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这就是北京送给蔡英文的“助选红利”

时事2020选情升温，根据多家媒体机构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民进党初选落幕整装出发后，蔡英文的支持度不断攀升，目前来看，面对陆美贸易战与香港反送中抗争为绿营注入了强心剂，国民党若不能及时扭转不利局面，不仅是大选，连立委选举都可能受到影响。 端看数月前，蔡英文与赖清德在民进党党内初选过程中的杀得刺刀见红，竞争之后迅速止痛一致对外。相较对手愈合伤口的能力，国民党在韩国瑜获得提名后却未能设下政治停损点，除了几位天王级人物的动向不明，几位蓝营地方县市长也对“挺韩”态度暧昧。 早前，台中市长卢秀被问及是否出任韩国瑜台中市竞选总部主委时说，关于韩市长要选总统一事，站在党内同志立场，她一定会帮忙；但是否要挂职务、或是要挂什么样的职务，这些还要再讨论与考虑。一方面最主要思考的方向是要以市政为优先，二方面还要跟大家商量讨论。侯友宜也以新北市政为重，不考虑接任新北竞选总部主委的位子。 造成以上现象原因有二。首先自国民党转进台湾以后，是透过资本与大众媒体的掌控，维系绝对的竞争优势，党中央与地方派系的联盟建立在利益之上而非政治理念的结合。在地方实力派人物看来，国民党的平台不过是选举时获得竞选提名的捷径。在此背景下，当现实利益与党中央诉求冲突时，不必期待有人顾全大局相忍为党。蓝营县市首长之所以拒绝出任韩国瑜竞选总部主委，在于韩国瑜支持度的下坠与蔡英文民调的上升，在他们看来不会对自己的执政绩效产生太多影响，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处世哲学，稳字当头自然能躲就躲。 其次，沉溺于去年地方选举的大胜气氛中，志在续拼连任的蓝营县市长相信未来只要打出政绩牌便能复制奇迹。事实上，去年选举民进党在选情不利时，释放境外势力干预台湾选举的讯息，甚至迫使美国介入选举，在全党需要团结的时刻，打的仍是统独牌。但当时未能奏效除了反对民进党成为“全民最大党”，韩流的异军突起压制了主权议题的发酵也是重要原因。但这些胜选的蓝营县市长对韩流在九合一时的“护驾作用”完全没有思考，也就谈不上对彼时“一人救全党”的韩国瑜投桃报李，背后透露出国民党的政治人物对党的存续以及个人的政治前途，并没有客观预判与充分认知。 不到一年之间，绿营声势的扩大与国民党的萎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平心而论，是民进党脱胎换骨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然而，从年初回应习五点讲话后，让小英支持度回暖。面对陆美贸易战以及香港反送中抗争持续延烧，辣台妹索性把反中牌越打越亢奋。而此时，国民党深陷分裂的隐忧激荡，甚至 “换瑜”成为另一种想象与操作时，铺天盖地袭来的是民进党藉内外情势变化之利开始的选举反扑。当蔡英文将九二共识裁剪为“一国两制”，当台湾人民只能在中美两强之间被迫选边，国民党寄望反对民进党成全台最大党的选战策略，已经被选举操作召唤出的“亡国感”淹没。 简言之，现在民进党已经安全主导了2020的选战基调。从早前国民党初选阶段不难窥见，从党主席吴敦义到各候选人，纷纷选择向绿跟拜展现在香港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当然，身处现实的政治环境中，国民党跟进抗中一方面是避免对手抹红，另一方面是为向华府示好。 其实，国民党诸公何尝不知，反送中诉求背后，是港人与北京互信的缺失，而香港人的这种心态，不正是马英九执政八年所感同身受的思维逻辑。昔日开放的两岸政策被污名化为亲中卖台，一场太阳花学运成为压垮马英九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往事并不如烟，国民党在香港问题上的态度，也是自身对两岸问题的投射。承接前文所述，国民党在九合一之后，吃定反对民进党”已经成了全台最大党，于是出现了等天下的心态，希望以左右逢源讨好各方阵营。然而选择向民进党拿香跟拜，不觉间已经落入对手设定的框架内。当顺了姑意逆嫂意，在患得患失的心理作用下，注定只能继续左支右绌、进退失去。试想，当国、民两党都打出“抗中牌”，蓝军便陷入谁是山寨谁是正牌的泥淖之中，而面对上任以来以来，对倒向美国不遗余力的蔡英文政府，蓝营想要争取华府侧目，恐怕也并无太多机会。

郭茂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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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20 05:34

时事要解决香港的出路，除了依法强力打压“乱港”势力，最重要的还是要解决依靠谁、团结谁、孤立打击谁的问题，不能走精英路线，把广大香港民众这个大头丢掉了。　　为弥补现有法律的漏洞，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于2月15日向立法会提交建议，修订《逃犯条例》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　　3月15日，香港反对派组织“香港众志”多人强闯特区政府总部，声称要政府撤回《逃犯条例》，并与维持秩序的保安产生冲突，致使1名女保安受伤。警方接警后以“强行进入罪”拘捕9名示威者。4月份以来，香港反对派团体多次举行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游行，6月9日反对派又组织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游行示威活动。6月12日，香港反对派再次动员一些人包围立法会，导致原计划对修订《逃犯条例》进行二读的立法程序临时宣布延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于6月15日宣布，特区政府决定暂缓修订《逃犯条例》的工作。　　香港特区政府已经作出了巨大的让步，使这项合理合法且必需的条例修订案搁置。然而，香港反对派组织却不依不饶。6月20日，香港反对派打着“民主”旗号，组织大规模“反修例”游行，公然打出“港独”龙狮旗，声嘶力竭高呼“港独”口号;7月1日暴徒更是冲击香港立法会大楼，立法会大楼被打砸，导致特区政府机构运作濒临瘫痪。　　香港反对派的所作所为已经充分暴露了其真正的狼子野心，绝非反对修订《逃犯条例》那么简单。不断升级的冲突和挑衅，不过是希图把一再隐忍的特区政府逼到绝境，借以制造流血冲突，为美英等西方帝国主义的国际干预制造口实。　　美国中情局：反对派背后的金主　　有图有真相，大量影片、相片显示，暴徒是有组织、有预谋作出冲击，而非一盘散沙。事实上，这场香港反对派制造起来的骚乱，一开始就有着西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背景。　　7月4日的香港《大公报》披露，有读者向大公报报料，一段录音对话揭发冲击背后有人组织煽动，同时有金主提供金钱，利诱“热血”年轻人作冲击行为，包括挖砖、掷蛋、做前锋等，涉及钱银每人由500至5000元不等。此外中间人更从中“抽油水”。　　　　综观多场冲击，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报料者解释，背后势力只接受22至24岁的热血青年，最好有学生身份。“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中间人与查询者的录音对答中，财雄势大的“金主”呼之欲出，中间人声称，有人资助，“肯掷钱出来，咪有人玩”;查询者兴奋计数，3000元行十日就有“三皮嘢(万元)”;中间人即刻表示，“咩行街呀，要做嘢?，唔做嘢无钱”!查询者担心地问，“掷砖头是刑事嚟?，大佬”;中间人答，咁当然要高价啦，唔高价边有勇夫啊!　　7月3日，有港媒揭露称，有反对修例的团体，长期收受美国相关基金会的巨额资助，该基金会其实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白手套”。《大公报》调查发现，反修例团体“香港人权监察”长期收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拨款累计超过1500万元(港币)。　　查阅NED拨款记录得知，“香港人权监察”早在1995年起便每年收受拨款，资助额从20万元至40万元不等。从2004年起，每年的资助额跃升至130余万元。据统计，从1995年到2013年，“香港人权监察”累计收受NED拨款1482万元，直至2013年被媒体揭发后，相关行动才转趋低调。不过，有纪录显示，2018年“香港人权监察”再获NED约70万元拨款。而作为收受“黑钱”的“回报”，“香港人权监察”在反对香港修例方面积极配合美方部署，将修例“妖魔化”，引用美方发布的数据，造谣称容许香港将逃犯移交内地是“打开缺口”云云。　　实际上，NED是CIA的“白手套”，专门资助世界各地政党及政治组织，进行反政府的政治活动。NED前总裁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曾承认，成立NED是因为CIA“臭名昭著”，不方便直接资助海外团体。还有前CIA特工透露，香港是美国收集情报的重点地区。此外，还有NED的子组织美国国际民主研究院(NDI)。NDI成立于1983年，声称是一个“独立的非牟利民间组织”，但自1995年以来已向香港所谓的“民主派”组织，资助了数以千万元的款项。　　祸乱中国的“一石二鸟”之计　　西方帝国主义者对香港反对派的暗中的支持自然也要配合公开的政治表演。美国众议长、现年79岁的南希·佩洛西发推特说：“不应该忽视香港反修例人士的勇气。”在暴徒出手之前，佩洛西曾称，香港修例一旦通过，美国国会将重新评估香港是否仍拥有高度自治。据外媒报道，英国首相特雷莎·梅7月3表示关注香港的情况，并强调中国须尊重港人的权利和自由。特雷莎·梅在英国国会上说，对于香港近日发生的抗议活动，她已向中国领导人提出担忧，强调香港的高度自治以及《中英联合声明》列明的权利和自由“非常重要”。　　7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亨特接受采访时称，《中英联合声明》仍旧有法律约束力，如果得不到履行将会有严重后果。明明是香港反对派暴力冲击立法会，亨特却颠倒黑白、罔顾事实，反而指责特区政府是在“镇压”。亨特还表示，英国支持香港居民捍卫英方为其争取来的自由，希望所有国家履行国际义务。针对亨特的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怒斥：“所谓香港居民的自由是英方争取来的，这种说法简直是厚颜无耻!……在英国对香港进行殖民统治期间，香港有何民主可言?港人连上街游行的权利都没有。”　　尽管此次英国作为香港的前殖民统治者冲锋在政治舆论战的前线，但香港回归后，美国就取代了英国，开始积极介入并干预香港的政治事务。仅美国在香港领事馆就派出了近1000人的工作人员，比派往很多国家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还要多，其目的就是在香港这个“自由港”收集情报，并进行针对中国大陆的政治颠覆活动。　　1997年后，美国开始积极介入并干预香港政治改革及普选等政治事务，国务院、国会、非政府组织在对港“民主输出”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基本原则表示疑虑，试图推动香港向美国所希望的“民主”方向前进;将香港实现行政长官及立法会双普选看成是香港政治发展的一个基本指标以及中国是否遵守《基本法》的一个重要因素;要求保障并加快香港的民主进程，关注行政及立法机关的权力分配机制，维护法治、司法独立，推动香港实现“民主”的西方化、美国化;关注《香港基本法》第23条“反颠覆立法”问题;鼓励并支持香港泛民主派政党的发展，大力支持并扶持所谓的民主派;关注香港的公民权利与新闻自由，竭力维持香港的“独特性”，避免香港“大陆化”，带头充当香港民主人权的“保护者”和“监护人”。　　除了政治攻势，美国通过非政府组织在对港事务上进行了更深入更直接的干预：有美国政府背景、从国会获得资金的美国民主基金会和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向香港的政治社团、研究机构提供资金支持;传统基金会针对香港问题开展专题研究，发表研究报告，提出政策咨询建议;中情局背景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和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等非政府组织更是直接通过举办各类讲座和会议，培养香港反对派的“普选”、“民主”意识和技巧，指导香港反对派开展“街头革命”。例如2013年的“占中”行动方案就是在NED的策划、指导下制定的。　　在香港制造冲突和混乱已经成为美帝国主义祸乱中国的重要抓手。　　此次针对香港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制造的动乱更是体现了美帝国主义祸乱中国的一石二鸟的险恶用心。　　本来这次修改相关条例，只能对37种国际公认的刑事犯罪移交，并不涉及香港自由派鼓吹的新闻、出版、学术、言论、shi威等。此外还有“八不移交”：在内地杀十个人，可能会判死刑，不移交;内地认为是叛国、分裂国家的，香港不认为，所以不符合“双重犯罪”，不移交;政治类罪行不移交;因种族、宗教、国籍或政治意见而被指控的，不移交;甚至内地强奸犯或者香港人跑来内地强奸妇女，在香港判不了7年，也不移交……　　即便排除这些，目前在内地犯罪逃到香港逍遥法外的刑事重犯也已达300多人。举个例子，《中国经营报》记者从权威渠道证实，此次上海侵害幼女嫌犯、新城控股的实际控制人王振华，虽为中国籍，但已经取得香港居留权。也就是说，只要王振华跑到香港，即使今后修改相关条例成功，但若他侵害幼女的罪行按香港法律判不了七年，也不能移送内地，可以继续留港逍遥法外。更别说修例之前，那些可以“合法”在香港逍遥法外的大陆刑事罪犯。　　西方帝国主义怂恿香港反对派阻挠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就是希望把香港打造成为一个大陆富人逃避法律制裁的犯罪天堂，极大地降低了富人群体的犯罪成本。这无疑是对中国法治的践踏，是对中国社会稳定的极大破坏。　　一手祸乱香港，一手祸乱大陆，美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严峻的现实：对垒队伍的年龄分化　　6月9日的游行，组织者声称有103 万人参加，而根据警方的观察最多时只有24万人参与;6月16日的游行，组织者声称有200 万人参加，警方称最高峰时有接近34万人参加，香港发展中心委托科技大学前经济系主任雷鼎鸣估算参加游行总人数约40万人。据香港媒体报道，参加这两次游行的大都是年轻人。对于总人口700万、年轻人不到200万的香港，即便按照警方的保守数字，依然是触目惊心了。　　与之相对的，香港反对派肆意强奸民意，引发包括梁家辉、谭咏麟、钟镇涛等诸多明星在内的广大市民的强烈“反弹”——这才有了15万人冒雨参与的“6·30‘撑警’大游行”。这个15万“撑警”大游行，不仅仅是在人数上占据劣势，观察媒体报道的图片也能看出，“撑警”大游行的主体为中老年群体，这不得不让人担忧香港的未来。　　尽管香港回归已经20多年，英国殖民者的殖民统治也结束了20多年，但香港的“去殖民化”却依然任重道远，回归以后的香港青年一代仍然没有摆脱殖民教育的桎梏。公民教育仍然保持“殖民教育”的一些特征，在教材方面，通识课也是由教师自行编订，因此，教师的政治取向和立场直接影响学生思维，而大多数的香港教师本身就是西方殖民教育的产物。香港的司法系统控制在欧美外籍人士手中，2016年，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签署的委任状，任命17人为2016年新一届香港终审法院的常任和非常任大法官，仅有两人为中国香港籍，其余均为外国国籍或双重国籍。　　除了帝国主义者通过反对派引诱香港青年群体，大量香港青年被裹挟参与“抗议”的主要原因还是民生问题。去年，香港《大公报》报道，香港一家协会的“香港青少年生活状况”调查显示，香港青少年的精神健康状态并不理想，有30%的受访青少年的抑郁指数属中等至极度严重，亦有近四成的受访者焦虑指数为中等至极度严重。调查指，生活节奏快、生存压力大是青年群体焦虑的主要原因。　　香港回归以来，香港社会的贫富差别却不断加大。根据香港特区政府发布的数据，2017年，香港按原本住户收入计算出的基尼系数竟然高达0.539，创香港45年新高，成为发达经济体中最严重的地区。　　2017年1月，彭博亿万富豪指数公布了全球500富豪榜，超过一半上榜的香港富豪全来自地产，香港十大富豪拥有财富的总数，竟然达到香港GDP总量的35%。　　而另一方面，在香港730万人口中，贫困人口却高达134万。家庭住户月收入在15000港币以下的占全港人数的36.4% 。而香港一套典型公寓的售价通常不低于700万港币，结果，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成了许多香港人遥不可及的梦想。香港许多拥有优质教育资源的学校收费都很高，这就阻挡了绝大多数草根阶层的子女入读名校的可能。阶层固化日益严重。大批青年人对现状不满，乐于参加各种运动发泄不满——更何况还有境外势力提供资金支持和组织指导。　　香港回归以后，特区政府试图制定一些措施调整香港经济基础，引起顶层富人的不满，香港的富人群体悄悄参与对街头运动的资助，引诱底层参与街头运动，面对街头运动的压力束手无策，香港政府试图调整经济基础的努力失败，财富继续集中，底层愈发不满，愈发容易诱发街头运动。这就形成了一个近乎无解的恶性循环。　　香港的出路：重要的是解决“依靠谁”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直到回归以后这么多年，大陆为了香港的回归、稳定，主要是团结香港的上层精英群体。港商群体从80年代以来的开放政策中赚的盆满钵满，李嘉诚这样的人回归前和回归后一直是大陆的座上宾。原深圳市委副秘书长李罗力2016年6月在接受《前海传媒》采访时，痛心疾首地指出，大陆对香港政策的一大失误就是回归后主要依靠大资本来管理香港……工商界的资本家归根结底为自己利益的，是忽略老百姓利益的。香港回归后中央给香港送大礼包，除了“自由行”外，基本上都只是惠及了企业家的利益。换来的却是李嘉诚这样人的资本外逃，以及某些顶层富人对香港反对派的暗中资助。　　所以，要解决香港的出路，除了依法强力打压“乱港”势力，最重要的还是要解决依靠谁、团结谁、孤立打击谁的问题，不能走精英路线，把广大香港民众这个大头丢掉了。香港大多数人(90%以上)是不是爱国的?如果是，为什么没有把这多数人教育、动员、组织起来，去和少数港独势力作斗争，把他们压得抬不起头来?在港独势力面前，多数人不应该成为看客。当看客，就表示冷漠，此事与他们的切身利益关系不大。所以，核心的问题还是解决香港资本主义道路导致的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和民生问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不出来，又怎么去争取香港大多数普通群众。　　解决香港问题，一样需要走群众路线!

劉勝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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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21 23:04

思想后现代话语出现危机，古典文学批评探索新路径叙事伦理是解读中国古典小说的关键，却没有得到足够关注。新千年后的批评界掀起后现代之风，批评家们师宗德勒兹、德里达等西方后现代主义学者，对传统文艺解读方法进行挑战。后现代浪潮冲击了中国古典批评“重道统轻艺术”的倾向，把文学从政治、道德的附庸中解放出来，发掘文学的叙事、隐喻、符号和风格，这是它的贡献。但近年来，后现代主义矫枉过正，许多学者用后现代术语包装自己的论文，实则空洞无物。2018年10月，《澎湃新闻》报道的《学术恶作剧成功发表：人文社科领域被后现代话语败坏了吗？》，就是这一现象的冰山一角。文中指出：“波特兰州立大学的助理教授Peter Boghossian和他的几位同伴公开揭示了他们精心筹备一年之久的学术恶作剧—— 他们把伪造的二十篇论文寄给人文社科领域的知名期刊，结果竟然有七篇通过重重审议得以发表。”原因是论文中的“时髦学术词汇”和“进步政治立场”迎合了编辑的趣味。由此可见，后现代话语包装的文学批评有多少是真才实学，有多少是藏污纳垢，是需要反思的。如马克·柯里所说：“在后现代语境中，文学批评中的‘共识’概念已经丧失了，‘共识’是一个神话，它把变化视为由稳定状态到危机状态的堕落，结构主义叙事学似乎已成为这则神话的一部分。”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很多批评家沉迷于解构文本，却忽略了小说的叙事伦理，忘记一部小说的深刻感染力，不仅仅源于出色的艺术手法，还有作者在其中投入的叙事伦理、引起目标读者共鸣的人物和价值倾向，尤其在中国古典小说里，叙事伦理几乎无处不在。重新审视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伦理，既是为了关照一种文学传统，也是在观察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习性，为今天的小说创作提供经验。因此，近年来古典文学批评掀起了一股新的潮流，意在重新挖掘古典小说的叙事伦理，探索小说叙事的伦理维度。这股潮流借鉴了20世纪西方世界的语言学和伦理学研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伦理”和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等给予了批评家的指路灯，芝加哥学派对“修辞的复兴”更是给了国内批评家重要的理论养分。学者赵学存说：“从韦恩·布斯、詹姆斯·费伦的修辞性叙事理论，及至J·希利斯·米勒的《阅读伦理》（1987）和亚当·桑查瑞·纽曼的《叙事伦理》（1995），‘叙事伦理’（narrative ethic）被界定为文本内部自成一体的叙事结构和形式所呈现出来的伦理意义，伦理与形式是统一的，‘叙事伦理’意味着叙事即伦理。”在国内，最早关注叙事伦理的是明清时候的小说批评家，如金圣叹点评《水浒传》，关注到《水浒传》写人物时的伦理倾向，而另一位家喻户晓的点评家“脂砚斋”（此人究竟是谁，存在争议）在点评《红楼梦》时，也不乏对叙事伦理的关注，如脂评本说到第一回的关键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脂砚斋点评道：“此是第一首标题诗。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常哭芹，泪亦待尽。”脂砚斋同时认为，“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乃是“（《红楼梦》）一部之总纲”。来到现代，中国最早引用西方学术范式，提及叙事伦理的是刘小枫。他在著作《沉重的肉身》里区分了理性伦理学和叙事伦理学，随后，谢有顺、张文红、伍茂国、王成军等学者分别从个体叙事的自由伦理、90年代小说的叙事伦理、现代小说的故事伦理和叙事伦理、中西小说叙事中的道德安全问题等角度丰富了叙事伦理的领域。而在古典小说领域，最全面的一本叙事伦理专著是江守义和刘欣合著的《中国古典小说叙事伦理研究》。这本书首先回顾了叙事伦理的概念流变和中国学界对叙事伦理的研究，随后将中国古典小说分为“历史小说”“世情小说”“神怪小说”“侠义公案小说”四大类型，分别从“故事层面”和“叙述层面”谈论这四种类型小说的伦理表现和伦理特征，从而为读者展现出中国古典小说的伦理传统及变化。中国古典小说是一个大型伦理体系中国古典小说的叙述有它的特别之处，与源自古希腊、古罗马的西方小说对比，最典型的一个不同是它处处可见的“诗词论赞”。譬如章回小说里常见的“有诗为证”“诗曰”这样的套语。《三国志通俗演义》最后一章就以叙事诗结尾：“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西游记》第十六回老和尚偷袈裟，结果袈裟丢了，自己的房屋被烧，作者引诗云：“堪叹老衲性愚蒙，枉作人间一寿翁。欲得袈裟传远世，岂知佛宝不凡同！但将容易为长久，定是萧条取败功。广智广谋成甚用？损人利己一场空！”更不消说章章有诗文的《红楼梦》。中国古典小说酷爱“诗词论赞”，根本在于中国古代深厚的诗文传统和中国士人“重诗轻文”的文化层级认知。中国士人常将诗歌作为最高文体追求，将自己的价值取向寄托于诗歌，这一发端自春秋战国时期的传统一直影响到明清时期的小说创作，如赵毅衡在《苦恼的叙述者》中所说：“诗歌作为文体，在中国文化的文类等级中，其‘真理价值’远远高过叙述流本身所使用的白话散文。”换句话说，作者对诗歌的引用包含了他的伦理观而不仅仅只是文学审美。不只是“诗词论赞”，中国古典小说是一个大型伦理体系，从叙事主次的安排到人物的轻重，从叙事结构的调整到人物的结局，小说的一笔一划都含有作者的褒贬好恶，作者不是在简单的为艺术而艺术，而是在以艺术为载体传达自己的伦理观念。试举几例：《三国志通俗演义》中，作者尊刘贬曹的观念浸润小说笔墨。比如：作者为了确立刘备继位的合法性，为刘备编了一份完整家谱。小说第二十回，汉献帝问刘备的出身，刘备说：“臣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景皇帝阁下玄孙，刘雄之孙，刘弘之子也。”汉献帝取出宗族世谱查看，确认无误，于是尊刘备为皇叔，拜刘备为左将军、宜城亭侯。可正史《三国志·先主传》只是写道：“先主姓刘，讳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人，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也。胜子贞，元狩六年封涿县陆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举孝廉，官至东郡范令。”陈寿只提到刘备的世系有刘胜、刘贞、刘雄、刘弘，其他的世系并不可考，可见，《三国志通俗演义》完整的家谱是小说家言。此外，小说将刘备阵营作为正面形象，烘托人物魅力的情节比比皆是，从桃园三结义、陶谦让徐州、赤壁之战等情节中，读者都能体会到刘备阵营的主角光环，尽管历史上司马氏统一三国，汉室复兴成为梦幻，但作者发自内心认可汉室，惋惜这一结局，所以假托“是非成败转头空”，用命运无常来掩饰自己的伦理认同与历史转向相悖的矛盾。《海上花列传》中，作者韩子云开篇道：“此书为劝戒而作，其形容尽致处，如见其人，如闻其声。阅者深味其言，更返观风月场中，自当厌弃嫉恶之不暇矣。 ”韩子云本意模仿《儒林外史》，写一部劝诫小说，可见他的伦理观。不成想情入笔中，小说批判的对象成为他同情的对象，《海上花列传》出自男性视角，却胜在书写女性。韩子云活跃于清末，不知道什么女性主义，但《海上花列传》有自觉的女性书写，如陆秀宝、沈小红等形象，都跳脱出男性的单一视角。这是作者伦理观中复杂的一面。即便是像《金瓶梅》这样“冷笑无情”、反传统伦理的小说，也固有作者的伦理观。作者怀着一种对人性的失落和对理学道统的不信任来写这部小说，小说借着北宋的壳，写的是明中后期的社会风尚，《金瓶梅》里泛滥的性、道德弱化的士人和唯利风气的盛行，都是明中后期社会的真实写照，作者写的不仅是淫娃荡妇，还有世情人心，只是作者没有用温良恭谦的儒教道德观念来介入这些人物的行为，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以反儒教的视野来书写他的人物，但这不能说是完全客观中立的，作者其实有自己强烈的价值判断。李建军在批评《金瓶梅》时说：“小说伦理是指小说作者与对象世界的伦理关系，作者展开叙事所表现出的伦理态度以及作品所表现的伦理情调与伦理主题。”李建军把小说伦理分为消极伦理和积极伦理，消极伦理是“以粗俗、野蛮、色情的方式来写作”，积极伦理是“能以诗意的方式来写人、来表现自己的伦理态度”，然而，他的这种划分方法比较偏颇，论证不充分，存在难以界定的情况，比如：按照李建军的说法，诗意写人的方式是积极伦理，而色情的方式是消极的，那如果用诗意的方式来写人物的性爱，到底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呢？更不必说，粗俗、野蛮这些形容，本就很难去衡量。直到今天，界定小说的伦理“积极或消极与否”仍是一笔糊涂账，更多学者深入的是“叙事如何体现伦理”。古人不懂什么叫叙事伦理，但他们自觉地在小说中“说教”，“说教”的传统源于春秋，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而儒家先师主张文学作品可以“兴观群怨”，这也体现了古人自觉的伦理介入。为了传递自己的伦理观，有的作者夹叙夹议，或在文末点评，以议论表达立场，比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在《聊斋志异》的《促织》一篇中，蒲松龄就把自己的价值观通过“异史氏”之口说出来：“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以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也有的作者不在文末点评，但故事本身就蕴含褒贬，作者看似隐于幕后，其实摆布着所有角色，比如陈鸿作《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就有贬斥杨贵妃的意味。所以《中国古典小说叙事伦理研究》一书写道：“在大部分的中国古代小说中，叙述者都相当可靠，非人格化的叙述者的价值道德观念与隐含作者基本没有区别。小说中总是存在那么一个高高在上、上帝般全知全能的叙述者。”这是和西方古代小说相比的一个不同。在西方古代的故事，叙述者更倾向于把自己藏起来，就像回忆一个传说一样把故事娓娓道来，但中国古代小说不乏叙述者插入。究其原因，这和叙述者身份、面对对象与中国文学的传统有关。恪守儒家规范的士人及其超越中国古典小说的创作者主要是士人。中国古代实字率低，掌握书写权的是皇室贵族与士人，其中既有居于庙堂之上的士大夫，也有屡试不第或遁入江湖的地方学人，前者如晏殊、王安石，后者如庄子、蒲松龄。他们正是古代小说的主要书写者，古代小说的作者往往出身于士绅之家，很少有农民、商人等其他出身。汉代以后，儒家成为主流学说，也作为官方提倡的思想而延续和改变着，士人重道统，心里装着儒家的纲常伦理，庙堂上的士大夫想着致君尧舜，市井里的小说家想着惩善扬恶，大部分古典小说的叙事伦理脱胎于此。中国古典小说的读者主要是市民，而叙述者往往以说书人的形象出现，在茶馆瓦舍里，说书人和听众要不时互动，说书人为了留住听众，不但要让故事引人入胜，也要插入解读，好让读者明白，作用到小说里，就是叙述者的闯入。所以中国古典小说盛行的“说教”，有它现实的作用在。到后来，说书人逐渐消亡，这种夹叙夹议的方式依然存在着，只是换成了其他不同的方式，比如如今小说里流行的“序言”、“后记”，或者电子媒体上配套小说的讲稿等。士虽然出身和经济情况各异，没有如工人、农民、商贾这样明确的社会标识，但凭借精神上的认同和成长路径的相似，他们仍能成为松散的共同体，影响社会的普遍价值。很长一段时间内，小说在中国的地位并不高，即便是在士人眼中，也往往排在诗词赋文之后，但小说家囿于自己的身份，仍要在小说中寄托自己的“教化”心愿。小说成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一个隐秘渠道，创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彰显着自己的文化精英身份，认为自己有责任通过小说向世人传递正面价值。这在历史小说、公案小说、世情小说中都非常明显，譬如在历史小说中，小说成为了对记忆的保留和改造，这种改造为的是现世的教诲，所谓“以史为镜”，正在于此。士人对特定学说或阶层的青睐左右了古典小说的叙事伦理，比如古典小说中常见的对士大夫的美化、对儒家思想的弘扬，不过也存在例外的状况，尤其是宋代以后，随着商贾的崛起、士人内部的扩张与下沉（深入市民社会），士人创作的小说也可以有截然不同的伦理观念。例如明代世情小说《金瓶梅》和《歧路灯》，前者书写官商世相，但并没有通过商人势利来衬托士人高尚，反而书写了一批如宋巡抚、蔡状元、温秀才那样表里不一的虚伪士人，后者与《金瓶梅》相反，塑造了一批正直的士人，作为捍卫纲常名教的代表。尽管如此，《歧路灯》也没有妖魔化商人，作者借王春宇和王吉隆两个人物，反映了当时流行的“弃贾从商”潮流，并对他们的选择予以肯定。士人作为创作者有其超越阶层的时候，这在《红楼梦》《海上花列传》等小说中都可发现，正如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所说：“（士）可以为某一社会阶层的利益发言，但他发言的立场有时则可以超越社会阶层之外。”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教诲小说并非中国古典小说的全部，中国古代也有很多纯粹为满足市场需要或个人闲趣的小说，但由于作者大抵对语言不加节制，这些小说往往沦为历史隐秘的堆砌或色情绯闻的泛滥，如《欢喜冤家》《宜春香质》《如意君传》《情史》《绣榻野史》《肉蒲团》等。此外，不可忽视的是少数民族创作的小说，它们往往遮蔽在汉族小说叙述的阴影中，但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藏族古代的小说《勋努达美》和《郑宛达哇》，它们是在佛教故事的整理中创造出来的，叙事伦理表现出大异于汉族儒家小说的地方。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叙述伦理，应该纳入对它们的文本分析，可惜，现在对少数民族小说的叙事伦理研究仍是空白区。参考资料：1.江守义, 刘欣. 中国古典小说叙事伦理研究[M].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6.2.刘小枫. 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M]. 华夏出版社, 2004.3.马克·柯里. 后现代叙事理论[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4.赵毅衡. 苦恼的叙述者[M].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3.5.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6.澎湃新闻：《学术恶作剧成功发表：人文社科领域被后现代话语败坏了吗？》7.江守义, 刘欣. 叙事伦理与中国古典小说的相遇[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17(1):13-18.8.李建军. 消极伦理与色情叙事——从小说伦理看《金瓶梅》及其评论[J]. 文艺研究, 2008(7):50-58.9.赵学存. 重审“经典”的伦理品格——读《中国古典小说叙事伦理研究》[J]. 合肥师范学院学报, 2018(2).

蔡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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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20 05:37

生活长期以来，大批黄牛倒卖茅台，俨然成了一门暴利生意。虽然茅台酒的市场指导价是1499元，但是终端市场价格却一路走高，零售价长期维持在2000元以上，而且通常也没太多货。最近一段时间，茅台方面连续出招，整治市场，打击“黄牛”炒作，其中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扩大茅台酒的直销渠道。9月20日，茅台酒首批全国综合类电商招商结果出炉，浙江天猫技术有限公司和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两家入围。其实，茅台方面早有官方电商“茅台商城”。据了解，贵州茅台之所以选择和天猫合作，除了看中了天猫的覆盖能力，还希望借助平台的技术积累，打击黄牛，让消费者真正能买到平价的茅台。这点也得到了阿里安全相关人员的确认，“我们专门为商家打造了恶意行为防控工具，一旦发现问题，都会进行识别预警和事先拦截，保障每一瓶茅台酒都被卖到真正的消费者手中。”这不是茅台第一次期望用电商手段将黄牛挡在门外。2017年9月，茅台上线了自己搭建的茅台云商平台，要求所有经销商把53度飞天茅台剩余计划量的30%放到平台上销售，结果其中的大部分被蜂拥而来的黄牛抢购一空，还不排除经销商和黄牛相互勾连的可能。但在天猫销售价和线下零售价有巨大价差的情况下，茅台最终会被送到想喝它的消费者手里吗？数据显示，在今年8月，400吨茅台被陆续投放到物美、大润发、华润万家等全国商超，以1499元的指导价进行平价销售。也许为了杜绝黄牛直接抢购，商场还设置了购买条件，不过最终还是被黄牛绕了过去。比如，华润万家规定，会员积分余额不少于5000分的消费者才有资格买茅台，结果黄牛开始到处收华润万家的积分，3000积分差不多用100元就能买到。即使不能在第一时间，一些黄牛也会在商超门口收货，买到平价茅台的消费者也乐于转手，每瓶轻轻松松赚个数百元。所以，除了专门倒买倒卖茅台的黄牛，最近一年许多消费者也加入到了炒茅台的大军中，进一步加剧了茅台供不应求的局面。茅台的非理性上涨，很大程度上和它的供应量有关。因为供应量缩减，有人囤货，导致价格失衡。拓宽渠道只能治标，而真正能治本的是放出供应量，以及扩产。

老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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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23 02:44

百闻不少科企近年大力研发量子计算机技术，多家英媒20日披露，科技巨头谷歌（Google）一份内部研究报告显示，其研发的量子计算机成功在3分20秒时间内，完成传统计算机需1万年时间处理的问题，并声称是全球首次实现“量子霸权”。量子力学，这个曾经经典物理学天空上的那朵乌云，已经不再只停留在理论阶段，而是对各行各业都带来了实际的影响，量子计算机，就是其中最值得期待的应用之一。量子计算机相较于传统计算机有着诸多优势，为了更好地描述这种优势，加州理工学院量子理论学家、量子计算的教父级人物 John Preskill 于 2012年提出了 Quantum supremacy 的概念，被翻译为“量子优势”或“量子霸权”。谷歌研究报告最先由英国《金融时报》披露，Google 宣布其已经建造了第一台量子计算机，该计算机可以进行超出当今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的计算能力。这来自 Google 研究人员的一篇论文，本周早些时候，这篇论文发表在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网站上，但很快被删除，谷歌及NASA对此举动均未有回应。美国《财富》报道，一位熟悉 Google 的消息人士表示，这篇文章的评审需要数周至数月的时间，NASA 只是不小心提早发布了。论文中描述了一个特定的实验，基于量子现象的随机生成数字的抽样，研究人员表示，他们确信量子计算机在完成这项任务时远胜常规计算机，其涉及计算某些专用电路的输出。量子计算很好，但别急着吹。关于量子，最著名的就是“薛定谔的猫”，就像那只可怜的猫处在“死和生的叠加态”一样，量子计算机的“0和1”也可以处于叠加态，中国科学院郭光灿院士曾这样解释量子计算机的计算能力。他说，量子比特可以制备两个逻辑态0和1的相干叠加态，换句话讲，它可以同时存储 0和1。在理想状态下，50个量子比特一次可以进行2的50次方次运算。摩尔定律知道了计算机的发展。每隔18个月，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数目约增加一倍，计算机的计算性能也提升一倍。但传统计算机的发展已经进入瓶颈，在纳尼的尺度上，摩尔定律放缓。量子计算的出现，为算力的继续进化提供了可能。但长路漫漫，量子计算仍在发展阶段，2017 年 10月，IBM在常规的超级计算机上成功模拟出了56个量子比特的量子计算机，2018 年1月，英特尔公司宣布成功研制了 49 量子比特的测试芯片，英特尔表示，量子计算距离解决工程规模的问题可能还要５到７年。而从商业角度看，量子计算可能需要 100 万甚至更多的量子比特才能有实用价值。“量子霸权”的定义，就是这是一个不管有没有实际意义的认定任务，落地到具体的应用上的意义不大。一些研究人员也警告不要过度夸大量子霸权，认为这并不意味着量子机器会迅速超越传统计算机并给计算带来一场革命。

IT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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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23 01:15

读史慈禧太后一生经历两次逃亡，一次北狩，一次西狩，狩就是打猎，逃亡的比较委婉的说法。如果问起慈禧这辈子最为狼狈的是什么时候，那一定是“西狩”途中。慈禧看到北京即将沦陷，连忙带着光绪帝一路西逃，还美名其曰为西狩。如果问起慈禧这辈子最为狼狈的是什么时候，那一定是“西狩”途中。这只是一种美化的说法，实际上则是八国联军侵华，慈禧看到北京即将沦陷，连忙带着光绪帝一路西逃，还美名其曰为西狩。慈禧在西逃途中有多惨呢？因为出逃匆忙，诏令没来得及下发，有的地方官员根本没有接到命令，连城门都不让慈禧进，还将其一行人进行驱赶（其实就是不想让慈禧进城吧）。连诏令都没来得及下达，更别说能带上多少好东西了。慈禧带的那些东西，基本上都是一些珍贵的珠宝首饰，却忘记了最基本的吃食；再加上逃往肯定不会刻意去到大城镇，古代离了大城市，那一路上都是破破烂烂的，荒郊野外，慈禧连顿饭都吃不上。在慈禧到达怀来县的时候，都已经饿了一天多了，连怀来县县令吴永给她端来一碗什么都没添加的小米粥，她都吃的特别香甜。在外过的有多苦，慈禧就有多怀念往日在宫中的时光，因此这脸一直耷拉着，满脸写着不高兴。1901年，李鸿章作为清朝代表，在《辛丑条约》上签了字后，慈禧终于能够动身回京了。为了安抚慈禧这一路上担惊受怕的情绪，官员们特地为慈禧安排了河北至北京的专人火车。虽然中国第一条自主建成的京张铁路是1905年才动的工，但在那之前，中国其实是已经有了铁路的，不过都是外国人修建的而已。当时负责这辆接送慈禧的火车的列车长是一名美国人，他一看到慈禧板着的脸，就觉得慈禧这个人不好相处。再看到火车内奢靡的景象，更是认为慈禧过于铺张。不过更大的排场还在后面，等列车到达北京时，各种仪仗銮驾，成千上百的接待人员，甚至连喇嘛都在迎接慈禧的队列中，真真气派极了。而看到这一幕的慈禧终于找回了自己身为大清掌权人的尊严，露出了这一路上第一个笑容。

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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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22 23:13

思想封肃，甄士隐的岳父，《红楼梦》中一个小小人物，只在第一回末、第二回初出现过，而且是在描写甄士隐时顺便介绍的。作者塑造这个人物，着墨不多，却写活了当时的市井世态。甄家丢女儿，遭火烧，再遇水旱不收、鼠盗蜂起之年，硬生生把一个出生于乡宦望族的甄士隐推向灾难的深渊，生活无有他法，只能变卖田产，投靠岳父。而封肃又是个薄情寡义、见利忘义、奸猾自私、趋炎附势的小人，对自己的女婿不但不同情、不周济，反而冷言热语、半哄半赚，典型的一幅市井小人嘴脸。其实封肃也并不是一个坏人，他同后面描写的刘姥姥的女婿狗儿（第6回）、贾芸的舅舅卜世仁（第24回）、鸳鸯的哥嫂金文翔夫妇（第46回）一样，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市井小民，人们讨厌、鄙视这些人，但在当时的社会，这种人却大量存在，除个人品行之外，其实更多的是对生活的无奈。中国古代是小农经济社会，自产、自用、自销、自养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养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人们各自为阵，一盘散沙，生存条件非常艰难且存在巨大风险。他们视粮食为天，惜金钱如命，既养成了勤劳、节俭的传统美德，又存在自私、狭隘的最大缺点。很多人家“节俭”过度，到了吝啬的地步。我家祖上也是殷实之家，这种殷实就是靠勤劳、节俭换来的。曾祖、祖父一年劳作，除大年三十、正月初一祭祖、拜年外，从不休息，秋收农闲后，秋末冬初在寒冷的滹沱河上“背人渡河”，深冬则是“上山驮碳”。饮食上正月初一只吃一顿“杂面饺子”，其余只吃稀饭窝头，长工、短工吃白面，自家人吃杂粮，而且是男人吃现食，女人吃剩饭，粮食堆积如山，卖了钱只有两种用途，一是“放帐”，二是“买地”，年年如此，不断积累。明知钱背不到棺材里去，但仍然是这样。作者塑造封肃这一形象，是浓缩了的、缺点远大于优点的市井小民的典型代表，仅靠老实、勤劳、节俭不一定能够打造殷实之家，那就再来一点奸猾，和外人打交道少，哄不了外人，那就哄自己的女婿，再不能就哄自己，这种自作聪明的做法，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人性的无奈。男尊女卑，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女儿女婿都是外人，这些都是古代社会的卑陋观念，不独是封肃。甄士隐过惯了“仕大夫”的生活，又不懂稼穑，这种生活方式封肃不懂也看不惯，女婿狼狈来投，封肃觉得是对他生活的冲击，心中自然不乐，“每见面时，便说些现成话，且人前人后又怨他们不会过活，只一味好吃懒作等语”也就不觉奇怪了。封肃最小人作派、最不道德、最让人鄙视的地方就是对女婿财物的“半哄半赚”，在他身上，我们看不到人间亲情，只能看到他的冷漠无情、自私奸猾，只能看到人世的尔虞我诈、落井下石和世态炎凉。作者在批判这些人的同时，更多的是对当时社会的抨击。古代没有“平等”思想，“等级观念”在人们心中已经固化，小民自认为就是贱民，富人、乡宦就是老爷，当官的就是父母官，一切比自己强的人，人们普遍都是赞誉、赏识、羡慕、巴结、逢迎的心态，一切不如自己的人，就是人们揶揄、作践的对象，甚至乡邻、亲人也不例外，阿Q是这样对待赵庄人的，赵庄人也同样对待阿Q。甄士隐是一位乡绅，是封肃羡慕、引以为傲的“标尺”，也是他自我吹嘘、抬高身价的资本，当这只“标尺”轰然倒下、甄士隐落魄之时，封肃自然会恼羞成怒，态度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今见女婿这等狼狈而来，心中便有些不乐”。胡屠夫对待范进远比封肃更甚。被封建思想奴化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人，当日本侵华之时，出了那么多的汉奸，就是这种奴化思想的集中表现。如果说甄士隐的败落，意味着封肃希望的破灭，那么，见到贾雨村就是一次机遇的来临，希望，就是一根救命的稻草，封肃怎能不抓？你看封肃的表现：听到差役打门，先是唬的目瞪口呆，见了公差传唤，忙赔笑启问，等见了贾雨村，知是女婿旧交，又送了二两银子给他，岂能不欢天喜地？以至次日，贾雨村又送了两份银子，四匹锦缎，又遣密书一份，专要丫鬟娇杏作二房，对于封肃，真是时来运转，自然喜的屁滚尿流，巴不得去奉承，便在女儿前一力撺掇成了，乘夜只用一乘小轿，便把娇杏送了进去。至于外孙女英莲的下落，自己女儿如何伤感痛心，封肃早已忘之脑后。封肃的做法，虽然动机不纯，被人侧目，但从结果上看，还算皆大欢喜的事。甄家娘子虽然少了帮手，更加寂寞，但从封肃的角度看，家里少了一个人的吃穿用度，更主要是巴结上了权贵，又能在世人面前扬眉吐气了。最“侥幸”的要数娇杏了，“谁想他命运两济，不承望自到雨村身边，只一年便生了一子，又半载，雨村嫡妻忽染疾下世，雨村便将她扶侧作正室夫人了。”正所谓“偶因一着错，便为人上人”了。这个结果的安排是对社会的讥讽，命运的调侃。我们从对封肃名字、籍贯“大如州”的谐音来分析，社会最底层的人，“自私势利”大概如此就是当时的风俗了。“时势造英雄”，时势也造“小人”。君不见，奸诈钻营的贾时飞（贾雨村表字时飞）果然随时飞黄腾达了，而不会狗苟蝇营的甄费（甄士隐名费），最后却真的废掉了。作者对笔下的“小人物”，除了必要的批判之外，大部分是从怜悯的角度来写得的，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封肃”们，让人鄙夷的同时，更多的是对他们生活的悲悯和可怜。本文作者孟守明

红楼梦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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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20 05:39

政闻编者按： 距离加拿大大选投票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时代》杂志重磅爆料：18年前，当现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还是温哥华一所学校老师的时候，曾在Arabian Night装扮Brownface。此事在加拿大乃至国际社会引起了关注。特鲁多证实确有其事，表示当时的行为是一个错误，并为自己错误的行为道歉与担责。次日，又有媒体继续爆料，挖出早年特鲁多扮blackface的影像。 特鲁多的brownface与blackface风波持续发酵， 不禁让人联想起2018年春晚里的“黑脸”小品。为什么“黑脸”如此敏感，这里涉及怎样的“种族歧视”议题？ 今天，我们旧文重推，以飨读者。本文系微思客与Black Lives China合作的《来自非洲/非裔的声音：“黑脸”小品是中国特色的种族歧视》。 -------- 前言： 在春晚“黑脸”小品播出后，舆论场上意见纷纷。有人说，小品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中国人缺乏基本的种族意识；有人说，不要拿西方的“政治正确”套在中国；也有人说，那只是娱乐开个玩笑，无伤大雅。在众多的声音里面，唯独缺乏了来自“当事人”非洲人/非裔的声音。 微思客团队携手Black Lives

刘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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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20 0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