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学文科没用？是中美博弈的关键！是改变

眼界当地时间4月6日，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中文名贺锦丽）在芝加哥推广总统拜登的新基建计划时说：“我参加过很多外交政策会议，要知道过去很多年，几代人都在为石油而战。” 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这话被美国《国会山报》放到推特上之后，很快引发了美国网友的热议。那么，美国为了石油发动战争是真的吗？为了石油，美国打了哪些仗？今后，美国还会如此吗？1石油美元与美国霸权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说过一句话：“一旦你能将石油控制在手，那就意味着你控制了所有国家。”可见石油对美国霸权的重要性。不过，美国控制石油很少直接去世界上抢。毕竟那样吃相太难看，也会遭到世界各国的抵制。美国虽然实力强大，但还没有强到能明着和整个世界对抗的地步。因此，美国控制石油的做法是先把石油和美元绑定，然后再用美军去护卫石油美元。由此可见，石油和美元绑定是最关键的一步，那么美国是怎么做到这点的呢？位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中的蒙特华盛顿饭店。  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美国和其他43个同盟国国家的代表团进行谈判，达成了一系列旨在确立战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协议，这就是后来所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其核心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这也就是俗称的金本位。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难以继续维系。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使美国无法保证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固定比价关系。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国政府终止履行按照35美元1盎司的比价向市场兑换黄金的义务，金本位就此开始崩溃。雪上加霜的是，1973年爆发的石油危机又给美国以严重冲击，导致美国通货膨胀率飙升，美元贬值，股市崩盘，经济急转直下，美国的霸权地位也岌岌可危。为了重塑美元信誉及其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美国经过仔细分析，选择从国际石油贸易着手，力图将全球最大宗商品石油与美元绑定起来。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说服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欧佩克的实际领导者——沙特阿拉伯同意将石油与美元绑定。于是，美国总统尼克松派出了以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为首的外交团队去和沙特阿拉伯王室进行谈判，并且指示基辛格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经过多轮谈判，美国与沙特最终在1974年达成了“不可动摇”的协议，主要内容是美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武器，同时保障其国土安全不受以色列侵犯；沙特则将美元作为唯一的计价和结算货币，并且沙特还要将出口石油获得的美元盈余用来购买美国国债。在打开沙特这扇大门之后，美国与其他欧佩克国家进行谈判就容易了很多。到1975年，几乎所有的欧佩克成员国都同意用美元作为石油交易的唯一计价和结算货币。自此，“石油美元”体系正式确立。石油与美元挂钩不仅让美元巩固了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而且还让其他大宗商品也逐渐与美元挂钩，这实际上进一步提升了美元的地位。与此同时，产油国的贸易盈余购买了大量美债，使得美元回流，这也让美国手上拥有了很多钱，能够进行各种投资和产业升级。此外，石油美元的确立，还让美国大幅扩展了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影响力——美国开始向中东产油国大肆出售武器。2机会来了，为石油第一次开打美国为石油打的第一场仗就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8月28日宣布科威特为其第19个省。不仅如此，入侵科威特的伊拉克大军还向科沙边境运动，伺机进攻沙特。伊拉克这种明目张胆吞并科威特同时威胁沙特的做法引起了各国的普遍谴责，美国更是不能容忍。1991年，沙漠风暴行动过后，科威特城北部被引燃的油井。  时任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帕特里德·施罗德曾公开表明：“我们在沙特和科威特的主要利益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两个字：石油。石油，石油，还是石油。”而萨达姆却偏偏去动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利益——石油及其霸主地位。众所周知，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都是世界著名的产油大国，如果伊拉克以军事力量将三国的石油控制，那么就会控制当时全球55%的石油资源，不仅将卡住西方工业国的咽喉（当时美国日进口石油的26.9%、西欧日进口石油的51.9%、日本日进口石油的64.6%都是来自海湾地区），进而对西方国家予取予求，而且还将对石油美元造成沉重打击。因此，美国迅速作出决定，用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将不知天高地厚的伊拉克打趴下，教一教动了美国蛋糕的萨达姆如何做人。这里还要强调的一点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10多年时间里，美国主要依靠经济、政治和外交手段追逐中东石油霸权，其强大的军事实力没有多少用武之地，而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却为美国以武力谋求中东石油利益提供了一个天赐良机。1990年8月4日，美国就做出了出兵中东的决策，速度之快令人咋舌，可见美国用武力介入中东、控制石油是多么的迫不及待。经过5个月的大规模运兵，美国在1991年1月初将43万军队部署到了海湾地区。同时，美国还利用外交手段，让33个国家（主要是西方盟友、伊斯兰国家）向海湾地区派出总计7万兵力。1991年1月17日凌晨，海湾战争打响。经过38天空袭和100小时地面战，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击败了伊拉克军队，解放了科威特，自身损失轻微。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军就赖在中东不走了，堂而皇之以“保护”产油国安全为名在海湾地区大肆兴建军事基地、驻扎大量兵力。这样一来，全球将近70%的石油资源及主要石油运输通道，就被美国置于其直接影响和控制之下，美国的霸权地位由此变得越发稳固。3没有石油有地理位置就够了，打如果说海湾战争，美国为石油而战还有明面上的正义光环加身，那么之后的多场战争就是美国赤裸裸为石油而战的非正义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和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表面上看都与石油无关，因为科索沃地区和阿富汗都没有什么石油资源。然而从油气地缘经济角度看，科索沃和阿富汗虽然没有石油，却直接关系到西方国家石油利益的充分实现以及美国中亚石油霸权地位的巩固问题。科索沃战争爆发前，美国就担心其主导的里海石油“西向线路”通向欧洲市场的方案受到科索沃局势的干扰。美国支持的西向线路之一是从保加利亚黑海的布尔加斯港，经过马其顿直抵阿尔巴尼亚在亚得里亚海的法罗拉港口。这条线路在马其顿附近距科索沃只有20千米。科索沃危机势必影响美国跨国石油公司的投资安全与收益，且对美通过“西向线路”输油管道构筑中亚石油霸权的企图也构成严重威胁。在此情形下，美国发动科索沃战争，就是为了消除威胁，控制西向石油战略通道。此外，美国还想借机将俄罗斯挤出巴尔干，进而向东扩展美国在里海地区的石油利益；向南还可加强北约南翼，控制海湾、北非等产油国局势。阿富汗和伊朗则是把中亚能源输送到波斯湾的出口，是中亚油气输出成本最低的路线。在美国没有“解决伊朗问题”之前，阿富汗的油气连接战略枢纽地位十分重要。因此，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就是为了将中亚油气输出的战略通道掌控在自己手中。4挑战石油美元？必须打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直接导火索是2001年12月24日伊拉克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阿扎维宣布伊拉克政府从2002年开始出口石油以欧元结算。随后，伊朗、朝鲜等国也开始效仿这种做法。这时，日本也变得不安分起来，不仅大幅增加对欧洲的直接投资，还在进口中东石油时也试图以日元结算。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势必会危及美元的霸主地位。于是，美国不惜违反国际法和全球反战舆论，集结近30万大军对伊拉克大打出手。目的就是，打垮其他强势货币，稳固石油美元地位，并通过彻底控制世界石油储量最大的沙特和伊拉克等国的石油剩余生产力来操纵世界石油价格。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同样是因为卡扎菲在挑战石油美元。2002年，卡扎菲领导的利比亚与马来西亚等几个伊斯兰石油国家签署了协议，建立“黄金第纳尔”货币，规定以后销售石油和天然气都必须使用黄金第纳尔。2003年，黄金第纳尔正式生效，而且这个体系也在扩大。可想而知，美国内心对卡扎菲的做法有多么恼火。只是由于美国在优先级上要先解决伊拉克的萨达姆，这才让卡扎菲在数年时间里没有遭到打击。到了2011年，“阿拉伯之春”运动爆发，美国趁机笼络欧洲国家，出兵利比亚，最终解决掉了卡扎菲这位挑战石油美元的利比亚强人。美军赖在叙利亚还是为了石油，这还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亲口说的。2019年11月13日，特朗普当着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面说：“我们要保住石油，我们拥有石油。石油是安全的，我们留下军队只是为了石油。”2020年1月14日，特朗普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场集会中演讲时再次表示：“人们问我说：‘你为什么还待在叙利亚？’因为我保住了石油，坦白说，我们当年就应该在伊拉克这样做。”综上所述，美国从1991年至今所发动或参与的战争均与石油有关，而且这些年来美国多位政要对此毫不掩饰，现在的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只不过是最新一位说出大实话的美国政要罢了。至于今后，美国当然还是会为了资源不择手段，相信明眼人都不会怀疑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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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21 07:45

眼界第一次开放：封闭而导致的被迫开放在近现代史上，中国第一次开放是一种被动式的开放。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同样失利，结果导致英国的大炮轰开了我们的国门。因此，这是一个被迫的开放，是一种不情愿的开放。但这里需要提出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中国为什么走到了被迫开放的境地？其实答案也并非多么玄妙，无非就是之前的不开放。一旦封闭起来，就有落后的危险；长期封闭起来，必然导致落后的结果，这是历史给中国人的教训。在鸦片战争前二十年，中国的经济体量是颇有规模的，有很大可能是当时的世界第一，是优于英国的[i]。但是仅仅20年以后，中国就被英国打败了。事实上，当时世界上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普鲁士、美国等，通过工业革命完成了工业化，国力猛增，财政收入都超过了中国。也就是说，西方开放的二十年，足以超过中国封闭的二十年。但是，经济体量的大小远不能决定一切，这是鸦片战争已经生动说明了的。但是如今国内有些人似乎已经忘记了这个教训，片面地强调中国的GDP马上就要超越美国[ii]。GDP超过美国固然具有很大的意义，但 GDP一项指标远不构成绝对性指标，因为GDP总量的优势而表现出的骄傲情绪更是没有道理，肯定是不注意学习才会有的武断结论。鸦片战争的结果是英国人用坚船利炮叩开了我们的国门，中国被迫开启了第一对外开放。对此，国人屈辱的情绪来得快，吸取教训的觉悟倒是要慢些，哪怕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失利，朝廷里很多官员依旧抱定我们是天朝上国的信念，自诩为文明人，鄙视所谓英夷的奇技淫巧，在“体用之争”上蹉跎，缺乏实事求是解决具体问题的精神。直到1895年被往日的“学生”日本所打败，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才彻底被震动，以至于有了亡国的危机感，意识到向西方学习的迫切性。1905年日俄战争，近代史上亚洲人首次战胜欧洲人，满清看到师夷长技不仅能自强，还可以制夷，因此往后向西方学习的不再仅仅是实业、军事，还包括政治、法律制度。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对外开放空前高涨。然而，不仅清廷向西方学习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而且就连推翻清廷的孙中山及其治下的国民党向西方的学习最终也以失败告终。于是孙中山先生转而向苏联学习，因此有那么一段时期，国共两党都在学习苏联。但是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理解比国民党更加透彻，后者还是主要靠精英阶层，而前者则是把整个社会的力量充分动员起来，于是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至1949年，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进入1950年代，中国的第一次开放步入尾声。第二次开放：摸石头过河的主动开放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开放，是在被动挨打的情况下开启的，对中国人来说体验远称不上愉快，但是经过百年的抗争，总算是解决了基本的安全问题。然而中国还面临着深刻的贫困问题。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邓小平为中国开启了第二次开放，而广东，尤其深圳就在其中扮演了十分耀眼的角色。这一次开放是中国主动开启的，虽然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决策者的战略眼光和决策气度都是令人钦佩的。这里要特别解释的问题是为什么第一次开放和第二次开放之间出现了断代，或者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为什么选择在封闭的状态下艰难前行。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提出“打扫完屋子再请客”，主要是鉴于当时世界范围内仍然比较复杂和险恶的斗争形势，尤其是美苏两大阵营的对立。虽然共产党很快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策略，但也不等于就是让中国整体对外封闭。事实上在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之前，中国还是向苏联，乃至向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有限开放的。中苏关系的转变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毛泽东在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理，这与苏联将中国完全纳入其苏联帝国的战略链条的意图之间存在不可弥合的分歧。中苏交恶导致了新中国历史上最为艰苦的一段时期，对外交流，无论是向着社会主义阵营的还是向着西方的，都基本中断。后来美国出于冷战的战略需要，派出基辛格秘密访华，释放出希望缓和中美关系，从而平衡苏联影响力的信号。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契机，在美、中、苏的战略大三角中迈出了对美开放的重要的第一步。毛泽东之后，华国锋任上还出现了一次小的“洋跃进”，说明中共领导人可以更替，但是共产党决定，对外开放还是要搞的。所以说，虽然世界上从来都有一些声音批评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但是这些都无法否认共产党自成立的第一天开始，从来都是结合整个国际大背景、大格局来思考问题的，这跟传统中国那些封闭状态下的农民运动不同。中共跟苏联的关系也好，跟西方的关系也罢，从来都是既要开放也要斗争的。这些涉及党的建立和发展的问题，我们有时间还可以专门讨论。回到对第二次开放的分析上来，我觉得必须承认，第二次开放是非常富有成效的，使中国从一个贫困国家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从1981年的不到300美金提升到2020年底的1万美金，并在这一过程中培养了4亿规模的中产阶级。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邓小平说我们目前是贫穷社会主义，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也是要走向富裕的。所以他提出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一政策的成效之一就是今天中国的4亿中产。当然除此之外，也还有数目可观的富人群体。这一群体容易成为话题，一会儿有报道称北京的亿万富翁的人数超过纽约了，一会儿了又有报道称深圳一地富人规模超过某个国家了。但是我觉得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程度，不仅仅是要看它产生了多少富人，更重要的还是看有多少人脱贫。贫困是从人类社会一开始就存在的现象，也是世界范围内的发展难题。中国在过去的40年间使得8亿人口脱贫，单是十八大以来，平均每年就有一千多万人口脱贫。另外这一过程中，中国也实现了从一个对外贸易几乎封闭的国家向全球第一大贸易国的蜕变。这是中国人民辛勤劳作的成果，也是中国政府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的奇迹。总结起来，第二次开放的成功和中国决策层对于发展机遇的捕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80年代起，中国几乎再也没有放弃过任何重要的发展机遇。这是很不容易的，即便是当今综合实力依然最为强大的美国，过去几十年来也没有做到这一点。中美都从全球化中受益匪浅，但是中国走的是一条借助全球化的力量助推自己走上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道路，而美国则是借助全球化的便利实现了资本的重新配置，走上了消费型社会（consumer society）的道路。于是我们见到的结果就是在中国、深圳这样的原本的小渔村迅速崛起为大都市，而且还带动了东莞、肇庆一线的发展，进而和广州、佛山一线共同连接成世界级的城市带；而美国则是中部、北部的老工业区衰落为铁锈带。中国人从第一次的被动开放起步，不断艰难前行，后来主动开启了第二次开放。毫无疑问，中国的第二次开放创造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史上的奇迹。但是中国的崛起也为其自身带来了挑战，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作为原本主导世界秩序的力量，开始忌惮中国的实力和潜力，于是开始搞逆全球化，搞与中国脱钩。所幸的是，中国领导层高瞻远瞩地启动第三次对外开放。第三次开放：大变局下以规则引导为目标的持续扩大开放中国第三次开放的大背景，是世界出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变局涵盖的具体内容比较多，我之后再详细阐述，但简单地说，就是西方国家的相对衰落和中国崛起意味着近代以来西方文明主导人类发展进程的局面正在发生变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有很多重要的工作需要开展，其他各项工作，我会在下两节中介绍，这里我想先点出最重要的两项，持续扩大开放和参与规则制定。中国过往四十年的经济建设成就，是在全球资本、技术、市场逐步开放的大背景下取得的，虽然这种开放远非最高级形式，而且有些时候在某些领域对中国还很不公平，但是总的来说，世界范围内的开放对中国的发展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纵然中国现在已经在资金、技术方面有了很多积累，而且坐拥世界第一大市场，但是一旦真的离开了一个开放的世界秩序，中国的发展也将步入艰难。虽然今天的中国在主观上已经不可能选择封闭，但是来自外界的压力，尤其是西方国家在先进技术领域与我们脱钩，从而将我们逼进封闭的危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我们不仅要持续推进双边、多边的开放，也要需要考虑单边的开放。美国一直讲对等的开放，即只有你向我开放的时候，我才向你开放。但是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下，我们需要拿出即使美国不向我们开放，我们也要向美国开放、向世界开放的胆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保护我们的正当权益，有效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以规则引导世界范围内的开放就是中国在第三次开放中的工作重点。在参与制定规则并以规则引导开放这个层面，中国拥有一些有利的条件，也面临一些困难。有利的条件包括中国国内的单一市场，中国依托4亿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而形成的规模巨大的市场，以及美国、欧盟、日韩等发达经济体彼此间的利益分歧。美国上一任总统特朗普想通过贸易战的手段边缘化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日本前首相安培想通过税收等手段将部分日企从中国转移出去，降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集中度，但是事实已经证明这些企图都没有达成。2020年，华盛顿智库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报告指出，特朗普跟中国搞贸易战，两年下来，美国有6000亿美金流入中国的金融市场。2020年的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也刊登文章指出，2020年头10个月有2000亿美元美金流入中国的资本市场。更何况，这还是在中国的对外开放尚不够全面和彻底的前提下发生的事情。因此，整合这些有利条件，进一步深化改革，中国完全可能从世界各国继续吸纳更多资本与技术，取得更广阔的市场。当然，与这些有利条件和优势同时存在的，还有中国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方面面临的困难。很显然，二战后美国主导的所谓自由主义秩序并未做好准备接纳一个在价值观念方面与西方存在根本差异的中国的崛起。原本美国希冀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对其政权的和平演变，或者哪怕是颜色革命，但是现在美国已经完全承认这一幻想破灭。随之而来的就是美国利用现有国际规则在各个方面对中国施压。像是字节跳动的抖音、腾讯的微信、华为的通讯产品，乃至新疆棉花制成的纺织原料在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受到人为排挤就是这方面的例证。这就需要我们不仅要更加熟练地在联合国、WTO、国际法庭等国际组织已有的争议解决框架下争取到更多的主动，也要试图以开放、平等、理性、专业的方式优化这些机构的框架，甚至还要逐步铺设这些国际组织之外的，新的可以创设国际规则的途径。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比如我们的某些既定的策略需要做出调整，这些我会在下两节中更加具体地予以说明。正如上述所言，近现代史上中国的第一次开放是被动的开放，国家面临生存危机。但中国人民在这次开放的过程中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解决了国家的基本安全问题；第二次开放是中国主动开启的，通过借力全球化，显著提升了国人的收入水平，尤其是消灭了绝对贫困，可以说是成绩斐然。目前，中国开启了第三次开放，尝试优化与世界其他国家竞争和协作的模式。在分析中国可以采取的具体措施之前，这一节将从三个方面来更加系统地解释中国克服各种困难开展第三次开放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历史经验证明了开放的必要性在对历史回顾中，我们回答的重要问题是，首先，不开放会怎样？ 早在汉、唐、宋时期，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之一，尤其是唐朝，被中外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是一个世界性帝国，拥有超强的综合国力。之后，在明清两朝的统治者因为种种原因而闭关锁国的岁月里，欧洲先后开启了海洋时代、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放弃了海上控制权，没有能够将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发展起来，更错失了第一次工业化的浪潮，而事实证明“错过”这种时代机遇之后的追补异常艰辛。例如，中国初步补上工业化的这一堂课，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事了，距离在鸦片战争被迫打开国门已经百余年。在1958—1978的20年间，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中国才基本建立了第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而中国彻底实现工业化，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则是在第二次开放（1978—2018）期间实现的。这个经验证明封闭的路是走不远的，封闭的代价也是重大的，因此必须要以开放促发展。 其次，不主动开放会怎样？中国的第二次开放是主动开启的，这使得我们摆脱了“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的陷阱。但这次开放同时也是中国单向地、“迎合地”融入西方世界主导的规则体系的过程，代价很大。诚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赋予西方国家主导整个世界的力量。这种主导尤其体现为目前世界通行的规则大多由西方发达国家制定，而中国则需要在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不断修改国内的法律、法规，以及对决策体系进行改革，从而符合世界通行的规则。这就造成两个问题，一是在中国与世界多种制度接轨的谈判中往往沦为单方面的接受者，必须完全按照世界既有游戏规则来进行自我修订。这其中当然存在着一些必要的、有益的改革，或者可以称之为倒逼的改革，但也必然存在一些不必要的、过高代价的接轨。二是中国作为世界主流玩家当中的“外来者”，且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上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走出去”很容易被理解为是对既有规则的一种挑衅，尤其中国在第二次开放中实力得到大幅度提升，被认为是贸易往来中的“利益既得者”，技术交流中的“知产产权偷窃者”。这其实也是中美贸易战、技术战爆发的底层逻辑。西方的大部分指控都是关于中国没有完全遵守西方确立起来的国际规则的方方面面。换言之，没有规则制定权的条件下，纵使主动走出去，其实也带有一种被动的节奏，也面临更高的成本和风险。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但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能“闭门造车”。在美苏冷战年代，两大军事力量之间实行严格的技术封锁、武器禁运。最初，中苏蜜月期间，苏联在航空、导弹和核武器等尖端军事技术方面向中国提供了不同程度的援助，促使中国技术发展突飞猛进。之后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中断向中国提供技术材料，中国经历了极其漫长的孤独探索的研究阶段。虽然今天我们谈及此段历史总会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但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封闭式的技术进步令我们付出了高额的成本和惨痛的代价。如今西方国家在很多领域对我们有防备，甚至是打压，比如高端芯片的设计和制造，下一代通讯技术，以及很多可以运用在军事领域的技术。确实，在这些领域开展交流合作非常困难。对此，普遍存在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认为，一切技术，即使是别人封锁我们，我们也一定能自己发展出来。哪怕曾经不能，随着我们的科研实力的增强和消费市场的扩大，我们不仅一定能做出来，而且一定能越做越便宜。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害怕被封闭，更没有必要为了求得人家对我们的开放而过度让步。西方对中国开放，是西方和中国的双赢；西方对中国封闭，也是“双赢”——中国赢两次。这种观点目前在国内还比较流行。第二种思路认为，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就在相当程度上是依托全球市场和西方先进技术而实现的，中国以后所能取得的成就，依然少不了这些元素的参与，即便说对于外部因素的依赖肯定会有所减弱。因此，当下中国应该扩大开放，哪怕是单边开放；应该努力营造交流的氛围，累积合作的信任；应该老老实实地讲述双赢的道理，实实在在地把姿态落实为双方的现实的利益。我个人认为，还是第二种认识更接近实际。经验地看，科学技术进步的本质是开放。如果不开放，最强大的科技也会走向落后。不管我们喜欢与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近代以来，大部分基础性的科学发现和原创性的技术发明都来自西方国家，而且这一局面至今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中国若是不能积极主动地对外开放，就会与西方的前沿科技成果脱钩，而这种脱钩对中国必然是有害的。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基础性的科学发现和原创性的技术发明并不能在短期内完全通过自力更生取得，自主创新应当是开放环境下的综合运用当前最新科技成果的创新，绝不是关起门来搞创新。国际格局凸显了开放的重要性从国际格局，或者国际体系这个更为宏观角度出发，多极世界最有利于中国的发展，而中国只有继续扩大开放，才有利于营造多极化的国际体系。之前提到中国第三次开放的大背景是世界出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所谓百年未有之变局在二十一世纪就集中体现为，二战后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以及冷战结束后美国独大的单极格局，正在走向美国、中国、欧盟、俄罗斯、印太等既彼此合作又彼此制衡的多级格局。对于这种趋势，美国自然是不乐见的，前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美国第一”（American First）的外交政策，现任国务卿提出“以美国人民为中心的外交政策”（A foreign Policy for the American People）。虽然他们所属的政党是对立的，但他们提出的外交政策的本质是高度一致。在他们的盘算中，单极世界当然是最理想的，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霸权，有能力命令全世界跟随其价值观念和发展模式（这对在价值观念上与美国存在根本差异，且想要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中国来说显然不利）。如果说这种高傲的美式单极世界实在难以维系，他们就要制造一个美国与其最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相互对峙的两极化格局，然后尽可能地把世界上实力强劲的国家拉到自己一极，把自己的竞争对手孤立在另一极。由于如今被美国确立为战略竞争对手的中国日益显现出的强大实力，美国还对原本简单的两极模型做了调整：除了巩固与欧洲各国、日韩、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友的关系；怂恿或者胁迫东盟等中间力量“选边站”，美国还特地拉拢了下一个可能崛起的亚洲大国——印度，让它加入自己所谓的“印太战略”，从而围堵中国。与此同时，美国通过各种办法，或者诱导，或者逼迫，从而在国际上把中国和俄罗斯捆绑在一起。实际上，俄罗斯是一个自身实力早已不能匹配其雄心的国家，而且因为克里米亚问题而被绝大多数欧洲国家敌视。关键是这就意味着，只要把中国跟俄罗斯绑定，美国就确保了欧洲的一众国家，不仅仅是其传统盟友，还包括一些东欧苏联国家坚定在站在美国那一极，从而形成美国反华力量所希望的“世界队”来对付“中国队”。我们常说很多国家“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乍听起来这让人情感上不舒服。但换个角度思考就会发现，其实这类“骑墙派”越多，就越可能在中美之间形成新的一极。新的一极包括的国家可能比中美任何一个都要脆弱，但是只要中国多释放一点回旋的空间，他们哪怕只是出于自己的利益，也会在中美之间多充当多一会儿缓冲的区域。这未必是最理想的状态，但是肯定比另一种关于未来的构想要好得多，即今后的世界将逐渐演变成“一个世界，两套体系；一个世界，两个市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体系，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市场，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市场。在那样的两极世界中，任何极端的情况都更容易爆发。总结来说，即从中国的角度出发，美国独大的单极世界中，中国难以有所作为；而中美对峙的两极世界中，中国的处境将会更加凶险，因此通过向世界各国开放和促进各国之间彼此开放，中国可以构建一个多极化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既符合中国的发展需要，又符合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利益。美国对华的全方位遏制体现了开放的迫切性国际格局的变化促使中国需要进行第三次开放，但中美关系的恶化却让这个第三次开放必须尽快提到议程上来。目前看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暴风眼，就在于中美之间全方位的博弈。美国社会如今在诸多方面存在严重分歧，但是唯有在对华政策这一领域，国会两党，乃至整个美国的主流精英阶层都达成了罕见的一致。美国对其不断被强化的对华态度中，已经开始采取全方位的对华遏制举措。只有坚持主动的、积极的对外开放，中国才有机会在各个方位上迎接这些挑战。为了压制中国的发展，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启动了一套在新时期遏制中国的战略，而拜登执政以来的一系列举措已经将这一遏华战略继承和发扬，并进一步形成了可以被简单概括为“四分”和“四全”的策略。 “四分”指的是：第一，美国企图把中国共产党跟中国人民分裂开来，这是从最根本的层面分化中国的策略。第二，美国企图把中国共产党与它的领导集团分裂开来，这是分化中国最致命的手段。比较关心中美关系的人最近可能都注意到了所谓“更长的电文”（the Longer Telegram）的事件。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1904—2005）向华盛顿发回了一封八千多字的长电报，提出了对苏联的“遏制”战略，奠定了冷战期间美国对苏战略的基本思路。2021年1月28日，大西洋理事会（The Atlantic Council） 以The longer Telegram: Toward a new American China strategy为题，用一万多字提出了今后一段时期内遏制中国的战略，其中特别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第三，美国企图把中国的汉族跟少数民族区分裂开来。美国最近几年在新疆问题上动作频频，甚至还试图在内蒙古的问题上煽风点火，这都是瞄准了中国的民族问题。第四，美国正在尝试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就是把“中华”和“中国”分裂开来。海内外的中国人，无论政治见解和法律身份如何，文化上都能接受中华和华人的概念。但是美国现在的新策略想要将“中国”打上政治标签，而将“中华”打上文化标签，进而将两者区分，比如中国大陆是“共产中国”（Communist China）；相应地，大陆人以及海外亲共的华人，就都是Communist Chinese；与之相对，港澳台、海外的华人社会中不亲共的，尤其是在欧美接受了系统教育的华人则是“英华”（Anglo-Chinese）。“四全”是指：第一，“全政府”（whole government）。美国最早是在中国政策上要走“全政府”路线，即要将整个政府动员起来对付中国，理由是中国政府就是整体性地动员起来对付美国，而非个别部门单打独斗。第二，“全社会”（whole society）。美国的“全政府”路线后来还升级到要以“全社会” 来应对中国，理由是他们认为中国留学生和访学人员中存在大量的“间谍”，他们到美国来窃取技术、渗透社会，因此美国也要动员全社会来对付中国。再后来，美国（国务院研究开发局局长）索性把中美对峙上升到文明冲突的高度来解读，摆出了“whole civilization”（全文明）级的对抗姿态。第三，“全方位”。美国要从各个方面来围堵中国，包括贸易、技术、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军事等领域。第四，“全世界”（whole world）。拜登上台后一直致力于对特朗普时期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进行纠错，重返《巴黎气候协定》，重新支持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世界卫生组织（WHO），缓和和巩固与欧洲、南太平洋、东亚地区盟友的关系，寻求与他们开展更多在情报、技术、军事设施共享方面的合作，并且拉印度入伙，以及在全球范围内拉拢一切可以拉拢的势力，借助少数民族人权问题、特别行政区法律问题，以及所谓“疫苗外交”问题等一切机会向中国发难，俨然已经成了“全世界”级的对华遏制战略。也就是说，美国如今是纠集起一支“世界队”来对抗中国的。之所以有这样的“智慧”，是因为某些出生在大陆、港台、东南亚区的华人加入了美国的决策层，就像美国曾经启用大量斯拉夫裔的战略家对抗苏联一样。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再会有任何“岁月静好”的间隙，中国在任何一个层面、任何一方向上的封闭都会意味着失去反制的阵地。如何应对国际局势的巨变？如何分化美国的内部力量、分化美国和其盟友的关系，从而反制美国对中国的新围堵？对中国来说，没有比开放更有效的策略了。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三次开放不仅仅是为了中国内部可持续的发展，也是塑造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的有效手段。简单来说，中国的第一次开放是被迫的开放，证明了“封闭导致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第二次开放是主动的开放，证明了“没有规则制定权的开放其实也是一种被动的开放，也有较高的成本和风险”。这就决定了必须要进行第三次开放，一次完全意义上的主动开放；一次有效参与规则制定的开放。那么，为什么要强调这是一次以规则制定引导的开放，以及具体如何争取实现对于规则制定的有效参与呢？ 为什么要在规则制定方面争取更大的话语权？中国第三次开放的背景，是世界出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简单来说，就是西方国家的相对衰落和中国崛起，这意味着近代以来西方文明主导人类发展进程的局面正在发生变化。那么，在这种大变局之中，对规则制定权的竞争是今天国际竞争的核心，也是未来中美竞争的核心。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提出了“以资金换技术”“以市场换技术”等政策，即采用补偿贸易、直接付费或合资办厂等形式从国外引进设备和技术。我们寄希望于跨国公司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来有意或者无意的进行技术转移，甚至在技术溢出效应里提高整个产业的技术水平。但事实上，西方国家对于这一系列政策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战略应对，通过在发展中国家本土化的研发，来达到控制本地技术、主导本地市场的战略目标。这就意味着，“以资金换技术”“以市场换技术”不会有效。现在看来，传统上投资贸易的数量和质量问题、技术升级和创新问题依然十分重要，但已非中国国际化发展问题的当务之急。现在的关键在于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但规则制定权却少之又少。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在玩的是西方世界创造的游戏，遵循的是西方世界制定的游戏规则，而这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例如中国互联网行业在国际化的道路上已经面临的重重困难，华为、字节跳动等中国公司已经遭到来自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打压和封锁。这足以警示我们，如果没有足够的规则制定权，在规则上继续“美国化”，中国未来高科技企业的发展会举步维艰，也将失去在面对发展中国家时的科技话语权。如今中国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而这个市场优势应当被转化为规则制定的优势。也就是说，第三次开放应该从“市场换技术”转变为“市场换规则”， 利用好规则作为处理外部关系的“缓冲地带”。怎样争取更大的规则制定话语权？在如何争取规则制定的更大话语权上，我认为应当有一个“三步走”策略：第一步：统一国内市场规则。我们发展了这么多年，但必须承认的是我们国内的发展也存在着规则不统一的问题，这不仅仅是指这几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所面临的“一国两制”体制下的规则对接问题，更是指广大的内地地区间、行业间等普遍存在的规则不一问题。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省及省以下政府被赋予了一定的发展自主权，部分省份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在“招商引资”的道路上步子太大，在有规则的领域不断试探规则的边缘，甚至存在“跳出规则”的严重违规行为，而在没有建立规则的领域里就更无所顾忌。这种国内规则的不统一，使得我们的企业之间、地区之间存在着原本可以避免的“恶性竞争”问题，因而导致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失。对此，我们不能仅看那小部分的利益获得者，应该算的是长期的总账和国家的大帐。在我们向外发展的过程，规则不统一更是拉低了我们的竞争实力，降低了我们与世界接轨的效率。那么，如何推动国内规则统一？在政府层面，我们可以参考当年的“点、线、面”的推动逻辑，首先推动以城市群建设为抓手的区域性规则一体化，例如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杭州湾城市群等，继而推动城市群之间的规则衔接，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杭州湾城市群、海南自贸区等区域性发展逐步关联起来，最后逐步形成以内循环为标志的国内规则的统一。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注重社会（市场）层面规则的统一，可以学习借鉴欧盟相关经验，推动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来主导私营规则统一化。当然，我们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构筑针对性的壁垒，而是为中国的企业和行业组织提供更多的博弈工具，政府与行业的两条腿走路共同构筑的规则架构，更有利于中国规则的影响力。第二步：对现有国际规则进行重新梳理、重新识别、重新消化和重新吸收。这种重新梳理和重新识别，就是尽量站在一个更为客观的角度，将既有国际规则当中有利的、有弊的、中立的进行重新的归类。当然，也要注意区别对待不利于自身和国际效率的国际规则。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要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既定的国际规则，那必须对现行规则有一个更为深刻的理解，也就是说要参透它的逻辑和精神，将其中公平合理的成分融合进中国倡导的新规则中，而不是照抄西方国家的旧例后简单地将自己填写在比较有利的位置上。尽管现行的国际规则大都由西方制定，但是客观地说，规则被制定出来以后就会具有一定的中立性。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美国在特朗普任上大搞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这恰恰说哪怕像是美国这样主导国际规则制定的国家，也不能总是保证规则对其绝对有利。对既有规则的重新消化和吸收，更为重要的是向制定规则的国家看齐，学习其规则制定的思维逻辑以及在国际规则上的参与策略。这里谈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在互联网行业上，欧盟并没有大型的互联网企业，但却利用其市场力量在与美国、中国竞争规则制定权。欧盟诸多互联网监管法律法规的出台就表明了其丰富的“斗争经验”。而中国在这方面也有不错的成绩，这些年，中国正在以十分谦逊的姿态逐渐开展消化吸收既有国际规则的工作。比如中国在亚投行的建设中就吸取了世界银行（World Bank），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乃至美洲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制定相关规则方面的经验，充分平衡较为发达的资本输出国和较为落后的资本接受国的利益。第三步：逐步影响、改革乃至创设国际规则并促进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的衔接。在国际规则制定权的争取过程中，当然我们要不断地进行自身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的国家是会拥有更大的国际话语权。在这种规则制定中，我们也要重视与其他国家的合作，特别是非西方发达国家的合作。一方面，中国向外输送的信号是：中国并不想做现有秩序的颠覆者，只是力图成为改革者，是要提倡通过国际体系和规则的改革使得世界体系公平且有效率；另一方面，中国是要与在美国（西方）单边规则中的受害者对话，着眼于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呈现出一个更为包容、更加多元和更加开放的规则体系。当然，这种合作也是寻求国际支持，从而获得国际话语权的一个重要策略。这个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中国在有关全球最大自贸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谈判中功高不居，始终肯定和维护东盟的主导角色，但也通过自身在供应链系统中的中心化位置和资金供给方面的巨大体量来适度影响自贸区规则的制定。注释：[i] 根据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1926—2010）的测算，1820年，也就是鸦片战争前二十年，中国占到当时全球总GDP的32.9%（《世界经济千年史》）。这一说法受到很多专家学者的挑战，认为推测的方法不够科学，因此结论也未必可靠。但是即便该数字腰斩，中国1820年前后的GDP仍然有相当大的可能是当时的世界第一。彼时包括英国在内西欧七国，合起来占世界GDP的约70%。英国较其他欧洲大陆各国比重略多，我们粗略地将其全球占比估计为欧洲七国平均水平（10%）的1.5倍，而将中国按照（腰斩后的）15%计算，则当时英国大致相当于中国的经济体量。如果英国达到欧洲平均水平的2至3.5倍，即最多相当于占据了欧洲七国一半的经济总量，也就是在当时世界经济版图中占据35%，则与麦迪森乐观估计的中国32.9%的占比大致相当。 [ii] 疫情前的2019年，中国GDP约为14.36万亿美元，全球占比16%；美国GDP为21.43万亿美元，全球占比24.42%，中国GDP大约相当于美国GDP的67%。经历了2020年的疫情，中国仍然实现约2.3%的增长，而美国负增长为3.5%。目前按最乐观的情况估计，2020年中国GDP将达到美国75%的水平。

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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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21 07:37

百闻我们大家都知道清朝末期的军队，打仗十分怂，在对外交战中从没胜过。但清军的武器装备并不落后，清朝甚至还是最早装备机枪的国家之一，大量生产过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机枪。在满清政府时期，清廷的官员经常接触并购买当时最新式的“高科技”武器装备。那时候，还不存在禁运，洋人都是主动找过来、上门兜售各种新式武器。所以在清朝后期能够自主生产几种世界最先进的机枪。说起机枪在中国，很多人就要念叨早在康熙年间的戴梓“连火铳”的段子，这个以讹传讹的段子把机枪的发明按在了中国头上，这个段子是这样瞎编的：早在康熙年间，大清朝著名的武器发明家，自动枪械武器专家，戴梓教授，研制了一种叫做 “连火铳”的连发自动速射武器，技术水平遥遥领先于欧洲国家。所以在一些影视作品中，机枪都是倪大红老师发明的，尽管这挺捷克造的ZB-26道具机枪有点穿帮。有很多历史学家言之确凿地认为戴梓教授的“连珠火铳”，就是现代机关枪的前身，他们的主要依据是《清史稿》的这句话：“梓以布衣从军，献连珠火铳法”。以及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的记载：“形若琵琶，凡火药铅丸，皆贮于铳脊，以机轮开闭。其机有二，相衔如牡牝，扳一机则火药铅丸自落筒中，第二机随之并动，石激火出，而铳发矣，计二十八发，火药铅丸乃尽，始需重贮”。（上图这挺看上去很现代化的轻机枪，其实早在大清年间，中国就有生产，具体的我们在文末介绍）然后呢，很多研究文献就把戴梓的二十八发“连珠火铳”确定为现代机枪的鼻祖，谣传至今，让许多人坚信是中国人发明的机枪。实际上，戴梓的“连珠火铳”就是一种连续供弹的火药枪。早在1650年（清顺治七年）的时候，就在欧洲发明了。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就有收藏有一支清代康熙初年从外国进献的火枪，其构造与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的记载几乎一模一样。戴梓的“连珠火铣”，非常有可能是对这杆从欧洲传入的“连珠枪”的改进或仿制。从构造和自动原理来看，所谓的“连珠火铳”与现代机枪根本是两回事，“连珠火铳”不是自动武器，不能依靠自己的能量自动完成连续射击的过程，其实并不是机枪，把戴梓称为“机枪鼻祖”是错误的。清朝真正生产的机枪，要到1884年以后，在引进了欧洲近代机器和工业技术后，清朝的兵工厂仿制了两种西洋机枪。首先仿制的是诺登飞多管神机连珠炮，这是美国人诺登飞在1878年发明的一种多管排列的机枪（炮），由多根枪管平行排列，口径为11～37毫米，弹药由上部的弹箱来供弹，由人力转动的把手驱动，依次击发并上弹，射速为每分钟300发，射程为2000米。在1884年，金陵机器局进口了几门诺登飞四管神机连珠炮，然后将其拆解为零件，并逐一逆向测绘，终于仿制成功。在中法战争时清军曾大量使用，北洋海军的几艘巡洋舰上也装备过此炮。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近代武器馆里，有一门“光绪年间中国制造的转轮炮”，这是清朝时期的英国帕克尔转膛枪的仿制品，这门转膛枪是有实物并有文献记载最早的转膛类武器，1717年在英国发明。有关帕克尔转膛枪在中国的生产和装备情况，并没有明确史料记载。该枪有较高的射速，可以达到7分钟63次发射。不过，这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的机关枪。清朝第一种真正成熟并且大量装备的机枪，是1881年从美国引进并仿制的加特林转管机枪。在当时，这门武器被称为“格林快炮”，这种机枪安装有6根可转动的枪管，通过转动手柄驱动枪管的上弹击发装置，依次完成装弹、射击和再次上弹射击等动作，比较完美地解决了机枪的持续发射问题。加特林机枪是一种跨时代的武器，是世界上第一种正式装备军队的连发速射机枪，这种武器一面世就引起了当时世界各国军队的高度重视。美国军队早在1866年就将加特林机枪正式列入制式装备。而且加特林转管自动原理的多管机枪和机炮，至今也是主要国家军队的重要武器，例如中国海军的730和1130近防炮。有这么好的武器，热心收集世界最尖端武器的清朝怎么会放过。早在1881年，金陵机器局就仿制成功，将其称为“十门连珠格格快炮”，哦不，“十门连珠格林快炮”。该机枪投产以后大量装备了清军，而且在北洋海军的定远、镇远、致远、靖远舰等主力舰是均都安装了格林快炮。 格林快炮图，摘自《中西兵略指掌》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清军大规模装备了格林快炮，并在汉城等战役中大量投入使用，曾给日本军队造成较大的杀伤。司马辽太郎在《坂上风云》一书中曾写道：我们的步兵在进攻时，清军的炮兵就开始猛烈炮击，我们的步兵穿过炮火的硝烟疾步前进，有的步兵被炮火炸得粉身碎骨，好不容易活下来的人则跑到了铁丝网前面，这时又遭到敌人机关枪交叉射击的密集火网，我军像小虫子一样被杀死。很多日军士兵看到清军的加特林机枪的凶悍火力，密集开火的时候，竟然膛目结舌。在以前，只了解铁炮三段射和滑膛枪的土鳖日军，竟然不知道世界上有加特林机关枪这种凶猛武器。当然，在半岛战役中最后清军也是溃败的，有大量的加特林林机枪被日军所缴获。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懦弱胆小的军队都非常喜欢远距离交火，非常惧怕近战和刺刀见红，认为战争就是远远的投放火力，将枪林弹雨泼过去，现在是将导弹远远的射过去，让敌人因为害怕而不敢前进。最后溃逃的是自己。到了1884年，被世人尊称为“自动武器之父”的马克沁发明了真正的全自动射击的机关枪，这是一种由火药气体驱动枪管短后坐的自动连续射击的水冷重机枪。不过，由于马克沁机枪的射速太快，太耗费子弹，一开始在欧洲竟然无人问津，当时欧洲各国军队都没有看出这挺机枪的巨大军事潜力。当时清朝是进口洋武器的大客户，于是马克沁使出了浑身解数来推销机枪，上图是中方官员在观看马克沁机枪的实弹射击演示。照片下面的说明是：“清朝官员在观看一挺马克沁机枪的巨大威力，这挺机枪打断了一棵直径18英寸的大树。”清朝引进了马克沁机枪以后，在1888年，金陵制造局成功地仿制出了马克沁机枪，被命名为“赛电枪”，射速赛过闪电的意思。不过，金陵制造局仿制了马克沁机枪以后并没有批量生产，也没有正式装备清朝军队，仿制出的几挺样枪被存进了仓库里。不过，马克沁机枪的中国缘并没有结束。直到1935年，金陵兵工厂从德国引进并成功仿制了马克沁MG08式机枪，该枪被命名为民-24式重机枪。中国仿制的这挺民-24机枪对原装的德国货做了进一步的改良，枪机的构件连接被改成易拆卸式，枪架取消小轮，改为了轻便的三脚架。民24式重机枪是当时全世界范围内仿制马克沁机枪的最优秀型号，制造用心、工艺精湛、质量高超。民-24机枪以高可靠性而著称，至今依然是国际古董枪市场的抢手货。清朝生产的最后一种机枪，是丹麦出品的麦德森轻机枪，这是世界上第一种实用化的轻机枪，可单人操作。清朝在1908年的时候进口了上千挺麦德森轻机枪，在清军中使用广泛，随后就加以仿制。在辛亥革命前夕，广东军械制造总厂仿制出了麦德森机枪，被称之为“轻快机炮”。麦德森机枪一直以高可靠性和耐用著称于世，而且是世界上服役时间最长的轻机枪。直到现在也很多国家的军队和强力机关还装备麦德森轻机枪。例如巴西的警察部队就在使用这种一百年前的轻机枪，没准这挺机枪就是在清朝生产的。

科罗廖夫的军事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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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21 13:12

眼界要点摘录1.在中国的引领下，已多年停滞不前的国际气候合作总算看到了积极的势头。但要解决人类的这一共同威胁，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2.中国明智地将发展道路转向建设生态文明，正在获得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在这方面为其他国家树立了一个典型。3.近几十年来，西方国家未能对气候变化采取足够的行动，尽管它们对目前大气中的大部分碳排放负有历史责任。4.把中国描绘成“气候恶棍”无济于事，只有制定明确的减排和煤炭峰值计划才能守住1.5℃控温线。这就需要西方与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达成统一阵线，科学应对气候变化。5.气候变化问题不可避免地与美国挑起对华新轮冷战的企图联系在一起，与之相连的还有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和西方对华动作。然而，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在气候变化，特别是清洁能源方面的领导作用。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邀请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席在内的40位世界领袖，参加将于4月22日至23日举行的全球气候变化峰会。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选择在峰会前访华，与中方就中美气候合作交换意见。拜登此前就已宣布美国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以下简称《巴黎协定》）。他发起这份全球倡议表明了两件事：首先，一个值得欢迎的变化是，全球舆论压力迫使美国推翻特朗普的气候变化政策——否认气候变化威胁，重新回到听取科学建议的轨道上来；其次，鉴于中国在这一全球广泛关注的议题上发声所收获的巨大影响力，尤其是在习近平主席去年在联大就气候变化发表的重要讲话赢得世界广泛赞誉后，美国不想让中国一家独美，希望借此机会重新获得国际舆论领导地位。拜登上台后签署了一系列和气候变化相关的法案特朗普“拆台”，中国成为世界气候危机的“破局者”虽然拜登胜选后旋即提名前国务卿克里担任“总统气候问题特使”，是美国首次设立这一职位，然而美国推翻特朗普的气候变化政策，算不上特别及时。科学分析显而易见：未来五年，对于能否确保人类拥有一个安全而繁荣的明天至关重要——如果在此期间未采取足够的行动，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升高1.5℃将不可避免，这对人类来说将是灾难性的结果。今年，所有国家必须于11月在英国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之前，向《巴黎协定》提交提高未来10年减排份额承诺的最后期限。如果这个最后期限未能落实，那么全球气温升高1.5℃将不可避免, 世界将失去实现《巴黎协定》规定的1.5℃温控目标的机会，可能也无法按时完成全球碳排放量每年减少7.6%，到2030年减少一半的目标。除此以外，全球融资和投资应果断转向支持绿色发展，远离化石燃料，以避免将使全球气温升高1.5℃的新的化石燃料项目出现碳排放锁定效应，并确保发展中国家得到公平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全球合作绝不能因为美国处于冷战思维并想方设法分化那些支持气候行动的国家而受到破坏。基于以上三点问题，中国在环境领域能否扮演好领导角色，对中国自身乃至世界起着决定性作用。面临灾难性气候变化的威胁，国际社会在这一年和今后数年能否有所作为？尽管国际社会已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拖，但这十年的全球预期展望和行动计划仍远远达不到要求，特别是那些承担着应对气候变化历史责任的国家。除非各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召开之前大幅提高2030年减排份额和有效落实10年减排计划，否则全球升温将超过3℃。去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大宣布，中国将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并将碳排放峰值时间从“2030年左右”改为“2030年前”，这引发了世界大多数最大经济体和碳排放大国的一连串积极响应。这是自2015年《巴黎协定》签署以来，国际气候合作首次出现积极的势头，因为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时期，全球在这一关键问题上的合作，因为特朗普否认气候变化威胁而受到破坏。《外交政策》杂志并非一家支持中国的媒体，但它在谈到中国的最新气候承诺时指出“就凭这短短的两句话，中国领导人可能已重新定义了人类的未来前景。”——这并非夸大其词。紧随中国，韩国、日本相继承诺到2050年实现零碳排放。欧盟计划提高2030年减排目标，并宣布将其总预算的30%用于支持气候行动。拜登一上台就推翻了特朗普的气候变化政策，重新加入《巴黎协定》，承诺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以及将在今年设定一个新的有所上调的2030年减排目标，并将投入1.7万亿美元用于气候行动计划。在中国的引领下，已多年停滞不前的国际气候合作总算看到了积极的势头。“碳预算”几乎用尽，实现排放目标不容乐观但要解决人类的这一共同威胁，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占世界总排放量五分之四的二十国集团(G20)多数成员国，现在均制定了到本世纪中期的减排目标，但未来五到十年至关重要。根据联合国数据，全球的整体减排力度须在现有水平上至少提升三倍，否则本世纪末全球升温将超过3℃。在这十年的剩余时间里，全球碳排放量每年需减少7.6%，到2030年减少一半，这样才有50%的机会将全球温升控制在1.5℃。这意味着，到2030年，西方国家的排放量将降低65-85%，大大高于目前讨论的水平。根据计算，这要求中国在2025年达到碳排放峰值。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和其他18家中国研究机构最近联合发布的《中国低碳发展战略及转型路径》报告指出：“碳排放可能在2025年前后达到峰值，约为105亿吨左右。”——这需要随后大幅减少排放量。全球要在这方面取得成功取决于所有国家能否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重大支持，使它们能够走上绿色发展道路，而其他国家则要确保到2030年之前，有限的全球碳预算不会用完——这就需要国际交流。要让全球温升控制在1.5℃的机会大于用掷硬币决定胜负的机会，这十年就必须大幅提高全球减排力度。虽然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碳排放量在2020年暂时下降，但随着各国经济复苏，预计排放量将有所反弹，尤其是因为许多国家的经济刺激方案迄今为止基本上错过了支持绿色复苏的机会。时间如此紧凑，是因为在工业革命将近两个世纪之后，全球“碳预算”——在全球温升控制在1.5℃之前，大气中安全的碳含量——已几乎用尽。如果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继续以目前的速度增长，那么全球碳预算将只够用7年。现在，每一年都很重要，每一年的拖延都将使任务完成更加艰巨。如果全球排放量到2025年才开始下降，若要实现1.5℃目标每年须减少27％的排放量，但这样的排放力度无法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全球温升控制在1.5℃和2℃，听起来好像差别不大，但事实上两者带来的影响大相径庭：前者代表的是繁荣富足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后者则代表的是悲惨的未来——世界大部分地区将受到粮食和水资源短缺威胁，经常遭受气候引起的极端天气事件和不断升高的疾病风险，遭受更频繁的疫情。鉴于此，中国明智地将发展道路转向建设生态文明，正在获得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在这方面为其他国家树立了一个典型。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温升控制在1.5℃就是安全的。自2000年以来，随着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平均水平高出1.2℃，已经有近50万人死于与气候有关的极端天气事件。以淡水为水源的喜马拉雅冰川已经开始融化，这些冰川为长江、黄河和其他国家的河流提供水源。但通过将全球温升控制在1.5℃，或许能够避免引发人类无法控制触发气温进一步升高的气候事件（如北极冰川和西伯利亚永久冻土层解冻融化，又或者是日益频繁的山火），并且应该能够避免未来气候对我们的影响。全球气温升高2℃对人类发展的影响要大得多。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数据，如果全球气温升高2℃，多达数亿人将面临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和贫困；如果全球气温升高3℃，影响更为严重。举一个例子，在全球气温分别升高1.5℃、2℃、3℃的情况下，受热浪袭击影响的人数将会分别为39亿、59亿、79亿。这还会减少耕地数量。全球受作物减产影响的人口数量将增加10倍——从全球气温升高1.5℃时的3500万人升至全球气温升高2℃时的3.62亿人。在全球气温升高3℃时，受影响的人数更将升至18亿人。这样的气候影响也将会对中国造成压力。正因为如此，习近平主席在联大号召“人类需要一场自我革命，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是完全正确的，也因此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欢迎。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当时特朗普否认气候变化威胁。拜登呼吁召开全球气候变化峰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为了抵消特朗普政府所作所为严重损害美国全球领导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且试图盖过习近平主席在联大讲话后中国所获得的声望。作为优势方，发达国家做得远远不够近几十年来，西方国家未能对气候变化采取足够的行动，尽管它们对目前大气中的大部分碳排放负有历史责任。那些在19世纪工业革命后发展起来并受益于化石燃料无限利用的国家，应该首先以最快的速度减少排放。为了实现减排的公平份额，到2030年，美国应削减85%的排放量，欧盟应至少削减65%的排放量。尽管西方国家最近有一些积极的举措，特别是欧盟和美国均增加了绿色投资，但这还远远不够。美国火力发电站从历史总量来看，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累计碳排放量主体，它的人均排放量也极高，每年人均排放量为17吨，是中国或欧洲居民的2.5倍，是印度居民的8倍。令人欣喜的是，自2005年达到峰值以来，美国的碳排放量下降了14%。这主要是由于煤炭使用量的减少和可再生电力的增加。但与此同时，奥巴马和特朗普执政时期，水力压裂法开采石油和天然气的热潮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化石燃料出口国。而令人担忧的是，这就导致了过去10年美国甲烷排放量不断上升，而甲烷是一种比二氧化碳更为有效但寿命更短的温室气体。拜登现在正寻求重新确立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领导地位。他的第一批动作之一是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并撤销了备受争议的Keystone XL输油管道建设许可。拜登已经信誓旦旦地承诺，到2035年实现100%的非化石燃料的清洁发电，以及如果得到美国国会允可，他还将推出一份1.7万亿美元的清洁能源计划。但他是否会解决水力压裂法和油气生产问题尚有待观察，毕竟上述产业正享受着205亿美元的州政府补贴。检验拜登气候变化政策的第一个关键，是看重回《巴黎协定》的美国将提交怎样一份新版的2030年减排承诺。拜登很可能在4月召开的领导人峰会时宣布这一数据，华盛顿内部人士建议上报削减45%的排放量。虽然这对当时雄心雄心勃勃的奥巴马来说是一大进步，但这仍然远远低于全球气温升高控制在1.5℃内美国本该承担的公平份额。根据计算，美国的减排份额在75%至87%之间。如果减排幅度在40%至50%之间，那么到2030年，美国的人均碳排放量将达到8吨——高于中国和欧盟目前的水平，几乎是全球平均水平（4.8吨）的两倍。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建议，到2030年，全球人均碳排放量需要达到2.3吨。作为世界第三大碳排放来源地，欧盟的记录要好于美国，但其目标仍需提高。在过去20年里，由于煤炭使用量的下降和可再生能源的增加，欧盟总排放量下降了24%，人均排放量从12吨降至8吨。2008年金融危机后这十年来的紧缩政策导致绿色投资有所下降，因为各国政府在技术成熟之前就削减了对可再生能源的支持。过去6个月，随着欧盟寻求力推“绿色协议”和绿色复苏，人们越来越关注气候问题——承诺30%的预算将支持气候行动，并将2030年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从40%提高为55%（与1990年的水平相比）。但这仍然低于全球气温升高控制在1.5℃内欧盟本该承担的最低公平份额（65%）。将主办今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英国，情况正好相反。它设定的2030年减排目标（削减68%的碳排放量）更高，却没有相应的政策或资金来实现这一目标，而且最近还因为批准了新的污染化石燃料项目违背其气候目标而受到批评。到目前为止，保守党政府为化石燃料发电发放的补贴是清洁能源所享受到的两倍多，其最近还取消了支持能源效率的绿色家园补助。美国和欧盟均承诺增加清洁能源支出，可谓意义重大。联合国最近的一项重要研究发现，到2030年，绿色复苏预计将使碳排放量减少25%。但迄今为止，全球所有与疫情有关的复苏支出中，只有12%的支出被直接用于支持低碳产业。如果今年要完成碳排放量削减7.6%的任务，扶持低碳产业必须成为重中之重。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驱动力”鉴于西方在减排方面的作用，中国领导层能否有所作为，进而起到决定性作用呢？首先，这是客观需要。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陆国家，中国跻身“净零经济体”将对全球产生深远影响。中国的排放量在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加，尽管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但累计碳排放量只有美国的一半，现在的碳排放量则占世界总量的31%亦或是25%到28%之间（数据之所以有轻微差别取决于核算方法）。中国人均碳排放量目前已达到西欧的低端水平，超过全球平均水平。全球碳预算空间如此之小，未来5-10年中国、美国和欧盟这三个最大的经济体和碳排放国的所作所为，将对全人类至关重要。其次，除了国内政策的效果外，中国领导层还可以向世界展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思路。习近平主席公布中国长期气候目标的讲话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如果中国能够制定出一份雄心勃勃的应对气候变化蓝图，帮助世界守住1.5℃控温线，进而到2025年达到碳排放峰值，采取措施限制煤炭产量、实现关键经济部门脱碳，同时实现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这无疑将对世界舆论产生巨大影响。这不仅会激励世界，而且会产生变革性的影响——这将有助于引导全球产业投资从建筑行业转型到农业，进而支持全球经济加速绿色转型，就像中国在太阳能和电动汽车电池领域所做的一样。“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一些项目执行比当地要求更加严格的环境标准，就如中国最近在孟加拉国所做的一样。建设绿色“丝绸之路”与西方国家发展模式不同的是，现阶段要同时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已经没有了高碳和低碳两种模式的选择。世界继续采取高碳经济发展模式所产生的影响可能会破坏和阻碍经济发展，导致更多人陷入贫穷艰苦的生活。中国可以为那些苦于西方国家未能兑现资助承诺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绿色经济的资金帮助，这些国家往往因为西方国家未能兑现他们的经济帮助承诺而陷入困难，确保国际社会对煤炭融资的担忧不会损害“一带一路”的声誉。这有助于克服全球气候变化合作的障碍。把中国描绘成“气候恶棍”无济于事，只有制定明确的减排和煤炭峰值计划才能守住1.5℃控温线。这就需要西方与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达成统一阵线，科学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气候变化合作停滞不前长达四年，今年全球正将注意力集中将11月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以及《巴黎协定》是否会提高2030减排目标。这不仅体现在国家层面，也体现在公众舆论层面，公众舆论现在压倒性地支持强化气候行动。全球三分之二的人现在视气候变化为紧急危机。这样的背景有利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展开气候合作。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与中国合作面临国际和国内双重压力，但与其他问题相比，中美在气候这一问题上的合作是相对阻力最小的。美国气候特使、前国务卿克里近来访问欧盟，劝说他们在国际气候问题上与美国结盟，并促成美国和欧盟委员会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与其他全球伙伴合作……特别是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合作”。欧盟和中国近年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交流显著增多，而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则缺乏与中国沟通 。一个积极的现象是，欧盟一直热衷于与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展开合作。这与克里和英国外长阿洛克·夏尔马发表的联合声明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没有提及合作，而是呼吁其他国家“团结起来”。在国内，美国也面临着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合作的压力。根据2021年2月的民意调查，与在其他问题上敌视中国不同，大多数（55%）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与中国合作解决气候变化问题，55%的美国人还认为两国应该共同出台一个绿色刺激方案，以助两国同时从疫情和气候变化带来的问题中复苏。不过，欧盟执行副主席弗朗斯·蒂默曼斯（Frans Timmermans）强调，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之前，美国和欧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很有必要，因为这将有助于“说服世界上其他主要参与者做正确的事”。事实上，让美国和欧盟提振雄心，兑现拖延已久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融资的承诺，才是至关重要的。正如拜登对特朗普听任美国在“未来的清洁能源竞赛”中“落后”中国之举非常担忧，中国在发展清洁能源和低碳新技术方面的优势可以在帮助发展中国家中发挥作用。美国和欧盟今年将提交新的减排承诺——美国预计将在4月底之前提交《巴黎协定》规定的国家自主贡献（NDC），欧盟则预计将在6月提交升级后的国家自主贡献——将2030年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提高至55%。中国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公平分担原则的基础上，为确保守住1.5℃控温线所采取的举措，无疑将有助于对这一交流产生积极影响。美国借气候问题发难不得人心在这种大势之下，气候变化问题不可避免地与美国挑起对华新轮冷战的企图联系在一起，与之相连的还有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和西方对华动作。这包括中国和西方进步环保运动势力之间客观上存在着共同的利益，这些势力希望自己的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有更远大的雄心，以期拥有一个安全的未来，而未来能否如他们所愿发展则取决于能否控制气候变化。自2018年以来，全球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为了未来的星期五”运动——这是西方规模最大的环保运动，呼吁各国政府正确认识并应对气候变化。2019年9月，在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召开期间，163个国家的400万人走上街头。虽然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这一运动的参与人数受到限制，但过去数年这一运动在公众舆论中所产生的影响并未消失。根据2021年1月公布的一份针对50多个国家的全球民调，全球64%的人认为气候变化是对人类的严重威胁，是紧急情况；在美国，65%的人认为全球现已进入气候紧急状态；在德国、西班牙和法国，超过70%的人相信这一点；在英国和意大利，81%的人也持同样的观点。西方新的气候运动关注的焦点是他们的政府能否拿出干实事的劲头来应对气候变化。由于对长期目标与短期政策相冲突感到失望，他们打出“不要空洞的承诺”的口号，并呼吁各国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年度减排目标。已经有人试图用侵犯人权或压制民主的虚伪指控，将西方的这一运动与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割裂开来。美国就曾用这样的花招，对付过进步运动势力和寻求与中国交好的势力。这样的情况去年也曾在玻利维亚上演：在2019年美国主导的针对民选总统和全球气候领袖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的政变前夕，有关土著居民针对莫拉莱斯的大规模环保示威抗议的虚假信息被用来软化西方舆论，以换取他们对政变的支持。莫拉莱斯抵达墨西哥接受政治庇护令人遗憾的是，西方部分气候运动组织也人云亦云地传播这些虚假信息。抗议活动原来是由反对莫拉莱斯政府的土改法的农业企业组织的分裂主义抗议活动。这场反民主的亲美运动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打破中国作为玻利维亚开发锂矿床主要合作伙伴的地位——锂是电动汽车电池和许多其他设备的重要原料。但是玻利维亚人民随后挫败了这一反动运动的图谋，促使莫拉莱斯的公开支持者路易斯·阿尔塞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新的选举。西方环保运动的其他成员则对发展中国家的需求缺乏了解。从人均GDP分别为6.5万美元和3.5万美元的美国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角度来看，通过发展经济来提高生活水平并不是迫在眉睫的事情，而是应将现有的经济活动转向更具社会生产力和环境安全性的绿色经济发展。但从人均GDP分别为8000美元和不到2000美元的生活在拉丁美洲和南亚或非洲等发展中经济体的世界绝大多数人口角度来看，在经济增长是迫在眉睫的——而有了适当的技术和政策，完全有可能帮助他们实现“绿色增长”。然而，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在气候变化，特别是清洁能源方面的领导作用。例如，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中国项目创始人、《中国是否能拯救地球?》一书的作者巴尔巴拉·菲娜莫尔（Barbara Finamore）认为，作为可再生能源的最大投资者、生产者和消费者，中国在清洁技术领域领先世界。她还正确地指出：“中国在兑现气候承诺方面有一系列良好的记录，不仅信守诺言而且乐于奉献。”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地球之友、350.org、世界自然基金会、气候行动网络（一个非政府伞状气候组织）等大多数总部设在西方的全球重要环保组织，都认同发展中国家负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概念，也承认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和当前经济发展、促进合作方面所作的贡献。综上所述，拜登呼吁在4月22日召开全球气候变化峰会，不仅关乎气候变化问题，而且也关乎全球地缘政治。从人类生存角度来看，将全球温升控制在1.5℃的问题至关重要。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言行一致，这是促进世界各地重要运动达成统一阵线组织的最佳机会，这些运动组织与中国的共同目标是应对气候紧急状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中国巩固其在气候方面的领导地位，也使美国依然感受到来自其国际盟友和国内的压力，促使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与中国展开合作，并在未来五年内采取更多行动，用行动履行自己承诺。

罗思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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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21 07:42

百闻没有人会想到，印度的第二波疫情会来得那么猛烈。印度的上一波疫情高峰期，是在去年9月，当时每日新增感染人数是9万人。之后，印度的疫情一路好转，在今年1、2月份进入波谷，每日新增感染人数降到1万人出头。当所有印度专家以为疫情就此告一段落的时候，谁想到，从今年3月份起，印度感染人数呈指数爆发状态，一路猛涨，远远高于第一波疫情。在过去7天，印度平均每日的新增新冠患者数量已经达到23.3万人。仅仅在昨天，就有259167名新增患者感染新冠。这是什么概念？这是到目前为止，全球新冠病毒传播最快的速度。因为感染速度还在攀升，没有迹象表明疫情已经达到顶峰，印度未来的几周将会非常艰难。在印度29个州中，包括德里、北方邦、古吉拉特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在内的11个州已经通知印度联邦政府，他们存在严重的医院床位短缺，氧气瓶和关键药物也供应不足，急需帮助。德里首席部长阿文德·基里瓦尔（Arvind Kejriwai）将当前的状态描述为“非常严重，令人担忧”，ICU床位和氧气供应是在“以惊人的速度减少”。负责德里抗疫行动的高级官员拉梅什·维玛（Ramesh Verma）告诉CBS新闻，他们面临医生和护士的短缺，医疗系统几乎无法正常运转。其中，最严重的是人数最多的北方邦。这个拥有2.4亿人口的州目前有19.1万活跃病例，每日新增上万患者，包括该州首席部长、几名内阁官员、数十名政府官员以及数百名医护人员，全部感染。在社交网站上，人们到处寻找医疗资源，想把亲人送入医院。他们也寻求氧气瓶、血浆和雷姆昔韦。去年这种药物在印度被证实有效，黑市上卖出高价。在当地医院的门外，聚集了大量无法入院的确诊患者，他们有的坐在长椅上，有的在停车场等待，希望能等到一张床位。(这名迟迟无法入院的女性，最后死在医院门外）一个名叫苏什尔·瓦斯德瓦（Sushil Srivastava）的老人被拍到坐在车里吸氧。过去几日，他的家人绝望地将他从一家医院带到另一家医院，希望能找一张空床位，但都找不到。因为耽搁太久，老人在入院前已经去世了。（在车里吸氧的苏什尔·瓦斯德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的一名退休法官，也遭遇人间惨祸。这个名叫拉梅什·钱德拉（Ramesh Chandra）的69岁老法官，在3天前和他的妻子双双检测出新冠阳性。他们拨打了50多次政府热线，请求救护车把他们送到医院。虽然对方每次都承诺救护车将在5分钟内达到，但一直没有到。他转而向当地政府以及熟识的官员求助，也是一无所获。没有氧气瓶，也没有药物，老法官看着妻子的呼吸渐渐变得困难，最后在家中死去。他走投无路，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封手写信，讲述自己的遭遇，终于引起人们的主意，成功入院。根据印度官方数据，过去一周，每天平均有1353人死于新冠。在昨天，死亡人数为1761人。但很多媒体认为，实际死亡人数应该高于官方数据。居住在印度圣城瓦拉纳西的维米尔·卡普尔（Vimal Kapoor）告诉媒体，在母亲死后，他把她的尸体运到火葬场，看到那里尸体堆积成山，到处都是救护车和等待的家属。用来烧尸的木材价格上涨3倍，等待火化的时间也从平常的20分钟增长到6个小时。在德里郊外的加兹阿巴德，因为尸体太多，亲人们只好将裹尸袋放在街道上排队等待。在勒克瑙，火葬场员工开始给家属们发号牌，叫号烧尸，等待时间更是长达12小时。有的人等不及，偷偷跑去附近的公园焚烧。在古吉拉特邦，多个城市的火葬场昼夜不停地运转，因为工作时间太长，一台电炉甚至烧坏了。为了限制人流，他们专门建立了一个24小时火葬场控制室。没人说的清楚，到底有多少尸体在4月份被焚烧。有的火葬场告诉媒体，他们现在平均每天需要烧80具尸体，远高于3月份的日均20具。有的火葬场每天烧尸的数量甚至高达200多具。有专家表示，印度官方死亡数据看着不大，主要是因为有太多人在死时没有被确诊为新冠阳性。这样的情况在农村很普遍。但也有媒体的发现，有些居民已经获得阳性检测结果，但仍然没有被归到官方死亡数据里。关于这一点，政府没有给出具体的解释。为什么印度的第二波疫情会爆发得这么迅猛？首先，是3月份有多起大型活动。3月28日，是印度洒红节，也是印度传统新年。根据传统，所有印度人会在这一天聚集在大街上，向彼此泼洒色粉。因为前几个月疫情控制不错，今年洒红节的热闹程度不输往年，人很多，也大多没戴口罩。之后，是印度教每12年举办一次的大壶节。为了防疫，节日的活动时间已经从4个月压缩到30天，但在4月14日，仍然有94.3万人在恒河进行圣浴活动，之后至少68人感染新冠。再接着，是印度大选，包括莫迪在内的多个领导人举行了轰轰烈烈的选举集会，有的地方甚至有数十万人参加。因为各邦都有选举，集会也遍布全国。当然，大多数人也没戴口罩。其次，是印度出现高传染度的新冠病毒变种。有部分公共卫生专家猜测，此次传播如此迅速，可能和一个名为B.1.617的双重变种病毒有关。它同时携带两个突变点，不仅传染性更强，也可能影响疫苗效果。在去年的疫情高峰期，一名患者只能传染30％到40％的密切接触者，但在这波疫情中，他能传染80％到90％的密切接触者。不过，这个变种是否是此次高峰期的罪魁祸首，还需要印度医学专家和世卫组织的进一步研究。最后一个原因，则是印度的疫苗供应不足。印度主要使用两款疫苗，国外的阿斯利康疫苗，以及本土的Covaxin疫苗。但不管是哪种，都处于库存不足的状态。到目前为止，印度接种第一剂疫苗的人数为1.085亿人，两剂疫苗都打完的人为1340万，这只占印度13.2亿人口中很小的一部分。为了得到更多疫苗，印度最近批准通过了国外的主流疫苗，包括俄罗斯的卫星五号疫苗。但这些疫苗目前也尚无供应，无法帮他们解决眼前的危机。情况变得如此糟糕，昨天，新德里宣布将封城6天，阻止病毒进一步传播。印度联邦政府也下令，将在全国范围内建设162座新的医用氧气厂，保证氧气的充足供应。印度国家城市发展部的部长告诉印度媒体，为了提高焚尸的效率，他们还会在多个城市建立电力火葬场。这样恐怖的景象，不知又将持续多久……ref:https://www.indiatoday.in/coronavirus-outbreak/story/up-lucknow-retired-district-judge-wife-covid19-coronavirus-ambulance-hospital-bed-1791287-2021-04-15https://www.cbsnews.com/news/india-covid-cases-vaccine-medicine-hostpial-shortages-modi-criticized/https://www.reuters.com/world/india/india-reports-daily-rise-covid-19-cases-259170-2021-04-20/https://www.reuters.com/world/india/non-stop-cremations-cast-doubt-indias-counting-covid-dead-2021-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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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21 07:34

时事中国知名连锁餐饮企业“海底捞”加拿大温哥华分店，被踢爆店内共安装超过60具监视器，录制的员工和顾客影像都会被传回中国，却不知用途为何。印度周日报“Sunday Guardian”4月17日报导 ，海底捞温哥华分店经理雷恩．潘（Ryan Pan）证实，应总公司要求安装监视器，店内安装60台以上的监视器，亦即店里有30张用餐的桌子，每张桌子都安装2台监视器，这是为了“惩罚”（punish）不遵守公司标准流程的员工，以及对他们进行人身追踪（people track）。他证实这些影像会被传回中国，至于影片用途，他则以此为“机密”（secret）为由不愿透露。这篇题为“中国的社会信用计划蔓延至加拿大”（China’s social credit program creeps into Canada）的报导，是由前加拿大军方情报专家和电子犯罪顾问麦格雷戈（Scott McGregor）和调查记者米歇尔（Ina Mitchell）撰稿。他们透过“加拿大香港之友”（Canadian Friends of Hong Kong）访问到关注中国和民主运动人士艾薇·李（Ivy Li），询问加拿大人为什么应该担心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正在加国运作。在香港出生和长大的艾薇·李指出，不仅是加拿大华裔和当地居民，以及与中国有联系的企业受到威胁，所有加拿大人和社会的隐私和安全都受到损害。试想，在一家颇受欢迎的中国美食餐厅，尤其是在高档地区，上门用餐的顾客可能是外交官和政治人物在招待宾客，企业高阶主管在讨论他们的商业策略，专业人士在谈论公司专案，记者在进行采访等。觥筹交错之间的话题很多，尤其是在喝了几杯酒之后，热门餐厅的餐桌无疑是偷听他人谈话和掌握社会脉动的最佳场所之一。据报导，始创于中国四川省的海底捞，在温哥华开设2家分店，最近一家分店是在2018年开张。为了协助遭加拿大当局逮捕的中国电信巨擘“华为”财务长孟晚舟，华为在当地不远处承租住宅，做为该公司员工的宿舍，步行即可到达。这家海底捞分店距离孟晚舟居住的大厦和中国领事馆的路程不超过10分钟。海底捞在全球拥有超过935家分店，超过3600万名VIP会员和6万多名员工。根据维基百科，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旨在“规范公共行为”，主要由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等在监管和服务的过程中得到，与中国社会的大规模监视系统紧密相连，并采用脸部辨识技术和巨量资料分析技术。2019年，据估计中国的“天网”系统在各地设有约2亿个公共监视器，8个中国城市位居全球最大规模监视城市前10名，至2020年社会信用体系基本建成并全面启用时，中国各地的公共监视器数量预计将达到6.26亿个。另据台媒BuzzOrange报导，在一家海底捞台湾分店，店内仅为70桌的空间，抬头一看却可以发现头上约有60台监视器，而监视器品牌正是中国最大的安全监控公司“海康威视”。

观海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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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20 15:14

眼界这三个国家，又到了历史关键节点！我们需要瞪大眼睛来自牛弹琴00:0007:31这三个国家，又到了历史关键节点！有些变动，还在急遽演变中，不可避免牵动地区乃至世界格局，我们必须瞪大眼睛。第一个国家是乍得。可能很多朋友比较陌生，但4月20日晚上，却传来最震撼的消息，乍得总统代比在前线阵亡。一国总统，战死疆场。在今天的世界，罕见，绝对罕见！这是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国家的灾难。更非同寻常的是，代比不是新手，也不是一些媒体描述“当选总统第二天”战死，他执掌乍得已经有30年。乍得，从面积讲，128万多平方公里，世界第21大的国家，比南非还要大一些；从人口上说，1500万，略高于中国的天津。但它是内陆国，撒哈拉沙漠是最主要的地理特征，所以又被称为“非洲死亡之心”，可见环境的恶劣。贫穷是乍得的另一个特点，贫穷的另一面，则是国家的动荡。过去30年，战事连绵，国内有冲突，国外有交战，哦，对了，法国还在乍得有军事基地。确实，就在战死前一天，乍得官方宣布，代比以79.32%的得票率，又连任总统。但反对派抵制了这次选举，交战在继续。乍得，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代比战死后，乍得政府和议会被解散，一个军事委员会接掌政权，领头的是代比37岁的儿子小代比将军。算起来，代比当年执政，也是30多岁。多灾多难之地，我们陌生的远方，却没有诗歌，只是希望别是新的血雨腥风。第二个国家是古巴。我们熟悉的劳尔·卡斯特罗同志，4月19日正式卸任古巴共产党第一书记，迪亚斯-卡内尔成为新的最高领导人。这毫无疑问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动。自1959年古巴革命以后，卡斯特罗兄弟一直是古巴的代名词。现在，卡内尔接过了大任。这属于有序安排。上周，劳尔·卡斯特罗就讲话说，他将把领导权移交给“充满激情和反帝国主义精神”的年轻一代。劳尔已经89岁，卡内尔60岁。这确实是一次世代交替，古巴由此进入第三代。古巴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更因为在拉美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在全世界，哪个国家形势最严峻、处境最凶险？我总觉得是古巴。就在美国眼皮底下，60多年来，美国各种手段颠覆，一度还派军队入侵，在古巴一角的关塔那摩，美国还拥有军事基地。但古巴就是古巴，美国的入侵被打败，美国的制裁没结果，以前还有苏联撑腰，后来更多靠自身。小小的古巴，也成为全世界抗击美国霸凌的一种象征，尤其是在拉美。中国人对卡斯特罗兄弟非常熟悉，大胡子的菲德尔自不必说。今天的中国军事博物馆里，有一件特殊的藏品：一把美国M1911A1式手枪，用西班牙语刻着毛泽东的名字。这把手枪是战利品。1961年4月，美国发动“猪湾战争”，但袭击被古巴军民击垮，这把手枪后来作为国礼送到了中国。很早之前，我写过一篇卡斯特罗兄弟和中国领导人的文章，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细节，就是劳尔对中国革命歌曲的偏爱。在一次陪同中国领导人参访时，劳尔回忆起半个多世纪前出席世界青年联欢节时学唱《东方红》的往事，然后“情不自禁地带头再次唱起这首家喻户晓的中国歌曲”。现在，古巴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肯定也会面临美国新的压力和霸凌。第三个国家，德国。终于，也在4月20日，默克尔的接班人确定了，那就是拉舍尔，默克尔忠实的拥护者，现在的基民盟主席兼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州长。德国大选将在9月26日举行，拉舍尔届时将带领默克尔的联盟党参选。尽管外界各种挽留，但默克尔去意已决，这次选举后不再担任总理。从2005年到现在，她执掌德国整整16年。她毫无疑问是当今世界最杰出的女政治家，没有之一。她上台执政的时候，法国总统还是希拉克，现在，萨科齐和奥朗德也早已下台，爱丽舍宫的主人，已是年轻的马克龙。在这期间，英国换了至少五任首相，美国换了四个总统，意大利，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总理换了大概七八人了……时间，总是最无情的敌人，她也从那个略显羞涩的德国大妈，渐渐成了一个从容淡定的德国老大妈。最近两年，默克尔身体也不太好，多次在公开场合发抖，乃至于不得不坐在椅子上检阅仪仗队……但默克尔让世界印象深刻，不仅是她的执政时间，而是女性政治家的魄力和魅力。哪怕对于混不吝的特朗普，她敢于反对，所以，是她贴出了那张著名的“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的照片。老太太很有性格。前年她前往美国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公开表示：我们千万不能称谎言为真相，也绝不能将真相视为谎言。我们不能将反常当作常态加以接受。哈佛学生们鼓掌，老太太点到为止，但说的是谁，不言而喻。对于中美摩擦，她也直言不讳：“当很多人认为美国在全球的优势是因为被中国抢占而丢失的时候，不要忘了这种可能——是美国主动放弃了全球领导者的角色。” 现在，要轮到拉舍尔接受考验了。毕竟，欧洲是世界重要一级，作为欧洲领头羊的德国，承担着特别的责任。看了一下拉舍尔的政策，和默克尔类似。最近在谈到中国时，拉舍尔直言不讳，说中国是一个竞争者，但同时，德国和中国有广泛的合作。他还如数家珍，“杜伊斯堡港是‘一带一路’工程中的重要站点，对我国外贸经济非常重要。但对于下萨克森州、巴伐利亚州或巴符州这样的联邦州来说，中国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如果只是因为汽车工业的话。”中德，肯定也有分歧，但还是要多合作，来日方长。三个国家，这两天进入到历史的关键节点。怎么说呢？人事总有代谢。只是相对于古巴和德国，非洲贫穷之国乍得的变故，太惨烈，也太猝不提防。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提醒：我们真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而是有幸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中国。但这些变动，虽然是内政，但不可避免影响到对外关系，包括与中国的交往。这个世界，变化有时太大，我们需要瞪大眼睛。还是要向劳尔致敬，一位爱唱中国革命歌曲的传奇领袖，带领小小的古巴穿越惊涛骇浪，相对于加勒比不少国家的动荡，古巴虽然贫穷，但古巴依然是古巴，依然让人刮目相看。还有，默克尔，从东欧的物理学女博士，最终成为无可争议的领袖人物。她让人看到了一个女性的杰出能力，千万看不起女博士。时代呼唤更多的默克尔，不仅仅是呼唤更多的女政治家，更呼唤默克尔这样的政治智慧和远见。默克尔之后，或许，将再没有默克尔了。

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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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21 08:12

财经又一庄股崩了！中潜股份（300526.sz）这个股票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至少是听说过，它是这两年数一数二的大牛股，前复权后股价自2018年10月19日的最低8.09元一路不带怎么回调的暴涨到2020年4月9日的最高182.78元。用时一年半暴涨2159.33%，傲视同期A股其他非新股涨幅，更是秒杀同期的东方通信（600776.sh）。（中潜股份股价走势截图）是什么造就了这只超级大牛股？是暴涨的业绩还是机构抱团？都不是！今天（4月20日），中潜股份在没有任何利空消息刺激、也没有任何公告的情况下，开盘即低开超7%，10分钟后稳稳的封在了20%跌停板上，封单近3万手。它的突然闪崩跌停，再一次让市场聚焦这只曾经的超级大牛股，并“重温”这只庄股是如何平地起，又如何大厦倾！关于这只股票坐庄操纵股价的报道很多，也非常复杂，还涉及济州岛赌王仰智慧，有说是公司自己坐庄炒作股价的，也有说是请外部人士进行市值管理的，大家可以去网上具体看看。本文为了简单明了，锐眼哥以时间和股价为线索，大致分三个阶段回顾一下整个坐庄操盘的过程。第一阶段：16只基金违规举牌，股价暴涨442%（第一阶段股价截图）实际上，这16只基金的买入举动，即不是市场分析人员分析出来的，更不是锐眼哥分析出来的，而是在第一阶段末期公司自己发公告说出来的，原因是同一机构旗下16只基金持股超过5%，触及举牌线。2019年11月4日公司公告，北京泽盈在2019年5月9日至2019年10月30日期间，通过旗下顺势1号、2号、3号、5号、7号、8号、9号、10号、12号、15号、17号、18号、19号、20号私募基金以及硕果壹号和硕果贰号私募基金，合计增持公司974.4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71%。（北京泽盈增持公告截图）公告显示，增持均价为29.88元/股，以此计算北京泽盈在此期间的增持总成本为2.91亿。增持的原因是看好公司的发展潜力。在北京泽盈增持期间，中潜股份股价在2019年9月11日最高触及48.18元（前复权），较2019年5月9日最低8.88元已经上涨了4.4倍，所持公司股份市值达到4.69亿，浮盈1.78亿！然而，由于北京泽盈没有在累计买入5%的时候披露，而是在累计买入5.71%才披露，构成违规举牌。2019年11月15日深交所发出监管函，要求北京泽盈及时整改，自此之后北京泽盈没有再增持公司股份。当然，在看到公司股价短期这么大涨幅后，公司有持股的董监高们肯定是要减持的，在此期间副总经理刘国才、副总经理肖顺英、副总经理周富共、副总经理兼董秘卓泽鹏合计减持2.55万股。也是在此期间，那个大名鼎鼎的“济州岛赌王”仰智慧入股了公司！2019年9月4日，公司发布简式权益变动公告，那个被称为“济州岛赌王”的男人仰智慧将持有控股股东香港爵盟100%股权，从而实际控制上市公司，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协议转让股份公告截图）赌王仰智慧入股后，又将公司股价带上了另一个巅峰！第二阶段：频繁收购壳公司蹭热度，股价暴涨450%（第二阶段股价截图）“济州岛赌王”确实不一般，资本运作的手段也是溜的起飞，为了拉升公司股价，当时A股哪一类股票热门就收购哪类资产蹭热点，仅4笔收购就让公司前复权后股价从33.17元一路飙升到182.78元，4个月再次暴涨4倍多。2019年7月25日公司公告，拟作价1元收购北海慧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交易完成后北海惠玉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收购北海慧玉公告截图）但值得注意的是，截至2019年6月30日，收购标的北海惠玉总资产为0、负债0、净资产0、2019年上半年营收0、净利润0，也就是一家空壳公司。据公告称，这家空壳公司是一家互联网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为主营业务的企业。收购这样一家公司，中潜股份将成为大数据概念股，拟收购公告发布20天后股价就涨超60%！然而，到2019年8月16日，公司又称，因标的公司股东不幸逝世终止收购北海慧玉，并新设成立北海中潜科技有限公司。之后，公司又多次故技重施。2019年9月27日，公司公告，拟以1元收购众创投资持有的上海招信50%股权，并对上海招信增资1581.63万，交易完成后累计持有上海招信51%股份。与北海慧玉一样，上海招信也是一家资产、负债、净资产、营收、利润均为0的壳公司。公告称，该公司主要从事计算机信息科技领域相关业务，但其旗下全资子公司苏州森瑞特是一家黄金实物销售公司，对该公司的收购将使公司涉及黄金概念。这一招果然有效，从2019年9月27日到公司下一次收购，股价又涨了60%以上。2020年初，A股芯片概念股火爆一时，中潜股份在2020年3月13日公告，拟收购合肥鹏芯、大唐存储，从而又使公司有了芯片概念，这下更不得了了，公司股价直接从60元左右在短短20天内飙到182.78元的高位！“济州岛赌王”的操盘方式就是不一样，有人可能要问，把股价拉这么高怎么退出呢？第三阶段：一纸关注函、暴跌73%、一地鸡毛(第三阶段股价走势截图)鸡犬升天后的一地鸡毛，或许可以形容这一阶段中潜股份的股价。公司股价在高位的反转来自于公司对深交所问询函的回复和深交所的关注函。2020年4月3日，公司回复深交所问询函，回复函称，收购大唐存储与公司现有业务不具明显协同性、不存在以任何形式迎合市场炒作股价。2020年4月6日，深交所再发关注函，要求公司说明此前收购北海慧玉等资产在短期内大幅折价的原因及合理性。或许到此时，二级市场才意识到，中潜股份过去一年多股价的持续上涨，原来都是上市公司在讲故事、拉高股价，从2020年4月7日开始公司股价连收三个跌停，之后在出售上海招信、内审负责人离职等各种不太好的消息下持续走低。真正的大爆点，是公司大股东深圳爵盟在2020年9月9日将所持公司股份的75.11%质押出去，因为这意味着背后资本大佬的大撤退！大股东质押之后，公司股价再下一城，2020年10月21日20%一字跌停，10月22日继续大跌超14%，10月23日再跌超11%，仅三天时间股价从近百元跌至不足60元，之后虽有一段时间的反弹，但经过这两天的暴跌，股价又下了一城。去年10月20日公司被立案调查，12月14日因涉嫌操纵股价，实控人仰智慧又被立案调查，12月14日公司董事兼总经理辞职，今年1月14日财务总监辞职。今年1月30日公司发布2020年业绩预告，预亏1.2亿-1.5亿，同比下滑333%-442%。业绩预亏公告发布后，公司股价反应不大，但在3月25日董事长辞职之后，股价开始加速下跌，从80元左右跌至今天收盘49.29元。从2020年4月3日至今，中潜股份的股价从前复权后182.78元跌至如今的49.29元，整整一年暴跌超70%，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已经落下帷幕，这场股价操纵正在收尾。但是，那个被称为“济州岛赌王”的男人、中潜股份背后真正的大佬仰智慧去哪了呢？实际上，早在去年12月14日就已经拂袖而去了，那个辞职的董事兼总经理就是仰智慧，他同时还辞去了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财经锐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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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21 0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