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的大院史诗:特权边缘的青春梦境

2018-01-04 21:01

在禁忌年代偷尝禁果,在战争年代成为英雄,在变革年代发家致富,在回忆年代完成未竟的梦想……这就是《芳华》的故事。60岁的冯小刚和严歌苓联袂为我们献上了一部混杂着荷尔蒙与理想主义气息的“芳华”,试图将某种虚拟的青春崇高化、英雄化、史诗化。其用心真挚、叙述的节奏感拿捏精准,不仅收获了老中青三代女性的清泪,还斩获了十余亿的巨额票房。

可惜,对于多数观影的国人来说,或者从未拥有过这样的“芳华”,或者只是破碎的梦境,而更多人不过是等而下之的“旁观者”。冯氏的芳华,在姜文和王朔的“顽主”们的基础上,硬生生地植入了一些暧昧的“理想”。但其基本的母题并无不同:大院、军装、泳池、禁忌边缘的荷尔蒙、改革之后的暴发或落寞;即今,又加上了苍老之后的虚拟回忆。勾连起的是一个封闭的圆环,一个自给自足的阶层梦境。

狂欢化的文工团

导演冯小刚和编剧严歌苓都曾在“文工团”这个颇值得玩味的时空机构里驻足过,相似的经历构成了这部影片的创作动机。如果从今天的眼光来回望那个时代,所谓的部队文工团和朝鲜的银河水乐团似乎有某种相似性,其神秘感本身就构成了影片的重要卖点。

在这个封闭的系统里,虽然也有对领袖逝世、唐山大地震等事件的论及,却不过是蜻蜓点水,仅构成偷欢的青春叙事的背景。军装、高墙、身体、泳池构成了解读这一系统的关键符码。在全民失去了“性别特征”的时代,文工团却可以公然地秀出长腿和丰胸。在这个大院里,甚至还有一个脱离于整个社会和时代、跟领袖的审美有些相通的泳池,与《阳光灿烂的日子》和《过把瘾就死》中的泳池形成了一种吊诡的默契。

高墙隔绝了两个世界,外面是不明来由的斗争、无所不在的饥饿以及无所寄托的生活;墙内则是莺歌燕舞、生机盎然、原力勃发的青春。影片的第一章节就是在各种身体的展示中打开的,无论是舞队排练、胸罩风波还是触摸事件,都在暗示着原力的涌动。

在禁忌的时代,身体——这一被单一色彩与无形状的衣衫重重封印的存在却在文工团里被公然地消费着。无论是亲历者还是观看者,都能在这种张力中感受到一种偷窥的快感。然而,如果影片仅止于此,就会如很多评论所说的那样:看到的是满屏的大腿。冯小刚用他的实践深刻地教导他的观众们:仅有大腿是不够的。

虚拟的英雄史诗

小说《芳华》中的人物设定完全没有任何英雄主义气息。在小说里,刘峰是一个出身低微,因为知道自己不重要而用很多不重要的小事使自己变得重要的人物。他既不高大(一米六九),也不帅气(和雷锋酷似),甚至还有一些虚伪(狡黠的笑)。他的全军模范称号并不为文工团的高干子弟们所仰视,而是将其视为一个提干和获得各种利益的途径。他曾和小姐同居两年,他触摸林丁丁的身体也不止在笨拙的拥抱的层面……与此同时,何小蔓(电影中的何小萍)也不是一直未婚,而是在做战地护士期间奇奇怪怪地嫁给了一位患有肾结石的干部,而这位干部又奇奇怪怪地死在了越战胜利后的返程途中……

但这些设定都没有被冯小刚导演采用,因为他们“有损人物的形象”。冯小刚作为一个没有上过战场的文艺兵,似乎对于那些曾经在前线浴血战斗过的战士存有一丝敬畏,并由此生发出一种情结,这种情结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有所体现(冯导是名剧《凯旋在子夜》的美术设计)。因此,世俗的生存对于英雄形象的塑造难免是有害的。有评论认为,六分钟的战场长镜头是该片的阑尾,可有可无。但事实上,如果我们换位到导演的视角就会发现,无论在影片的节奏上还是在英雄主义的塑造上,这一环节都是必须的;更何况还能满足创作者蓄积了半生的血与火的热情。

这一战场的桥段足够逼真、精彩。早在《集结号》时期,冯小刚对于战争场景的还原力和塑造力就已初露端倪。再加上对于近期《钢锯岭》等影片的借鉴,更是为我们呈现出一场血与火的盛宴。多点爆破、鲜血的喷崩与肉体的破碎、激烈的对峙和生死一瞬的冲锋让观者在安全的座位上体会到一种危险的快感,而这种快感在混入了家国情怀之后又升华为一种崇高感。在肾上腺的再次涌发中,上一节偷窥禁忌身体之后的疲惫感被一扫而光,影片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然而,兴尽悲来原是审美的普遍特征,人物的命运以及影片的尾声也不免如此。

西红柿的不同命运

在顾长卫的电影处女座《孔雀》中,西红柿是一个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意象:大姐出嫁前把西红柿切块,分装到排满一地的玻璃瓶子里。在经历了数次尝试终究未能实现阶层的跨越之后,离婚后的大姐回到家里,再次到市场上采购西红柿时不禁悲从中来,放声痛哭。伏在一堆西红柿上哭泣的美人的画面极尽凄美。

在《芳华》中,西红柿则是文工团里高干子弟之间调情的道具和催情的工具,其作用类似于伊甸园里的那枚苹果。《孔雀》用青春的求索割开了中国社会阶层的切面,冷峻中透着绝望和悲情。而《芳华》的处理虽然也试图揭示一些阶层问题,终究是无力和虚假的。

社会的变革并没有影响到文工团中的高干子弟的人生。文工团的解散对他们来说反而是正面的。他们移民的移民,拿地的拿地,读大学的读大学,写书的写书……个个摇身一变成为社会的新贵。只有早就被文工团淘汰的刘峰和何小萍,虽经血与火的洗礼而仍然困顿在底层。这种设定无疑是对现实的一种较为深刻的揭示,只要再深入一步,也许就能进入一个更深的境界。但是在此,编剧和导演的意图再次出现了乖离。

严歌苓将刘峰和何小萍的晚年设定为悲剧。刘峰因癌症无钱医治而死,何小萍孤苦无依、仅余往事。然而,导演再次没有采纳这一结局,而是让二者最终走到了一起。而且在聚会中:“倒是刘峰和小萍显得更为知足,话虽不多,却待人温和。”这似乎干净简洁、充满回味的话语指向的是犬儒主义的所指。这两位文工团的边缘人物和零余者最终接受了自己羔羊的命运,不再为未来或者往事而纠结、企盼。

影片到此,给人的感受是拧巴的、令人如鲠在喉。似乎在告诉观众那些在过去的岁月里耗尽了青春的底层的人们应该越困顿、越忍受。

大院青春叙事的盖棺之作

“大院青年”及其裙带体系无疑是中国艺术领域最具话语权的群体。典型的如王中军、冯巩、崔健、姜文、王朔、陈凯歌(大院女婿)、郑小龙、英达、严歌苓、葛优、马未都等,最近张艺谋“农民出身”的传言亦被颠覆,大院身份呼之欲出。大院青年“致青春”的黄金岁月在《凯旋在子夜》、《阳光灿烂的日子》、《顽主》、《过把瘾就死》的时代。

这些正牌大院子弟以一种异样的解读方式诠释着他们所经历的运动和战争:高墙、水塔、军装、武士刀、泳池、青春被禁的荷尔蒙、社会失序中的特权狂欢、欲望耗尽后的自杀式报国成为他们描摹那个时代的符码。基因里的英雄主义气息以及无所适从的迷茫既建构又解构了他们的青春。这些作品也成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最重要的大众娱乐消费产品。到了新世纪,大院子弟或者兴趣已经转向,或者要说的话基本已经说尽,只剩下冯小刚这位“似是而非”的大院子弟还在“没完没了”。

作为大院边缘人物,冯小刚相对于以上提及的“正牌”人物年纪较轻,因此在大哥大姐说话的时候没捞到发言;身份特殊,脚跨在市井和大院两边,因此在可以发言的时候态度暧昧。冯导既有《集结号》《温故1942》《老炮儿》《我不是潘金莲》等为市井和百姓言说的作品,又有《芳华》这样的个人视角的“大院青年致青春”之作。

冯导的内心住着一个一直也没有实现的“大院芳华”,又隐隐地自比那个受欺负但不放弃的“底层英雄”;但前者绚烂、摇曳生姿,后者干瘪、虚假无趣。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道:“意翻空而易奇,文征实而难巧也”。《芳华》对于想象的“大院青春”塑造极尽文本之能事,对坚硬而痛苦的底层叙事则显暧昧和不实。“大院青年”正在老去,像所有的老人一样,他们的生命中将仅余记忆。而《芳华》正是那些虚拟的青春记忆中最后爆发的一朵烟花。

个人的生命在集体中事实上没有意义,但是没有个人的意义集体也就没有意义。在记忆中,错误都将找到存在的价值。正如尤瓦尔•赫拉利所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复杂的系统,会丢下我们大部分的体验,只精挑细选留下几样,再与我们看过的电影 、读过的小说、听过的演讲、做过的白日梦全部混合在一起,编织出一个看似一直连贯的故事,告诉我们自己是谁、来自哪里、要去哪里。”

最后,我们不得不说,作为一个内在自足的文本以及某一阶层的理想化回忆,《芳华》无疑是成功的。但我们不禁要诘问:这到底是谁的芳华?创作者试图塑造的两朵最美丽的花朵,事实上从未开放,而是早就枯死在了开放的路上。而这,也是不曾拥有芳华的大多数中国年轻人的命运。那些花儿不过是叙述者记忆中的风景,因为只有他们有权叙述,我们不过是些似有其事的旁观者。英雄史诗属于发现了人类自我的希腊、属于缔造理性的罗马、属于信仰的中世纪,也属于战火纷飞的民族独立年代,但它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也不是你我的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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