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急需给“人治”松绑?

2018-01-25 07:37

日前,《人民日报》发表北航法学院田飞龙教授的文章,称中国人对“人治”有点矫枉过正,于是对“法治”的推崇便有些过头:遇事就想从法律层面找解决办法,而完全忽略了作为执法者的“人”的作用。田教授认为,“过度僵化的法治体系”已经影响到了“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该文章也在多维予以发表——《在新时代重思法治与人治关系》(http://blog.dwnews.com/post-995909.html  )

田教授文章所批判的,是一种事事以西方为标准的僵化思维,从这个层面来讲,上述提法并无不妥。但就我个人感觉而言,中国社会尚未达到田教授所言的“言必称法”、“处处以法律为准绳”的状态。我恰恰以为,田教授所说的“‘法治’形式主义化”,是因为中国社会还没有达到真正的“依法治国”状态,而这一点,恰恰是因为历史遗留下来的“人治”传统太过顽固之故。

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

当前,中国人民有一项大致统一的认知,那就是在大城市“办事”(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比在小城市容易得多,而且通常不会遭遇冷脸。相反,越是在小地方,一件小到不能再小的事都有可能让你跑断腿,或者最终走正常渠道无法办理成功。

举个现成的例子。

记得前几年一朋友从老家往上海迁户口,按照规定,该带的证件都带了,但到了户籍科,工作人员就是不给迁,理由是:之前有人把户口迁出,结果到了外地不知因为什么原因没落下又迁了回来,让他们白麻烦一遍,所以领导规定,以后再有类似情况,必须要接收地派出所额外开一个类似“保证能落户”的证明。显然,这所谓的“保证能落户”证明,上海方面是不会给开的,因为按照程序人家并没有那么一种东西。但老家这边死活不松口,无论朋友如何表示自己单位那边一切ok就等落户了,人家就要那所谓的“保证”!怎么办?没办法,朋友最后通过同学找关系,找到了恰好在当地户籍科工作的“熟人”,这才把户口给迁了出来!

是事情不能办吗?是当地额外的“规则”必须要严格执行吗?从事情的结果来看,显然不是这样。从根本上来讲,是相关领导“官本位”思维太过严重,整天喊着为人民服务,实际上却把自己当“大老爷”,把“求自己办事儿”的人民群众当成低自己一等的存在。随随便便就能立一条规矩,不惜让老百姓为此跑断腿。

李克强总理提简政放权提了好几年,但好多方面依然未见成效。从根本上来讲,上述案例与“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原因是一样的,都是官员思想上的问题。

“有法不依”与“政令不出中南海”

田教授讲中国人提“法治”过多,但为何要一直提呢?因为最基本的尚且做不到啊!

比如拿中国特有的“上访”制度来讲,这本身是对“依法治国”的一种补充手段,本意是让公民通过该渠道向各级政府或县级以上政府工作部门反映冤情、民意,或官方(警方)的不足之处,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等。然而,挺好的制度,到了现实层面又是什么样的呢?全国各地有多少把“截访”当成一项重大任务的地方政府?冯小刚之前所拍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缩影而已。

所以说,中国不是缺少“法律”,而是好的“法律”得不到执行。“政令不出中南海”是如何造成的?有法不依呀!冤假错案是如何导致的?责任心严重不足啊!连最起码的“依法治国”都做不到,又谈何发挥执法者的主观能动性?又怎么敢说“法治面前 更进一步”?

“第五个现代化”何时实现

事实上,田教授所言“法治”与“人治”的共生并存,应该是未来的理想状态——当我们真的能做到“全面依法治国”了,再来谈“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那时所谓的“人治”,自然不再是与“法治”对立的另一极,而是“法治”的补充,是“依法治国”框架下给予执政者充分的施展空间,从而让“第五个现代化”成为现实。那样的“人治”,才是老百姓的好日子。届时,估计也不会有人用“人治”来形容那种状况了。

或许,在法律能够正常工作的地方,我们可以进一步寻求施政者的主观能动性;但在那些有法尚且不依的地方,现在谈对施政者“放权”,恐怕为时尚早。

各位觉得,自己认知中的中国(或曰“故乡”),何时才能实现“法治”与“人治”的良性互补?

政闻

以政治新闻为话题,围绕高层政要,聚焦热点政治事件、中共内幕、高层动态以及对时局走向的深入剖析。

评论

【声明】评论应与内容相关,如含有侮辱、淫秽等词语的字句,将不予发表。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