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能否在竞争中走进新时代

2018-01-10 18:47

中印之间一直存在竞争,经由2017年洞朗一事,双方之间的竞争更加公开化和白热化。新年伊始,依旧不断有媒体推送诸如两国关系紧张、竞争加剧的文章。

 

在国际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全球治理出现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的全新格局的历史新时期,中印作为亚洲的近邻和发展中大国,同为G20和“金砖国家机制”成员,如何在全球治理和全球化呈现大变化、大调整的今天,稳妥处理两国关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改革,将对两国乃至亚洲和世界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世界的大变革、大变化、大调整,包括如雨后春笋的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泛滥,绝对不是昙花一现的临时性现象,它所反映的是,世界进入了“国际秩序过渡期、全球化调整期”,要重新恢复世界政治和经济平衡需要各方做出相向而行的巨大调整和努力。

 

那么世界政治现阶段究竟有哪些特点?中印两国应该如何适应、调整和互动呢?合作与对抗、封闭与开放、文明冲突与文明融合,这些重大的选择将决定21世纪世界和人类的命运。中印和其他大国都面临这样的选择。

一是世界政治坐标的迁移带来的力量失衡,使得全球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增加。

 

1.全球化继续发展,而反全球化以及民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等力量纷纷抬头,挤入政坛中心,且呈扩张之势。

 

2.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阶段,马克思预言的资本主义内在的资本与劳动矛盾,或者说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失衡问题愈加严重,拉大贫富差距,社会分裂和政治极端化趋势更加严重,引发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种种迹象表明西方主要国家的政治混乱已成为世界政治的重大变数。

 

最为突出的是,美国作为全球治理体系主导者,认为全球化偏离了“美国化”轨道,国际秩序出现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有利的“大趋同”(Great Convergence)也使美国忐忑不安。因而特朗普总统上台后,事事强调“美国第一”,精致利己主义占上风,不愿继续提供或只是有选择的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并开始修改或重新制定国际规则。美国已经成为全球化、全球治理和国际关系的最大变数。中印如何应对这一变数,将对国际关系演革和全球治理转型产生决定性影响。

 

3.世界范围地缘政治矛盾上升使大国关系更加复杂敏感,美俄对抗不断升级,双边关系跌入新低;关于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发生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不绝于耳,声称这是国际格局结构性压力导致的。西方学者援引修昔底德本人所说,以希腊城邦与斯巴达城邦最后诉诸战争决胜负,是因为“雅典的崛起及其在斯巴达引起的恐惧注定了战争不可避免”为依据,断定历史将重演;目前,中东、东亚、乌克兰等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袭击呈当地化、普遍化趋势,世界既不安宁也不安全。因此,全球化新时期中印关系互动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二是世界经济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第四次工业革命特别是技术革命爆发期、信息化社会膨胀期,经济发展不稳定、不协调,全球供给侧结构调整和生产链重组。

 

其间,金融危机、资产泡沫、经济失衡、就业不平衡等风险难以消除。这些难题因国家和地区而各异,各方对解决办法的观点也不同。

                                            印度总理莫迪访华

 

要顺利渡过世界经济转型的困难期,需要各国创新驱动发展,加强统筹协调,联动发展、共同发展,中国和印度在G20以及金砖机制内加强两国经济的联动与合作,将给南南合作注入新动力,持续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目前,金砖五国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超过50%。然而,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却将经济失衡归咎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整体崛起,认为是中国这些国家“操纵货币”、搞倾销。于是,贸易反倾销和“301”条款调查满天飞,不惜动用贸易战。中国现在是遭受反倾销等调查最多的国家。

 

三是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西方以意识形态划线来处理国家关系和各种矛盾,文明交流与对话遭遇困难。

 

这是哲学层面的困惑。西方素有强烈的文明“优越感”,认为美国主导的西方文明最优秀,其衍生的“民主自由”(Liberal Democracy)意识形态及其政治制度自然也是最好的,尽管四处碰壁,依然以传教士的精神不遗余力推广,不惜掀起“颜色革命”甚至动用武力,制造政权更迭。

 

西方国家还把世界各种矛盾都归咎于“文明冲突”,归咎于他人没有接受西方“民主自由”体系,没有实现西方的政治民主安排,并把看不顺眼的国家扣上“非民主国家”、“非民主政体”(Illiberal)的帽子。这其实是与真民主格格不入的。

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和印度应该如何引导双边关系向着互利共赢的方向发展,如何携手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是摆在两国面前的首要任务。

 

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做出持之以恒的努力:

 

一、中印在双边并通过金砖机制、G20、上海合作组织等地区和国际平台加强合作,两个亚洲发展中大国相向而行,共同构建符合亚洲利益和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的政治、经济、安全架构,推动全球治理和地区治理更加平衡、合理、公平。

 

中共19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时代、新征程。中国正立足中国、胸怀世界,全身心的投入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同时,建设“美美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印度也有十分类似的想法和做法。

 

中印两国人口最多、发展潜力最大、近几十来增长势头最猛。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看,中印都位于全球经济增长中心亚太地区,堪称最有影响力的新兴大国,又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具有战略上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两国的战略取向是基本一致的。

 

二、中印在参与全球治理上有着相似的重大利害关系,其长远发展都与全球化密不可分。

 

从中印经济发展的实践看,改革开放和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是两国取得经济高增长的重要路径,而继续推动全球化、创造更加公正合理的请求治理体系,则关乎两国的未来和民族复兴梦。

 

中印融入全球化和世界大市场,

一是扩大贸易激活了两国比较优势,刺激了进出口需求;

二是利用外来投资弥补两国在资本、技术以及管理知识和全球销售网络的不足;

三是以激烈的国际竞争倒逼两国加强创新、保持竞争优势。

随着中印对外贸易、外来投资增多,与国际经济联系日趋紧密,参与全球治理更加深入,与国际经济运行、国际经济保持稳定的利害关系加大。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两国对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体系的看法,成为体系的建设者、贡献者和改革者。

 

中印需要抱团取暖、加强合作,增强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博弈能力。中印经济增速远超西方发达国家不假,但与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印在经济增长质量、经济结构水平和经济体制机制方面还有差距。中国长于制造业,但技术水平尚待提高,在全球产业链中大多处在中低端,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发展特征较为明显;印度在信息软件等现代服务业上领先世界,但印度服务外包业国际竞争力依托人力低成本优势,且印度工业化因基础设施薄弱而受很大制约。上述差距造成一定程度中印对发达国家的依赖,而中印之间却更多形成同质竞争。通过发展战略的研究和对比,从中找到双方合作的新领域和新路径,取得双赢的合作架构,是两国当务之急。

 

还有,全球治理改革需要新思想、新方案。在这方面,中印两国领导人近年来提出了相似的全球经济治理新理念,凸现两国推动变革的强烈愿望和明确的改革目标。中共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成功国内治理的基础上,面对全球性挑战,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创新全球治理的先进思想和理念。中共19大确立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其中包含的全球治理思想,如坚持主张平等包容、合作共赢,积极变革,使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经济稳定增长和世界和平提供制度保障。

 

印度同样支持全球治理改革,在G20等场合反复强调,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与当代国际关系现实已不相符,应当给予新兴国家相应的地位和发言权,实现全球治理的民主化。

 

 

三、中印需要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互联互通,尤其作为近邻,对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难题以及南亚、亚洲和全球事务进行深入沟通与交流,努力增加战略互信,摆脱安全困境。

 

 

新兴大国中中印关系相对复杂敏感。地缘相邻加上历史遗留的边界争议等问题,导致中印关系较为微妙,安全困境客观存在,两国战略互信有待加强,但从两国各自面临的主要矛盾和共同利益来看,两国都需要转变传统的地缘政治竞争观念,寻求合作安全和共同发展。最近双方的安全磋商就是成功的例子,两国重申在边界问题解决前遵守保持边界稳定的原则。两国在联合国、G20和金砖机制等多边组织中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合作,历来对两国关系有积极意义。

 

 

四、“一带一路”是中国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创新全球治理的重要倡议,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印度都是关键的合作伙伴。

 

两国需要克服各种困难乃至偏见,就各自的发展战略进行深入的沟通和有效对接,找到两国发展战略的结合部,扩大合作领域,加深合作范围。

 

从历史看,印度既是丝路重要目的地,也是丝路汇聚中心。北方丝绸之路在汉武帝元年张骞奉命出使西域后,开启了贸易交流繁盛的纪元,中国经由中亚通往西方的道路被打通了,印度和其它国家的贸易商蜂拥而至;南方丝绸之路在公元前2世纪就有印度商人运送中国货物,公元1世纪中国商人取道印度进行海上出口;海上丝绸之路上印度的文化传播影响至深至远,从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或民族的形成就可见一斑。

 

从现实看,“一带一路”倡议不但符合中印经济发展要求,也符合两国地缘政治与安全的新现状。

 

中国对外贸易和对海外资源需求迅速增加,印度洋海上安全十分关键。世界90%的货物贸易和65%的石油通过海洋运输,其中,印度洋作为物流中枢承担约50%的集装箱货物及70%的石油产品运输。印度洋航线是中国最重要的海运贸易航线之一,出口到欧盟、非洲及中东地区的集装箱货轮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和印度洋。

 

印度也提出了具有历史文化涵义的“计划”。

 

一是“季风工程”,以环印度洋区域深远的印度文化影响力以及地区间悠久的贸易往来史为依托,以印度为主力,推进环印度洋地区各国加强合作,共同开发海洋资源,促进经贸往来等;

二是“萨迦尔玛拉”计划,通过“港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实现海洋经济扩张与海洋现代化建设,助力“印度制造”;

三是“香料之路”,通过海上通道沟通亚、非、欧三大洲之间贸易往来。

这些计划与“一带一路”不谋而合,两国需要克服相互猜忌,加强相互开放和发展战略的对接。推进“一带一路”中国需要印度,落实印度各项计划,印度同样需要中国。

 

印度基础建设薄弱,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4-2015全球竞争力报告》,印度基础设施在148个国家中名列第87位,受到资金短缺、征地困难等因素影响,印度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供需矛盾突出,公路、铁路、水运、电力、通讯等市政工程设施和公共生活服务需求缺口很大。落后的基础设施已经成为制约印度经济发展的瓶颈。而“一带一路”恰恰可以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助力印度的发展。

 

本文刊于1月7日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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