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苏联往事，读懂大国恩仇

眼界本文英文版发表于2019年1-2月的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作者：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美国现任国家安全顾问。编者按拜登政府的新任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是总统外交与安全团队的核心人员之一。2019年，沙利文曾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长篇文章，详细评述了美国外交界的重大理论反思以及他对美国外交的设想。两年后，我们重译此文对于理解拜登团队的外交政策设计依然有重要价值。2016年11月以来，美国外交界终于开始自我反省。他们出版了多部著作，涉及国际秩序中自由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探讨了美国大战略何去何从的诸多问题。主流观点不尽相同。那么，美国外交政策的目的是什么？美国外交的转变，真的是因为国际社会正发生剧变吗？ 斯蒂芬·沃尔特和约翰·米尔斯海默认真地反思了这些问题。长期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失利备受诟病。一番争论后，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分别出版了新书，《善意的地狱：美国精英外交和美国地位的衰落》（The Hell of Good Intentions: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Elite and the Decline of U.S. Primacy）和《伟大的幻觉：自由梦想与国际现实》（The Great Delusion: 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ies）。从标题可知，他们反对民主宣传、人道主义干预、国家建设和北约扩张，并主张进行约束和离岸制衡。 两位作者提出了一些合理的观点，但也犯下了错误。他们并没有分清哪些是明显错误（如伊拉克战争），哪些是由不完美的选择造成的不如意结果。在外交界这样混乱的领域，有些选择的确是常态。如讽刺漫画那样，他们的书只是描述了冷战后美国政策的普遍特征——夸大干预措施并淡化制度建设。最令人失望的是，两位作者都没有涉足美国外交的未来。 这两本书也提供了一些新角度。沃尔特对外交界进行了大范围的攻击。书中多个章节都描绘了一幅幅黑暗画面，例如被各种病态束缚的神职人员，最终使国家误入歧途。同时，米尔斯海默转向政治理论，以探索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他说，自由主义不能改变或废除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当三者同时出现时，自由主义甚至漏洞百出。尽管米尔斯海默一再强调，他谈论的是传统的自由主义，而非政界上的，但他对“社会工程学”的一再攻击表明，他可能两者都针对。分析这三种主义，米尔斯海默得出了另一种结论：自由霸权战略注定会失败，美国就是最好的例子。布林肯发表外交政策演讲 （图源：美国国务院官网） 不再信任“贪婪的污点”长期以来，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一直关注着外交政策的讨论。2007年，他们激烈争论美以关系，并出版了相关书籍。两人提出的反传统观念，极大影响了公共话语，迫使前瞻性外交政策的支持者重新强化论点、反思不足，并直视想要掩饰的棘手问题。在新书中，米尔斯海默强有力地指出，许多自由派国际主义者未能与传统的民族主义者和身份认同力量抗衡。近年来发生的事件表明，米尔斯海默十分明智，而美国外交界接连失误。就这一点和许多其他观点，相比这两位学者或整个学术界，美国的政策参与者没有充分收集观点，在意见不一的情况下，没有做出周全的决定。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些学者在做出设想时，又缺乏真诚的态度和诚恳的服务意识，即使他们发现自己的决定有很多错误。这就是沃尔特提出的新维度如此令人困扰的原因。沃尔特将自己蔑视的对象——“外交政策共同体”——定义为“定期参与国际事务的个人和组织”。这的确是个很广泛的定义。但随后沃尔特又为许多对象下定义。他满页写着“贪婪的污点”（the Blob）的名单，多由智囊团、倡议组织、基金会和特定个人构成。奥巴马政府的前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Ben Rhodes）最早提出该术语。沃尔特赞同这一用法，并多次援引。尽管书名中出现了“善意”一词，但沃尔特本人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假定“大多数外交政策专家都是真正的爱国者”，沃尔特开始关注外交家决策的主要动力：当美国政府将重心置于国外，外交政策专家将拥有更多工作机会。国家总收入中，用于解决全球问题的支出比重越大，其潜在影响也就越大。一系列更加严格的外交政策，能让整个外交界减少工作量，但可能会降低其地位。一些著名的慈善机构也可能因此减少投入。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主义霸权和不间断的全球行动主义构成了整个外交政策界的全面就业战略。 曾有人指出：“沃尔特当然会在这个小组中给我一个位置。因此，我不能完全客观地评价他的指控。”但是，依据经验和常识，这是完全错误的。沃尔特并不了解五角大楼、国务院或情报室，没有同外交官、公务员以及政治工作者一道工作过。这些政治家都真诚地认为，积极的外交政策符合国家利益，有利于世界和平与进步。如果沃尔特能这样尝试，我相信这会改变他对这些官员的看法。 事实上，政府内部在行动方面存在偏见。但是沃尔特会了解到政策参与者在面对自己的决定时，会遇到多少困难，以及他们是如何认真地辩论过，是更激进、更保守，还是独树一帜。与沃尔特的设想相反，华盛顿听证会确实探讨了非正统思想，包括有关退出中东冲突的提议。而沃尔特的想法没有被采纳的原因，并不是不曾被决策者们提出，而是事态的因果链与他所设想的相悖。由于自身职业所限，决策者们不提倡激进的策略。他们倾向于运用职业外交技巧，完成雄心勃勃的事情。政策参与者讽刺学术评论家，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反之亦然。 “外交政策专家的观点一成不变”沃尔特对“贪婪的污点”的不信任使他错过了2016年以来的社区嬗变。他提出了一些合理的观点：华盛顿方面的外交策略常被集体思维左右；传统思想愈发坚固，而推翻它变得困难；公众普遍认为地缘政治和民主屹立不倒。但是他也错误地判断，外交政策专家的意图和动机意味着他们的观点是一成不变的，他们不会学习、变通和成长。 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都忽略了，美国外交政策重心转变，且不久前已达成共识，今时不同往日。至2018年，反对入侵伊拉克的热情似乎冻结了。外交政策界中大多数人都反对在中东地区发起另一场冲突。更多的争论是，如何在不依赖直接军事力量情况下，有效实施反恐战略。在国内投资方面，2016年以来，自由派国际主义者更加明确地反思了外交政策与国内政策之间的关系。无法理解的决策者 对于政策制定者，甚至那些虚心接受批评的决策者来说，他们很难面对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声称，从欧洲撤军等激进行动会取得乐观结果。他们十分有把握，就像过去自由派国际主义者标榜自己那样。他们的论证激化了在任者的矛盾，把所有的问题、悲剧和意外的结果都归咎于美国的决策者，却闭口不谈已取得的成就和规避的灾难。至少他们认为，失职之罪可以原谅，但明知故犯实在不该。正因如此，同样造成意外后果，是否行动是区别的标准。例如，欧洲难民危机可能是对利比亚的干预造成的。而放任叙利亚问题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这种割裂的思考方式引发了巨大的问题：为了回应学者的批评，决策者不得不依赖未发生的事实。如果美国没有扩大北约，那么如今发生在乌克兰的事情，将发生在波罗的海地区或波兰吗？如果美国在1990年代就放弃同日本的关系，那么如今该如何与中国抗衡？在辩论中，“如若不然，情况更糟”的论点从来不是很好的招数。但在外交中，有时它是正确的答案。米尔斯海默花了半本书的篇幅，以战后的德国和日本为例，提供了简短的参考。20世纪下半叶，1945年，如果美国遵循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的提议，撤出美军，让欧洲和亚洲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么今天，这些地区将大相径庭，甚至可能更黑暗。 20世纪30年代的做法不叫成功 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基本战略的前提是，美国撤军可能会使世界危机四伏，但鉴于其地理位置和国家实力，美国既可以规避风险，还能从中获利。除了逻辑上的漏洞，这种观点可能本身就是错误的。纵观20世纪上半叶，沃尔特认为，历史已经表明，离岸平衡是保证区域安全的方法。但是，美国曾两次被迫卷入世界大战，这也是意料之内的事吗？20世纪30年代做法，难以视作成功的典范。 政策制定者与这两位学者之间的对话天差地别，其原因还有许多。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可以先暂时不谈用于撤军的费用，如若出现问题，再利用这笔资金；而政策制定者必须时刻想到这笔钱。在伊核问题上，两位学者可以淡化其中的不稳定因素；而决策者则必须想到最坏的情况，考虑区域军备竞赛和武器落入恐怖分子之手的可能性。学者们可以主张废除外交自由主义；但于决策者而言，美国的制度及其战略，都要围绕自由主义。也就是说，美国威权政府的压力来自制度本身和美国社会。例如同时，同北约扩张一样，巴拿马资料泄露事件（Panama Papers）激怒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最后，沃尔特还写道，乔治·W. 布什总统（George W. Bush）、巴拉克·奥巴马总统（Barack Obama）和唐纳德·特朗普总统（Donald Trump）在外交政策上基本上没有区别。沃尔特的分析如此极端而笼统，有时显得毫无意义。艰难的选择 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都是一种干扰。精心编排后，现实主义者和自由派国际主义者之间的论战很难增加更多内容。过去25年，如果美国采取了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的策略，那么今天将会是怎样的光景？如论战中提到的，未来25年，发起斗争并不会很有成效。两位学者坚持认为，只要遵循一些简单的规则，决策者可以轻易达成共识并解决问题。例如，2016年以来，美国外交界一直受困于由“贪婪的污点”引发的棘手问题。 首先是如何改变日益恶化的中美关系，使其符合美国利益，且不会演变为全方面的对抗。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需要以融合中国为前提，因此其提出的“利益相关者”共识已经破裂。“战略竞争”的口号下，美国对中国的判断有误，因而缺乏竞争目的。美方对中国的态度转变之快，从和善到敌对，实在令人费解。同样让人惊讶的是，这些书缺少这方面的指导。 沃尔特十分自信地写道：“美国的领导力对亚洲是不可或缺的。”（有些人讨厌“不可或缺”和“领导力”这样的词，但这是相当明确的说法。）当今时代，各国安全问题也有特殊之处，如果沃尔特要解决，他需要重新考虑整个框架。米尔斯海默曾是中国问题的鹰派人物。他曾辩论称，在中国问题上，现实主义和制约措施必须相区别。但在最新的这本著作中，他坚决反对“自由主义霸权”，甚至支持中国的不断崛起。他认为，相比美国单极化发展，中国的日益强大并不会过多威胁到国际社会的稳定。从国际体系的角度来看，这可能不利于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追求国家利益。新时代的国际竞争不仅包括传统的国家安全，也涵盖经济、技术和意识形态领域。而两位作者都没有为美国决策者做足准备。如今，地缘政治正在不断扩展，无论是在网络空间，还是在外太空、经济和能源等领域。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对此的分析尚还不足。 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论战 这一缺陷导致了第二个难题，与第一个难题密不可分：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系统地输出他们对自由主义的观点，这对美国战略有什么影响？美国发展中心（the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的凯利·马格萨门和她的合著者等观察人士不断强调，中俄双方给自由主义国家施压，以此减轻本国政权的压力。正如布鲁金斯学会的托马斯·赖特所说的那样，中国和俄罗斯的共同目标是，“建立自由开放的社会，使专制主义可以抬头”。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外交政策需要优先考虑提升民主大国的竞争力。 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都认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现实主义者的指示行事，而不是国内政治。如米尔斯海默所说，他们指出美国过去的错误，认为美国“过度宣扬民主”，没有真正解决捍卫民主、迎接独裁统治的挑战。摆在美国外交界面前的问题可能有些夸大，即便确实如此，两位作者也没有解释原因。他们没有分析，为向美国经济和政治体系施压，美国竞争对手所采取的一系列做法：从直接干预美国选举，到抨击腐败和国家资本主义而建立自身影响力。如果这一新判断是正确的，那么解散北约、撤出欧洲并向志趣相投的盟友打感情牌的做法，也合乎逻辑吗？ 米尔斯海默断言，向别国宣扬自由主义，会削弱自身的自由。背离自由主义，美国境内便催生了窃听、政府保密、“暗深势力集团”等组织和行动，且都与反恐战争有关。于是出现第三个难题：由于带宽受限，面对恐怖主义的实际威胁，和美国公众感受到的威胁，决策者应如何处理其界限？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讽刺道，嗜血的外交界将越来越多和平主义者拖入军事冒险中。但是，在打击外国恐怖主义时，怀疑自由派国际主义的政客不断煽动，公众又将恐怖主义视为迫切的、生死存亡的事项，需要付诸武力。长此以往，外交界需要做出应对措施，而非刺激需求。 奥巴马总统在伊拉克也有类似的经历。2011年，他借鉴了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的战术，撤出所有美军。2014年夏天，“伊斯兰国”席卷摩苏尔，进入美国公众意识视野。总统国家安全团队就是否以及如何使用美国军事力量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但是，这场辩论很快被公众的情绪所淹没。两名美国记者被斩首之后，公众要求美国当局迅速采取行动，不但要遏制ISIS，还要击败它。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判断比专业人士更快、更准确。然而，时局还在变化：政治层面上恐怖主义问题具有煽动性和敏感性，政策制定者必须将其与挑战国家安全的问题区分开来。而客观衡量这种威胁也有局限性。此后几年，在战略和资源的讨论中，弄清楚如何掌控这种局势至关重要。而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都没有看到这一点。 另一个盲区则涉及决策者正在解决的第四个问题：国际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国家间的权力正在分散，美国决策者如何设计有效的机制，来应对共同的主要威胁？各国应展开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流行性疾病、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以及潜在的全球经济危机。在各国都主张合作时，米尔斯海默却忽略了一点：美国外交界认可的激励政策，实际上更接近于古典共和主义。而共和主义则强调制度、相互依存和法治，而非传统的自由主义。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都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如果没有美国的领导，没有根植于良好机制的健全规则，或者不考虑非主权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作用，这种合作将如何发生？ 人道主义干预的未来 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主张有效的外交，但都没有说明美国大幅度的削减开支如何能增强美国国家实力。在伊核问题上，沃尔特提倡协议解决问题，几乎不认可严厉性制裁和军事威胁。美国在外交上的保证和决心，决定其能在全球部署军队。那沃尔特更重视哪一个呢？是要犯下利比亚那样的错误，还是尝试伊朗那样的成功？ 在人道主义干预的未来方面，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没有提供足够的指导。过去25年甚至今后，美国还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美国进行人道主义军事干预的正确条件是什么？两位学者批评这样的干预，反对类似的自由派国际主义行为。但他们都没有站出来，明确反对类似干预。米尔斯海默批评利比亚行动，但并没有反对美国制止大屠杀的行动。相反，他宣称大屠杀的威胁是“错误的借口”。 意外的是，沃尔特支持美国使用权力来反对战争、制止种族灭绝，或唆使其他国家改善其人权状况。事实上，沃尔特支持使用武力制止大规模屠杀的条件有：（1）危险迫在眉睫；（2）对美国的预期损失不大；（3）挽救外国人生命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保护美国人生命；（4）干预不会令情况恶化或引发无休止的军事行动。过去25年间，美国决策者也采取着相同的标准，开展人道主义干预。（伊拉克战争是例外，因为它不是出于人道主义原则发动的战争。）冷战后的各种干预措施也都满足前三个条件。在第四点上，沃尔特没有做出进一步解释。在重大问题的争论中，关于是否采取行动（例如利比亚和叙利亚问题），第四点标准都是需要权衡之处。此外，两位学者都不认为人道主义干预具有战略动机。叙利亚冲突加剧不仅危及该地区人民生命，还有可能破坏欧洲和波斯湾地区稳定。 谋求新融合 相关的难题还有很多。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许多假设需要重新讨论。沃尔特认为，对于进步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学术现实主义者，这是击败自由派国际主义者千载难逢的机会。实际的局势却朝着不同方向发展。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发表外交评论。这些思考都为左翼和中间派的融合铺平了道路。这一融合并不容易，但是他们之间存在共同利益：对国际经济政策的分配效应的高度关注；对打击腐败和新法西斯主义的集中关注；对非武力外交、民主盟国承诺的强调。最重要的是，左派和中间派愈发认识到，自由主义带来了诸多成功，其影响也是深远的。例如在消除全球贫困和疾病方面取得的进展，维护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和平，最终建立欧盟。 虽然问题重重，但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在日后争辩中的作用并不能被忽视。他们所主张的基本原则十分重要。在飞速发展的时代，他们告诫人们转换思维。政策制定者们应阅读他们的书，仔细考虑书中观点。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也应以真诚和善意的姿态，与决策者们共同探讨未来的难题。

赵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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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08 07:42

眼界1. 目前美国政府把中国定位为一个主要竞争对手，并且说中国和美国展开竞争的意愿日益膨胀，美国要联合盟友共同针对中国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措施。由此可以预见的是，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今后可能会更趋激烈、复杂和多变。2. 按照目前中国和美国在经济发展速度之间的差距来进行测算的话，至少在2030-2035年期间，中国GDP会接近或者达到、甚至超过美国GDP的规模。3. 从美国新政府已经公布的一些政策来看，加强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仍然会是今后的主要政策取向。事实上是在延续上一届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4. 目前的形势下，中国要把握好美国新政府执政后中美关系重归理性轨道的重要机遇，要采取积极的措施，一是“挤”，二是“守”，三是“拉”。很荣幸今天通过线上研讨会和各位老师一起围绕我们关注的问题进行交流和分享。这一单元主题涉及到的领域非常广泛，在有限时间内，我主要围绕中美战略博弈和中国策略等问题谈三个方面的观点。一、在美国新政府执政后，中美战略博弈将更趋激烈、复杂和多变这是一个基本判断，这个判断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国内普遍共识，相信在前面的发言和讨论中，可能很多专家都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从经济学家的视角看，做出这个判断的原因是：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快速变化，正是由于中国力量逐步上升导致美国的战略焦虑、战略恐慌进一步加剧，从而开始采取围堵遏制中国的战略，中国不得不采取相应的反制行动。这就是我们近几年所看到的情况，博弈源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打压和遏制。这说明中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趋势不改变，美国针对中国的遏制就不会停止，甚至可能会越来越加剧。这一点可以从新任政府主要官员以及2月4日拜登在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外交报告中得到印证。首先目前美国政府把中国定位为一个主要竞争对手，并且说中国和美国展开竞争的意愿日益膨胀，美国要联合盟友共同针对中国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措施。由此可以预见的是，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今后可能会更趋激烈、复杂和多变。那么中美经济力量对比走向逆转的趋势是否会改变呢？我们针对近几年国际经济格局演变趋势来做一些分析就可以明白这一点。2020年，中国GDP增长2.3%，美国同比下降3.5%，一升一降，差距还是较大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1月份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我们可以看到，2021年和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达到8.1%和5.6%，这是一个在主要经济体中仍然相对比较高的增长水平，但对美国来说， 2021年和2022年将达到5.1%和1.2%的增长。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和中国之间的差距恐怕还会继续存在，而且会持续比较长时期。照此计算，中国的GDP相对于美国GDP的比重，我们会由2019年的64.1%提升到2022年的74.8%，这是一个较大幅度的上升，说明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经济差距在日益缩小。如果把未来的时间间隔拉长一些做分析会发现，按照目前中国和美国在经济发展速度之间的差距来进行测算的话，至少在2030-2035年期间，中国GDP会接近或者达到、甚至超过美国GDP的规模。这还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即使中国经济总量达到和超过美国，我们从综合实力看和美国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特别是包括科技创新等领域这样一些差距还是存在的。那么，西方会如何看这一问题呢？过去中国和日本之间在经济总量对比发生逆转的背景下，日方的对华政策和战略发生了转变。基于这样的经验判断，美国必然会更加担忧中国的崛起会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和影响力。而多数美国政客是不接受这一结果的。这样一来，美国的战略误判和焦虑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剧。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美国新政府和前任政府在对华战略意图方面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因此，我们将面对的可能是一个更趋激烈、复杂、多变的中美战略博弈时代。二、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仍在延续从目前美国新政府已经公布的政策来看，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对上届美国政府的政策进行纠错。比如，重返巴黎协定，中止有关退出世卫组织的程序等，这些都是在纠正上一届特朗普的做法，这样的事以后可能还会增加。但也同时存在另外一种倾向，就是在延续上一届政府的政策，尤其是在有关贸易政策方面。自拜登上台之后，新推出的政策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明显带有贸易保护主义特征的政策举措，延续了以往政府的做法。1月25日，美国新任总统拜登签署了总统令，并通过记者会公开发布。这项行政命令表明，美国政府将会对所谓“购买美国货”政策和规则做出新的调整，将会更严格执行这些规则。调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在美国白宫内部，具体是在行政预算局（OMB）内新设一个专门负责有关购买美国货政策监管和执行的部门，并且要增设一个专职高级官员负责此事。对新设部门的职能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过去依照美国所谓购买美国货的规则，各个政府相关部门是可以依据规则自行来决定，比如在实施政府采购时，采取一些相应的限制进口商品的措施，保障美国货在政府采购中占有较大比重，符合购买美国货的一些规则要求，也就是可以自行决定。但在新部门和规则调整中规定，各部门的政府采购业务必须由新设部门统一进行督导和综合协调。各个部门做出的决定都必须经过白宫审核。同时还规定，如果有例外处置必须提前向OMB提出报备，并向社会公开。这使得在执行所谓购买美国货政策方面进一步强化了集中管理，这是第一个方面的调整。二是要对购买美国货的最低标准进行调整。按照过去美国政府所确定的购买美国货的要求，主要规定在政府采购商品所包含的价值中，本国制造的产品和价值至少在50%以上，即最低标准是50%。这次新的政策调整将把最低标准提高，具体数量标准目前还没有最终决定，这需要在180天之后征求公众意见的基础上才能确定。但至少看到进一步提升政府采购中美国制造的最低比重，意味着会挤压外国商品进入美国政府采购市场的空间，明显带有贸易保护主义的色彩。事实上，美国目前政府采购市场规模，2019年数据显示是2200多亿美元，其中96.5%主要是在美国制造产品的价值，基本上流向了美国企业，真正从外国进口的部分所占比重非常小。从目前的新政策调整看，虽然实际意义不大，可能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但从长期来看会对企业在进行产业链、供应链布局调整时产生较大影响，这一影响还是长期的。这是一种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从这点可以看出，从美国新政府已经公布的一些政策来看，加强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仍然会是今后的主要政策取向。事实上是在延续上一届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三、把握好中美关系重回理性轨道的新机遇目前的形势下，中国要把握好美国新政府执政后中美关系重归理性轨道的重要机遇，要采取积极的措施，这些措施可以总结为三个字。一是“挤”。我这里说的“挤”不是挤压，而是指要在参与全球性特别是跨区域合作机制方面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政策，要能够“挤”入到重要多边和区域合作机制中去。比如在美国新政府执政之后，很有可能重启美国和欧盟之间的TTIP，这是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将使美欧关系更加紧密，并联手主导全球性事务。美国甚至有可能重返TPP，似乎这更符合美国要联手盟友共同对付中国的意图，美国和英国也在推进双边自贸协定谈判。为了对冲由此可能形成的不利影响，中国需要“挤”进CPTPP等重要区域合作机制，积极参与多边平台的规则制定和全球治理结构改革，建立更加广泛深入的国际合作关系网络，包括加强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加强和日本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加强中美合作等。二是“守”。为什么不用“争”或“斗”呢？我认为“守”更符合中国立场的客观事实。我们并不愿意和美国主动去搞什么斗争，也不是拜登所讲的所谓“和美国竞争的意图日益膨胀”。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必须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这也是世界主要国家的通常做法。今后，如果美国继续挥舞大棒打击中国，我们要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利益不受侵害，保护好中国发展的环境和条件。三是“拉”。就是要把美国拉住，拉近中美关系，用拉钩对付脱钩。今后要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抓住中美关系可能重归理性相处正常轨道的重要机遇，取得积极成效。当务之急是要在短时间内，争取在三个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这将为下一个时期中美全面合作关系创造良好的开端。首先是重启中美战略性对话机制，只有有了对话才有合作的基础。其次是相互取消目前已经加征的关税。中国加征的关税是在美国率先加征关税的背景下采取反制措施形成的，要真正表达加强合作的意愿，相互取消关税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应该迈出的积极的一步。再次是积极争取重启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奥巴马政府期间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如果能够重启对深化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将会产生积极影响。

卞永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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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08 07:44

百闻3月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根据提交审议的预算草案显示，中国在2010年的国防支出预算为13553.43亿元人民币，比2020年增长6.8％。结合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来看，今年的军费开支预算并不多。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2021年的人均国防预算还不足1000元，只占2021年目标GDP108万人民币的1.25%。这在世界主要强国里都是最低的。与美国2021财年的军费预算达到7405亿美元这一庞大金额相比，中国公布的草案中2021年军费预算水平，大约折合2090亿美元，这也是中国军费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门槛。中国的军费水平，只相当于美国军费的四分之一。中国的人均军费只有不到1000元人民币（折合154美元），而美国的人均军费大约为2100美元（大约为13650元人民币）。这样看中国的人均军费只有美国的十三分之一。我国的1.35万亿元人民币军费换算成美元，大约为2090亿美元。比我们对手美国少得多。相比之下，美国在2020年年度的军费开支为7380亿美元，GDP总量约为20.93万亿美元，军费开支占GDP的比例约为3.5%。美国的军费是相当高的，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军费高到什么程度呢，相当于排在其后第2到第15个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军事专家认为，中国在2010年军费持续、稳定地理性增长，是由于中国有效地管控住了疫情，经济迅速恢复，平稳发展，较高的经济质量，得以继续支持和推动我国军事现代化的建设。自2016年以来，我国国防预算增长率已连续5年降至个位数，增长幅度维持在7%-8.1%之间。2016年至2020年，国防费预算增幅分别为7.6%、7%、8.1%，7.5%和6.6%。2020年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中国国防费增速放缓。2010年的增幅6.8%，仍是一个比较温和的增长。我国军费占GDP的比例只有1.25%，远远低于全世界和平时期军费开支在GDP中的占比低于2%的通行标准，而世界平均水平的军费占比GDP为2.6%。一般来说，军费主要由人员生活费、训练维持费和装备费三部分组成，这三者的数额比例基本上均分，各自占军费总额的大约30%左右。中国军队在上世纪末曾经经历过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连吃饭都成了大问题。在军费投入较低的80和90年代，解放军官兵的饮食费用较低，低到甚至不如七十年代的水平。在经费极紧张的条件下尽量保障官兵的伙食，成了各级部队领导的头等大事。在粗粮多细粮少素菜多肉少的时期，就开始号召炊事班粗粮细作、素菜荤作，改善口味以至于有军队首长关心基层部队的鸡蛋供应，要求为战士提供煮鸡蛋，这样可以保证每个战士每天能真正吃到一个鸡蛋，不然司务长就用鸡蛋汤糊弄了。笔者就有一手漂亮的鸡蛋甩袖汤的秘诀，学自部队厨房，两个蛋就能做一大盆鸡蛋汤，而且汤色油亮，蛋花均匀。秘方非常简单，一学就会。汤里先下水淀粉，勾芡，然后水开了再甩入鸡蛋，蛋花自然就均匀了。那时候还有这样的段子：“当兵的时候，有一次吃饭，那是九十年代，我们一个班坐一个大圆桌，当时在新兵连，训练量比较大，而且饭菜都是素的。菜刚上来，我们就拿着筷子就开始猛吃，我旁边一个人突然站起来，筷子夹起来一块肉。就喊：“班长，发现一块肉！” 班长一筷子抢过来，说：“很好，交给我处理，你继续侦察...........”现在我军部队的伙食有了极大的改善。以海军的伙食保障为例，例如我在三年前重走长征路进军营活动中，登上了刚刚服役的海军052D型导弹驱逐舰长沙舰，当时水兵的伙食标准为每天35元，早中晚都是五菜一汤，三荤两素，外加四样主食，以及点心、水果和饮料。而普通的远航晚餐，士兵餐厅和军官餐厅一样，六菜一汤，雪鱼炖豆腐、酸菜、芹菜炒肉、辣椒洋葱、鸡蛋饼、土豆炖牛肉和鱼汤，主食是油饼和披萨饼。另外，那豆腐竟然是军舰上自己磨的。占用总军费三分之一的训练维持费，也是比较耗费钱财的。为了提高军事斗争的准备和能力，军队会在部队训练等方面都产生大量经费需求。我军是目前世界上每年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最多的国家，从2016年以来，中国军队每年要完成50场战区级重大演习，举行200余场师旅以上规模的实兵演习，以及30多场双边多边中外联演。去年陆海空军和火箭军的演习就超过了一百场，仅一次南海联合演习，消耗的弹药量就超过了1982年马岛战争英国和阿根廷的射弹总和。外媒估算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费占军费比重可能从32%增加到40%以上。这与美国的武器采购费用比例差不多。如果按照装备采购费用占总军费三分之一强的比例计算，目前我国军队每年的装备费用应该为4500亿元人民币左右，大约折合700亿美元。这些钱，可以造70艘055型导弹驱逐舰，或者15艘山东号航空母舰。因此我国的军费总额已经足以支持国防现代化，无需进行飞跃式的增长，只要逐年稳定增加就行。中国的军费支出根本目的是为了和平，为自身发展打造一个更为和平的发展空间。近年随着装备现代化水平提高，我国的武器采购成本也越来越高，飞机、舰艇、坦克的价格从几千万到几亿元不等。第五代战斗机、战略战术运输机、预警机、电子侦察机、直升机、核潜艇、航空母舰、通讯卫星、侦察卫星、战略核导弹，各类弹药等新武器装备，都需要均衡配置。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还需要突出海军的建设，因为海军是威慑力量，能够在关键的时间，关键的节点，发挥关键的作用。海军也是决战力量，一次大规模的海上战役，就能决定国运。这个经验或教训，对中国来说有切骨之痛。先说鸦片战争，英髪的舰队在掌控了中国沿海的制海权以后，就可以依靠海军的机动性，任意进攻中国的沿海战略节点，甚至闯入长江掐断漕运。没有制海权的中国，尽管有百万军队，也只能疲于应付。再说甲午，黄海海战失败以后，日军北击旅顺，南打威海卫，清军依旧是被动挨打，疲于应付。这一切都跟海权的丧失直接相关。所以我们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以便在需要捍卫国家利益的时候，先发制人，歼灭我们的敌人。对老百姓来说，海军就是用来捍卫我们随意吃海鲜喝啤酒的权力的。以目前的进度推算，到2025年，中国海军将会拥有三支航母打击编队，从而成为全球第二大航母舰队，这对于捍卫我国的国家利益和海洋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强大的军队绝不是靠人头数量堆出来的，军费对于军队的战斗力，有着直接影响，很难想象一支经费拮据的军队却能保持长久旺盛的战斗力。目前我国军费军费占GDP的比重为1.25%，低于2.6%的世界平均水平甚多。中国还是世界少有的大多数国民都支持军费增长的国家，所以我们的军费增长空间还很大。

科罗廖夫的军事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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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08 07:51

眼界这是不久前，发生在白宫的一幕。美国总统拜登向在场的媒体举起了一枚芯片，并介绍说：“近期我们出现了芯片短缺的情况，像我手里拿着的这个东西，叫做半导体。”随后，拜登在白宫签署了一份行政令，对半导体芯片等四种关键产品进行为期100天的审查，以评估漏洞和需要改进的地方。相比之下，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尔斯·舒默的话更为直接，他说:“目前美国的半导体制造能力不足已变成国家安全和经济薄弱且危险的一环。”按理说，美国是芯片大国，最不该焦虑。根据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的数据，在全球前十大的半导体公司榜单上，美国公司占了六家。▲2020年全球十大半导体公司榜单结果，在这场缺芯危机面前，美国却成了“芯荒”的代表。 1错配让我们再来看看拜登手里拿的这枚芯片。曾在中芯国际、意法半导体等芯片巨头任职10多年的曹韵表示，这是一块集成了80亿个晶体管的汽车芯片。在讲话中，拜登也明确说到：“就是这样一枚小小的芯片阻断了主要汽车工厂的生产。”美国这次“芯荒”还要追溯到去年下半年，当时的汽车行业率先出现芯片产能吃紧的问题。 作为汽车制造大国，美国车企首当其冲。福特因为缺芯，已经关了两家工厂，通用汽车已经关了三家。 据美国伯恩斯坦咨询公司预计，2021年全球范围内的汽车芯片短缺将造成200万至450万辆汽车产量的损失，相当于近十年以来全球汽车年产量的近5%。为什么都是汽车芯片？这是芯片制造行业12英寸（300mm）芯片生产线和8英寸（200mm）芯片生产线的产能变化趋势。 可以看到，前者在2008年前后实现产能超越，两种芯片分别用于汽车和移动端。曹韵表示：“车载芯片对于功耗性能的要求，显著低于移动智能端的芯片要求，一般而言8英寸生产线即可满足，而12英寸的芯片更多地用于手机。”        因为需求的旺盛以及更高的毛利率，全球主要芯片大厂英特尔、台积电、三星等，都纷纷加入到12英寸的产能扩充大潮中去。相比之下，8英寸生产线开始萎缩。从2008到2016年，全球至少超过30座8英寸晶圆厂关闭，同时有超过10座厂从8英寸转换为12英寸。8英寸芯片全球的出货一路下跌。到了2020年，芯片市场却发生了一场颠覆性变化，一面是智能手机需求进入瓶颈，另一方面，汽车电子领域却迎来需求大爆发。以往，传统燃油车的芯片使用数量不足百枚。而新能源车则将这一数量刷新至千枚以上。需求端的结构转换，全球芯片制造商完全没有做好准备。芯片供需的结构性错配，被成倍放大。“芯荒”面前，芯片大国美国显得尤为手足无措。2月11日，包括英特尔、高通、美光和AMD等在内的科技公司与汽车企业代表联合致函白宫，要求提供资金、资助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他们在信中写到：“为了维持竞争力并强化关键供应链韧性，我们深信美国应鼓励兴建并更新半导体设施，同时投资于研究领域。此需求相当迫切，应该立刻行动。”“迫切”“立刻行动”，这样的词汇，很难和芯片大国美国勾连。实际上，“大”指的并不是生产，而是消费。 美国的芯片消费量巨大，但是与此不匹配的，是其芯片制造仅占全球的12%。▲根据半导体工业协会的数据，美国半导体公司占全球芯片销售额的47%，但全球芯片制造只有12%发生在美国。美国全球排名前十的芯片公司中，博通、高通以及英伟达，都是纯粹的芯片设计公司，其制造基本依赖于国外的芯片代工厂完成。而英特尔、美光、德州仪器虽然保留了一部分芯片制造产能，但是其外包代工的业务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然而在疫情影响下，许多代工厂都纷纷停工，供应链被切断，对美国的影响不容小觑。要知道，在1990年，美国的全球芯片制造份额，还占到37%。美国芯片产能的萎缩，只是美国制造业长期萎缩的一个缩影而已。美国制造业的外移，和其资本追求更高效率全球配置的长期策略有关，也是美国的主动作为。美国一大批科技公司，均受益于此，迅速爬升到产业链上游，成为全球的龙头。现如今，一场全球灾难极度放大了制造业产能不足的负面影响，美国试图自救。2破局就在拜登签署行政令，寻求立法拨款370亿美元支持半导体产业的前一天，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了一场主题为“新兴技术及其对国家安全影响”的听证会。谷歌前首席执行官施密特在一段关于美国“硬件漏洞”的讨论上，说了这么几句话：“领先微电子产业几十年后，美国现在几乎完全依赖外国来生产尖端半导体。”“对进口半导体的依赖，造成了战略上的脆弱性……正如我们最近在汽车工业中看到的那样。”听完这番话，作为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一员的科顿也扬言：“我只想指出，我们对台积电的依赖很大。”美国上下，心慌的不只是芯片短缺，更有芯片制造依赖。这也就有了去年5月，美国促成的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投资计划：兴建一座5纳米12英寸晶圆厂，总投资金额高达120亿美元。兴建工厂就能解决制造业的问题吗？ 最近，一场暴风雪也许能揭开这个问题的答案。美国并非没有芯片制造商，他们大多聚集在美国得克萨斯州。2月，这里刚刚发生了殃及400万人的大停电，奥斯汀能源公司只得通知恩智浦、英飞凌这些半导体工厂，即将限电。很快，限制措施就加码，当地政府要求关闭晶圆厂。德国半导体企业英飞凌，最主要的汽车芯片产线就在得州。恩智浦也被迫关闭了得州工厂，相当于其三分之一的产能。要知道，恩智浦、英飞凌，在2019年全球汽车芯片市场中的份额，分别是14%、12%，一场暴风雪，对美国的芯片产业造成了“精准打击”。如果说，这场暴风雪将美国制造业衰落的“冰山”推到了全球聚光灯下，那么这也仅仅是冰山一角，更深层的问题在水面之下。同样是在拜登许下重振美国芯片制造业承诺的前一天，日媒《日刊工业新闻》披露了台积电在美国工厂的建设进度。根据报道，台积电目前还处于向建筑商取得报价的阶段，很多事情难以预料，最终建设成本会比原先的预期要高得多。美国的建设成本是台湾的6倍之多，人力成本也超过3倍。最令人担忧的是即便付出了高昂的成本，也难以达到理想的生产水平。这并不是美国政府对于制造业回流的第一次努力和尝试。前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伊始，就把制造业回流作为其最重要的政策目标之一。而被特朗普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富士康液晶面板厂，也在当时名噪一时。▲尽管耗资巨大，特朗普仍称富士康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富士康在2017年宣布将在威斯康星建一座大型液晶面板工厂，最终将雇佣13000名员工，威斯康星州在2017年批准了对该工厂30亿美元的激励计划。然而，到现在，该项目承诺的所有诺言，几乎无一兑现。▲2020年4月10日，位于威斯康星州欧克莱尔市空旷的富士康 "创新中心"。最初设定的十代半面板厂降格到六代，而工厂规模更是一再缩水，从当初承诺的13000人，到3000人，直到2020年的1500人。富士康美国战略主管杨兆伦表示：“富士康从北卡罗莱纳州，伊利诺伊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到肯塔基州，走遍全国，都找不到足够的工人。”因为雇佣工人远远不及预期，威斯康星州州长在去年取消了富士康税收减免的资格。而特朗普让制造业回流的政策目标，也随着第八大奇迹的消失而化为泡影。要知道，面板厂的技术要求和高端芯片制造相比，尚有着巨大的差距，面板厂尚且找不到合适的工人，希望芯片制造回流，实在是困难重重。信息消费联盟理事长项立刚做了个形象的类比：“美国的很多技术在当时都很先进。但是电网50年就应该更新调整，美国现在电网已经干了60年。美国制造业也是一样，很多基础建设、基础能力建设始终没有更新、缺乏投入。”项立刚所说的更新，不仅仅是370亿投资基金就可以解决的，配套的产业链、数量充沛、素质合格的产业从业人员才是关键。这些，恰恰是当下，美国政府最难以解决的问题。美国“芯荒”的困局该怎么破？ 3自缚这样的局面，美国并不是第一次遇到。历史经验也许能给予一定启示。早在2011年，就发生过跟今天相似的故事。当时出现问题的，主要也是汽车行业。因为日本大地震，汽车零部件供应链破坏严重。为了应对，时任总统奥巴马第二年便把供应链安全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当时他提出的办法是：建立一个基于全球合作伙伴关系的“稳定、安全、高效和有弹性的全球供应链”。关键词是合作。3年之后，美国汽车销量创历史新高。他的继任者特朗普一样重视供应链安全，但他的办法，是切断、封闭、制裁。不久之后，美国便陷入了深重的芯片危机。随着摩尔定律的失灵，美国的芯片性能提升已经进入瓶颈。▲摩尔定律：微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每两年翻一番其中更有“芯结”。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芯片消费市场，而芯片行业的设计、生产工艺完善又特别依赖市场需求驱动。 现如今，美国的“芯荒”又岂止是缺少芯片？CNN公开了一份数据，当美国在全球半导体制造业份额下降的同时，中国大陆的份额正在增长，如今两国份额已大致相当，均在12%左右。▲“我们的全球半导体生产份额从1990年的37%持续下降到现在的12%，”CEO们在周四给拜登的信中这样说。专家们表示，在美国的全球芯片市场份额萎缩时，中国的份额增长到了现在的12%左右。是作茧自缚，还是开放合作，共渡难关？  历史已经给出过答案。拜登签署行政令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作了回应：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深度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成和发展，是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依然在四处求助，缓解“芯荒”的美国，对此，想必已经深有体会了吧。

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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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08 07:48

百闻住在英国大陆最南端的52岁大叔莫里斯（David Morris），平日里最常做的事儿，就是绕着附近的海岸线兜兜圈，散散步，法尔茅斯（Falmouth）及周边的景色，他再熟悉不过。然而，前一阵子，就是在这片土地上，莫里斯见到了一生难忘的景象。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海面上不停有船只经过，但其中一艘的出现，让人忍不住瞪圆了眼球....它仿佛被施了魔法一般高高地悬浮在半空之中，船体的底部和海面之间露出了一大块蓝天.....莫里斯猛地停下脚步，即便已年过半百，但他还是被眼前的景象惊讶到合不拢嘴，一度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他的大脑干脆放弃思索为什么船会盘旋在半空中，但无论如何，他都不相信这会是什么超自然的现象，莫里斯一遍一遍地说服自己：“船一定是待在水面上的！”如此难得一见的梦幻场景，不记录下来实在太可惜，莫里斯掏出手机，咔嚓咔嚓拍下照片，还随手传到了社交网络上去。刚发出去没多久，手机就不断传来消息提示音，这般景色不仅让莫里斯惊讶到失语，也震撼了无数网民....“船真的在空中漂起来了”“这一年过的，所有疯狂的事一股脑一块来了”莫里斯的经历不仅被网友们疯狂讨论转发，很快，媒体也闻风而来，相继进行报道，网友们此前种种半真半假的猜忌，也终于有了答案：气象学家David Braine解释说，这种现象叫做复杂蜃景（Fata Morgana），是海市蜃楼的一种，它很不常见，而且形式复杂。这是由一种叫“逆温”（temperature inversion）的气象学现象造成的，通常，空气的温度会随着海拔的升高而降低，这也是为什么山顶会比山脚冷，但在逆温的情况下，温度随着海拔的升高而增加，暖空气一反常态，跑到了冷空气上方。同样，在逆温状态下，由于冷空气的密度比暖空气要高，站在地面或海边的人看到的光线会发生折射，远处物体出现的方式随之改变。这艘“幽灵船”的出现，就是因为海面相对寒冷，而上方空气又较为温暖形成逆温，光线弯曲，人们跟着产生错觉，认为船只“悬浮”在实际位置之上。Braine还强调，这种现象在北极地区很常见，但在英国冬季是极少出现的。不过，话虽如此，可最近一周的英国，真是颇受“幽灵船”的欢迎呢：周初，在德文郡小城佩恩顿，几艘班轮半悬在海天一线之中，周五，在阿伯丁郡的班夫，也有人目睹到了另一艘“腾空而起”的船只。没错，它们全都是由复杂蜃景造成的。虽说罕见，但一些家在海边的网友表示不足为奇，自己的生活中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景象：“我们在北海的洛锡安海岸上见到了复杂蜃景。”“不可思议的光照效果让这艘船看起来像飞在空中。”“如果你住在海边，这种错觉根本就不罕见。类似的照片我都拍过好几次。”话说回来，莫里斯所见到的这艘“幽灵船”，是来自于挪威的MARIBEL号，它于1月中旬从纽约出发， 2月中旬抵达荷兰阿姆斯特丹，并将于一周之内到达巴哈马首都拿骚。本来只是一场平平无奇的航行任务，却莫名其妙成为奇观的主角，想来这也为他们漫漫的航程中，增添了一分色彩吧....ref：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9332859/Why-ships-floating-sky-Britain.html#commentshttps://www.nytimes.com/2021/03/06/world/europe/flying-ship-cornwall.html--------------------------------------基督三：不要想多，其实只是上帝在玩ps.玛卡巴卡想要蓝：嘶，我咋想到了海绵宝宝的一集也是关于幽灵船长的大概小陈的丘比特在哪：玩盗贼之海卡了的时候...慕莲勒：感觉如果直接向船的方向前行会不会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张张张张二和：科学只是另一种魔法梦里CK君：地球BUG！

英国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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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08 07:16

财经—这是杨国英观察第 1157 篇原创—平静处，突起惊雷。无风时，陡起巨涛。财富战争，美国正在提速。刚刚，美国参议院以50票赞同，49票反对，通过了1.9万亿美元新冠纾困救助法案。美国参议院的通过，基本敲定1.9万亿美元刺激的通过——理论上，仅剩下周二众议院的程序性投票，而众议院是民主党控制的。这比预想中来得更快。这意味着，1.9万亿美元的刺激，本月中旬（下周）就正式落地了，而不是本月下旬（昨天文中我预测是本月下旬）。基本定了，刺激法案的正式落地，就在下周。下周，全球财富的博弈场，尤其是美国和中国，必将掀起腥风血雨、狂浪巨涛。信号强烈，意义非凡。刺激法案正式落地，代表无限货币宽松时代，正式告一段落。刺激法案正式落地，美国资本挑战的内外双重财富战争，将更加凶狠。这一轮无底线货币宽松，以美国为首，是因疫情而始，也将因疫情而终，时间跨度刚好一年。去年3月，美联储开启了货币宽松的阀门，并一发不可收拾，加上拜登1.9万亿美元的刺激法案，一年时间，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的各类刺激和基础货币放水，总规模高达20万亿美元。而现在，显然到了货币收紧的时候。再不收紧，美国物价必要暴涨。再不收紧，美元的国际地位必定衰减。想收紧，但要有障眼法。这个障眼法的关键，围绕1.9万亿美元的正式落地展开。其目的是，不让外界觉察到美国货币即将收紧，而要让外界觉得还要持续宽松。否则，美国传统资本，还怎么玩美股的拉高出货？还怎么搞进军新兴市场的暗度陈仓。知道了这一点，你才能明白，在2月23日美股暴跌时，为什么美联储主席要盘中紧急喊话“美国宽松政策将继续”？！下周凶狠，美国要吹响内外两重财富战争的冲锋号——1.9万亿美元的刺激法案，就是烟雾弹。烟雾升腾，障人眼花。这个时候，恰恰是美国资本冲锋的最佳时刻，美股乘机拉高出货，美国资本加速在新兴市场腾挪。所以，下周全球金融市场必将剧烈震荡。下周，美股的辉煌，将迎来最后的昙花一现。而在下周之后，最多10个交易日，美股必将持续下跌，且跌跌不休。伴随着刺激法案的下周落地，一个旧财富时代行将落幕，一个新财富时代即将到来。旧财富时代的中心，是西方，是美国，是美国股市，是美国前五大城市的不动产。新财富时代的中心，是亚太，是中国，是中国股市（A股+港股），是中国前十大城市的不动产——当然，这是指中长期的。而短期，A股下周大概率会“闻美股而动”，稍有不同的是，整体波动幅度，要比美股小得多。美国资本冲锋，我方迎战。与最近两周一样，摸清了对方的套路，我方的迎战游刃有余。在下跌中，压价逼仓，在震荡中，加持核心资产——这就是我方对美国资本的态度。最迟大半个月后，我方将彻底打赢这场核心资产保卫战。到时，A股也将走出属于自己的独立行情，与中国经济基本面相符的独立行情。有必要提示一下，如果美国资本的内外两重财富战争，全部打败了，或者败迹明显了，那么，美国很可能要铤而走险，包括进一步搅动中东地区的乱局、加大对华关系的对抗等。但，些微折腾，终是改变不了历史大势——东风渐劲，西风已衰。

国英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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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08 07:59

眼界人口的过度增长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牵动或导致社会众多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在伊斯兰教所影响的区域尤为如此，而埃及表现的尤为典型，2011年席卷全国的社会动荡甚至都是人口暴增作用的结果。从2011年至今，一代人的人生因此而改变（图：shutterstock）▼2006年，该国人口还只有7千多万，但到2020年3月，埃及人口已达1亿人，一半人口生活在面积约2.4万平方公里的尼罗河三角洲地区，仅首都大开罗一带的人口就达到2280万。三十年前，这几个国家的人口曾极其接近▼要知道，这个国家的面积只有100多万平方公里，无论在整个中东还是非洲都算不上领土广阔，95%的国土面积甚至还是无法居住的荒漠。那么，这个国家靠什么养活如此多的人口？人口的极速增长又导致哪些社会问题？尼罗河三角洲要养活一亿人口还是太勉强了虽然埃及也有油气资源，但沙特人口也只有3000W+（底图：shutterstock）▼ 吃饭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埃及人口年均增长就超过300万，平均15秒就有一个孩子出生。这一方面源于埃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使人口的快速增长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则是埃及过高的年轻人比例。一个看上去朝气蓬勃的人口金字塔模型（图：https://www.populationpyramid.net/）▼目前，该国超过60%的人口年龄在30岁以下，而文盲率又较高，再加上国家仍然能保障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特别是大饼的价格几十年不变，大部分年轻人便认为“只要能活，孩子越多越可以扩大家族力量”，这样的想法在农村地区根深蒂固。久而久之，人口与资源的矛盾逐渐强化，引发埃及社会众多长期顽疾。多一个孩子就能多分一个大饼但人口不能转化为生产力，这个模型就早晚要崩（图：shutterstock）▼人口爆炸带来的首要难题就是吃饭。埃及虽然是农业大国，一半人都在从事农业，但粮食产量和粮食需求存在巨大差距。目前该国的粮食年产量是300万吨，但需求量为1500万吨，这意味着剩余的80%都要向国外购买。2019年，埃及就进口了超过1100万吨粮食，补贴面包价格，并提供给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根据2020年埃及部分媒体的数据，20%的人口连最基本的吃饭问题都保障不了。对于农业为主的国家土地除了产粮，还要投入到收益更高的经济作物上但如果远远不能维持本国自给，就很有问题了（图：shutterstock）▼此外，与人口极速增加相伴随的是大量的贫困和失业人口，这就动摇了埃及社会的稳定基础，还有教育、环境等问题。对于学校陌生，对于求生熟悉（图：shutterstock）▼目前，埃及农村的贫困率达到53%，如果按联合国每天生活费不低于2美元的标准计算，整个埃及贫困人口达到40%，1800多万人栖息在贫民窟或棚户区内。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越补贴、人口越多、失业越多，越要继续补贴这些人一来到世上就与这个结构紧密相连（图：shutterstock）▼万不得已，埃及政府只能拼命的盖房子，以解决严重过剩的人口。在埃及的贫民区，密集恐惧症的人一定当场崩溃，因为楼房和楼房之间根本没有间隔。当前，埃及每平方公里的居住区平均人口密度已高达1422人。与此同时，政府对人口的管理难度也随之加大，犯罪率不断上升、道路拥堵、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供不应求”，教育资源严重缺乏，过剩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不断下降。除了新生人口，还有大量的农民需要进程他们都想过上城市生活，但公共品的供给却严重不足（图：shutterstock）▼当然，最为严重的还是就业问题。由于人口的过度增长以及就业岗位的稀缺，即使接受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往往也毕业即失业。2020年，符合毕业条件的40%大学生难以找到工作，整体年轻人（15~29岁）失业率达到18%。而实际上，严重的失业问题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出现，已成为痼疾和常态。无聊无趣想打工（图：shutterstock）▼2011年开始，埃及经历了严重的政治社会动荡和两次政权变更，严重的失业问题就是引发这场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无论是大批青年人走上街头推翻穆巴拉克政权，还是其后穆尔西政权没有能够坚持长久，都是人口的极速增长所造成的各种负面影响所导致的结果。当然，政府也在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但收效甚微。他们对现状感到绝望恰好，政府也是这么想的（图：shutterstock）▼ 计划生育无论哪届埃及政府，都在推行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只是力度不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努力控制人口增长，但效果不佳，1980年埃及人口4300万，1990年即达到5600万，2001年则突破7000万。可见这是一相当长期的工程，非一时所能奏效。近些年来生育率其实是呈下降趋势的但人口还是轻轻松松破亿，而且还会更多更多（图：U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当穆巴拉克政府上台后，之前的人口控制开始不受重视。在2011年穆巴拉克被免职后的动乱中更是被大大忽略。2012宗教保守派的穆尔西执政后，政府竟然宣布人口控制不再是政府关注的内容，这导致人口增长更加泛滥。好在一年后，较稳健的塞西政府上台。从塞西执政以来，便将维护社会稳定、打造和谐宗派关系、促进族群团结作为奋斗目标，并在计划生育方面下了一定功夫。埃及长期处在军人专政的状况中第一位通过选举上台的非军方总统就是穆兄会的穆尔西而通过政变上台的塞西也一直遭到穆兄会的抵制（图：shutterstock）▼2017年，埃及卫生部就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生命线计划”，旨在将人口出生率降低至2.4%，实际行动表现为派遣了1.2万名志愿者前往18个农村省份宣传计划生育知识。并且，塞西政府在全国6千个计生诊所为女性提供免费的身体检查，并提供免费计生用品。发起了“你的计划权”等计生宣传活动 使人们能够获得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服务从而达到降低生育率的目的（图：https://egypt.unfpa.org/）▼2018年5月，埃及社会团结部提出“两个就够”的计划生育倡议，后通过政府文件正式推行，内容规定为“政府财政补贴的学龄儿童数由此前的每个家庭3个缩减为2个，如果只生一个孩子，家庭能够拿到更多的经济补助，同时在国家的其它领域，也有相应的福利待遇”。其实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人口生育率是会自然下降的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走到那个阶段（图：shutterstock）▼塞西政府甚至还取得了外援。2020年3月，埃及政府与美国国际开发署签署合作协议，由美国为埃及卫生和人口部提供培训和相关设备，并给予不低于3000万美元的支持。理论上来说，这些都应该起到很好的效果。但实际情况是，人口极速增长的势头没有得到多少控制。这是为什么呢？一个主要原因是，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更多的停留在宣传和引导上，难以落实违规惩戒措施。在政府的宣传控制和生活成本增加的压力下妇女的生育率有明显的下降但在世界范围内仍旧“名列前茅”即使以后预期降低，但远水不解近渴（图：United Nations -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埃及近百年的历史都不是很稳定，如果一刀切的实行严厉甚至过激的人口控制方案，政权能否存续都是问题，这是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最看重的地方。其次，埃及是伊斯兰教国家，穆斯林教义中十分看重“多子多福”的概念。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多生就是遵守伊斯兰教义和追随穆罕穆德的教导。因此，民众内心的抵制也使得政府难以重拳出击，计划生育政策自然“雷声大雨点小”，收效甚微。其实穆斯林群体最大的增长点在东南亚和南亚而在中东地区，埃及是显著的人口大国▼那么，最终的问题来了，既然埃及人口增长如此之快，带来的社会问题如此之多，政府的人口控制政策又作用有限，埃及政府是如何养活这么多人的呢？这个国家当前又如何保持稳定？虽然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生这么多说明现在还养得起，哪怕是低水平养得起呢（图：shutterstock）▼ 政府的补贴无处不在埃及相对较少的领土面积和当前相对较弱的国力，如何承担起上亿人口的生活？其原因首先是“硬件”上的三大支柱，这为国家稳定和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第一是地理位置的特殊。埃及处于欧亚非三大洲交汇处，苏伊士运河又是连接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枢纽，这样的地缘优势为埃及每年带来50多亿美金的回报，此外还有丰富的旅游资源。第二是尼罗河的重要作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是中东最主要的粮食产地之一，她能负载超过2千万人口的原因就在于此。位于尼罗河三角洲南端的巨大城市——开罗这块农业时代的宝地，到了现代也只能养活小部分人了但所有人都想过城里人的生活，这似乎是人权（图：shutterstock）▼第三便是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埃及目前探测的石油储量为44.5亿桶，居非洲第5位，是最大的非欧佩克（OPEC）原油生产国，也是非洲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国。石油及其制品占到了出口收入的近30%，而出口收入又占到了GDP的四分之一。石油不能直接喂饱庞大的人口但可以换来更多的粮食油量充足的国家，虽乱不倒（图：United Nations COMTRADE database）▼这些因素为埃及政府提供了应对种种社会问题的财力支撑。而且埃及对外有大量劳务输出，也为国家换来可观的外汇收入。目前埃及有300多万人在海外务工，2019年1月至11月期间，埃及侨汇收入就达到330亿美元。埃及输出劳工也算是个老传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奈和巴勒斯坦战线的公铁路建设以及后勤补给的辛苦活都是由埃及劳工团负责的..（图：Wiki）▼疫情阻挡了出国打工的脚步不仅外汇骤减，还要靠国家救济了（图：https://middle-east-online.com/）▼而为了稳定社会，解决人口增长带来的种种问题，政府实行了无处不在的补贴政策。长期以来，埃及政府都在以正常价格采购食品和能源，再以极低价格向居民出售。只2020年度，仅用于能源和食品两项补贴的开支，就占到总开支的30%，这直接导致政府财政赤字快速上升，但为了稳定社会，也是很值得的。当前，埃及街头的一个大饼只有五毛钱，虽然失业严重，但基本不存在饿死人的情况。而近年来推行的“两孩足够”计划，也都是由埃及政府用财政进行补贴才顺利进行的。国家通过补贴把民众喂饱，却难以养好这份稳定的成本还是相当高的不过对于中东国家，稳住还是第一位的（图：shutterstock）▼目前，埃及领导层正在积极学习外国（如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先进经验，在控制人口这方面寻找符合国情的更有效方法。如在全国各地进行密集的人口控制讲座，在大中小学校开设人口政策和人口控制方面的课程等等。但前路漫漫，困难众多......“只生一个好”（图：陈扬/图虫创意）▼总之，埃及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原本很高的人口增长率，再加上宗教对计划生育的强力抵制，导致人口的爆炸性增长成为常态。预计再过十年，埃及又将增加最少千万人口，埃及政府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虽然倍感压力，但不想下台（图：shutterstock）▼参考文献：1.https://worldpopulationreview.com/countries/cities/egypt2.https://www.macrotrends.net/countries/EGY/egypt/urban-population3.https://www.focus-economics.com/countries/egypt4.https://www.egypttoday.com/Article/1/98753/Egypt-ranks-1st-in-Arab-World-3rd-in-Africa-in

地球知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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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08 07:34

时事 当地时间2月25日深夜，美军对位于叙利亚东部的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进行多次空袭，目前已造成17名支持伊朗的武装人员死亡，三辆装载军火的卡车被摧毁。此前，美国曾于2019年12月在叙伊边境沿线发动的空袭中炸死了25名战斗人员，数十人受伤。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拜登总统任期内展开的第一次军事行动：拜登在与包括联盟伙伴在内的美国盟友协商后授权发起了此次空袭，以回应美国驻伊拉克部队此前遭遇的三次火箭弹袭击。 据悉，受到空袭的民兵组织是中东地区由卡塔布真主党支持的最强大的组织。该组织于2003年伊拉克战争时成立，曾在在叙利亚冲突中帮助巴沙尔·阿萨德总统的部队，近几年来在反伊斯兰国家集团的斗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年2月，美军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驻地、巴拉德空军基地和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附近的绿区均遭数枚火箭弹和迫击炮轰击，一名国际联盟承包商员工死亡，另有至少8人受伤，其中包括四名美国承包商和一名美国军人。 虽然此前美国并未明确指责任何特定组织发动了对美军的袭击，但白宫发言人普萨基之后却表示，美国认为伊朗应对其代理人的行为负责，拜登总统和美国政府将保留以我们选择的方式和时间作出回应的权利。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布扎德则否认伊朗与袭击事件有任何联系，并认为美方将其归咎于伊朗的可疑企图也应受到强烈谴责。 实际上，美军空袭消息一出，叙利亚，伊朗和俄罗斯等国都对此次美方的军事行动进行了强烈谴责。俄罗斯外交大臣拉夫罗夫在声明中表示，有情报显示美国从不打算离开叙利亚，并希望拆分该国。因此俄罗斯也许永远不会完全离开叙利亚、阿富汗或伊拉克，但不是因为渴望留下，而是因为如果俄罗斯不对这些国家加以保护，他们很可能会分崩离析，并在地区产生新的跨国恐怖主义。 同时，美国国内许多相关人士也认为拜登政府此次决定是不必要的，并充满了“挑衅和危险”。美国圣母大学法学院教授玛丽·奥康奈尔指出，美军的空袭违反了国际法，因为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只有当本国遭到攻击时，对发动攻击国家的还击才是合法的，而这次对叙利亚的空袭完全不满足这些条件。同时，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民主党人罗·康纳也明确反对称，在没有国会授权的情况下，总统完全没有理由授权展开不是为应对紧迫威胁而进行自卫的军事打击，美国需要从中东撤出，而不是升级紧张局势。 实际上，美国此次发动军事行动不仅是对美国和联军部队遇袭的回应，而且蕴含着美国政府更深层次的考量。 首先，通过本次行动，美方可以尝试与亲伊朗组织势力设定双方可接受的界限，以防止事态进一步升级，从而保护美方人员免受这些袭击和未来类似袭击的伤害。同时，据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称，美方此次行动是为了削弱相关组织未来发动袭击的能力，清除美军驻伊拉克所面临的持续威胁。美军此次空袭向7个目标投掷7枚500磅的精确制导炸弹，摧毁了该组织边境检查站的多个设施，这些设施是伊朗所支持的组织的活动场所和武器走私的基地，其中包括卡塔布真主党和萨义德烈士营。 其次，本次军事行动有助于增强美国盟友和国内共和党人对拜登政府的支持，消除对其近期对伊政策的疑虑。尽管拜登就任后频频对地区国家作出安全承诺，但他在重返伊核协议问题上的态度却引发了以色列和美国共和党人的担忧，他们担心拜登政府可能会减轻对伊朗方面施压的力度，而此次空袭正好体现拜登对伊朗的态度：美国不会纵容伊朗及相关武装势力在地区内的恶意行为。 事实上，目前已有一些共和党议员对此次空袭表示认同。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最高共和党代表迈克尔·麦考尔认为，这样的反击是一种必要的威慑，提醒伊朗和它的盟友，美国不会对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美军的行为视而不见。而前五角大楼官员、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比拉尔·萨博也认为这次空袭是为了与德黑兰在谈判前定下基调，削弱伊朗政府膨胀的信心。 此外，本次对该组织的打击不应被单纯解释为战争行为，而是美国正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信息，即美国不会容忍任何侵犯美国利益的行为。对此，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信息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列克谢·普什科夫表示，美国对叙利亚的空袭可以看作是向俄罗斯和其他一些世界大国发出的关于美国总统拜登外交政策路线性质的信号。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与前任特朗普政府对叙利亚空军基地发动空袭及用无人机暗杀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领苏莱曼尼等高调的反击策略不同的是，拜登政府本次谨慎选择了军事打击的规模和力度，避免连锁反应，从而引发中东局势升级。 一方面，本次袭击地点的选择代表拜登政府希望避免激怒伊拉克政府，因为该政府仍是美国打击“伊斯兰国”的反恐合作伙伴。另一方面，美方此次空袭主要集中在应对此前火箭弹袭击事件负责的两个特定组织上，从而避免将军事反击变成特朗普式的“美国与伊朗的决斗”，因为当前拜登政府与伊朗的关系仍在摸索阶段，例如美国目前在其重返伊核协议问题上尚未有实质性进展。 然而，美国本次针对亲伊朗民兵组织的袭击却在一定程度上使其重返伊核协议的谈判进程更加复杂。众所周知，拜登在竞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时曾表示在其上任第一天就要重返伊核协议，然而事实上，这条重返之路却道阻且长。一方面，美国提出了让伊朗无法接受的条件，要求在该协议中加入对伊朗弹道导弹和其在中东地区的武装渗透加以限制。另一方面，伊朗方面表示如果美国想要开启伊核协议多边框架内的谈判，就需要撤销包括经济封锁在内的所有对伊朗实施的制裁，但这遭到了美方的拒绝。 虽然此前拜登政府表示，愿意同伊核协议参与方就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核问题进行讨论，同意参加由欧盟安排的与伊朗的非正式会议，并放松了伊朗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的旅行限制，撤回了特朗普政府去年单方面宣称“联合国对伊制裁已经恢复”的信件。但美国本次报复性军事行动却为美国重返伊核协议添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因为伊朗政府可能会在未来的会谈中退缩，甚至对此次袭击展开报复行动。 事实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卜扎德已于2月28日表示，欧盟日前提议举行相关问题非正式会议，但鉴于英法德美四国最近的表态和举动，伊朗认为现在不是与这些国家举行非正式会议的适当时间。 显而易见的是，对于如何重返伊核协议，美国和伊朗目前并未处于同一个轨道上：伊朗要求美国首先解除对伊制裁，协议无条件重启；美国要求伊朗先要重新遵守协议，需要重新谈判。目前，通过伊核协议框架解决问题仍是美伊双方的共识，而两国如何在面临内外巨大阻力的情况下以政治对话化解僵局，推动伊核局势的实质性进程，才是解决伊核问题的核心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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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07 2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