化。他是军队推动与中国发生大规模军事对抗的核心力量之一。

坦率地说,美国联邦政府中很少有人愿意像哈里斯那样以如此无情的方式走得那么远。

韩国已经与朝鲜展开了调解进程,并与中国、日本和俄罗斯就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这些讨论有可能从涓滴发展为瀑布。美国需要有人在那里毫不犹豫地采取必要举措,阻止这一进程。

肮脏的哈里斯是如何走上快车道的

2006年3月至2007年6月,担任关塔那摩监狱的狱长后,哈里斯上将的职业生涯开始扶摇直上。有关这些阴森黑暗的监牢(根据布什政府的说法不受日内瓦公约的约束)如何成为残酷成性的虐待囚犯而又逃脱所有问责的怪诞故事在前狱长希克曼(Joseph Hickman)的著作《D营谋杀》中有详细介绍。

希克曼著作的一大部分,集中于哈里斯任职期间三名囚犯被称为“自杀”的死亡。最初的报告显示囚犯通过在自己的喉咙塞满破烂物而自杀(尽管我们无法确定他们是真的自杀)。六年的研究让希克曼得出这样的结论:监狱故意使用过量的具有精神副作用的抗疟药物,以便从心理上摧毁被拘留者。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哈里斯的监管之下,即使不是直接监督。

哈里斯是希克曼称之为“美国战场实验室”中发号施令的人。

哈里斯不仅没有要求调查死亡的真正原因,还以这种怪诞的方式公开提到自杀事件:

“他们很聪明,他们很有创意,而且他们一意孤行。他们不尊重生命,不管是我们的还是他们自己的。我相信这不是一种绝望的行为,而是一种针对我们进行的不对称战争行为。”(《琼斯母亲》杂志)

这就是说,哈里斯将因可怕心理虐待导致的囚犯自杀描述为邪恶的、不人道的敌人的阴谋。

 

关塔那摩湾监狱(Guantanamo Bay)是美国最具争议的监狱,常年被爆虐囚。

 

哈里斯的无耻行为并没有导致他被解雇,更没有被起诉,反而是走向一系列高调的晋升,并最终在2013年被任命为太平洋舰队司令。然后,出乎意料地,他在同年5月出任夏威夷整个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

此次晋升的时间也不是偶然的。

当时的太平洋司令部是对盲目军国主义不满的温床,盲目的军国主义令军队战略规划和问责制大打折扣。那时太平洋司令部有一大批官员公开表示,需要将气候变化视为最重要的安全威胁,并且愿意彻底重新思考安全概念。这些官员和教授中的许多人认为,与中国在气候变化和其他安全问题上的合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对美国也是必不可少的。

太平洋司令部在过去十年中一直致力于开展一系列旨在开发电池和各种形式替代能源基础设施的大型项目。太平洋司令部启动了一个全球项目,以促进太平洋和东亚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并建立应对相关灾害的人道主义网络。

简而言之,太平洋司令部为与伙伴国建立针对气候变化的新联盟奠定了基础,如果该项目得以扩大,它将对自朝鲜战争以来定义了美国军队的军事同盟体系构成直接挑战(德维特,Andrew DeWit)。

因此,太平洋司令部与中国就可能的合作,特别是就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这些努力部分体现在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和习近平在杭州峰会(2016年9月3日)上的宣言中,两国同意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加强军事合作方面进行合作。

所有这些举动都引起了太平洋司令部中某些人深深的不满,他们希望继续推崇高价舰船和战斗机,以确保承包商获得丰厚的收入(以及为官员提供便利的退休计划)。然而,令这些保守派人士勃然大怒的是太平洋司令部决定将中国海军纳入一年两次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RIMPAC)。太平洋司令部不仅摆脱了五角大楼走廊常见的中国威胁咒语,而且还宣称独立于K街游说者和其他美国本土极右组织的政策,对这些人而言,“中国威胁”不仅是战略性的,而且还是种族主义政治的一部分。太平洋司令部的许多亚裔美国人无疑会在接受此类姿态时采取犹豫态度。

不过,太平洋司令部那些致力于推动气候变化承诺的人,即使面对保守派的强烈抵制也不打算退缩。 2013年3月9日,时任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三世(Samuel J. Locklear III)在哈佛大学发表讲话时宣称气候变化是太平洋地区面临的主要长期安全威胁,这使得争论达到了白热化。洛克利尔陈述了一个如此明显的事实,他的听众听后应该会不耐烦地打哈欠了。然而,实际上他的言论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波士顿环球报》)

洛克利尔代表着太平洋司令部一个强大派系,这个派系因其成员的高智力成就而被称为“军事哈佛”,他们希望把气候变化作为安全政策的核心,并推动淘汰化石燃料。由退伍军人制作的题为《重负》(The Burden)的纪录片最能体现太平洋司令部(以及其他地方)的这种努力,它讲述了化石燃料对气候以及军事效能的负面影响。

如果右翼没有果断回应,洛克利尔在哈佛大学的演讲可能会导致美国战略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也就是说将关注点从“反恐战争”转向更复杂的气候变化。

无论是那些从特种部队和情报预算中获益的人,还是那些从传统航空母舰战斗群和过分讲究的战斗机中获得财富的人,都无法容忍这一转变。因此,洛克利尔很快受到军队内部强烈的攻击(尽管大部分不是公开的)。两个月后,他突然被哈里斯取代。

哈里斯被分配到太平洋司令部,原因与他被分配到关塔那摩的理由相同:为了控制异议并确保美国政策中最糟糕部分在遭遇工作层级专家的反对时仍得以推进。

哈里斯无法终止与中国的合作,也无法取消太平洋司令部的气候变化研究。但他全力以赴。

在这个过程中,哈里斯成为太平洋司令部前所未有的政治人物,在日本(日本人认为他是当地儿子)、澳大利亚和亚洲其他地区以及太平洋地区发表过多次讲话。他的演讲不是对战略问题的客观评估,也不是对严重问题的科学分析,而是公开的政治讽刺。

哈里斯无法控制掌握数百亿美元的完全独立的研究团体,这些团体无意放弃可再生能源和环境方面的研究工作。但他确保了关于安全的讨论集中在他倾心的“航行自由”活动上。“航行自由”是一种掩人耳目的说法,即美国有义务定期向中国在南海主张的岛屿周围海域派遣军用船只,通常会故意越过12海里专属经济区(EEZ)。这种不必要的挑衅(想象一下,如果中国船只定期航行到夏威夷海岸附近,或者中国支持有关美国对夏威夷主权声索的争端,美国会如何回应)成为太平洋司令部规划的核心。

特朗普(Donald Trump)2017年上任时,军队中“与中国开战”派系是他的大力支持者。原因并非是他们与特朗普有什么特别有组织性的联系,而是他们需要一个能够支持他们事业的人。

这些军官反对那些计划与俄罗斯交战、与伊朗交战或是在“反恐战争”中投入过多的团体。他们还争取控制主要集中于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预算,其中许多小规模派系在其他情况下都不可能获得巨额预算的。

 

 

军队本质的转变

尽管哈里斯如同特朗普一样,通过向媒体发表煽动性和冷漠无情的言论来捕捉公众注意,但他也获得了自己的忠实追随者。他的强硬风格有一定的魅力,而且他被认为是一个耿直的人。

《海军时报》引用中国专家葛莱仪(Bonnie Glaser)话说,“他直言不讳,不畏强权,而且毫不掩饰,所以他是个另类。”

这种说法体现在哈里斯2月份向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发表的言论。

他说,“如果美国太平洋司令部(USPACOM)今晚就要开战,我不希望它是一场公平的战斗。如果这是一场刀战,我想带一把枪。如果这是一场枪战,我想引进大炮和所有盟友的炮兵。”

很难想象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会做出比这更鲁莽和更具煽动性的声明。实际上,哈里斯吹嘘说,过去五百年来保持和平、避免战争的所有有关军事关系的协议都不适用于他。然而,对于普通官员而言,他们已经对那些为了避免冒犯任何人而抛出无害软弱言论的政府官员感到失望,而哈里斯是一个生气勃勃,令人耳目一新的人物。

不过,哈里斯影响力的提升不仅仅是特朗普就任总统后“与中国开战”派别的机遇增加的结果。它还与美国政府整体军事实力的增长有关。

2016年大选后华盛顿平民政府的崩塌意味着军队越来越成为政府实际运作的唯一部分。想想美国军队造成的严重浪费,这样说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奇怪的是,尽管军队僵化,其仍免受无情政客的直接干预,因此仍能够进行联邦政府其他部门无法享有的长期规划。

美国政治已无法压缩,因为当下军队在管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建立的全球体系中扮演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军官无论是为正义而战还是沉迷于腐败,都是普通民众无法接近的,也几乎成为调查性新闻的主题。向军官发布的指导方针命令他们要避免与普通公民,甚至与政府的其他部门或军队的其他部门进行交流。

因此,军队影响力的崛起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

不过实际情况比这更复杂。军队变得日益重要不仅是平民政府崩溃的结果,也是公民社会崩溃的结果。学术界、非政府组织、商界和公民社会其他领域的领军人物现在组织性很差,并且如此懦弱,以至于军队成员成为最终展现勇气和组织能力表明立场的人。结果便是曼宁(Bradley/Chelsea Manning),斯诺登(Edwin Snowden),斯特林(Jeffrey Sterling)的传奇故事,以及其他军界和情报界还未公开的故事。这些人显然是反对军国主义的,但很具讽刺性的是,他们在军队的努力增强了军队的政治角色。在与伊朗的战争等问题上,是军队而非民主党在扮演反对党角色。

在这个勇敢的新世界里,这所大学的精英是像哈里斯那样的“地理作战司令部”(非洲司令部,中央司令部,欧洲司令部,北方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南方司令部)的指挥官。他们在他们的“责任区”中发挥作用,远远超过任何大使。他们控制着不易受政治家白痴行为影响的军费预算。

然而,他们的行为以及他们预算的使用情况对于除少数人以外的所有人都是不透明的。他们的名字在热门报纸上很少被提及,这些报纸充斥着无能为力的政治家的荒唐言论。当然,这些指挥官的头脑更具调动资源、执行政策的能力,而不是像坡脚总统特朗普那样,因为特朗普暴露于无尽的媒体报道中(克莱尔,Michael Klare)。

太平洋司令部能够获得数千亿美元的预算,这使得其指挥官拥有超出世界最大企业首席执行官的开支能力。他可以在不经历华盛顿丑陋政治斗争的情况下制定政策并予以实施。

哈里斯的人物形象与前任驻韩大使候选人乔治敦大学教授车维德(Victor Cha)截然不同。车维德是一位在华盛顿从事广泛咨询工作的学术专家,他在著作中将朝鲜妖魔化,作为使大幅增加军事开支合法化(以及引入咨询合同)的手段。他在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担任韩国研究主任主席和高级顾问的工作是主要军事承包商资助的大型游说和公共关系活动的一部分,这些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军费预算。不过,车维德也开展了一项真正的研究,例如《对立联盟:美韩日安全三角关系》(Alignment Despite Antagonism: The United States-Korea-Japan Security Triangle)一书,该研究避免了简单化概括。

哈里斯可谓是美国军队内一星和两星将领(海军上将)的领导人,他们将中国威胁锁定为引起轰动的大事件,因为它有可能吸引大量预算并增加他们的权力。该团体的宗旨是2018年1月19日以非保密形式向公众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本文件提出的战略标志着与以情报和特种部队为主的“反恐战争”的彻底决裂,并重返对舰船和战机的巨额投资,针对“竞争对手”进行“真正的战争”。

该文件谈到美国面临“更严重的全球混乱,以长期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日益衰落为特征”,并将其归咎于中国和俄罗斯的侵犯行为,而非恐怖主义组织,更不提美国本身的体制和结构问题。

随着金融与贸易之间以及贸易与安全之间的区别在特朗普的治理混乱中消退,哈里斯的影响力只是在增加,因为他有意模糊安全、经济和文化之间的界限。特朗普主要关注自身,而哈里斯关注如何代表更多官员,他们掌管真正的预算,是有着明确目标的真正专家。

2018年2月14日,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了听证会,哈里斯是唯一的见证人。哈里斯持续讲述了几个小时,谈世界上最庞大、最臃肿的军队如何缺乏足够的资金来应对来自中国日益增加的威胁。他要求采取措施为与中国的战争作准备,并要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大幅增加军费。他还呼吁法国、英国和印度更多地参与对抗中国的行动。

简单说,哈里斯的证词完全是夸大其词。但我们不应低估在《2018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717亿美元(若计入机密部分会更多)国防预算的资助下,那些为建造或维护舰船和战机公司提供咨询或投资的退休军官所能赚取的资金数额。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当下正对该法案进行讨论。

特朗普政府已对各种机构宣布进行无声的战争。政府成为敌人,制度混乱被大多数共和党人视为政治积极因素。通过深夜推文制定政策避免了任何审查或问责,而且在决策过程中不需要专家意见。白宫对政策细节的这种蔑视也增加了军事派别的势力。

我们已经到了没有回程的起点,即实现了克林顿(Bill Clinton)政府后期开始的美国军方职能私有化的最终转变。

战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事关利益,更关乎高级军官的股票上涨和舒适的退休巢穴。军方与投资银行、技术公司和军事承包商紧密交织在一起,后者为在K街、参议院迪克森大楼不断呼吁战争的说客及其他人员提供薪酬,并资助靠制造武器作为唯一工作岗位来源选区的竞选活动。

我不想宣扬军事将领曾经是纯洁和正义的神话。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二十年军事领导性质的明显下降。完全找不到像马歇尔(John Marshall)将军一样的人,他是一位深思熟虑、涉略广泛的政策知识分子,20世纪40年代他全然致力于在中国实现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和解。马歇尔承担了一项不可能完成且于他并无回报的任务,只是因为他认为这是他的职责所在。同样的,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在他的告别演说中也曾警告“军事工业复合体”。他当时显然不是为了与军事承包商利润丰厚的咨询合同。事实上,当时他若这样做会被认为是可耻的。而如今,如果拒绝这样的安排,他会被认为是一个傻瓜。

国会领导力的下降情势更加严峻。读者或许记得20世纪中期贾维茨(Jacob Javits)、富布莱特(James Fulbright)或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等政治家,他们承认自身的缺点,倾心奉献于公共服务,日以继夜地工作以掌握政策细节,为国家制定长期战略。

今天这样的政客不存在了。也许最后一个这样的人物是在更新世(1997年)退休的西蒙(Paul Simon)。如今被称为“政治家”的人对于政策的含义只有最模糊的概念。他们花时间试图说服人们捐款,并在媒体上塑造可以吸引人们的自我形象,像吸引孩童前往棒冰柜台一样。

与大多数国会议员相比,哈里斯是一位专家。

哈里斯类似于罗马帝国晚期的地方总督,他们在共和国时期攫取了参议院的权力。或者,可能更类似于晚清(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在中国出现的军阀。帝制中国晚期的军阀与他们的下属建立了密切的经济关系,并获得了巨大的政治权力,因为他们基本上可以建立独立的经济和政治实体。

由于帝制中国晚期政府腐朽,中国被划分为军阀统治的多个势力范围(通常得到各种外国力量的支持)。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摇摆不定。

那些政治将军(军阀),尽管有缺点,但比起在紫禁城慈禧太后身边的支持者,他们拥有更多的专业知识。沮丧的进步派发现自己转向像袁世凯这样的更加进步的军事领导人,进行中央政府甚至无法构想的改革。不过,袁世凯自己后来成为一位无情的政治家,称帝未遂。

 

哈里斯即将脱下军装,上任美国驻韩大使

 

哈里斯在首尔的使命

随着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威衰落,个别军事司令部权力扩大,韩国人(和其他亚洲人)将越来越困惑。韩国国会议员认为,被阉割的美国国务院仍然对朝鲜半岛事务有某些发言权。很少有人认识到太平洋司令部本身就拥有权力,这种权力只是名义上由国防部部长指挥,并且其正在与世界各地的强大机构构建无法简单理解的复杂联系。美国国防部和各司令部签署的机密军界、情报界及经济协议所构建的复杂网络令人不安,这与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秘密外交相类似。

韩国媒体避免高度重视哈里斯及其背景,可能是需要维护特朗普对与朝鲜更密切关系的支持。

也许哈里斯的角色将确保韩国与朝鲜迅速发展的一体化不会导致首尔摆脱美韩军事联盟,许多军方人员希望此联盟关系把重点放在中国威胁上。

但无论如何挥舞旗帜吸引注意,韩国人甚至是韩国保守派都不大可能认同被渲染的中国威胁。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以及美国在该地区的外交参与质量的相应下降,更不用说特朗普政府的明显种族主义政策,这些韩国都不会予以忽视。华盛顿决定脱离国际法和对气候变化的反应,也造成了许多不言而喻的损失。

如果肩负让首尔与伊朗进行灾难性战争的使命,哈里斯也将面临很大的困难。韩国几乎没有人希望发生这样的冲突。而且,采取这样的军事行动会导致同俄罗斯的直接摊牌,这在韩国比不受欢迎的中国威胁更不受欢迎。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哈里斯被任命为驻韩国大使究竟是升职还是降职。当然,他被派往韩国是要尽显其权威的。不过,太平洋司令部那些致力于气候变化等不重要话题的顽固派系以后将会怎样呢?单推动韩国同澳大利亚和日本一起与中国发生大规模冲突就会占用哈里斯的所有时间,不是吗?

2018年5月2日,美国亚洲政策专家尼尔森(Chris Nelson)撰写的“尼尔森报告”,提到了笹川和平基金会(Sasakawa Peace Foundation)在华盛顿举行的年度“美日联盟”会议上引人入胜的讨论。

尼尔森问日本退役海军上将武居智久(Takei Tomohisa),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的海军是否应该计划与中国一道应对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据报告显示,会议现场没有人不同意该提议。

太平洋司令部如今对安全问题持什么样的看法是,尤其是在气候变化对海洋的灾难性影响日益增加的情况下?正如古老的海军歌曲所唱的那样,“猫儿不在,老鼠翻天;阎王不在,小鬼跳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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