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会控制疫情”：美国这是在宣布投降吗？

百闻 土耳其并不具备与整个西方阵营作对的能力，何况土耳其也需要依赖西方获取好处。土耳其此时高调宣布测试俄罗斯武器，或许就是在进一步敲打美欧，并索要更多利益。 第一军情作者：君剑 本文转载自：第一军情（ID:diyijunqing)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近期亲口确认，该国已经测试了从俄罗斯购买的S-400防空导弹系统，埃尔多安还强调，美国的反对“无关紧要”，他表示，土耳其并没有打算在测试S-400防空导弹系统方面寻求美国的批准。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10月13日至17日，土耳其在黑海沿岸进行了S-400防空导弹系统的测试工作，美国声称将以“最坚决手段”谴责土耳其测试S-400防空导弹系统的行动。 事实上土耳其自从购买S-400防空导弹系统之后，与美国和北约的关系就更加恶化。美国已经拒绝土耳其参与F-35战斗机项目，而且土耳其面临被制裁的风险。不过对于美国的制裁威胁，埃尔多安同样予以拒绝。埃尔多安在马拉迪亚发表讲话时声称，“我们在采购美国F-35战机方面迈出了一步，但美国现在威胁我们，还要求我们将S-400导弹系统退还给俄罗斯。我们不是附庸国家，我们是土耳其”。 同样对土耳其施压的还有美国主导的北约，虽然土耳其也是北约成员国，但是北约基本上是美国说了算，特别是在土耳其和欧洲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已经声称S-400防空导弹系统不能融入其防空体系，土耳其必须寻找替代方案。对此土耳其国防部回应称，北约不应该指责土耳其采购俄罗斯的S-400防空导弹系统，而是应当给出相应的替代方案，“我们期待北约伙伴专注于寻找可代替S-400防空导弹系统的合理技术手段的谈判，而不是发表破坏双方关系的声明”。 可见眼下土耳其和美欧的关系已经相当僵硬，甚至可以说已经是到了互飙狠话的地步。在最近，土耳其不断出动勘察船在东地中海区域活动，这激化了其与欧盟的矛盾，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当地时间10月25日报道，土耳其再次延长了“奥鲁奇·雷斯”号勘探船在东地中海争议海域的勘探时间，该船只将在相关区域活动至11月4日。显然，这一举动将进一步刺激希腊，也将激起欧盟的反对。 但对于欧洲，土耳其显然意见也很大。在最近，法国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促使马克龙政府下定决心打击极端主义，勒令关闭具有极端化倾向的宗教组织与场所，这激起了埃尔多安的不满，埃尔多安指称马克龙必须去接受“精神检查”。为了此事，马克龙政府宣布召回法国驻土耳其大使，马克龙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说：“埃尔多安总统的言论让人无法接受。愤怒和侮辱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而近期德国警察搜查柏林美吾拉纳清真寺一事，也导致埃尔多安再次向欧洲发出威胁，埃尔多安在土耳其开塞利市发表讲话时指称“欧洲法西斯主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并声称这种病态将从内部摧毁欧洲，欧洲将被终结。埃尔多安的这些表述，凸显了土耳其和欧洲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使得北约内部的裂痕进一步被放大。 当然眼下看来，土耳其并不具备与整个西方阵营作对的能力，何况土耳其也需要依赖西方获取好处。土耳其此时高调宣布测试俄罗斯武器，或许就是在进一步敲打美欧，并索要更多利益。美国也需要利用土耳其制衡俄罗斯，因此如果美国不希望土耳其投向俄罗斯，就必须做出更大的妥协。埃尔多安游离于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实质上也是为了获得最大化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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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27 08:33

财经上周末，整个财经圈被“马云”、“蚂蚁”这两个词刷屏。 10月24日，马云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开幕式上的一席讲话火遍网络，比如： “P2P并不符合互联网金融的三大核心，但是不能因为P2P把整个互联网金融给否定的，这是因噎废食的” “今天的银行延续的还是当铺思想，抵押和担保就是当铺”在以上“马云语录”火遍互联网的同时，马云还透露了资本市场极为关注的蚂蚁集团IPO的消息。 马云说，前天晚上（10月22日）我们在上海确定了蚂蚁金服的定价，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融资定价，发生在美国市场以外，也是五年来第一次在纽约城外完成如此大体量的定价。在五年前，甚至三年前我们想都不敢想。 在人们最关注的具体上市定价问题上，马云没有详细透露。 估值突破天际？ 目前，蚂蚁集团的上市已经进入到最后冲刺阶段，先来看下它的重要日程： 10月21日，证监会同意蚂蚁集团科创板IPO注册。10月27日，蚂蚁集团将进行网上路演。 10月29日，蚂蚁集团将进行网上网下申购。其中A股股票代码为688688，申购代码为787688。 11月5日，蚂蚁集团将在A股和H股同时挂牌。 从7月份蚂蚁集团启动上市计划以来，其估值一直呈现节节升高的态势。 在胡润发布的2020年全球独角兽排行榜中，蚂蚁集团估值1500亿美元； 7月份启动上市计划时，蚂蚁集团的估值来到2000亿美元； 目前，蚂蚁集团估值上升到了2800亿美元。 蚂蚁集团不断攀升的估值似乎没有尽头，著名投行瑞信给蚂蚁的估值为3800亿-4610亿美元，摩根士丹利给出的估值为3330亿-4570亿美元。 按两家投行4600亿美元的估值上限来看，将比2800亿美元这个已经偏高的估值又高了近65%。 按照2800亿美元的估值来算，蚂蚁集团的上市股价约为71.45港元/股，而按照4600亿美元估值算，蚂蚁的上市股价将达到117.6港元/股。据财新的消息，蚂蚁集团的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接近69元/股。也就是说，蚂蚁集团的总市值将超过人民币2.1万亿元（约合3100亿美元）。 这一金额，占到科创板总市值的大概40%。 可以说，蚂蚁集团登陆科创板之后，其自身的走势就约等于科创板指数的走势。 蚂蚁不等于中芯国际 蚂蚁一旦以过高的发行价登陆A股，市场必然会担心其直接透支未来在二级市场的上涨空间，成为下一个“中石油”或者“中芯国际”。 以中芯国际为例，这家公司在登录科创板的第一天就创造了95元/股的历史最高价，之后就是漫漫熊途。但笔者认为，蚂蚁集团跟中芯国际明显不一样。中芯国际是一家持续烧钱、未能盈利的企业，技术落后英特尔、台积电们几个段位也是明摆的事情。 由于技术和业绩的原因，中芯国际的股价属于一上市就把未来长期透支的类型。 而蚂蚁集团本来就是一家盈利能力特别强劲的企业，如果上市时定价过高，那么市场会以一段时间的下跌来消化掉高估值，之后再被其持续增长的业绩带动，股价逐步走高。 阿里巴巴2019年11月底在港股刚上市时，开盘价是187港元，也被很多投资者认为股价过高。因为疫情原因，阿里巴巴3月份一度跌破170港元。但受益于业绩增长，目前股价已经来到300港元/股。所以蚂蚁这次如果以过高的价格登陆股市，其股价有可能是“先下跌，再上涨”的走势。不过这个下跌的周期有多长，幅度有多大，就很考验投资者的心态了。 蚂蚁的抽血效应 估值越高，意味着申购蚂蚁的资金规模将越大，对股市的“抽血效应”也就越强。 事实上，蚂蚁的上市对A股的扰动已经十分明显。 从上周开始，多只蓝筹股齐齐大跌。比如长春高新、涪陵榨菜等。 本周一（10月26日），A股老大贵州茅台下跌超过4%，券商龙头光大证券跌停。 这些下跌的蓝筹股，可能跟三季报业绩有关，但上证指数明显比创业板弱势，已经足以说明，是蓝筹股中扎堆的基金把资金分流出去承接蚂蚁集团的上市。 蓝筹股的基金出逃了，那么小盘题材股就没有“失血”吗？ 当然不是，喜欢炒小盘题材股的资金，比如游资和大户，他们本来跟公募基金们就是不同的玩法，这一次他们跑到了可转债市场疯狂炒作。 最近的可转债市场火爆程度前所未有：一日之内涨幅超过100%的比比皆是，多只可转债因为交易异动而临时停盘。 为防止风险，投资者交易可转债已经必须签署可转债风险揭示书。 你可以说可转债的炒作是非理性的疯狂，泡沫迟早破灭，追涨风险极大。但可转债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火爆场面？最聪明的游资们，难道都是追涨的疯子？ 当然不是。 游资们预计蚂蚁上市从A股抽血，所以才从个股里撤退，转战可以T+0的可转债，这是一个完整的逻辑闭环。 蚂蚁虽然叫“蚂蚁”，但体量上却是个大象，甚至是恐龙。恐龙一跺脚，地球也要抖三抖。 目前的A股市场并没有核心主流热点，在10月初跟随外盘上涨几天之后，又陷入到低迷的阴跌之中。这里面，蚂蚁IPO的因素相当重要。 再好的公司也怕被透支 体量如同大象一般的蚂蚁集团，目前的估值让有着“宇宙行”之称的工商银行都相形见绌。 目前，工商银行的市值为1.79万亿，而蚂蚁集团按照69元上市后，市值将达到2.1万亿元（约合3100亿美元）。 工商银行有着远多于蚂蚁集团的员工，其线下营业网点遍及全国各地，甚至深入到了乡镇。 但这跟蚂蚁集团比起来，完全是两套不同的打法。 阿里有着超过7亿的活跃个人用户，8000万家商户和强大的征信系统，云计算和大数据反欺诈的能力在国内企业中属于金字塔的塔尖。 普通人不敢不还银行的钱，同样也不敢不还蚂蚁的钱。 智能手机的普及，让蚂蚁金服能覆盖到的群体远远高于商业银行，这一点毋庸置疑。 所以不要觉得蚂蚁的市值比工行大不可思议，人家确实有这个能力。 总体来看，蚂蚁集团的商业模式极为成功，在移动互联网不断深度发展的时代大背景下，蚂蚁的发展潜力依然巨大。笔者只是希望，蚂蚁发行上市的价格不要高的太离谱，因为再好的公司也怕透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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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27 08:17

时事编者按：10月17日，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何亚非，与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东亚项目首席主任、美国知名亚洲安全问题专家迈克尔·史文（Michael Swaine）就“当前中美关系”进行对话。该系列对话由公正世界教育与中国人民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人大重阳运营）合作推出，并得到No Cold War联盟的支持。本文刊于10月26日观察者网，原标题为《“修昔底德陷阱”扭曲了当前中美关系》。系列对话的相关安排详见文末。何亚非认为，中美关系并未到达所谓的“新冷战”，美国对中国的指责是一种推卸责任的做法。对此，迈克尔·史文认为美国的治理能力是出现了下降，但他同时仍以西方政治学者的视角看待中国，认为中国软实力有所下降，在南海问题上破坏了地区平衡。对此，何亚非也进行了反驳。以下为对话中文实录：左：何亚非   右：迈克尔·史文 海伦娜·科班：大家好，我是海伦娜·科班（Helena Cobban），公正世界教育的总裁。我们是一家小型的非营利机构，总部设在弗吉尼亚州，工作地点在华盛顿特区附近。今天我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地宣布“2020中美公开对话”启动，这是我们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合作开展的项目。我和公正世界教育董事会的同事们都很高兴的看到，通过这次合作，我们将能够向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公众证明：对中美关系中的棘手问题进行理性的讨论仍然是很有可能的。同时，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讨论能为今后几个月的进一步合作制定一些富有成效的方法。我们还感到高兴的是，全球“拒绝冷战”联盟也在支持这一公开对话。在我们今天的首场对话里，我们将与两位非常杰出的嘉宾讨论一些关键的政治和军事问题。其中一位是来自中国的何亚非大使，他目前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曾担任过许多高级外交职务，包括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和外交部副部长。何大使，欢迎您参加这次公开对话，并请您向重阳金融研究院的同事转达我们对他们在这个联合项目上所做工作的感谢。何亚非：谢谢，我会这么做的。很高兴能参加这次公开对话。我认为中国和美国现在确实需要进行各种形式的对话。谢谢！海伦娜·科班：很高兴您的参与。我们邀请的第二位嘉宾是来自华盛顿特区的迈克尔·史文（Michael Swaine）博士，他最近成为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东亚项目的首席主任。史文博士著有多部书籍与文章。他与中国合作伙伴共同主持一个为期多年的危机预防项目，还就亚洲安全问题为美国政府提供建议。史文博士，欢迎您，并请转达对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同事们的问候。迈克尔·史文：非常感谢，海伦娜。很高兴来到这里参加这次活动。海伦娜·科班：言归正传，今天我们要讨论四个问题。在每次提问之后，我会先给每一位嘉宾一个快速回答的机会。然后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会和他们进行一个简短的讨论，接着再继续下一个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进行第一个问题。请问你们如何描述2000年以来，以及2020年3月以来中美两国力量平衡的广泛变化？何大使，请您先发言。何亚非：非常感谢。权力的平衡一直处在变化之中，特别在大国之间。很明显，尤其在过去20年时间里，它变化的速度加快了。广义上讲，我们所说的“大融合”是上世纪后半叶和本世纪前二十年的历史标志。随着大量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在过去40年里的改革开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经常被人们称为全球化的典范。地缘政治和国际对话几乎同时都集中在这个话题上，即大融合、中国崛起等。与此同时，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随之而来的商品、服务、人员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创造了无数财富积累和经济增长奇迹，国家以及个人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表现在密集而高度互联的全球供应链和各种社会网络。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全球化的快速和大规模的扩张，这种大融合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幸的是，随着全球化带来的好处，有一些问题已经浮出了水面，我相信这也促成了中美之间乃至全球力量平衡的快速转变。我将提几个要点。第一，平等——实际上是不平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随着财富积累而增加而不是减少，这也使得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出现了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使得政治激进化，并形成了身份政治。这些事情实际上阻止了目前正在轨道上的全球化的运行。所以我们看到反全球化运动出现了。可以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全球化已经结束，我们正在进入全球化的第二阶段。权力平衡的转变，以及全球化中产生的问题，如我提到的不平等问题等，会使美国两党政客和其他一些人把责任推给中国，指责中国。不平等问题也使得美国及美国人民出现了问题，主要影响到蓝领工人。他们之所以遭受损失，是因为全球供应链的转变，加剧了两个全球经济大国之间固有的地缘政治竞争。其次，影响二者力量平衡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工智能（AI）、大数据、机器人、物联网等技术的进步。这些不仅进一步颠覆了我们所知道的世界，并快速推动了制造业以及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方式方法的迁移。所有这些都给美国带来了不必要的担忧。我尤其要强调的是，美国的军事、情报和军工复合体相信中国正在挑战或有能力挑战并可能会削弱美国的技术优势。你知道，这正在以一种非常消极的方式塑造或重塑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的看法。最后，我想说明一点。过去六个多月以来，影响最大的是目前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不幸的是，这又一次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和与全球供应链的基本关系被扭曲和破坏，在许多方面对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中美之间的政治、经济和其他关系。COVID-19是颠覆性的因素。在这个过程中，中美关系是否也发生了消极的变化？不得不说，这场新冠肺炎大流行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应该是中美扩大合作、扭转不断恶化的双边关系的大好时机。但不幸的是，所发生的一切导致了一场高度危险的地缘政治斗争，将疫情作为战场，进一步将双边关系推到了悬崖边缘。雪上加霜的是美国大选年的政治，这让事情变得更糟糕，更不可预测，也更危险。这是我的主要观点，谢谢。      海伦娜·科班：谢谢您，这是一个相当广阔的视角。那么现在，有请史文博士，您对2000年以来，特别是2020年3月以来两国之间的平衡变化，有怎么样的回答呢？迈克尔·史文：谢谢海伦娜。我会先说什么是力量平衡，然后重点谈谈美国和中国。我的视野不像何大使那样广泛。力量平衡问题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简单。它包括很多因素：经济、军事、政治、社会。既有可量化和结构性的力量衡量，如国内生产总值、一个国家的军事规模；也有定性的测量，包括软实力因素，如国家的政治制度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总体形象是威胁性的还是没有威胁的、它是否是一个模仿的典范等非常主观的评估。当你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时，在我看来，毫无疑问，今天的美国总的来说仍然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就其全球力量投射能力而言，它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从许多方面来看，它仍然是最大的经济体，而且通过其软实力、与其盟友的关系以及外交活动，仍然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家。然而近年来，它的许多力量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所削弱。我认为，特别是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自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它的形象在全球范围内受到了严重损害。美国破坏了与许多盟友的关系，外交能力和技能出现了下降，由于巨额财政赤字，其海外经济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削弱。它破坏了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多边机构，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正在损害一些全球规范。由于美国对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病的近乎失败的处理，许多国家某种程度上将其视作一个可怜的巨人，无法保护自己的公民。在美国国内，政治上仍然是两极分化，一定程度上处于瘫痪状态，在许多公共产品和领域的国内投资资金不足。现在，正如何大使刚才提到的那样，中国显然在某些方面提高了自己的实力，但在其他方面的实力则减弱了。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规模接近13万亿美元，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主要贸易国，拥有非常庞大的金融储备。相较于美国，中国的经济活动有更多的政府指导，这是好事，也是坏事。此外，中国拥有一支不断发展的现代化军队，力量投射能力远超过去。而且中国极大地扩大了在世界各地的外交影响力，并利用其经济实力影响其他国家。当然，中国仍面临许多严重的国内问题，如污染、腐败、民族动乱等等。虽然我认为中国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处理比美国要好，但整体上还是好坏参半。所以我想说，虽然近年来中国的硬实力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其软实力在某些方面有所下降。因此，就中美关系的整体平衡而言，我认为中国已经提高了其相对于美国的全球经济影响力，尤其是增强了其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究其原因，一部分是由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一部分是由于美国自身的错误。事实上，这就是权力平衡的转变最重要的地方。目前和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不再是那个重要地区的军事，或者经济上的主导力量。当然，美国仍然拥有强大的、参与其中的盟友，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仍然是一个主要的投资者和贸易者。但无论如何，鉴于中国的崛起和亚洲在许多方面对中国的重要性，这种平衡的变化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考虑到中美两国在该地区一些重要问题上的分歧，以及美国人普遍认为其在亚洲的军事优势对于确保地区和平与繁荣是必要的，如果中美两国的平衡无法稳定，中美在走向分庭抗礼的过程中，在亚洲发生危机甚至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主导的地位正在消失，所以在日益走向均势的情况下，双方都更想在台湾和海洋争端等不稳定问题上测试自己的相对影响力。而这对两国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双方都需要认识到，双方都不能也不应该主导亚洲，都需要努力减少误解和误判。谢谢。海伦娜·科班：谢谢史文博士。今天我们听到了两个精彩的发言。我对这种对话的方式感到高兴。我不奢望人们突然间同意对方的观点，但我认为表达我们自己的观点并认真倾听对方的意见，是目前真正值得做的一件好事。我接下来要谈一个历史问题，这个问题与我有关，因为在美苏冷战的时候，我一直在密切做战略研究。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您如何描述当前中美关系与美苏在其历史上的冷战期间存在的关系之间的差异？这一次，我要先请史文博士回答。迈克尔·史文：谢谢海伦娜。在我看来，美苏之间的冷战和今天中美之间的关系，在很多方面都有很大不同。中国早已融入全球经济和全球机构，许多西方国家越来越依赖与中国的贸易，远远超过当初与苏联的贸易，尽管美国正努力在一些经济和技术领域与中国脱钩。中国是一个创新能力日益增强的国家，与包括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有着密切的技术交流，中国的科技公司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很大。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度仍然很大，自2001年以来，美国对华的出口增长了500%以上。2018年，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商品供应国。此外，与苏联不同，中国并没有积极寻求在全球范围内复制其制度，尽管有些人不同意这个观点。无论两国是否喜欢，美国和中国都必须深入合作，以应对一系列极具挑战性的跨国威胁，而这些威胁在美苏冷战期间并不存在。特别是正如我们所知的气候变化和新冠疫情，我们现在都在经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在某种程度上都没有真正以重大的方式来应对这两个挑战，这对每个人都是有害的。另外，今天的中国并不像苏联那样，控制着一大块在其统治下感到不安的其他国家和领土。确实，中国有国内的民族问题，但这仅仅占其总人口中相对较小的一部分，中国总体上是团结的，非常有民族主义精神。在我看来，中美两个国家相似之处在于，在某种程度上，都需要某种形式的外部对手来强化和巩固自身形象、能力和团结。我认为中国尤其如此，但美国方面也存在这种情况，尤其在国防体系内。所以，目前的态势会加深敌意和不信任，但是两个国家，应该会比美苏冷战时期存在更持久、更互利的界限，这种界限会把两国限制在某些类型的竞争中，但不至于变成真正存在的敌对。谢谢！      海伦娜·科班：谢谢！那么何大使，您如何比较美苏冷战与中美两国之间的现状？何亚非：史文博士的口才很好。要说中美之间真的存在冷战，是很值得商榷的，因为我并不这样认为。虽然目前有很多问题引起了关注、紧张、甚至对抗，但这正是目前中美互动与当年美苏冷战的关键区别。美苏是实实在在的冷战，而现在中美之间是“想象中的冷战”，或者说是“可能的冷战”。中国最高层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中国永远不会寻求霸权，不搞冷战或热战，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近期联大一般性辩论中所说的那样。另一个本质区别是，正如史文博士所言，两个最大经济体的高度交融，在过去40年里给两个国家及其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美国政府所推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实施的经济和技术脱钩，无疑将对两国经济造成严重伤害。今年的疫情加剧了大国的战略竞争。无论是在范围上还是深度上，地缘政治冲突的风险都增加了，可能引发在南海的对抗，还有我们所看到的贸易战和技术脱钩。遗憾的是，随着中美之间更加激烈的地缘政治纠缠，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以支持全球治理体系的基础合作正在衰败并快速消失。如上所述，疫情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加速了力量平衡的变化，这进一步助长了全球强权政治的势头。我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对整个力量平衡转变的焦虑，或者说是战略焦虑，尤其是中美之间的焦虑，正在将其外交政策推向极端，几乎到了锁定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进行致命对抗的悬崖边上。中美之间正在出现的脱钩，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尤其令我和很多人都担忧。虽然如此，我想说的是，目前还不能确定“脱钩论”在美国全社会达成了牢固的共识。当然这些不会很快地成为现实。在历史上的美苏冷战期间，这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两个集团在经济上是分开的，双方没有或很少有贸易往来。中国已经明确表达了拒绝被迫脱钩、拒绝被迫冷战或热战的决心。所以我想说，从现在看来，一定程度的技术脱钩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希望美国企业能够更加清醒，就像在最惠国待遇法案期间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努力一样，不要被卷入脱钩。有令人鼓舞的种种迹象表明，随着中国不断开放市场，特别是最近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的措施，许多美国企业和公司继续将中国视为最好的投资地之一，甚至是最好的投资地。很显然，中美互动与美苏冷战的另一个区别是在军事和意识形态领域。中国不输出模式，中国在境外没有军事基地，也不在全世界寻求军事对抗。但美苏冷战期间就完全不一样，两国深陷世界范围内的军事竞争和对抗。因为美苏两国都有巨大的核武库储备，而且因为大家都知道的MAD（相互确保毁灭）理论，所以不得不通过代理人战争进行。当然，中美之间不存在这种竞争和对抗。如果说有意识形态竞争，我想的说的是，中国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坚信自己的政治制度，而且事实也证明，这种制度对中国人民是相当有效和有利的，而且在过去几十年里，已经被中国人民普遍接受了。所以现在再找一个国家，能称得上是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经济可行的国家，是不太可能的，这让我也很自豪。我不同意斯文博士关于中国软实力的观点，我想说的是，中国的软实力实际上是越来越强。这并不是由于中国模式的输出，因为中国没有这样做，而是由于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或者经济增长模式，以及配套的政治体制和制度所取得成就所产生的吸引力。所以我说中美互动和美苏冷战的关键区别在于中国并不输出，而且将来也不会输出其经济增长模式和政治制度。相反，中国多年来一直在呼吁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我记得在2015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提倡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我现在在北京大学燕京学院讲授一门中国全球治理与中国外交的课程，在我的课程中，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国与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是我希望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了解的重要方面。非常感谢！2019年，5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这是开幕式前，中外领导人同出席开幕式的重要嘉宾代表合影留念。海伦娜·科班：好，您的发言简洁有力。我们把这些经济和军事因素纳入对话是好的，这将是最后一个问题。但是，在这之前，我有一个相当具体的问题，与其他问题也有关。       那就是，你们认为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缓解最近在南海出现的紧张局势？请谈谈你自己国家以及另一个国家可能采取的措施。这一次请何大使先发言。何亚非：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与我们今天的讨论高度相关，因为南海似乎是中美之间可能发生冲突的导火索。我相信南海将是考验未来中美地缘政治关系的重要场所。究竟是竞争、战略冲突，还是在有规则的框架下进行竞争或者合作？显然，现在的迹象是中美之间的军事竞争已经变得越来越紧张，而且很可能涉及到南海。2020年2月美国国会研究部门认为，“美国在南海的中美战略竞争总体潜在目标包括：1.履行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安全承诺，包括对菲律宾等的条约承诺。2. 维持和加强美国主导的西太平洋安全架构，维持有利于美国和盟友及伙伴的地区力量平衡（注：特别要注意‘力量平衡’这个提法），维护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防止中国控制或主导南海，或成为地区霸主。”你可以看到，显然这是官方的表态。美国和中国对于中国在岛礁上的建设以及南海的军事化等概念有不同的定义，比如“进攻”与“防御”。此外，两国力量平衡的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对方意图的误解，都在将这些分歧推向极端。美国错误地认为中国在南海的行动对美国自身的战略利益，以及对美国在南海的主导地位构成了威胁，我认为这一点并不成立。不过，给中国的感觉是，美国的行动，不管是口头还是实际上的，往轻了讲是挑衅，讲得重就是非常危险的举动。在这样的背景下，最近两三年特朗普政府计划并采取了更强硬的措施，来遏制中国在南海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一些声索国的单边行动是造成南海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少数国家可能会在它们声称拥有主权的区块推进石油和天然气勘探活动。现在，我们对于《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已经开启单一磋商文本的二读，但各声索国之间也出现了分歧，包括准则应该规范谁、规范什么、以及是否应该具有法律约束力，或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法律约束力等等。关于南海岛礁的法律争议也在加剧。然而，要回答你的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我们应该如何管控南海及其相关问题？我想引用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所说，“未来的问题可能是美国，而不是中国”。由于美国从2010年开始将南海纳入大国竞争、战略竞争的范畴，中国和东盟国家通过《南海行为准则》谈判建立南海范围的以规则为基础的框架，这种努力能否取得成功还是个未知数。在这里，美国实际上扮演的是和平破坏者的角色，而不是和平建设者。所以我们确实希望第一步是美国扭转其角色。说实话，南海和平符合中国、美国和东盟国家的最大利益。中美双方一直在努力建立共识和危机管理机制，避免直接冲突。我认为现在这一点相当紧迫，我们需要有操作性的危机管理机制。但是，随着美国军事演习和军事活动的不断增加，中美在南海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两国建立的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是否有效和可靠，是否能发挥作用或可行，将是今后的一个考验。各方之间确实存在一些安全困境，这增加了这些岛礁主权争议的复杂性和难度。缺乏安全合作机制是本区域安全挑战的主要隐患。在我看来，东盟+1、东盟+3、东盟区域论坛等机制不足以实现这一目的。所以，南海各国有必要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和操作性的海上安全规则，以增加各方在违反规则时的政治成本。南海安全合作机制需要解决的问题应包括声索国之间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冲突、或由此引发的任何危机、如何处理区域外大国，特别是美国日益扩大的利益和诉求。我们应建立预防危机的长效机制。地区和平与稳定代表着南海相关各方的最大安全利益。包括泰国、新加坡、印尼在内的南海国家都希望维护地区稳定，这当然也包括与中国的合作关系。无论我们现在提出什么样的解决方案，短期内解决南海争端是不现实的，因为有关各方在解决争端的方法上有很大的不同，相互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信任。中国一直在强调，我们需要“双轨制”，也就是说岛礁主权问题的谈判要通过双边渠道来解决，涉及南海的其他问题或争议，可以通过多边谈判解决。所以，全面的合作会有助于建立一个协作解决的互信。更重要的是，建立双边和多边的沟通和联络机制，包括应急热线、安全行为守则、接触规则，将有助于更好地管理可能即将出现的冲突。谢谢。       海伦娜·科班：谢谢，您肯定有一份非常丰富的建议清单。我的意思是，没有紧急热线的想法是非常可怕的，想想有多少舰队和其他航空装备等等都在附近竞赛。那么现在，史文博士，您能回答一下南海问题吗？您认为什么步骤可能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您自己的国家以及其他国家可能采取哪些措施？迈克尔·史文：好，谢谢海伦娜。何大使提出了一个非常广泛和全面的议程，可以采取措施来减少南海紧张局势和冲突的可能性。我几乎赞同他在这方面所说的一切。我希望这些事情是可能的，也希望所有声索国真正支持制定对各方解决争端有约束力的协议。虽然我有点怀疑这是否可能发生，但我希望这是可能的。但我要对短期内可能发生的事情给出一些具体的观点。我认为，在中国与日本可能产生争端的南海和东海，美国需要加强在基本无人居住岛屿及其相关海洋资源争端中的长期中立立场。它应该更积极地支持声索国之间的和平谈判，并根据国际法和公平原则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现实的协商，但与此同时，美国应该不会认识到，美国在过去十年中对这些争端的介入实际上加剧了紧张局势，而不是使得中国和其他声索国更加克制。因此，我同意何大使的看法，即美国应与中国和其他声索国建立信任并进行非军事化谈判，谈判内容应该涵盖所有形式的军事行为，包括航行自由行动，但也包括中国在南沙群岛、南海南部的人工岛礁上的部署。但即使没有这样的会谈，我认为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减少甚至停止在有争议岛屿领土附近的一些航行自由行动，认识到这种行动扭曲了航行自由计划的初衷，破坏了美国军事信号的效用，并增加了美国军队卷入某种破坏稳定的危机的风险。但我认为，中国也需要做一些它还没有做的事情。中国要致力于找到一个和平的、双方都能接受的争端解决方案。而美国需要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如何减少该地区紧张局势的一方，并应参与何大使所提出的那种讨论。我就说到这里，谢谢。海伦娜·科班：太好了。我的意思是，在一开始时我就希望我们能够为进一步讨论奠定基础。我认为，根据我们从何大使和史文博士那里听到的情况，我们完全有这个基础可以就南海问题进行非常丰富的进一步讨论。但遗憾的是，我们不能在此话题上做过多停留。最后，是关于大格局的概念，这个问题也许可以把我们到目前为止所提到的许多线索联系起来。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讲了很多，也写了很多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文章，认为一个衰落的大国和一个崛起的大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很大。公正世界教育董事会里我的同事，理查德·福克（Richard Falk），谈到了一个“克劳塞维茨的差距”，即美国几十年来主要是通过军事手段在全球投射力量，而中国主要是通过经济和软实力的手段来投射力量。《注定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逃脱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如果理查德·福尔克是对的，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能够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会怎么做呢？先请史文博士发言。迈克尔·史文：谢谢海伦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和有趣的问题。我认为，美国和中国确实应该就这个问题进行更深入、更具战略性的讨论。在我看来，我的朋友格雷厄姆（Graham Allison）对“修昔底德陷阱”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当前的中美关系，正如它给我们的启示一样。我们早就知道，许多国家是在一个基本上无政府的国际秩序中运行，缺乏一个全球性的政府，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绝对确定某个时候会有另一个强大的力量不会威胁到它。这种不确定性和由此产生的恐惧可能会引发冲突，特别是在大国之间，因为我们的相对权力关系发生了变化。所有这些我们已经知道一段时间了，但我们也知道，并非所有的大国都是无限制的权力最大化者，他们对威胁的感知很大程度上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超出了简单的能力衡量。而这种想要获得绝对统治地位的侵略性动力，通常会给各方带来破坏性的战争。我们知道，核武器在古代显然是不存在的，拥有核武器对核大国的危险冒险行为造成很大的下行压力。由于各国倾向于联合起来对抗侵略性的霸权主义，以及现代全球经济确实比过去增加了更多的战争经济成本，这些危险进一步减少了。但我们可以从雅典和斯巴达的经验获得一个积极的教训，因为较小的州，较小的盟国有时会通过制造所谓的“承诺陷阱”把较大的州拉入冲突，从而增强大国在其看来是小国挑衅的情况下捍卫其信誉的感知需求。正如一位学者所观察到的那样，在五世纪的希腊，结构性的变量是对荣誉、竞争、极性和联盟的竞赛。如果减少任何这些变量的强度，情况可能会得到改善。在当今的中美关系中，分析人士和政治家需要仔细监控这些同样的结构性变量。所以这一切告诉我们，美国和中国注定不会开战。双方都有充分的理由避免冲突。双方都不认为自己的安全取决于对方的破坏或严重削弱，至少目前还没有。换言之，任何一方对另一方都没有真正的生存威胁。中美两国都拥有核武器，都在经济上相互紧密合作，都依赖于更大的全球经济体系来实现繁荣。因此，当务之急是要避免两国互相逼到绝境，并且避免在任何一次冲突中夸大其中的利害关系。这意味着，美国需要谨慎对待那些决定与挑战其信誉的东西，而中国需要谨慎对待那些决定与挑战其民族主义合法性的东西，特别是主权问题。两国都需要意识到对方可能对自己构成的这些高风险威胁。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意味着美国需要发展一种合理而稳定的方式，来取代其过去在亚洲的主导地位，中国也需要与美国合作，避免自己寻求主导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减少对行为的误解，避免过度反应。中国可能会反应过度，以为自己的合法性受到挑战，认为自己的影响力和承诺正在经受意志的考验，而且比它实际认为的要强大得多。美国可能会反应过度，认为它必须消除中国和其他国家对其在亚洲地位丧失的信任。很少有事件会导致这种误判，但它们确实存在。台湾、海上事件，甚至可能是朝鲜半岛就是例子。但所有这些问题在中美之间都是可以处理的，如果它们理解其中的风险，准确地评估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他们知道相互应对的危险是什么。这需要非常清晰的沟通、一方对另一方说的话的某种程度上的信任、以及避免在可能出现的危机中试图获胜的能力和愿望。我与中国合作者一起从事危机管理项目已有多年，我们已经探讨了其中的许多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我刚才说的事情的重要性。因此，我认为美国和中国肯定不是注定要开战的。我认为古希腊和今天的情况在许多方面都是截然不同的。我认为我们肯定有能力避免陷入一场螺旋式下降的危机或对抗。谢谢。海伦娜·科班       海伦娜·科班：谢谢！那么请问何大使，您怎么看待修昔底德陷阱和克劳斯威茨问题？何亚非：我跟史文博士一样，也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问题。我也同意他说的美国和中国不是注定要开战的。我不认为两个大国对抗的“修昔底德陷阱”是不可避免的。我也不认为美国和中国今天的关系会进入全面对抗。这不是必然的，也不是注定要发生的。大融合是我们所处的历史背景，但这并不表明守成大国，现在指的是美国，是一个衰弱的大国，它仍然是主导的国家。同时，新兴大国，现在指的是中国，并没有真正挑战美国长达几十年来的主导地位。一些美国政客或战略家可能会这么想，但事实并非如此。世界力量平衡的变化，必然导致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架构的某些变化。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全球供应链转型、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网络安全等全球性挑战时，它将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带来更大的话语权。对于美国来说，作为当前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力量，它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其军事实力、货币实力、金融实力以及科技的制高点来维持这种地位。而美国对其他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或其他方面的力量增长，常常会变得对自己的霸权地位高度焦虑。当然，美国国内问题也助长了美国焦虑。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都为美国提供了充足的弹药，来对抗任何它认为可能成为地区霸权或对其构成挑战的国家，正如米尔斯海默教授的名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中详细描述的那样。这被称为“进攻性现实主义”，辅之以美国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在我看来，美国近年来已经走上了与中国对抗的危险道路，尤其是在最近两三年，包括军事威胁、制裁、经济脱钩等。如果真的成为现实，可能会导致两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幸运的是，中国头脑足够清醒，拒绝玩这种致命游戏。我注意到史文博士的建议。任何一方都不应反应过度。我们不应对任何可能导致冷战，甚至是热战的挑衅作出过度反应。我认为，“克劳塞维茨差距”并不能准确地描述中美关系的全貌。中国坚信并支持经济全球化，主张建立公平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大小国家平等相待，让全球化成果惠及所有人。在国内和国际上，必须尽更大的努力以缩小贫富差距。不平等现象是各国需要认真对待的非常紧迫的问题。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关于民粹主义和身份政治的辩论及危险不可低估。那么，这个“修昔底德陷阱”可以避免吗？我的回答是，是的，是可以避免的。美国与中国并不注定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持续的经济全球化，不同文化之间，尤其是中美之间的持续对话，才是出路。我们需要重新参与全球化，重新建立双边经济关系并进行各种形式的对话。看看未来吧，正如联合国现任秘书长所描述的那样，未来将更加不可预测、更不确定和更不稳定。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更需要合作。合作是必须的，而不是一种选择，因为选择是奢侈品，中美之间尤其如此。我们需要重新进行对话，尤其是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战略对话，因为如果我们不认真对待，有可能变成现实。不幸的是，现在对话没有进行，对话渠道也不畅通，所以需要恢复对话。无论是意识形态差异还是经济分歧，都应在通过政治谈判和战略对话妥善解决，绝对不是通过胁迫或对抗。不幸的是，美国当前的政治环境，特别是在大选年，谈判和对话非常困难。也许在大选之后，我们可能会重启这样的对话。中美不应该像我之前说的那样“梦游”，梦游就有可能步入陷阱，所以现在需要清醒。我们需要认真考虑建立信任、对话与合作，无论多么困难，我们都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过去做到了，而且几十年里获益匪浅，为什么不继续呢？因为不作为或采取其他行动的前景是相当不稳定和危险的。非常感谢！海伦娜·科班：真心感谢！我认为，能够在大选前进行这样的对话，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正如何大使所说的，这是美国许多言论变得疯狂的时候，有时，仇外心理很难理解，但我要感谢你们两位分享了你们的想法和见解。迈克尔·史文：好的，谢谢。这是非常愉快的交流，我真的很喜欢。海伦娜·科班：太好了，很高兴您的参与。何大使，也谢谢您与我们在一起进行这个对话，我知道您在中国广东有繁忙的日程。真的非常高兴我们有了这种联系，而且能听到您的意见，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它们。再次谢谢您。何亚非：非常感谢，我觉得这次对话非常好。这样的对话应该在各种主题上更频繁、更广泛地进行，希望还会有更多对话。非常高兴再次见到史文博士，即使只是通过视频，不是面对面的。希望在疫情结束后能够再次见面。谢谢。迈克尔·史文：我也希望能很快再见到你。

卞永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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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27 07:30

时事俄军最新型护卫舰“俄联邦英雄阿尔达尔齐坚扎波夫”号，在26日当天在日本海区域，进行了综合火炮射击试验。同时大型反潜舰“特里布茨海军上将”号和“维诺格拉多夫海军上将”号也在日本海进行了演习，对海上和空中目标实施了导弹和炮火射击。俄罗斯这次实弹发射，一个原因也是应对不久前日本对北方四岛的声索。通常情况下，俄罗斯对待日本从不玩虚的，都是直接正面刚。这次导弹火炮试射也是一样。只不过，俄海军的新型护卫舰太小了。由于综合国力的限制，俄罗斯海军很难继续大规模制造大型主力军舰，苏联解体之后直到今天，俄罗斯方面能够拿出的最大规模的军舰只是自己22350级护卫舰，这款护卫舰不过4500吨级，但已经被俄罗斯方面当成可进行远洋行动的主力驱逐舰来用。目前来看，俄罗斯海军中真正的被当作护卫舰使用的军舰，可能当属20380级护卫舰。在各种状态下试验了100毫米通用舰炮A-190、6管自动舰炮AK-630，此外还进行了无线电电子干扰作战的测试。按照俄罗斯方面的计划，这艘护卫舰是俄罗斯海军中最新的军舰，会在今年年底，也就是未来的两个月内进入俄海军服役。从设计思路看，20380级更加符合护卫舰的思路，俄罗斯海军为其规定的任务为在近海地区进行防御作战，负担诸如反舰、潜艇、为海上登陆兵进行炮火支援之类的任务。原本22350级护卫舰也是承担同样的任务，但由于俄罗斯海军极度缺乏大型军舰，因此22350级实际上也会被更多地用于远洋行动，而20380级则是真正偏重近海防御作战的武器。20380级护卫舰的长度为104米，宽度为13米，吃水深度仅为3.7米，满载排水量仅为2100吨，使用4台科洛姆纳16D49柴油发动机驱动，最大航速可达27节，以14节低速巡航时最大里程可达4000海里。总体来看，这级军舰的指标是经典的护卫舰标准，适合近海地区使用。不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20380级虽然很小，但设计中不乏亮点。首先，这艘护卫舰使用了玻璃纤维及碳纤维组成的复合材料制造，维持足够的强度的同时，比起传统的钢材料重量减轻近三分之二。同时，具有低雷达反射、低红外、抗腐蚀等优势，在使用俄军特殊吸波涂料的情况下，能够进一步降低被发现的概率。加上护卫舰本身较小的体积，20380级确实是一个隐身性能较好的目标。当然，作为俄罗斯军舰，20380级继承了俄罗斯海军的经典特征，那就是军舰吨位可以小，但武器装备不能少。在 这样一艘小小的2000吨级护卫舰上，俄军为其安置了大批舰载武器。俄罗斯安置在20380级护卫舰上的武器主要如下，火炮方面为1门A-190 100mm舰炮、2门6管AK-630M 30mm近防炮，这些火炮负责对海对岸射击以及防空协助。反舰导弹方面，俄军配备了8枚的3M24“天王星”反舰导弹系统，这款反舰导弹射程130公里，采用惯性制导结合末端主动雷达制导，具备超低空突防能力。在防空方面，俄军配备了1单元的3K96“多面堡”防空导弹垂发系统，内部可以根据需要换装12-48枚9M96、9M100导弹的各种组合。反潜方面，这艘护卫舰只能安装8单元的“纸包-NK”330mm反鱼雷/反潜鱼雷发射器，只有最低限度的对潜作战能力。总体来看。20380级护卫舰作为一款2000吨级的战舰，拥有了和这个级别吨位军舰不相符的火力，同时大量应用新型复合材料，也是俄罗斯海军对新技术进行探讨的体现。不过，俄罗斯海军要复兴，继续靠着这些小小军舰可不够，发展大型远洋军舰是必不可少的，现在的“小舰扛大炮”模式并不应该是一个大国海军常态化的样子。

科罗廖夫的军事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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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27 07:51

百闻小六子吃了几碗粉？ 黄府大管家说吃了两碗。围观群众表示不嫌事大：哎呀哎呀，张麻子的儿子吃人家两碗粉。 小六子怎么证明自己的清白？把肚子刨开给所有人看。 杀死小六子的，是旧权贵的阴谋，是狗腿子文人，也是冷漠的看客。就这样，一个诚实、热情、坚毅、果敢、出言必诺、想要自证清白的年轻人，连同他的美好的品质，就在这一群围观着的目光中被杀死了。当然，没有人关心小六子是怎么死的、是为什么死的，他们关心的依然只是属于他们的阴损、狭隘与恶趣味——小六子到底吃没吃那碗炒饭，啊不，凉粉。 讲道理，小六子这个角色如果不是按照毛岸英的照片选的角，我就把那碗凉粉吃了。 毛岸英烈士不需要在乎这些苍蝇蚊子的嗡嗡声，他的伟大可昭日月，可感天地，永远被人民铭记。但是我就不同了，我能做的就是拍死英雄身边的苍蝇们，把烈士身上的脏水擦干净。今天我就来严肃认真地辟掉这个谣言。这个说法最早出自杨迪将军回忆录《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后来被添油加醋成为一篇“震惊文”，在公知与美分党横行，黄继光邱少云雷锋被普遍抹黑的那个年代里成功的活了起来，并被凤凰历史、网易历史的等平台广泛转载，一时间流毒甚远。然而我们细究“两碗粉”这一源头就会发现，回忆录中所记载的，跟那篇震惊谣言文也出入甚远，杨迪回忆录原文如下：这里有两个信息点，第一参谋们做饭是在“拂晓前”——也就是日出前；第二，杨迪当时并不认识毛岸英，只认识成普。当时毛岸英牺牲地点与北京纬度相同，北京11月25日日出时间为7点12分，朝鲜比我们早一个时区——也就是说岸英同志牺牲是在北京时间九点钟，杨迪看见参谋们做饭是在“拂晓前”，即北京时间6点12分之前。谁吃个早饭也不会吃三个小时，更何况杨迪并不认识毛岸英，作战室当时有没有换人他也不知道。甚至不仅仅是杨迪不认识毛岸英，志愿军总部大多数人都不认识毛岸英，作为主席儿子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大肆宣传的正面事件。当时作战部的杜平将军回忆说：“毛岸英在朝鲜的时间不长，牺牲时年仅二十八岁。但他留给同志们的印象却是深刻的。他没有享受任何特殊照顾，和办公室的其他同志一样，不分日夜地工作和学习。他从没有向人透露过自己的出身，也没有高干子女的架子，直到他牺牲时，总部的一般干部还不知道他是毛主席的儿子。在大家的印象中，他只是一个年轻、活泼、朴实、能干、好学的秘书兼俄语翻译。”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杨迪的回忆录与他上文所提到的“只认识成普同志”和其他总部同志的回忆录有出入，成普在晚年给《彭德怀传记》编写组写信时特别强调杨迪对毛岸英牺牲时的情况“记错了”。这其中冷哲先生考证过，认为杨迪把24号记成了25号，把两天发生的事情混为一谈；而我倾向于认为杨迪把各种不同时期看到的元素杂糅在一起了——他压根就不认识毛岸英，只是说在作战室看见人做饭，岸英又在作战室牺牲，把各种元素合并了造成了记忆混淆。我为什么倾向于杨迪记错了呢？因为据成普、龚杰（下一段会提到）回忆，志愿军总部作战室里压根就没有灶台、不能做饭，只有一个用来取暖的暖炉。稍有生活常识的人就知道，暖炉顶多来热一热饭，你炒个饭给我试试？更不可能冒烟。更何况，我们虽然条件比较艰苦，但是堂堂志愿军总部作战室，也不需要选在一个有灶台的房间里吧？龚杰的回忆更明确了，当时总部只有一个房间有烟囱，但肯定不是作战室。我这是一个心理学上的分析：杨迪在一天中见到的种种景象，不管做饭还是啥，只是生活中的普通景象，大脑并未特殊标记；而后来岸英同志牺牲，那是天大的事情，于是围绕这件事情大脑把近期一切接触到的元素混合杂糅起来，造成了一篇漏洞百出的回忆。关于毛岸英烈士牺牲的真相，杨凤安、王天成、龚杰三个人合著了一文《战友追忆毛岸英之死》——这三人分别是彭德怀军事秘书、志愿军总部敌情研究参谋、司令部首长办公室参谋。杨凤安和王天成在1980年就编写出版了《北纬三十八度——彭德怀与朝鲜战争》，后来因为关于岸英同志的谣言喧嚣尘上，这二位又拉上龚杰创作了《战友追忆毛岸英之死》，这三人的交叉回忆与印证，明显要比不认识岸英的杨迪靠谱。这篇文章中指出：按照当天的任务分配，毛岸英可以不到作战室的木板房去值班，可他考虑这天是第二战役的头一天，任务很多，于是警报刚一解除，他便冲出防空洞，来到作战室投入紧张的工作。 同时：刚才飞走的那几架敌机此时突然又折返回来，在志愿军总部上空扔下了大批凝固汽油弹。霎时，总部作战室被烈火吞没了。未及撤出作战室的毛岸英和作战参谋高瑞欣当场壮烈牺牲。也就是说这一天本来不应该岸英同志值班，但是他积极地为战友分担了任务——这也直接造成了他不幸牺牲。造谣抹黑这样的一个热情、友善、朝气蓬勃的青年，这是多没有良心的人才干得出来这种事。编造“两碗粉”这种谣言，无非是想达到两个目的：第一是，你看看张麻子的儿子，搞特权，条件那么苦还吃鸡蛋——坏；第二是，你看看小六子，吃饭生火把美军飞机招来了吧——蠢。可见编造这个谣言的人多么其心可诛。特么看见一个地方冒炊烟就出动轰炸机投燃烧弹，美国飞行员都要骂娘。 第二个我就不用说了，这是有多军盲、历史盲才会认为做饭的烟能招来飞机？这不是抹黑岸英同志啊，这是抹黑美军啊。 至于用吃鸡蛋来证明“生活腐化”“搞特权”，还是看看毛岸英的妻子刘思齐回忆的生活细节吧：“按当时规定团职干部应该吃小灶，他却和大伙儿一起在食堂吃大锅饭，吃粗粮；他工作积极主动，哪里有困难，哪里有危险，他就出现在哪里，当敌机轰炸志司驻地大榆洞时，他还在作战室处理工作……”我姥爷五十年代的时候读大学，他跟我说那时候大学生隔天一顿细粮（虽然很少），一周两顿鸡蛋一顿肉（虽然大半都是肥肉渣），“教授餐”一天一个鸡蛋，“病号餐”是一碗挂面卧两个鸡蛋（所以那时候大学生好多装病的），可以看出来那个时候鸡蛋并不是什么奢侈品，更谈不上生活腐化。杨迪将军在回忆录里写下这个故事，主要还是生气“那是给彭总的鸡蛋”，但是他是刚刚调任来的，并不知道前情提要，像彭总这样豪爽的人大概率会大手一挥送给小年轻们去改善伙食。如果彭总不知道，以那个时候的军纪军风，几个作战部参谋也不会去动送给彭总的东西。 因为这个谣言流传甚广，电视剧《毛岸英在抗美援朝》的编剧李景泰在晚年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一个真实的毛岸英》来澄清，他表示自己为了电视专题的创作，整理了大量一手资料，有关毛岸英牺牲的种种传闻大多为杜撰：然而不管是毛岸英战友的澄清，还是相关专家学者、研究人士的辟谣，都没有任何传播力度。因为毕竟这些东西没有话题性，并不如“张麻子的儿子吃人家两碗粉”能够满足某些内心阴暗者的恶趣味。 还有一些脑残喜欢叫嚣，说要没“两碗粉”那小六子就要接班了。娱乐圈有一个说法叫做“贷款”——就是粉丝吹自家爱豆，又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论据，就只好说我家哥哥下一部专辑大爆、主演的电影票房五十亿。有人“贷款吹”，而那群说接班傻逼就是“贷款黑”，没有发生的事随你TM怎么说嘛，反正小六子死了，还能把肚子里的粉剖出来给你看？要真说接班，你总不因为对岸蒋经国接了班，就“贷款”说岸英同志要接班吧？你去看一看蒋经国的履历——1937年从苏联回国， 1938年就授少将军衔，1939年就派到江西去当赣南地区行政专员和保安司令——对老红区人民欠下不少血债，保甲法之类的恶法就是蒋经国在赣南推行的。再之后就是逐步的提升为江西省防空司令、省委委员。抗战胜利之后会果党中央任职，兼任三民主义青年团和青年军的一把手——这是什么，这是妥妥的培养太子的东宫班底。 我们看看岸英呢？同样从苏联回国，1946年前往农村劳动，没有任何职位；两年后负责阳信县张家集农村土改工作——村官；建国前后兼任了一段俄文翻译，没有特别的职位；随后前往北京机器厂，担任了宣传部长与支部副书记。也就是说直到岸英同志参加志愿军前，他人生的天花板是一家国营工厂的支部副书记，对比同期的蒋经国已经是地方督抚大员+一串青年军嫡系了，你告诉我这是要接班的节奏？主席真想培养他接班，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部队满地爬，那个时候功劳不是随便捡的？把他丢到四野，放在林叔叔身边随便关照一下，刷出一个将星级别的战绩还不容易？还要去朝鲜战场跟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硬杠？历朝历代哪个皇帝把接班人放在这种险境的？就是皇帝自己御驾亲征也不忘让太子在后方辅政。更何况那个时候美国可是有原子弹的啊，你能保证人家一不高兴了往前线丢个原子弹？你非要说接班，主席也不是一个儿子啊？毛岸青不还在么？人家2007年才逝世啊。李敏李讷就不算了吗？谁说女子不如男，妇女能顶半边天啊。你看看李敏李讷的工作和生活，沾了主席半点光吗？史实已经很明显了，毛主席培养毛岸英不是想培养接班人，把他送去农村劳动送去工厂建设，是在培养一位共产主义战士，而岸英同志也没有辜负主席的期望。所以不要鹦鹉学舌式的重复些想当然的话：如果怎样怎样，就接班如何如何，太弱智了。 多年以来，各种脏水泼在了一位热情而蓬勃的青年身上，泼在为祖国为人民牺牲的烈士身上，我感到深深的悲凉。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那群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他们往往会卑劣龌龊到这地步。1953年4月，英雄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作为代表出席全国妇女大会，毛泽东特地接见了她，并对他说：“你失去了一个儿子，我也失去了一个儿子。他们牺牲得光荣，我们都是烈属。”主席把岸英的衬衣、袜子、毛巾和一顶军帽，默默珍藏在一个小皮箱里，放到衣柜深处。直到他离去，人们才发现了这只小皮箱的秘密。 他是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儿子，他是革命烈士杨开慧的儿子，他是革命烈士毛泽民的侄子，他是革命烈士毛泽覃的侄子，他是革命烈士杨开明的外甥，他是革命烈士——毛岸英。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大浪淘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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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27 08:11

时事因非裔男子佛洛伊德遭勒颈致死案件，美国多次爆发大规模反警暴示威，而白宫方面的各种争议言论，更导致示威一发不可收拾。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Jared Kushner）周一（26日）又表示，特朗普想帮助在美国的非裔人士，但他们必须自己”想要成功”才能让政策成功。美联社报道称，库什纳在接受”福斯与朋友们”（Fox and Friends）节目访问时说：”特朗普总统的政策，能帮助民众挣脱那些他们平常不断抱怨的问题，但不管他（特朗普）再怎么想要民众成功，也比不上他们自己想要成功”。他并表示：”你看到很多人只会做做样子，上IG哭一哭、在衣服上放个标语或写些字在篮球场上，说实在的，这只是让国家更加分裂，而不是带领民众前进。你应该要务实解决问题”。对此美国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贝叶（Don Beyer）痛批库什纳的言论是”无意识的种族歧视”。前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代理主席布拉赛尔（Donna Brazile）也在推特上表示：”他（库什纳）对着一群忍受制度性种族主义和形式主义压迫的群众讲这种话”。白宫新闻秘书麦克纳尼（Kayleigh McEnany）则为库什纳辩解，认为他是遭到”网络酸民”扭曲了原话，并指出特朗普已为非裔族群”做出不可抹灭的贡献”，而这些酸民只是想让大家分心。这已不是库什纳首度针对美国非裔族群发表争议言论，他之前曾在佛洛伊德（George Floyd）命案发生后，抱怨政商名流只顾着发声，却没有试着帮忙改善国内黑人的生活，也曾酸NBA球员”在疫情中还能赚钱、有球打就该知足”，别随便罢工。

小白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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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27 20:41

眼界村干部群体里总有几个狠人。（图源：网络） 编者按村干部群体里总有几个狠人，一方面是因为这些狠人希望借助村干部的身份更好地获取资源，另一方面是因为村里的一些工作推进离不开狠人。现在政府对村集体资源的管控越来越严格，狠人想获取集体资源并不容易。但是自上而下的工作压力特别是村庄开发的压力越来越大，乡村治理对这些狠角色还是有所需求。正常的治权弱化之后，灰色的治权将随之兴起。1. 狠人活路多  老夏50岁出头，人高马大，黝黑的脸庞上堆满了横肉。在村庄的班子里，老夏算得上是一个狠角色。2000年中后期，他进入村领导班子，此前一直是三组的小组长。三组人口多，狠人多，乱子也多，不仅仅在村里是个老大难，在镇里也是出了名的难搞。 三组人很多，土地却很少，为了活路，村民只能各显神通。有几个胆子大的，早些年就盯上了村里的那条河，给了老书记一些好处之后就开始折腾机器来河里挖沙。没多久，村里的河沙就挖完了。老夏和他的儿子很早就参与其中，眼看村里的河沙挖光了，他们又到下游的河道继续挖。目前，老夏一家就有几个载沙车，一个车少说也得60多万。 在挖沙之前，老夏父子也开过罐车，因为这些年当地的城市建设颇为红火。整个村子有二三十台罐车，单单三组就有10台。如果是自己开罐车，一年一个车可以赚个二三十万，请别人开收入当然就少一些，除非你家里有几台罐车。 无论是开罐车还是载沙车，免不了要跟几个部门打照面，比如说路政、公安、城管等。为了多赚点钱，司机一般都会超载，被相关部门逮到，难免要罚款扣分。如果有一些关系，还可能疏通一下。虽然村干部算不上什么大的干部，但是毕竟交际网络广一些，上上下下多少认识一些人，平时相互有个照应也不是不可能。而且，这些关系网络对于跑运输生意的信息也有帮助，哪里有项目，哪里需要建房，经常活动的村干部比一般人要清楚得多。 这几年，村里搞美丽乡村建设，上面没少投钱，哪个建设项目不需要用到沙？老夏就负责美丽乡村建设的一些具体事务。有村干部这层身份，安排或介绍家人来拉拉沙子，其他干部也不会有什么意见。这钱给谁赚不是赚呢。 所以，即使村干部看起来没什么实际权力，但不意味着没有资源。特别是对村里的一些狠人来说，如果能进入村干部的圈子或者直接成为村干部，对于攫取资源来说就更方便了。 比如说，前不久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的石凤刚家族就很典型。在担任长辛店镇辛庄村党支部书记之前，石凤刚就是村里的狠人，靠倒卖废钢材为生。他的小卖部里经常会有一些不三不四的闲散人员聚集，自觉不自觉地就将石凤刚当成了带头大哥。后来石凤刚进了村委会，一路当上村书记，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攫取资源，通过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或其他方式获取巨额经济利益。2018年警方对石凤刚团伙展开收网行动，当场扣押现金720余万，追缴现金145万元，银行冻结2079万，收缴黄金31公斤，涉案房屋及地块37处，查扣车辆12辆价值1500万元，总计金额约3.1亿元。 像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 2. 治村的套路 狠人进村，除了因为狠人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之外，实际上也有乡村治理的内在需求。身为狠人，老夏天不怕地不怕，当村里开展工作遇到钉子户的时候，往往就由老夏出马摆平。 搞美丽乡村建设，免不了要拆除一些老旧的房子。虽然政府有一些补偿，但是力度不大，因此就有一些农民不愿意配合工作。好说歹说，还是不行，村里只好派老夏出马。这年头对村干部管理得比较严，老夏出马但是不出面，招呼几个小混混，在几个钉子户中间挑选了一户最弱的下手。那是一个孤寡老人，小混混一上门就来几拳，命令其尽快搬到镇里的敬老院去住。 其他钉子户看到老人被打了，也就不敢再坚持，纷纷把一些破旧房子给拆了。 这样的工作方式不合法，但是却高效。上面的任务压得紧，作为明星村，村里自然希望尽早完成任务。大致来说，村干部要完成类似拆迁这样高难度的工作，无非以下几种做法： 一是平时群众工作就做得好，有良好的干群关系，村干部一声令下，农民举双手赞成。当然，群众工作向来不好做，既要有良善的干部队伍平日里为民谋福利，又要有良善的制度确保好干部不被自私的“刁民”祸害。税费改革之后，村干部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日益疏远，没了共同的生产生活目标，群众工作就更难做了。 二是有良善的制度为村干部的工作提供支持，比如上面领导让你拆房，也给出法律政策的文本，农民不执行就算违法要承担法律后果，这样的话，村干部工作也好做，无非就是一个执法的过程。问题是分到村干部手里的工作，没几件是有明确的法律政策予以保障的，上面让你拆房子你就拆，让你流转土地你就流转，也不会给你一个法院认可的政策文本。因此，你拆得及时拆得没矛盾，就算你工作开展得好，至于怎么做到，自己想办法。这种情况下，农民不同意拆，似乎也没毛病，村干部也没有合法的暴力手段可以强制执行。 三是党建引领，但凡你是党员、村组干部的，一律带头示范。要别人拆你先拆，要别人流转你先流转，要别人种西瓜你先种，要别人开农家乐你先开，等等。除了党员村组干部要带头示范之外，还必须各自动员自己的亲戚朋友。然而，即使党员村组干部愿意带头搞，其他农民也不一定愿意跟着搞，甚至亲戚朋友也经常大呼“不要杀熟”。 四是通过人情关系来做工作。村干部跟哪个农民有关系的，就让他上门做思想工作，该吃吃，该喝喝，看在亲戚熟人的面子上，有些农民就从了。这应该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工作套路。问题是有些人就不吃这一套，油盐不进，大义凛然，你还真没办法。 接下来的第五种方法就带有威胁性质了。你们家不同意是吧，以后要到村里盖章出证明，就没那么容易了。老头老太不同意是吧，你们家儿子儿媳妇、女儿女婿在哪个带有公家性质的单位上班，政府有关部门总可以想到办法找到你的软肋让你从了。听说有位老先生一直缠访闹访，信访部门怎么样都做不通工作，后来他们挖到了一个足以让老先生在外省工作的女儿丧失工作的秘密，以此威胁老先生，果然奏效。不过，并不是所有钉子户都有在公家上班的亲戚，他们也不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实在没其他招了，只好用最后一招，直接上暴力。暴力当然也有很多种，有软暴力，比如恶语相向、口头威胁，比如一伙人到你家里或店里坐一整天什么也不干，比如在你家窗下播放高昂的乐曲，等等；有硬暴力，比如砸你家里的物品、卸你家的门、砍你家的庄稼、打你的人，等等。多数人没见过这样的场面，好汉不吃眼前亏，很快就从了。少数人越挫越勇，誓死不从，那就等你睡着或者没睡，派几个大汉把你轻轻扛出来，然后停在旁边的铲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展开工作。 3. 灰色的大棒 当然，对村干部来说，上暴力是有风险的，特别是硬暴力，即使事情当下解决了，也容易留下不稳定的社会隐患，比如上访。你解决了拆房的问题，回报给你的惊喜可能就是缠访闹访户以及上级政府无情的训斥。你说是为了完成政府的任务才上的暴力，政府说我让你拆房没让你上暴力；你说不上暴力根本完不成任务，政府说那是你工作能力有问题吧。 这些暴力自然不好，但是基层工作有时候还真离不开“暴力”。老实说，基层工作就是“胡萝卜”加“大棒”。平日里要多给胡萝卜，把感情的基础打牢，很多工作就是这样温情脉脉地完成的。但是对于调皮捣蛋破坏集体利益的，你再给胡萝卜就是伤了多数老实人的心，损了来之不易的群众基础，这个时候就应该上大棒。 合法的大棒需要配有正当的使用说明，什么时候可以用，打轻还是打重，打一下还是两下，由谁来打，这些都应当有个指引。问题是，政府并没有给村里这样的使用说明，甚至不允许村里使用大棒。那么，在应该使用大棒而没有合法大棒的时候，不合法的大棒就可能应运而生。比如说全村99户都同意让点土地出来修条村道，就1户坚决不肯而且没有适当的理由，村里能否强制用了他的地？这个大棒，政府估计是不愿意递给村里的，只能由村里自己想办法。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又确实想把路修起来，也许就只能拿起灰色的大棒——强行占了他的地。 老夏一直抱怨有不少村民跟他们村干部对着干，这些“刁民”一听说中央有一个好的政策，就要求村里兑现，否则就告我们贪污枉法。这些人经常不交垃圾费，前些年村里搞了一个村规民约，规定不交垃圾费的，村里可以扣他们的粮食补贴。这个大棒显然是不合法的，没到万不得已，他们也不想拿出来用。 最近这些年，政府对村干部的约束是越来越多了。村财镇管，村里的三资都需要镇里主要领导同意之后方能动用。因此，狠人越来越难在村里捞到资源了，但是上上下下的关系网络说不准还可以用得上。而且在缺少合法大棒的情况下，基层工作有时候还真离不开狠人，即使只能采取软暴力的方式。 也就是说，只要村里还有一些不得不完成的难点工作，特别是上面派下来又不太符合甚至有损广大农民利益的活，比如前阵子在山东野蛮上演的合村并居运动，给胡萝卜是没有用的，实际上也没多少胡萝卜可以给；上面又不肯递根合法的棒子，村里的狠人就派上用场了。有些活利国利民，就是几个不讲道理的人阻挠，如果有狠人出面，说不定也算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那你说，我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呢？”老夏歪着脑袋，不怀好意地笑着。

林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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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27 07:22

百闻这两天，马云在外滩金融峰会的演讲，绝对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科技圈与金融圈几乎为此打起了群架。这绝对是一场口水恶仗！对马云的许多观点，比如，“巴塞尔比较像一个老年人俱乐部”、“今天的银行延续的还是当铺思想，抵押和担保就是最早的当铺”等等，中国金融圈竖起了专业主义的大旗，逐条予以驳斥。而科技圈，则在这场口水恶仗中，充当了创新者和创新捍卫者的角色，他们自认是创新的前行者，而对方则是创新的阻碍者。这样的争论，是鸡同鸭讲，可能永远也争不出个所以然，争论双方，基本是视对方为平行世界的对象。驳斥马云观点的金融人士，有没有合理的成份？当然有，金融当然是要监管的，而且相比其他行业，还是需要强监管的。假如没有巴塞尔协议，那还得了，那就不是印钞如纸了，而是印钞如水了，想想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怎么来的，还不仅仅是监管松了一些而已。但是，马云观点的本身，有没有合理的成份？当然有！金融，要不要创新？当然要！传统的金融制度，要不要改革？当然要！传统的金融力量，要不要重组？当然也要！如此辩论，自说自话，扯来扯去，是永远触及不到矛盾核心的。驳斥马云的，都是具象的，都是专业性的，都是结合当下现状的。而马云的观点，则是抽象的，是方向性的理念性的，是意指未来的。所以，如果要讨论，就应该讨论金融创新的边界和底限，这样的讨论，才是建设性的。当然，事实也证明，这一次所谓的金融传统派与创新派之间的较量，才仅仅是第一回合，试探一下舆情而已！说到金融创新的边界和底限，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其实就是社会伦理问题——之于个人，是个人的隐私保护，之于社会，是社会结构的稳定。这是我一直为之担忧的，也是我写今天这篇短文的原因。隐私保护，这个今天就不讨论了，我整体倾向于“不过度强调隐私保护”。今天，我想说一说大数据对社会结构稳定的挑战，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危机。大数据生成、算法研究，这是创新，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大数据应用，没有边界的大数据应用，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比如，应用领域的边界，在基因、人脑等领域的过度应用，这涉不涉及到社会伦理。再比如，应用组织的边界，今天，如果一家商业机构，掌握了尽可能多的人和物的数据，这从理论上讲，这家商业机构进军任何一个商业领域，都是具有排它性优势的，何况，大数据优势是具有自我强化功能的，所谓的强者恒强。今天，数据正在连接一切，但是，连接不能由单一机构主导，更不能让单一机构主导连接一切，否则，这样的商业机构，所呈现的，还是商业力量本身吗？否则，这样的商业机构，在其益发庞大时，其他商业机构还有空间吗？一个稳定的社会，要有平衡，要有制衡！而今天，与历史上的任何时段相比，互联网组织无疑拥有更多的力量，虽然，这种力量，目前还是受到行政力量制约的。但是，边界在哪？这个需要厘清！边界在哪？哪些领域鼓励创新，哪些领域不可涉足一步？哪些组织有必要及时“瘦身”？哎，这注定是一个焦虑的时代：当你回归传统，传统已不再纯粹；当你拥抱未来，未来又暗藏风险！

国英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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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27 0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