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吹不黑，严肃报告，一文说清2022经济趋势！

思想 席地而坐新的一期，我们邀请设计师，沙丘研究所主理人陈飞樾、李雅伦，从童年居住的公共空间出发，对谈公共空间的不同形态，以及在今天，为什么我们比过去更需要线下的交流？ 不久前，飞樾和雅伦邀请朋友，创作了一本名为《异样的怀乡》的小集子，他们描绘了彼此童年时家的空间形态，又以虚构或非虚构的形式，展开了各自对于城市空间的观察。飞樾和雅伦也在为《读库》公众号撰写的文章中，专门研究了巴黎城区的改造案例，以此来梳理城市空间对于人的社会行动、精神生活所产生的影响。 在本期讨论中，我们将结合北京城市的改造，以及自身对于公共空间的观察，一起来谈谈国内城市正在经历的士绅化、折叠化倾向，以及其背后潜藏的平民生活危机。 我们也会聊到论坛文化，从互联网早期的论坛，到如今的短视频模式，网络公共空间的变化，对公共议题的讨论产生了怎样巨大的影响？“反智主义”这一流行的表述，又能多大程度涵盖我们所看到的真实，所遮蔽的又有哪些？（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收听音频） 本期主播 赵一静： 青年纪录片打工人 宗城：青年写作者，人类观察员 陈飞樾、李雅伦：设计师、沙丘研究所主理人 Part 1 设计行业的理想和现实 赵一静：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青年设计师，也是“沙丘研究所”的主理人陈飞樾和李雅伦，他们共同创作的文章《中文互联网中“讨论”的消亡》曾引起广泛讨论。如今，你们一位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读建筑学，一位在MIT麻省理工学院读城市学，在讨论的第二部分，你们也可以分享自己身处设计行业的思考与困惑。先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如果要说起能够打动你们的公共空间，你觉得它们具备什么样的共性呢？ 李雅伦：我喜欢那种乍看之下，没有非常强的设计意图的公共空间，就是设计师对它其实有设计，但他把设计很巧秒地藏了起来，使它与周遭显得格外贴切。我不喜欢太刻意的东西，随意一些，你洒脱一些，我喜欢那种仿佛自发生长的感觉。 陈飞樾：更野生一点。 李雅伦：我之前有在做一些伦敦在地空间的研究。发现尤其是像菜市场、集市这种东西，都是本来只有一块空地，大家牵着羊和牛过来，越来越多的人过来，在这卖牛、卖羊、卖不同的东西。到了一定时候，政府就说，必须给你们搭建一个结构，把你放在这里，从而维持社会秩序，减少骚乱和疾病的传播。从此开始，集市上就有了摊位，秩序就在这个基础产生。 陈飞樾：这就是制度化、机构化的一个过程。 李雅伦：我所喜欢的公共空间，至少是让人感觉到越少的设计，越少的控制。 陈飞樾：对，就像是沙丘之前跟搞社区营造的那群人聊，他们也说，他们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不用再搞社区营造了——社区不用你去营造，它自己就有，这个东西才叫社区。 另外我们之前也旁听过一个哈佛GSD设计学院主办的一场线上研讨会，里面有港大的朱涛老师，还有哈佛一些教授。他们聊公共空间的意义，里面也会讲到，建筑学里面公共空间的研究也分为不同流派，其中有一个类似于DIY式的，它的核心的一个理念，就像雅伦说的，不要过度设计的公共空间才是好的公共空间。 我们也确实经常会发现这样的一种事情：本来是市民自发地去用这片地，市政府发现这个气氛好，于是要把它变成政绩的一部分，让一群设计师去把它做一下。做完之后，很多规范，当然，看起来漂漂亮亮的，发个朋友圈，可能点赞的人要多一点。结果人家不愿意用了，觉得你这个东西搞得莫名其妙的。 李雅伦：对，经常我们去看各种线下的改造的空间，也会出现那种设计师自己的想法和居民实际上的居住体验、使用体验是很割裂的。 宗城：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很多设计师在乡村搞建筑，但做出来的东西还是高度士绅化的，跟乡村本身对比特别突兀的景观，招待的也是前来度假的豪门和城市中产，飞樾和雅伦怎么看待设计师进入乡村去设计景观的尝试？ 陈飞樾：如果这个设计能为当地人提供一些真正的改善，或者在审美上有所变革，那么这种介入是无可厚非的，但现实是，很多设计师只是把中国乡村当做一个符号式的景观，去打造一个他们想象当中的田园牧歌田园，那种迎合城市人想看到的一种乡愁的景观。 李雅伦：他们没有真正在乡村生活，理解乡村。 陈飞樾：这是一个印象中国，不是一个当代中国。 赵一静：你们作为设计师，如果你要想去打造或者是改造一个空间的时候，你会更注重哪些方面呢？你肯定是要介入的，你肯定是要有人为的设计和参与，你会怎么样去平衡设计和不打扰它原本自发生长的特征和氛围这种？ 陈飞樾：这个问题确实太难了，这太难了。 李雅伦：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设计上面最大的难题。真的，你问出我内心深深的恐惧。因为我觉得我在学校做的项目很多，在学校的时候，因为知道这些东西不会被建成，所以倾向于做一些非常激进的东西。我可能希望通过这个设计——其实更像是一个故事，或者是预言——告诉大家你的生活变成了什么样。 这种方案也并不是完全的反讽性质的，但是可能有一点点这种感觉。如果让我去做真实的设计，我觉得我最大迷惑，就是我凭什么可以用我自己的成长方式和我自己的个人经历，来去告诉别人那个所谓的道理，我自己又如何克服自我的局限？如果我要为一个成百上千人的群体，营造一个至少百年的空间，相当于为这么一个时段，超越你自己生命的一个时段，超越你自己个体的一个人数去设计，对我来说，这是需要深思熟虑的。 陈飞樾：我研究生学习的是做城市设计。我觉得我肯定无法回避，任何一个城市设计肯定是一个带有家长式的“替代决定”的思维（你们不知道你们想要什么，让我这个设计师来告诉你们你们真正想要什么）。我觉得如果有设计师觉得他不是，他只是不愿意承认罢了。你自己作为一个个体，你有你的作者意志，你要去做一个图纸、做一个设计，要去决定或者说要引导上千人、上万人的生活，那就是难以避免这种非常上帝视角的一个东西。如果真的要去开一个一个的、每一个人的私人会议，那不可能做。它就是带有这种非常自上而下的一个气息在里面。 但是我也能想象很多职业的建筑师，听到我们在讲这样的话，可能觉得这只是一些很学生气的烦恼，因为你真正的进入了设计的世界，它就是一个拿钱做事的过程，当你的基底变成了一个经济的东西，我可以跟甲方说什么，当然都能说。它是一回事，但你真正要认真地看这个事情，它肯定更加复杂。这也是为什么在学院里面这些东西还是有意义，包括一些老教授做到八九十岁，他们还在不断地去思辨这个问题。 赵一静：其实建筑师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是很重的，但是往往他们要服务的又是甲方，而不是那些真正生活在这儿的人，所以他的需求和目标的不匹配会造成很多他们在设计上到底是更倾向于哪一方的困惑。 陈飞樾： 每一个稍微有点愿意去面对自己的一个真切的人，他总是双重思想在生活着，不可能不拧巴。 当然，你首先要养活自己，你就是要去玩那个游戏。 你就一边要当一个游戏的参与者，一方面又是一个游戏的测评者。 你知道这个游戏规则是什么，你就这么搞，你也要养活自己，也要去做这样的事。 大建造家都是权力的朋友，回看历史上真正做了很大建造体量的那些建筑师，他们很多都和统治者或者贵族周旋。向下兼容，你做不了那么多的。你就是please up，取悦上边，又要尽可能保留自己的主张。总是这样的，这是一个迎合与隐秘反抗的过程。 《建造了柬埔寨的他》剧照。“这是一部探索建筑师范‧莫利万生平和工作的电影，他对于建筑的贡献方案展示出一个由独立而呈现出的国家新身份，他令人难以置信的个人故事也围绕柬埔寨这个现代国家的动荡之旅展开。在柬埔寨独立后的时期，莫利文是建筑复兴的核心，也建立了一种独特的建筑风格。”（简介源于网络） Part 2 互联网公共交流平台的变化 赵一静：当人们提起公共空间，线下实体空间是人们常想到的例子，但或许，像“沙丘研究所”也是你们在网上搭建的一个小型公共空间，当初为什么想做这件事？ 陈飞樾：《中文互联网中“讨论”的消亡》中有一段话：“当所有公共领域被取消，有效的讨论不复存在，不再有‘作为私人的个体来到一起，形成公众’，而是‘作为私人的个体更加遥远地分开了彼此’。解决的方式只有对话；惟有理性的对话才能消解矛盾。没有地方讨论，只会有更多的两极化，更多的简化和污名化，更多无意义的争端。”和雅伦做“沙丘研究所”，是我们搭建理性对话平台的一个尝试，我们想要有真实的连接，产生更多实在的感觉。比如通过沙丘研究所，我们认识了你们，有了这场对话，这就是一种实在的联系。 李雅伦：关于讨论我想到一件事。那就是最近，我发现经常有朋友来家里，甚至是刚认识的朋友第一次见面，聊到三四点钟，仿佛大家通过我们的平台，聚到线下，有了一个彼此诉说自己内心深处烦恼的地方，像是一个心灵疗愈的小小园地。做沙丘研究所，可能也帮我更容易打开自己一点，分享自己的思考和烦恼。 赵一静：你们俩说到做沙丘，让我想到我和宗城及其他朋友一起做播客这件事。一般情况下，如果不是因为工作或校园讨论，人们很难有机会就一个话题深入讨论，同时有文字记录下来，但播客就成了一个容器，让我和大家聚在一起，交流感兴趣的话题，沉淀出内容，所以我觉得需要这种容器，这个容器可以是一个线下的实体空间，也可以是线上的媒体或者播客。 宗城：这种讨论像是互联网的早期论坛，百无禁忌，讲究质量，无论是哪个地域哪个阶层，都会很珍惜上网冲浪的时间，对讨论者也会比较友好，但现在不是这么个情况，理性讨论只存在于一个个部落，大的社交网站充满了戾气。 赵一静：早期的互联网论坛、网站像是一些小的聚会、一个广场上的偶遇，比如说早期的豆瓣、早期的知乎，具有一定的知识精英感觉。 宗城：不过话说回来，我也害怕过于美化早期互联网，互联网的仇恨、戾气言论，不是近十年才有，其实过了那个很短暂的早期时间后，因为互联网注册发言的门槛很低，言论良莠不齐是不可避免的，比如2008年奥运会，刘翔退赛，网上一片哗然，日后人们对刘翔有多同情，当时就有多辱骂。比互联网所谓的“反智主义”更值得警惕的，我以为还是“凝视之眼”的双重标准，是哪些允许被呈现，哪些不允许，后真相时代是认真控制的时代，是通过裁减真相、引导人们眼球的注意力，来达成一定目的的时代。 赵一静：反智主义始终存在，只是现在更明显了。马东在和许知远对谈时说过类似的话，95%和5%的人，如果只看到5%，会误认为后者是主流，其实那95%才一直是主流。 宗城：现在的互联网公共厕所化了。 赵一静：我想从传播学理论上来说一下，我们之前学过。它其实并不一定全都是说是越来越对立的，而是说这种声音更容易被传递到大众的视野里。所以你看，越极端的思想越容易被记住、被传播，它越有猎奇的点，所以你听到的这种声音越来越多。但它其实未必是全部事实。 宗城：精英与大众的对立叙事也值得商榷，精英越来越像一个靶子，大众也是粗浅的符号，今天一个人是精英，明天就被打成乌合之众。你说一个谈论尼采的二本学生是精英还是大众？一个农村出生的博士生但又关心劳工议题的呢？目下有一种反精英的叙事，连带着把启蒙一词也污名化了，在公共平台做知识探讨常会引起“好为人师”、“臭公知”的嘲讽，媚众成为常态，内容创作者也在下审美倾斜，以“多数人”爽感为主导的推送算法消耗了多少创作者的心力，源源不断生产的却只是速食快餐。 与之相对，不同群体的诉求，也常被“乌合之众”等笼统的词汇狭隘化，仿佛只要是普通人参与的、有情绪的、有声浪的，就会被贬低为乌合之众，试举几个例子：反性侵运动是乌合之众吗？为国企改制下岗的职工说话的人们聚在一起，又是否是乌合之众？五四运动时候的青年呢？所以词汇的粗浅所带来的误解是双向的，一方面是对知识交流的污名化，一方面是对民众声音的污名化。 陈飞樾：互联网浅层次的联系使得戾气变得普遍。真实的连接这个东西很重要，大家都说互联网越来越把人异化了，我的感觉是，现在互联网就有一种大家都是假人的感觉，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说那些话什么，现在那些流行语。 宗城：YYDS。 陈飞樾：有一次走在街上，旁边有两个人，有个人说个笑话，另外一个人就233333。她要笑，知道吧？她真的就说“二三三三三”。这难道是一个人被逗笑的真实反应吗？真的，这些词汇已经反过来扑向现实了。 李雅伦：最初我们上网会希望进行更有质量的讨论，了解未知的值得开拓的领域，现如今人们对公共平台的珍视减少了，大型门户网站充满了战争化的词汇、对立的氛围，这令人感到害怕，那种被除名的恐惧。这时候就会更意识到线下实体空间、真实的人互相交流的意义，你投入了时间精力之后，你就会用更真诚、或者更直接的方式去对待它，而不是那种走马观花式的讨论。在这个空间会形成的连接，也会让你记忆更深刻，维度更丰富一些。 赵一静：这让我想起为什么今天还需要电影院，而不是所有的观影媒介都变成流媒体，就是因为线下的空间提供给了你一个专注的环境，让你可以在这个时间内沉浸在你当下所做的事情里。 李雅伦：在互联网上，极端之声更能博得喝彩。 赵一静：中间派的声音被淹没了。 宗城：这也跟严肃内容很难在互联网实现收支平衡有关，想做好内容的趋于小众，要攫取流量则往往诉诸于讨好民粹，源源不断生产性、暴力和仇恨。能够站着把钱挣的，少之又少。近十年，一些曾经口碑不俗的论坛、网站的讨论质量都在下滑，比如号称“精神角落”的豆瓣、比如已经被视作直男根据地的虎扑，而像天涯网、人人网这些，干脆已经走向没落。 举个例子：十年前，“直男”并不是虎扑最显眼的标签。在它发展初期，它的体育内容和书影音讨论内容都不乏高质量帖子。当很多网站为优质内容发愁时，虎扑却可以靠零稿费收获许多高质量文章。最开始，虎扑的创始人领着一批篮球党，引进国外篮球最新资讯，翻译国外名家文章，借着08年奥运会的契机，虎扑开始有些名气，不只有篮球版块，也有足球、网球等专区，步行街的原型“甘比亚大陆”也横空出世，成为一批男人闲聊日常生活的去处。 当时，足球区与篮球区分开而治，足球区原名“Goalhi足球”，后来才更名为虎扑足球。“Goalhi足球”是很多老用户留恋的记忆，因为它象征着虎扑足球氛围最理性、最高质量的时代。以至于当“Goalhi足球”被虎扑足球取代，大量用户打出“反虎复狗”的旗号，但历史大势浩浩汤汤，Goalhi终究成了历史的一部分。 早期的虎扑（2005到2012年间），最大的优势就是内容和用户黏性，但那时候不赚钱，流量少。如今贴吧化，放松对内容的把控，虎扑的流量上来了，传播度也蒸蒸日上。前期用户的流失没人关心，高质量文章被淹没无人问津，而开放区对政治的谈论，也为虎扑带来审查压力，于是在2017年到2019年间，开发区经历过几次整改，最后关闭。 早期的虎扑对用户审核也很严格，除了能够难倒千万吴亦凡粉丝的二十道题，在虎扑如果发过多低质量的帖子，或者恶意引战，会面临被管理员处罚的风险。但是近些年，虎扑越做越大，管理员的素质却良莠不齐，虎扑论坛内涌入了大批灌水用户。他们的兴趣点不在于讨论问题，而是看美女、抖机灵、掀起骂战等，导致虎扑论坛整体素质的下滑。在过去，我可以很方便地在虎扑首页看到高质量文章，但现在，论坛首页充斥着抖机灵的内容。劣币驱逐良币，获取有益知识的成本上升，久而久之，越来越多老用户也就离开这里，另觅他处。 虎扑的发展，是中国许多论坛网站发展的一个缩影。当它们注重用户质量，保持独立小众特色时，它们赢得了口碑，却输掉了钱财。当它们认清现实，要大踏步赚钱时，它们的质量又不可避免地迅速下滑。 赵一静：宗城我想让你补充一点，因为你在国内也接触了很多公共空间，你对公共空间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你觉得它是怎么形成，以及人们为什么需要这样的场所？ 宗城：我们可能需要区分广义和狭义的公共空间。广义的公共空间涵盖很多，只要不是私人住宅等私域，甚至商业广场也算一种广义的公共空间。但显然我们讨论或者我们所追求的那种公共空间，至少它是具有思想交流属性的，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业空间。可惜哪怕是在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侧重于思想交流的公共空间都处在一个减少的趋势，当然可能在数据上它不一定的，为什么？因为数据上肯定很好看的，有那些商业广场里的书店、士绅化的艺术空间来装饰数据，例如说我们都懂的那种艺术街区。表面上好像公共空间还增加了，但我们知道不是那回事。 赵一静：你的意思是，士绅化的公共空间背后是有权力关系。它设置了一些门槛，让普通人变得难进入了。 宗城：士绅化之后的公共空间，实际上是加固了权力关系，它在本质上是去交流性的，而真正激发思想的公共空间，它的首要一点就是包容，是对阶级感的削弱。它更强调的是一种对权力关系的打破，在这里你会发现它不会强调一个非常明显的上下级关系，而是强调交往跟碰撞，这个才是我们很需要公共空间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需要的不是那种加固权力关系的公共空间，这种空间太多了，我们需要的空间是能够促进不同群体的流动，进而让我们减少对彼此成见的这么一个地方。 陈飞樾：就像刚才说的，有很多在网上发言的人，他们说话跟假人一样，他们的本质上更像是一种表演，也就是加固自己的人设，卖自己的人设。在互联网上吵架的两个人，你会发现两边互相都是在卖人设（——他们不是在和对方说话，而是以和对方说话的姿态继续强调自己之前的观点，给其他人看）。这其实不叫交流。交流要把自己的一部分给别人，也愿意让别人一部分进入自己。每一方都至少可以承认自己在有些方面是可以被说服的。如果这不行，只能是我把你说服，你不可能说服我。每个人都这样，那交流什么？ 无论是互联网还是线下的交流，我们都不可避免会有表演和自我美化，但至少在线下，你会有实在感。因为我看得见这里有多少人，我知道多少人在听，我知道他是实在的，我就更愿意把自己放出来一点。但是在网上你面对陌生人，仿佛在面对一群没有脸的听众，你的话语看似在面对别人，又仿佛是在为了你自己。这造成一种身份和空间的混乱。 李雅伦：我觉得线上交流和线下交流的对比还蛮有趣的，它们的一大不同是在回馈的时间上。比如说在网上，你回复一个人，那个人过几天回复你都可以，但如果是在线下，他可能就需要很及时地给予你反馈。又比方说在线上，我们可能更需要标签来让对方记住自己，互联网是一个标签的海洋，而在线下，剥离标签，我们会阅读到这个人身体的姿态、他的眼神、他的表情。 宗城：线上跟线下会有区别，可能还跟两点有关，第一点是，线下交流的人群，会比线上更有意识规则。线上可能你评论了一句，直接撒腿就跑，他骂你一句他就走了。但是线下如果大家在一起讨论的话，相对肯定是有一个议事流程的。第二点是，线下大家都是很具体的人，而且除了你我还有第三者，这个时候人恰恰是出于各种考虑，他做事不敢那么出格，因为他做事出格，他会被第三者看到，进而到影响他真正具体的生活。一个具体化的人更加有说话的责任意识，这个意识使他约束自己的行为。 线下坦诚的交流，有助于我们真正把人从各种符号中解救出来，把对方作为一个具体的人，而不是一个人设去看待。它让我们一点点去打破偏见，而不是加固我们的偏见。我觉得在今天，大家还是做个人，不要做个符号，好好做个人，把别人当个人，你就已经是为世界和平做贡献。 黑泽明《梦》 Part 3 公共空间的思想交流比过去更宝贵 李雅伦： 有件事还挺有趣的：在互联网上写作，我觉得在对一群人讲话。但是做一个实体书，好像更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讲话，虽然你也知道会有不只一个人来买这个书。但是我感觉书本上的创作更像是说，你对某一个看书的人在写。 在互联网上写作，有时候你会想说，可能有一群这样子的人，他可能是建筑的、媒体的读者，或者怎么样的。但我觉得在做《异样的怀乡》这个书的时候，如果我去形容童年的一个事件，会假想你可能跟我有相似的一个生活的时间段，所以你可能也会有相似的感觉，我觉得更像是个人对个人，也有可能是我自己的。这更私密。 赵一静：我想分享一个类似的事情，我是大学的时候跟学长、学姐们做独立杂志。其中有一个学长收到了一条微博私信，那个男生是一个贵州的什么县城里的孩子，他高中的时候家长给他几十块钱让他去买高考的复习资料。他就去到了成都的一个书店，看到了我们的杂志，他就买了下来。他回去就跟我说：“我之前以为有了互联网之后，时间上的距离被抹平了。但是看到你们的书是两年前出版的，我才知道跟这个世界的时差还有两年。”那种人和人之间的邂逅是真的要通过，我感觉是你可以握在手里的，或者是一个更加亲密的形式。它是线上空间无法替代的。 陈飞樾： 对，这个比几千个没有用的评论对创作者的鼓励更实在。这时你会觉得你触碰到了一个真实的人的真实生活。 说到这里好像不得不提一下塔可夫斯基。第一，我觉得《乡愁》和《镜子》是两部杰作。特别是因为我们在做《异样的怀乡》的时候触碰乡愁、童年、第一段童年记忆这些话题，因此塔克夫斯基的这些作品肯定是特别重要的。看这些电影，你发现说，肯定它有一定的门槛，有些人觉得不知所云。 后来我读导演老塔的自传《雕刻时光》，很感动。它会讲，比方说，你不要以为你的受众一定比你蠢，这就是你把人家看扁了。当然，我们自己写的时候，还是不断有很亲近的朋友说：“又写我看不懂的东西，你就不能接点地气吗？”（首先，我们写的东西在学院里面算不上高深，甚至有些地方不免过度简化之嫌。）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在故意增加阅读的门槛。但是，有些话题不是一定要用最低幼的话它就能讲明白。它就是不能的，有时候就是要用那样的一些你绕不过的词汇和表述方式，才能把比较复杂的事情讲清楚。 赵一静：我感觉你们也在平衡严肃性和公共性。 陈飞樾：它是一座桥梁。 赵一静：这让我想起许倬云去《十三邀》的原因，他是一位历史学家，他说自己愿意上这个节目，是因为觉得这个节目可以成为一个管道，把我想说的话输送给那些平时不会听我说话的人。 陈飞樾： 是这样的 。 我也记得塔可夫斯基有说，他也谈了反馈的这一点 。 当年那些 读者给他来信， 里面 也会不停地有读者跟他讲 ： 你这个东西简直太烂了，我看不懂。 类似于现在这种说辞 ——“ 我看不懂的都是垃圾 。 ”“ 为什么它差呢？ 因为我没看懂 。 ” 这种很怪异的逻辑， 这个 在那个年代也是有的 。 而且 他们还非常激情澎湃 地 给他写一封信去，指责他这个 （生涩的） 问题 。 这是误解，加上一个诽谤。 第二种是那种并没有意义的那种表扬。像什么苏联电影局或者是他的一些同侪，一些什么读者，把他夸得天花乱坠的，然后用很多的非常艰深的一些电影理论去夸他，去评述他的这种那种手法。老塔大概说，这些评价读得他自己都有点不知所云——你们把我夸这么好，我也有一点怪异。但你好像没有抓到我真正想说的一些东西？你可以把电影很理性地谈论一遍，但你好像没有在情感的任何层面上跟我有任何共鸣？ 第三种就是一些很普通的读者，他来信说：“塔可夫斯基，你怎么知道的？我的童年就是这样的一阵风，就是这样的一场雷雨。”有些人说：“我给您来信，就是想说一件事情，我靠《镜子》活着。” 还有一个也让我特别深的印象。他讲有一些观众说：“塔可夫斯基，您的受众比苏联电影局提供的数字要多得多。只是大家没有那么爱去发言。”这一点和我们现在的交流环境是不是也很相似？比如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我觉得好，我就发给我朋友，我们俩讨论，但不会跟写作者点赞，或者在留言区给他表白，甚至也没有转发到太多地方。在塔可夫斯基的影迷里，这样的人很多，他们通常保持沉默，但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他们都是兴冲冲地去看的。因此，有读者就给他写信说：“我想让您知道，这样的人是很多的，但是不会给你来信。”我觉得这些东西就会让创作者备受鼓舞，因为（这种纽带）挺真实的。 李雅伦：我再增加一个，还有另外一个也让我印象很深，是一个女儿给妈妈写信，讲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他们就在讨论，她说我是从情感的方向理解这部电影的，您怎么觉得，您是怎么想的？我觉得那个也让我很感动，女儿和妈妈之间是那种最亲密的关系。但是通过一个电影，它甚至有了更深入的超过血缘的联系。 赵一静：我想到我去年给母亲推荐《婚姻故事》，我妈看了之后觉得太平淡了，毫无感觉。我后来有很多想跟她讲的话，结果她问我说你为什么会被这个电影打动？可能是因为真正经历了漫长婚姻的人，对这些我们眼里看来很激烈的事情，反而习以为常，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契机，让我理解他们曾经经历过什么，像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它可以是人和人沟通的方式。 宗城：最后的环节，我们每个人可以各自分享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作为结尾。 赵一静：正好去年，还是今年，在电影节上看了费里尼的《八部半》，我觉得跟之前电脑上的感觉非常不一样。费里尼把自己对于童年的追忆，以及童年的幻想，慢慢地具象成了他电影中持续的场景，在他的每一部作品里都有不同形式的表现，所以我想推荐费里尼，我最近也买了一本费里尼的传记，他的文笔也很好。 陈飞樾：我想推荐的是《回归故里》。有一个文学家说，每一个创作者一生只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如何走出自己的故乡，一本是如何回到自己的故乡。《回归故里》就是一个社会学家回到他阔别已久的故乡，通过自己具身的一些体验，重新认识自己的父母，重新认识自己生长的那一片街区，包括他的职业选择、人生理想、对社会学的思考，可以说，他是一次真正地“把自己作为方法”，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一部作品。 李雅伦：我推荐加缪的《第一个人》。我是加缪非常忠实的粉丝，从《局外人》到《第一个人》，加缪都给予我不一样的思考。《第一个人》是加缪未完成的作品，也是一部半自传作品，它可以和《局外人》对读，既有助于理解加缪的存在主义哲学，也能作为对加缪文学观念的具体呈现。 宗城：我最后就推荐两本书，《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还有秦晖的《传统十论》。为什么推荐这两本书？因为《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它其实讲的是1950年代，在美国的舆论场上也爆发过针对知识分子的反智主义思潮。这种反智体现在公众越来越不信任知识分子。不再信任知识分子的言说，它起初是源于反对赤色份子或者左翼份子的浪潮，随后上升到了对知识分子本身的社会公用的一种消减。在今天，当国内的舆论场同样呈现出反智主义思潮，重温美国过往的案例，有助于我们更为理解反智主义的成因与中美两国反智主义的异同。同时，它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今天以为的反常有时候是历史的常态。 赵一静：我们误以为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的主题。其实历史上更多的是暴力战争。 宗城：最后推荐的一本书就是秦晖写的《传统十论》，秦晖是国内做历史学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传统十论》是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大共同体跟小共同体之间关系的研究，他深入地研究了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里面各种权力关系是怎么运作的。书中最有启发的一点就是以史为鉴，为什么我们今天需要小共同体，比如公共空间，其实也是一个个小共同体，因为如果小共同体支离破碎的话，你就没有抵御大共同体的东西了。

蔡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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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23 10:27

眼界中央政府正在对民营企业进行改革，对处于垄断地位的民营企业进行整顿，因为垄断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通过垄断而获得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是不健康的。整顿主要聚焦在三个领域：房地产、教培、高科技。有人认为中央采用了对民营经济不利的政策，但从长远角度来说，反垄断对民营经济的长期发展打下了一个制度的基础。 畅通国内大循环不能忽视的“一驾马车” 从国内层面来看，目前正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题、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何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最主要的是因为国内消费对中国的经济贡献占重要比例。 众所周知，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分别是投资、外贸和消费。我国通过几十年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基本上处于一个相对饱和的状态。 另外，基础设施投资是一个有序的过程，老旧的基础设施逐渐进行更新。例如，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粤港澳大湾区，高速公路、港口、空港等各方面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相对完善，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某些地区。所以，基础建设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不会太大，不能完全依赖基础设施建设来促进经济发展。 在外贸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当前形势下，对外贸易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面对严峻的新冠肺炎疫情考验，尽管中国已复工复产，但国际航线仍受到影响。 近月来，美国集装箱囤积港口的新闻频繁出现，物流费用持续上涨。虽然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美和中西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很大，但美国拉拢盟友对中国进行贸易脱钩，长江三角洲、粤港澳大湾区的出口民营企业已感受到非常大的压力。 在消费方面，目前内部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巨大。改革开放以来，中产成长速度很快，尽管比例不高，占30%左右，但从数字上来看，现在约有4亿人，相当于美国的整体人口。 世界评估机构预估到2035年中国中产人口最高为8亿，最低为6亿。这可能是历史上从未见过的庞大的市场，因为中产是消费的主力军。 共同富裕不是第三次分配 “十四五”启程，浙江省被委以“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为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省域范例”的历史使命。壮大中产阶层是共同富裕的破局之道。随着中产的强大，国内的消费水平和能力会逐渐提高。 对于企业家来说，如何促进内部消费，可以多动脑筋。共同富裕，并不是社交媒体上讨论的第三次分配。共同富裕是为了通过可持续发展来实现共同富裕，在继续做大大饼的基础上分好大饼。 为了继续做大大饼，中央政府正在对民营企业进行改革，对处于垄断地位的民营企业进行整顿，因为垄断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通过垄断而获得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是不健康的。 目前主要聚焦在三个领域：房地产、教培、高科技（网络平台）。这个整顿，有人认为好像中央采用了对民营经济不利的政策，但从长远角度来说，通过反垄断对民营经济的长期发展打下了一个制度的基础。 民营企业在改革，国有企业也在改革。今年，中国正式申请加入CPTPP，此举有利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在加入WTO后，当时的朱镕基总理就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改革。 既然选择加入CPTPP，就表明了中央改革国有企业的决心。国进民退看法是不正确的，大型的垄断性民营企业要改革，国有企业也要改革，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中国企业家要抓住机遇塑造可持续发展 去年，中国和东盟等国家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个协定从2022年1月1日开始实施。RCEP协定实施后，会对美国和欧洲产生压力，因为这是很大的市场。 去年中国和欧盟接受了中欧投资谈判的协议，但最近因为政治原因暂时搁浅了。 从长远角度看，政治原因来的快去得也快，所以最后中欧投资协议还是会继续施行。 中国近代以来经历了三次开放：1840年和1860年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我们被迫开放，这是第一次开放；1980年初，邓小平先生主动开放，这是第二次开放；现在进入习近平新时代，已经开始了第三次开放。第三次开放不仅仅是要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还要引导中国逐渐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心，作为一个大国引领世界经济的发展。 所以，从总体上来看，尽管我们现在还在经历新冠疫情，国际环境具有不确定性，但中国早已不是吴下阿蒙，有强大的能力来重新塑造对我们有利的国际环境。改革开放40年后，我们要抓住国际机遇，塑造一个对自己可持续发展非常有利的经济环境。 实现共同富裕无疑是很大的政策议程。在这个形势下，中国的企业家，不管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要牢牢抓住机遇，将自己的发展提高到新的台阶，在这个基础之上，将国家的经济也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 本文根据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郑永年教授于 11月24日在“方略与路径——2021第14届《浙商》年会的演讲稿修改而成。

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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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29 13:27

读史地球上每天都会有形形色色的事情，发生在未来的叫新闻，发生在过去的叫历史。新闻到底新不新，取决于特定的时间点，刚发生的时候会感到新意，几十年后蓦然回首，心里反而多了些感触与思量。展现新闻的载体有很多，报纸、杂志、照片、视频等等，重新翻看过去的新闻视频，会感觉自己像上帝一样，已经知道里面的人、里面的事会有怎样的变化，而当事人往往比较迷茫，他们就像在庐山里一样，不识庐山真面目，只能根据自身的判断开始下一步的行动。 今天让我们回顾一个三十多年前的新闻，地点在中国的台湾地区，由中华电视公司出品，具体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是民国的七十六年十月十日。大陆曾经也使用过三十八年的民国纪年。直到1949年，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使用公元纪年，民国纪年随即停止。但由于国民党逃台的缘故，台湾地区仍然使用民国纪年。民国七十六年就是中华民国成立后第七十六个年头，换算成公元纪年是公元1987年。十月十日是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的日子，国民党当局尤为重视，定期组织盛大的庆祝活动，1987年也不例外。 再看主持人，整洁的仪表，黄色的西服，放在今天也不算过时。就是画质low了一些，不像现在那么高清，非常符合80年代的技术水平。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电视还是比较高大上的物件，一般家庭根本无力购买，即使有，也以黑白、小型为主。一个村子，谁家要是有电视了，可能所有邻居都会拿起板凳，跑到这个人家里蹭电视看。反观今天，随着智能手机、互联网的普及，当初视若至宝的电视机反而没那么香了，真是造化弄人。 主持人首先播报了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的言行，只见礼堂中，悬挂着旗帜和孙中山先生遗像。蒋经国系着红色领带，端端正正地坐在讲台正中，下面坐着的，尤其前两排，全是文武官员、党国大佬，他们个个白发苍苍，穿着笔挺的西装和军装，恭恭敬敬聆听老大的教诲。蒋经国的讲话非常简短，总共也没几句，提醒手下们要发扬辛亥精神和三民主义，祝词已经在各大媒体刊印了，这里就不再诵读，下面有请二把手给大家作报告。 时任台湾地区副领导人的是李登辉，70年代初，蒋经国在行政部门履职，农复会沈宗瀚将农业问题专家李登辉介绍给他，并得到赏识，加入国民党。1972年蒋经国任行政部门负责人，任命李登辉为“政务委员”，主管农业工作，之后仕途开始腾飞。1978年，李登辉任台北市长，1979年进入中常委，走向权力核心，1981年任命为台湾省长，1984年成为地区副领导人。在蒋经国推行“本土化”的政治趋势下，以及江南命案后蒋家后继无人的现状，李登辉已经成为蒋经国培养的接班人，并于去年1986年担任了革新小组的总召集人。 在讲话中，李登辉首先追忆了双十庆典的由来，并表示和过去相比，目前台湾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已经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时代，他认为在以后的工作中，应该加强法治建设，和谐团结，推动经济继续发展，发挥社会道德责任，关注民众福祉。经过蒋介石、蒋经国两代领导人三十多年的努力，台湾地区积极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克服资源匮乏、市场狭小等不利因素，积极吸引外资，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最终实现了经济腾飞，和韩国、新加坡、香港并称为“亚洲四小龙”。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中产阶层的扩大，民众教育水平的提高，要求国民党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贪污腐败现象的增加、对负面舆论的血腥压制，更使百姓触目惊心。结束威权时代是更多人的诉求，蒋经国已是七十衰翁，他后面的主政者不应该也不可能和他一样。 李登辉讲话结束后，蒋经国带领文武官员来到户外，地区领导人办公室的阳台上，面对成千上万的民众。按照庆典安排，蒋经国发表完重要讲话后，来自台澎金马地区的团体还要表演各种各样的节目，一起庆祝辛亥革命七十六周年。和以往相比，蒋经国讲话的内容没什么新意，还是老一套，但是他讲话的地点、时长颇引人关注。过去蒋经国是站在下面发言的，现在是坐在阳台上；以前讲话至少得上千字，现在连两百字不到就匆匆结束。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其实也很简单，此时的蒋经国，说难听点，就是个将死之人，仅仅两个多月后，他就在官邸咯血而亡，蒋家王朝的统治也随之垮塌。 从70年代初期开始，蒋经国的身体频亮红灯，成为荣民总医院的常客，病历堆起来有半个人那么高。一来年龄大了，七十多岁，又喜欢事必躬亲，对健康状况非常不好；本人自制能力也不强，身患糖尿病还吃冰激凌，医生劝阻被骂，无可奈何，他说过最经典的话：“我的病由你们负责控制，我吃东西则由自己负责！”糖尿病越来越严重，引起视网膜模糊，看不清东西，每次发表讲话，蒋经国要背稿子，需要把字体放的特别大，才能勉强看清；下肢肌肉也逐渐坏死，不能自由行动，出席公共活动，必须乘坐轮椅，此次双十庆典，蒋经国就是被人推着抵达现场的。他不愿意别人看到自己步履艰难的样子，可如此重要且盛大的活动，不出席实在是说不过去。所以他勉为其难、留下几分钟讲话便离开了，不是不愿意多说，而是身体不允许。年底他又去荣民总医院检查，发现五脏六腑已经崩溃，没有几项功能是正常的。这样的人还坐在台上，对自己、对百姓都是煎熬，死亡何尝不是一种解脱。 在当天的新闻中，还播报官方举办了第二次“敬爱、祝福”蒋经国的活动，在台北各地，包括火车站、中正纪念堂等人流量较大的公共场所，方式也比较简单，就是签个名，表达对蒋经国的忠诚，顺便也为他祈福，完成后，工作人员会赠送纪念品。只可惜，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能延长蒋经国的寿命，这样的举动也是强人政治的一种缩影。也正是在这个阶段，国民党当局解除了戒严令，开放报禁，允许人民罢工、罢课、游行，这在以前都是重罪。台澎金马其他地区也举行了双十庆祝活动，包括运动会、集体婚礼、文艺演出、免费为婴儿接生等多种形式，看看当时新郎的西服，新娘的婚纱，满满的年代感，如果他们还在人世，想必小孩都已经结婚了吧。 外部新闻主要播报了两件事，第一件：美国和伊朗在波斯湾爆发冲突，参议院通过提议，督促里根总统遵守《战争权力法》，赋予国会否决其在波斯湾使用美国部队的权力。面对本国炮艇被美国武装直升机攻击一事，伊朗警告称这可能会引起另一次“越南战争”。第二件发生在朝鲜半岛，朝鲜炮击了韩国渔船，导致十三名船员只有一人获救，遇害家属悲痛欲绝，韩国将此次北方的行动解释为阻挠1988年汉城举办的奥运会。事实上朝鲜的确声明抵制汉城奥运会，他们要求合办，且至少一半的比赛项目要在三八线以北被举行，遭到拒绝后表达了抵制的态度。 最后是天气预报，主播叫卢秀燕，和现任台中市长一模一样，其实就是同一个人。1983年到1990年，卢秀燕在华视当主播、记者，当时只有二十多岁，非常年轻，颜值也很高。时至今日，洛杉矶、纽约、旧金山、东京等城市依旧，只有汉城消失了，在十九年后变成了首尔。即使不看前面的部分，只见到“汉城”两个字，就知道这段视频讲述的已不是新闻，而是历史上的旧闻。在蒋经国接见驻台代表的片段中，还可以看到另一个年轻的面孔：马英九，三十六岁的他，正担任蒋经国的英文秘书。 文章来源：时拾史事 作者：高成儿

时拾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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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29 16:08

眼界11月1日，联合国在英国格拉斯哥召开了第26届气候变化大会(COP26)。这次峰会是在全球舆论（主要是西方国家）关于遏制“气候变化”的呼吁甚嚣尘上之时召开的，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皮卡丘放的电，应该属于清洁能源吧？比噶比噶，有无训练师在评论里解答一下（会场外的环保人士，图：news.un.org）▼气候峰会上被忽略的声音近年来，以瑞典“环保少女”格蕾塔·通贝里为代表的“气候激进派”，要求各国采取包括清洁能源代替化石能源在内的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遏制全球变暖的趋势。这个派别在全球范围内发起抗议游行，由此造出的声势，形成了一股巨大的舆论压力。为了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要求环保可以但你不能玩“宽于律己，严于律人”这一套（有点吓人啊，图：壹图网）▼媒体对COP26的关注点，普遍聚焦在大国之间的唇枪舌战和全球气候激进抗议者们的行为艺术。但鲜有人注意到，非洲国家对迅速停止使用化石能源的担忧。11月9日，COP26这边会开一半，非洲多国政府部长和业界人士就在南非开普敦举办的“非洲能源周”(AEW)会议上发声：全球应公正对待非洲的能源转型，非洲在推动能源转型中应合理利用化石能源，而非停用。欧美发达国家理应先从自己做起，减少排量而不是搞一刀切，断了别人发展建设的路子（AEW现场，图：energycapitalpower）▼这个表态背后的隐忧，是非洲作为全球最不发达国家集中的大陆，其尚未展开的工业化的道路，很有可能因为迅速实现清洁能源化的压力而胎死腹中。非洲的工业化程度为什么低出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大多数非洲国家仍然停留在前工业化阶段。尽管非洲国家对“工业化”非常热衷，但非洲工业化水平却始终徘徊不前，甚至出现倒退的迹象。看这张夜间灯光图，就明白非洲的发展情况了（图：NASA）▼据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简称：非洲经委会）数据，非洲的制造业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1980年的12%降至2013年的11%，且已在11%这个水平滞留数年。据经济学人智库测算，20世纪70年代时，非洲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3%，但此后至今，这个比例降低了一半。制造业占比如此之低，是非洲不想发展吗？是国情，让他们无力扶植、保护本国产业（无奈被迫打工，图：IFPRI）▼21世纪初，得益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契机，非洲一度出现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一些非洲国家的工业化水平有了起色，以埃塞俄比亚、苏丹等国为代表的部分东北非国家建立起初步的工业基础。但是，受近年来全球经济放缓，以及新冠疫情的影响，加上一些非洲国家自身内部问题，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工业基础有付诸东流的危险。埃塞俄比亚曾是非洲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但即便如此，发展程度也好的有限……（驴车发电，图：Flickr）▼面对困境，非洲的决策者和学者们已经有了共识——解决非洲问题的出路在于实现工业化。2016年，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一次会议上，与会的决策者和专家们反复论证的也是这个问题。最终，他们达成一致：惟一可行的选择就是工业化。毕竟，靠农业和旅游业无法实现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地位的上升，只有实现工业化，才能让非洲人民摆脱困境，过上更好的生活。实现工业化，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必经之路这条路，有的走了几十年，有的可能要走上百年（孤独的工厂，图：壹图网）▼这次会议上，尼日利亚中央银行前任副行长金斯利·莫加鲁呼吁非洲各国“抵制那种让人误入歧途的观念，以为跳过工业化阶段，直接变成后工业化社会，就能与西方并肩而立”。但是，工业化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过程。一个国家想要大规模工业化，光靠引进技术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政局稳定、社会信任、基础设施配套相对齐全。很不幸，这三点在大多数非洲国家都是奢侈品。很多非洲国家的政局并不稳定，政变、内战是家常便饭。由于历史上殖民者的任意瓜分，非洲国家的边界没有按照民族分布来划分，各个民族之间矛盾尖锐，族群撕裂造成彼此普遍缺乏信任，埋下了战争的种子。另外，非洲大陆国家林立，一体化水平非常低，缺乏工业化需要的庞大且统一的国内市场。政治分歧，族群矛盾，相互搅和在一起构成诸多非洲国家政局不稳的最大因素（近期的事儿，图：firstpost）▼长期殖民统治导致的基础设施薄弱，严重制约了非洲的工业化发展。殖民政府并不重视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在统治时期疯狂掠夺非洲的资源，而对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并不上心。西非各国之间的通连性很差，常为了去仅有1小时航程的邻国，要绕道欧洲转机，路上耗费十几个小时。因为基础设施太差，以至于很多在非洲的投资者只能自行修建通到工厂门口的路，钻井取水，或购买发电机自行发电。平整土地，供水供电，是政府对投资商的基本义务而在非洲地区，很多政府办不全，或者干脆办不到（缺水少电是日常，图：UNICEF）▼在这种情况下，非洲的工业化谈何容易？没有工业化，非洲在世界经体系中就只能充当原材料提供者的角色，被不平等的世界经济体中的“剪刀差”所剥削。绿色发展“药方”2016年，非洲经委会为了兼顾非洲国家的工业化任务和气候变化的压力，提出要在非洲走“工业化的绿色道路”。非洲经委会指出：“非洲国家必须充分利用“新方法、新技术和新的商业模式，以实现自然资源的优化和高效利用”。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清洁能源设施的普及，也要考虑到自身工业底子如果数量上不能达到一定规模，就无法形成效应（没出太阳，图：Sebastian / 图虫）▼2011年10月，分别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萨里夫·伊素夫、纳马 ·瓦塔拉发表了一篇题为《绿色投资能否提高生产力》的论文，他们认为绿色投资将减缓生产力的增长。两位研究者建议非洲“在尝试大规模投资绿色技术时必须谨慎为之”。论文显示：绿色投资的主要问题是成本，成本上升，监管又让成本问题雪上加霜，从而进一步遏制了各方对绿色投资的兴趣。近年来，北非的摩洛哥搞清洁能源花了58亿美元在普遍贫困的非洲，有几个国家掏得起这钱？（瓦尔扎扎特电站，图：BrightSource Energy）▼现代工业化的象征是大型制造业工厂，背后是大型的能源工业（石油工业）、化工工业、制造工业等等，无一例外都属于非清洁能源。非洲国家来说，清洁能源工业尚不足以支撑一个社会根本上的工业化基础。而且清洁工业技术成本高，没有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支持，非洲国家不可能凭借自身之力实现“绿色工业化”。底子太薄，也不掌握任何核心技术都还没学会走路，就强行要人跑步（尼日利亚的外资炼油厂，图：壹图网）▼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欧美发达国家在2015年“巴黎气候峰会”上承诺的1000亿美元资金支持和技术援助至今仍未兑现。有些人鼓吹非洲国家实行所谓的“蛙跳”政策：非洲国家不必经历技术的每个中间阶段。相反，这些国家可以直接获取市场上已有的最新技术。可问题在于，当今世界的主流的绿色清洁能源相关的技术，大多垄断在欧美资本手里，他们怎么可能将技术拱手相送？非洲国家要想获得这些关键技术，就得拿真金白银或国内市场去换，这无疑又是新一轮剥削。建完设施买设备，核心技术卡脖子，环环相扣硬去贴合西方这套价值观的叙事，代价会很惨痛（图：groundup.org.za）▼近年来一些非洲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主要是建立化石能源大量出口基础上的。例如：尼日利亚、安哥拉、苏丹等国，石油出口占其出口总量的90%多，国家预算资金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来源于石油收入。即使是一些刚刚探明石油资源的国家，如加纳、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等，也满心期望能从石油产业中获取大量的财政收入。但能源出口的收入，尚未投入到工业发展之中。一旦全球大规模停用化石能源，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将遭受巨大打击。这碗能源饭，是他们摆脱贫困，改善生活的关键如果连这点仅存的希望都要剥夺，是很残忍的（图：壹图网）▼西方国家环保势力要求迅速停用化石能源，但许多欠发达国家连化石能源都不够用，更别说技术成本高昂的清洁能源。除此之外，现代主流的工业模式仍然是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以清洁能源为目标的工业，需要非常高的技术水平。说来高大上，但根本没考虑实际情况有些地方如果不烧煤，连饭都吃不上（何不食肉糜？图：shutterstock）▼话说回来，工业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只是非洲，亚洲、拉美等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在工业化的进程都步履蹒跚。这是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时，应该考虑的现实问题。气候变化本身是对全人类的威胁，减少碳排放、抑制气候变化已经在媒体和环保人士的推动之下，成为一项“政治正确”，连到罗马教宗都公开为之站台。欧美的政治正确观念，丧失了最初的应有之义变成了他们手中的道德大棒，抡起来打压异己（举牌可以，少排放不行，图：shutterstock）▼但喧嚣背后，全球能源和发展的公平性却被有意忽略，甚至抹杀。包括大多数非洲国家在内的欠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之路，本就困难重重，现在要求迅速停止对化石能源的需求，无异于扼杀了这些国家工业化的希望。发展权本质是人权，谁都不能剥夺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有权过更好的生活（图：IFPRI）▼2022年，第27届气候变化大会将在非洲召开。届时，非洲国家应该借助“主场优势”施压，让发达国家兑现他们长期以来向非洲许下的气候承诺。参考资料：1.https://sv.wikipedia.org/wiki/Greta_Thunberg2.https://www.un.org/africarenewal/zh/magazine/2016年8月-11月/非洲为何未能实现工业化？3.https://www.un.org/africarenewal/zh/magazine//2018年8月至11月/基础设施是非洲内部贸易的关键4.https://www.un.org/africarenewal/zh/magazine/2016年8月-11月/通往工业化的绿色道路：5.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frica-climate-change-cop26-inequality-inclusion-by-akinwumi-adesina-et-al-2021-11/chinese*本文内容为作者提供，不代表地球知识局立场封面：NASA文章来源：地球知识局作者：乞力马扎罗的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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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29 13:19

眼界当今中国面临的难题，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外在的，关乎一时一地，难归难，但时间终究站在我们这边。内在的，关乎千秋万代，远归远，但留给我们调整的时间却不多了。 人口，便是最大的、最紧迫的内在问题。 纵向来看，2020年人口出生率首次跌破1%的心理关口。 横向来看，2020年总和生育率仅为1.3——即每名妇女一生平均生育1.3个孩子，这是国际公认的超低生育率（Lowest-low Fertility）分界线。 调整生育政策，尤其是生育支持政策，已经刻不容缓。 5月中旬，“七普”主要数据发布。5月底，中央决定实施“三孩政策”。 8月，《人口计生法》完成修改。 9月以来，各省陆续修订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重点有两项： 1.修改关于“三孩”的表述； 2. 延长婚假、产假、护理假，增加育儿假。 其中，尤以陕西省计生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假期待遇最为优厚。 《劳动法》规定，女职工生育享受不少于98天的产假。 陕西拟规定，职工合法生育子女的，在法定产假基础上增加产假60天；女职工参加孕前检查的，在法定产假基础上增加产假10天；女职工生育三孩的，再给予半年奖励假。 也就是说，在陕西生三孩，产假长达98＋60＋10＋182＝350天。 不仅如此，陕西拟规定，合法生育的父母在子女一至三周岁期间，每年给予父母双方各不低于30天的育儿假。 图源：南方都市报 政策初衷，想必是迫切希望鼓励生育。但如此安排假期，似乎忽略了“生育惩罚（Motherhood Penalty）”对女性的影响。 经济学观点 在经济学视角下，要不要（再）生育一个孩子，取决于生育的边际成本。之所以政策越来越宽松，生育率却越来越低迷，就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生育成本愈加高昂。 根据James R. Walker 1995年的模型，生育成本可以分为三部分： 1. 直接成本：衣食住行等保育花销； 2. 薪酬损失：生育期间放弃的工作收入； 3. 人力资本损失：离开劳动力市场，导致事业积累中断。 相应地，政府和社会可以从三方面降低生育成本： 1. 津贴：儿童津贴、家庭津贴等，分担直接成本； 2. 假期：带薪产假、陪产假、育儿假等，降低薪酬损失； 3. 服务：公立托育、社区托育等。 需要注意的是，只要钱够多，生育的直接成本和薪酬损失甚至可以完全补偿。唯独人力资本损失，政策很难弥补。 但无论如何，补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励生育。这是经济学看待生育问题的第一层。 后来，一些经济学家（例如Shelly Lundberg和Robert A. Pollak）意识到，不应该以家庭为单位计算生育成本和补贴，夫妻之间有利益冲突，有分歧，有谈判，应该分别计算。 1. 衣食住行等保育花销：夫妻共同承担； 2. 薪酬损失：主要由女性承担； 3. 人力资本损失：主要由女性承担。 后两点更多落在母亲身上，这就是所谓的“生育惩罚”。 为什么高知女性的生育率更低？原因之一是，她们的收入更高，人力资本更多，相应的生育惩罚也更大。 Labour这个词，既有劳动的意思，又有分娩的意思，仿佛暗示着一种两难选择。各个国家，都有不同比例的女性，在生育后就此退出劳动力市场。 由于人力资本损失，生育对于妻子来说，往往意味着未来的议价能力降低。这也使得许多低生育率国家，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反对生育。 这时我们再看不同的公共政策，就会发现它们的补贴目标也不尽相同。 1. 津贴：补贴家庭，夫妻共同享有； 2. 假期：不同政策的目标不同，多为女性享有； 3. 服务：主要分担女性的养育工作。 不同的生育支持政策，会把女性导向不同的目的地——家庭或是工作。 如果一个国家以津贴支持为主，就有更多的家庭依靠津贴，让女性专心做全职主妇。如果一个国家以公共服务支持为主，就有更多的女性参加工作，将养育孩子交给社会。 假期福利相对特殊——中间隔着企业。如果一个国家的生育假期多由女性享有，那么企业在劳动力市场招聘时就会将这一点纳入考虑，从而抵消假期的福利效果。 这里又细分为两种情况： ① 假期的薪酬由企业支付：承担员工的生育成本，对企业毫无益处，所以他们会想方设法将成本转嫁，或是同工不同酬，或是少招女员工，或是只招兼职女员工。 ② 假期的薪酬由政府支付：企业压力较小，但员工中断工作仍会造成影响。 此外，给予女性超长的生育假期，本身也是一种政策暗示，加重“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观念，将女性导向家庭。 有很多国家，政策支持生育的同时，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随之降低，导致她们更抵触生育，于是政策效果不佳。 因此有经济学家主张，补贴政策应该更加针对不愿意生育的性别群体。这是经济学看待生育问题的第二层。 人心惟微。细微的政策差别，可能带来迥异的结果。 国际实践 我们来比较两个极端的国际实践案例。 首先是瑞典。这个国家以成功的生育政策闻名，曾将总和生育率从1.5拉升至2.0，近年来有所回落，也有1.7。 此外，这个国家女性劳动参与率达到男性的90%，为发达国家之最。 以上两点是如何实现的呢？ 01 津贴 每位16岁以下儿童每月可以获得1250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875元）的儿童津贴。如果家中有不止一个孩子，还有大家庭补助。 每个有孩子的家庭每月可以获得1400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980元）的住房补贴。 如果家中有身患残疾的儿童，还可以领取儿童护理、汽车、助理津贴。 02 假期 1974年，瑞典是第一个以育儿假（父亲可以享受）取代女性产假的国家。 目前，瑞典的育儿假为父母共享16个月，双方可以自行分配，但各有3个月不可转让。单亲可以独自使用16个月。多胞胎每增加一个孩子额外给予6个月。包括领养的情况。 其中13个月按照工资的80%左右领取父母津贴，剩余3个月按180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126元）/天领取津贴。 针对12岁以下孩子生病的情况，父母每年可以获得4个月的假期。如果孩子病重，则不限假期天数。 03 服务 公共托育（包括学前班）面向1-6岁儿童，6:00至18:30开放，另有夜间托育中心。 关于托育费用，第一个孩子是家庭收入的3%（不超过1510瑞典克朗/月，约合人民币1057元），第二个孩子是家庭收入的2%，第三个孩子是家庭收入的1%，之后的孩子免费。 凡此种种，让人望洋兴叹。以上多数政策，对中国来说还很遥远——瑞典人均GDP超过5万美元，是一个典型的高收入高福利国家。 但是至少共享育儿假制度，值得我们借鉴。 看上去，夫妻双方不可转让的假期只有3个月。也就是说16个月假期，很有可能妻子使用13个月，丈夫使用3个月——实际操作中，不少男性甚至放弃假期。 但是在招聘时，至少企业一眼望去，男性和女性的育儿假制度安排完全相同。潜在的因为生育而中断工作的风险，两性相对接近。 这和女性比男性多出300天的法定产假，带来的评估完全不同。 再看韩国，全球总和生育率倒数第一的国家，女性劳动参与率54%。 韩国的生育支持政策，自2006年以来已经推行了三轮，丝毫没有见效。背后的原因多种多样，我们只比较假期一项。 韩国女性享有90天的带薪产假（多胞胎为120天），其中前60天（多胞胎为75天）薪水由企业支付，其余政府支付。 韩国男性享有10天的带薪陪产假。 面对这样的制度，企业会怎么选？女性会怎么选？ 根据韩国统计厅的数据，2019年生育的韩国女性中，只有41.7%在分娩时仍然在职。而倒推一年，则有51.8%在职。也就是说，有十分之一的女性随着生育而离职。 从往年数据来看，随着孩子长大，韩国女性回归工作的进度十分缓慢。 图源：中央日报 当生育等于失业，有多少女性还愿意生？ 回看中国 中国的情况，复杂得多。 首先，这里地更大，人更多，各地发展不均匀。 瑞典人口只有1000万，比杭州人还少，全欧洲的人口也只有中国的一半。 上海的生育政策，和喀什的生育政策，不可能一样，又不能完全不一样。 其次，中国人口快速流动。 陕西的生育政策，未必能给陕西的未来积蓄人口。上海不催生，但上海从不缺人。 一直“育人”一直留不住，一直“抢人”一直爽，这样一算账，如果你是地方政府，愿意把财力投入在哪一块呢？ 再次，中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更多元。 站在民企的角度看，会觉得350天带薪三胎产假，让企业经营压力更大，让女性应聘难度更大。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观点，一位一胎妈妈给陕西领导留言，希望不要只给三胎奖励假，也给二胎一些假期——她说自己是一名教师，想必有正式编制。 对比各地产假和育儿假也能看出，越是东南沿海省份，假期长度越短。这些省份民企更多，制定规则时就会更顾及民企。 最后，中国确实不够富裕，人均GDP刚过一万美元。 人人希望政府以真金白银鼓励生育，但政府也不可能无中生有，各国福利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说到底是从国民收入来的。而中国的国民收入还无法支撑高额补贴。 这些复杂性我们都能理解。 只是希望，地方政府也能多理解经济学。政府难以补贴生育，寄希望于企业出力，企业趋利避害，最终会把成本转嫁给个人。 湖南省计生条例就在“修改依据和理由”中提到：假期过长有可能影响女性就业，从长远看不利于维护和发展女性权益。今年年初，上海市妇联也曾建议，女性产假和男性护理假合并，由夫妻共享。 并不是一个很难懂的道理。 文章来源：吴晓波频道 作者：巴九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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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26 10:27

百闻被嫌弃的罗小猫猫子的一生。 距离罗小猫猫子自杀，已经过去了40天了。 10月15日，这位年轻美丽的女主播，因为感情问题，被无良网友怂恿喝下农药，抢救无效身亡。 互联网时代，一切新闻的热度都消减很快。 就在大家已经快要淡忘这个可怜女孩的时候，有人却曝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罗小猫猫子的骨灰被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偷走，卖给别人配阴婚！ 消息传出来之后，网友们瞬间炸锅了： “这女孩子生前被起哄自杀，死后还要被人卖骨灰，真的好惨啊。” “殡葬从业者偷骨灰配阴婚，那这不会是第一次吧，可得好好查查！” “阴间新闻，还是人比较可怕……” “可以说这帮人是毫无人性！” 更令人无语的是，女主播的骨灰之所以没有“交易成功”，是因为买家“没相中”。 1、 发生在罗小猫猫子身上的这些事情，太过于魔幻和邪恶，让人误以为在读一本离奇的小说。 如果把她的一生翻拍成电影，那么电影名无疑是：被嫌弃的罗小猫猫子的一生。 这个姑娘，从原生家庭中并没有得到多少温情。 在她自杀之后，父母并未表现出太多的悲痛。有人认为可能是他们把悲伤埋在了心中，只是比较隐忍没有宣泄出来而已。 但是，在骨灰被偷事件被曝光之后，这对父母的态度依然平静极了：知道了，已经换回来了。 在原生家庭得不到充足温暖的女孩，很容易会沉溺于自己所认为的爱情。 罗小猫猫子生前对感情非常执着。她深爱着自己的男友，然而在两人分手之后，男方却暴露出了最恶劣的面目。 他在网络上制造谣言，声称罗小猫猫子之前出轨怀的是别人的孩子。 除此之外，他还默许自己的粉丝对罗小猫猫子实施网络暴力。 可是，哪怕是在这种情况下，罗小猫猫子仍然不死心。 越是缺爱的女孩子，在感情的泥沼中就越难脱身。她舍不得曾经拥有过的那一丝甜。 在直播间里，她拿着一瓶剧毒的农药，想要引起男友的注意。 闺蜜说，她本来是不想死的。 也对，越是扬言要自杀的人，其实越希望有人能够拉她一把劝她不要死。 然而，直播间里的一些无良网友，非但没有拉她一把，反而将她进一步推向了深渊： “快喝快喝快喝！” “到底还喝不喝啊，快点啊！” 绝望之下，她把农药一饮而尽，彻底和这个世界告别。 10月15日，罗小猫猫子抢救无效身亡。 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出悲剧并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头。 她的骨灰，被人盯上了。 2、 三个殡葬行业的从业者，打算偷走罗小猫猫子的骨灰，用来配阴婚。 为此，他们来了一出“狸猫换太子”，悄悄把罗小猫猫子的骨灰调包，成功瞒过了她的家人。 配阴婚，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是个非常惊悚的词汇。 在封建社会，如果一名男子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并没有娶妻生子，父母就会想办法给他配阴婚。 他们会寻找一个去世女子的遗体，在和对方家人进行商量之后，将这名女子迎进祖坟，和自己的儿子埋葬在一起。 父母认为，这样儿子在九泉之下就不会孤独了。 即使是赫赫有名的魏武帝曹操都未能免俗。 在爱子曹冲去世之后，他寻觅了一名年轻美丽的女子，这名女子也是少年早逝，将她作为曹冲的妻子。 至于女方的亲属，之所以同意将女儿配阴婚，则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在古代父权制的影响下，一个年轻女子如果未婚就病逝，往往是没有资格葬入自家祖坟的，只能草草寻一个地方埋葬，死后也没有人祭拜。 如果能够配阴婚，那么这个女子就可以埋葬在夫家的祖坟，享受到宗族里的香火。 ● 影视资料 但是，这种封建社会的思想观念，在现代社会看来已经十分可笑。 受过高等教育的正常人，都会觉得是封建余孽，人死了就是死了，为什么还要把两个不相干的人凑在一起结婚？ 而那些倒腾着要给人配阴婚的人，也根本不是出于善心，他们纯粹就是为了赚钱。 据说，配成一次阴婚，中间人就可以赚至少五六万人民币。 这钱，来得也太容易了。 因此，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不法分子盗窃去世女子的遗体或者骨灰，然后卖给配阴婚的客户。 罗小猫猫子的骨灰被盯上，是因为她年轻貌美，还是一个知名的女主播，那三个殡葬从业者觉得一定可以卖上个高价。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根本不会被发现。 毕竟，普通人谁会想到骨灰竟然会被殡仪馆给调包呢？ 3、 但是这次他们失算了。 买家并没有相中罗小猫猫子的骨灰。有人说配阴婚的人也是有讲究的，一般不想要自杀女子的骨灰。 罗小猫猫子因此逃过一劫。 最令人庆幸的是，这三个人还被举报了，据说是内部举报。 天可怜见，应该是殡仪馆里也有人真心同情这个年轻薄命的可怜女孩，不愿意她在死后再遭遇这种侮辱。 罗小猫猫子在自己去世后的第40天，再一次登上微博热搜。 人类的悲欢，有时候也是相通的。有良知的人都在为她感到痛苦和难过？ 一个女性，可以被吃干抹净到什么地步？ 生前得不到关爱，用自杀结束了年轻的生命；死后竟然也得不到安宁，骨灰被人掉包，用来配阴婚！ 很多年轻女孩，包括华小妹，在看到这则新闻之后不寒而栗。 我们忍不住会去想，万一自己哪天不幸去世，会不会也要被配阴婚，和一个根本就不认识的男人埋葬在一起？ 这真的不是杞人忧天。 这样的事情，根本不是个例，配阴婚是一门隐匿在黑暗中的热门生意。 方洋洋的命运，比罗小猫猫子更为悲惨。 她有智力障碍，嫁人之后多次遭受到丈夫和公婆的虐待，最后因为受虐致死。 原本已经很悲惨的命运，并没有因为死亡而宣告结束。她也被配阴婚了。 只不过，是一门合法的“买卖”。因为是她的父母给她配的阴婚，收了男方家里的“彩礼”。 百度甚至有一个贴吧，叫“阴亲吧”，里面的信息五花八门，甚至连孩子也不放过，实在令人咋舌。 想起《白鹿原》里田小娥的故事：某一年大旱，所有人都在忍饥挨饿，饿死人的事情时有发生。田小娥在深夜听到公婆和丈夫正在密谋，要吃掉她。吓破了胆的田小娥，连夜逃跑回了自己的娘家。 她以为自己终于安全了。没想到，她又偷听到父母在商量怎么吃她：“与其让人家吃了，不如咱们自己吃……” 方洋洋，多像这个故事中的可怜女子。 她的父母可能想的是，反正可能被偷走配阴婚，倒不如我们自己配还能收上一大笔钱呢。 4、 年少的时候很多人读不懂鲁迅，长大后喜欢鲁迅的人却越来越多。 在人生的很多时刻，在看到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之后，忍不住想起鲁迅笔下的某些中国人。 他的一篇《狂人日记》，多么切合这次的配阴婚事件。 这些新闻，横看竖看，就写着两个字啊：吃人！ 那些无辜的女子，生前过得辛苦，本以为死后就可以得到安息，却未曾想有人连她们的骨灰都不肯放过。 这次的罗小猫猫子骨灰调包事件，被发现了，然后呢？ 谁能保证以后不会出现类似的事件？ 谁知道以前这种肮脏见不得光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多少次了？ 这次罗小猫猫子事件的作案者张某，其妻在接受采访时还大放厥词：“就没多大点事，赶到风口浪尖上就成事了！” 同为女性，她根本就不觉得自己的丈夫做错了什么，甚至对于他们来说这已经是司空见惯了，反倒是我们在大惊小怪。 这样的人如果不付出代价，如何告慰死者？ 每一个死去的人，也享有不可侵犯的尊严。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灰色地带和阴暗面，像罗小猫猫子这样的女孩在生前看不到出路，想不开就走了绝路。 她们的世界，太寒冷。 我们不能护佑她们生前平安快乐，但是我们至少要让她们死后得到安宁。 文章来源：世界华人周刊 作者：顾景言

世界华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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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25 10:31

时事由于率领中国队在世预赛12强赛上的表现不佳，以及接连不断的负面消息，国足主帅李铁的下课呼声变得越来越高。 根据来自某国内知名体育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足协在北京时间11月28日晚正式官宣国足主帅李铁下课。 在结束了11月进行的两场12强赛后，国足一行全部回到国内，目前正在苏州赛区进行隔离观察，而李铁则是一直和他的教练团队在苏州指导球队训练。 由于近期连续发布极具争议的言论，李铁已经成为了国内足坛风口浪尖上的人物。足协也曾希望李铁在这方面能否有所收敛，但从李铁近期一系列的表现来看，他并没有把足协领导的忠告放在心中。从这个角度来看，李铁似乎早已经做好了自己随时在国足下课的准备。 在李铁正式下课后，足协近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国家队寻找一位新的主教练。随着北半球冬季的到来，最近国际的疫情形势又变得严峻起来。因此，足协想在短期内为国足寻找一位洋帅的可能性趋近于零。 另外，新一届的足协领导班子在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中国队应该由中国教练来执教。基于这些情况，国足的选帅目标还是会定位在本土教练的身上。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足协的新帅人选将会在几位拥有丰富中超联赛经验的本土主帅中产生。 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前河南建业和天津泰达的主帅王宝山，以及现任武汉队的主帅李霄鹏都有可能在近期被足协任命为国足的新帅。 众所周知，王宝山和李霄鹏在去年与李铁一同参加了国足选帅的面试。王宝山的资历最老，但他却普遍不被看好能够成为国足的主帅。而作为两届中超最佳主教练得主，李霄鹏执教国足的呼声最高，而且他也被足协的领导层一致看好。 不过，由于李铁在面试过程中表现得非常出色，对专家面试小组提出的问题对答如流，这给选帅专家小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李铁最终被选为了国足的新任主帅。 虽然，李铁率队在40强赛的下半程取得了4连胜，但在接下来的12强赛中，他国际大赛经验不足，以及临场指挥能力欠缺的短板马上就显现了出来。 而在因带队成绩不佳，遭到了国内众多球迷和媒体的口诛笔伐之时，性格倔强的李铁没有沉默而是选择通过媒体向球迷和媒体发起反击，最终这也成为了他在国足下课的导火索。 可以说，李铁的性格早已注定了他在国足必将失败。在这个问题上，李霄鹏则完全不同。执教山东队多年，李霄鹏和俱乐部上下的关系一直都处得相当不错。 而且，在始终没能带队夺得过任何一个冠军的情况下，两次被中国足协选为了中超最佳主教练，也说明了他在国内足坛的人脉关系甚广，深得足协高层的喜爱。 而王宝山在这方面则要差了很多，无论是在执教河南建业时还是天津泰达时，他都因为遭遇不公而炮轰足协，遭到了不少非议甚至被处罚。 不过，从业务层面来看，王宝山的执教能力还是要强于李霄鹏的。虽然王宝山同样没有带队夺得过中国顶级联赛的冠军，但他的起点要比李霄鹏低了很多。毕竟，此前他执教过的重庆力帆、北京人和、河南建业以及天津泰达，球队实力都完全无法与山东鲁能相提并论。 能够带领天津队成功保级，并率领河南队成为中超的”巨人杀手“，这都足以证明王宝山的执教能力更加突出一些，而王宝山的这些特点似乎也更加适合目前的中国队。 基于上述原因，李霄鹏和王宝山都有希望能够成为国足的新任主帅，至于最终二人谁会入主国足，就要看足协在情商和能力之间如何做出选择了……

麻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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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29 15:31

时事2021 年11 月23 日，韩国前总统全斗焕去世，终年90 岁。 这位行伍出身的韩国历史名人，初出道时被称作“全小将”，因为他是韩国独立以来首位战后出道的，1955 年9 月才从军校毕业，以一名少尉身份登上有声有色的战后韩国军政舞台。和大多有当过“皇军”、伪满“国军”身份的前辈、同辈不同，他并没有在“问题军队”服役的“黑历史”，相反，其父全祥佑还有杀死日本官吏后逃亡的事迹，这虽然丝毫未改变他日后从军、从政的“画风”（倾向保守，与同时代其他背景者雷同），却让他在决定自己政策、手段时，少了一层被指责为“韩奸”、“亲日派”的顾忌。 出身贫寒、学生时代因曾辍学而时时事事比同僚“慢一拍”的他，从军后却表现出极大干劲，并很快遇到了朴正熙这样的“贵人”：1961 年导致朴正熙上台的“五一六”政变，“全小将”表现活跃，居功至伟，战后平步青云，由一名中下级军事教官，一跃成为军中、朝中干将。 1964 年，羽翼初丰的全斗焕充分利用同学、同庚、同乡等韩国社会素来讲究的“关系网”，成立了以陆军官校11 期生为核心的“一心会”，并不断扩充影响力，构成自己在军政两届的权力基础。1979 年，朴正熙突然遇刺身亡，已是保安司令、合同搜查本部长的少将（担任中将才能担任的职位）全斗焕以“一心会”为发力点，一手发动了“双十二”政变，终于在同年8 月27 日成为韩国总统，并在翌年成立了“第五共和国”。 即便韩国右翼也不讳言，1987 年“第六共和国”成立前的韩国，总体上是保守、专制、集权的，没有一位总统是循正常选举程序上台、并平安完成权力交接的，但即便在这个时代里，全斗焕也是最集权、最专制的韩国总统。他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任内频繁改组内阁（22 次），各套主要班子内充斥军人出身者。他不仅血腥镇压了震惊世界的“五一八光州事变”，还以极其残酷蛮横的手段打压政治异议人士，著名的反对派领袖“三金”（金钟泌、金泳三、金大中）在其任期内屡遭迫害，或沉沦囹圄，或背井离乡。他沉湎权力，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六月运动”依然恋栈，甚至试图以“奥运召开在即”为由，拖延群众呼声最高的基本法修改事宜，最终，他一手指定的法定接班人卢泰愚发表“六二九宣言”逼宫，让他的威权政治生涯在1988 年初戛然而止，终于未能在任上等到其一手促成的汉城奥运开幕。 然而历史总是充斥着矛盾体：“威权的全斗焕”却早早确定了“韩国总统不得连选连任”的规则，这一规则直到今天仍在沿用，韩国总统任上权力巨大、却只有匆匆一任，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也鬼使神差地实现了韩国的政治平衡艺术。虽然对权力恋恋不舍，但他仍兑现了“不搞终身制”的承诺，指定了接班人，并确实打算以自己的方式和节奏完成权力交接——只是，人算不如天算。 他在经济上的表现是出色的：虽然“汉江奇迹”公认是其前任朴正熙开启，但朴正熙遇刺后韩国一度陷入经济混乱，1980 年即全斗焕掌权的第一个完整年份，韩国经济增速是-6.2% ，但此后在他领导下，韩国经济进入持续稳定高速增长。更难能可贵的是，他通过加大对教科文卫的投入，迅速培养出韩国经济核心竞争力和充足的人才储备，更通过抑制房地产投机等手段，避免韩国经济重蹈日本“泡沫经济”覆辙。韩国在东亚第二个迈入工业化国家行列，且成功规避了此后几十年一系列金融风暴、经济危机，全斗焕功不可没。 在提升韩国国际地位方面全斗焕也作出许多贡献，最突出的就是成功申办了汉城亚运和奥运，虽然“东道主因素”不免过浓，虽然汉城奥运开幕时他已下台，但这两次盛会的确让韩国摆脱了“战时国家”矮人一等的阴影，成为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发展楷模。 他的任期内发生了“五五”劫机事件，当时中韩尚未实现关系正常化，韩国朝中军中充斥亲台派，在重重压力下全斗焕听从卢泰愚建议，坚持以友善态度和新中国交涉，最终较为妥善地解决了此事，并由此打开了中韩官方交流合作的大门。虽然相较于视中国山东为“本源”的卢泰愚，他对中国并无深厚感情，也缺乏推动中韩关系快速发展的“主观故意”，但仍然扮演了顺应历史潮流和大势的明智角色。 1980 年，卸任后的全斗焕面对反对他的惊涛骇浪，不得不接连发表两篇谢罪声明，1995 年，他和将他“逼退”的卢泰愚双双锒铛入狱，1996 年他被汉城地方法院以主动参与军事叛乱和内乱罪、谋杀上司未遂罪及受贿罪，一年后改判无期徒刑，但同年底即被特赦。 全斗焕对政敌采取铁腕，是两次主要军事政变的主角，又是光州事件的元凶，不扳倒他，韩国就不可能迈入新时代。他的接班人卢泰愚必须和他切割才能开创自己的时代，而遭他长期迫害的“三金”中又有“两金”后来先后当上总统，所以他被清算是毫无悬念的。 但也正因为他的“政敌”属性太过鲜明，所以到了第六共和国时代他已完全没有了“翻盘”的机会，不会再被当作一个现实的威胁，当新的当权者意识到有必要通过对他显示“大度”体现政治风度并借此揭开历史新篇章时，他的特赦也就水到渠成，且尽管特赦后韩国政坛风云变幻，想着要把他这只“死老虎”再往死里整的人，却也远不如想象中那么多。 “历史的矛盾体”在这里再度体现出它的微妙：卢泰愚被他一手提携，却亲手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二金”遭他迫害，又联袂发动社运将他逼下台、送上法庭，但他的特赦却是当时已是总统的金泳三提议，并得到当时已当选下任总统的金大中首肯。东方政治的玄妙，由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2009 年，金大中与世长辞；2015 年，金泳三离世；不到一个月前的今年10 月26 日，和他恩怨纠缠大半生的卢泰愚也“先走一步”，如今全斗焕也去世，当年导致韩国旧体制崩溃、新体制确立的“六二九”宣言四大核心“男主角”就此全部“断代为史”，恩怨功过，就此留待后人盖棺论定，他们“老四位”九泉之下，恩怨情仇，当可从容论道，共浮一大白了。

陶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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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26 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