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LAMAR 的那些日子 (一)初到与大陆同学 (下)

2017-12-11 00:41

黄安林的后面许有高人指导,例如她一来这里就选择电机专业,而不是其他工程专业,当时工程专业毕业后工作不好找,唯有电机是个例外。过了几个月,黄突然对我说,她要换专业,换到计算机的人工智能专业,我更肯定她后面有高人了。如果转到这个专业,她就不要面对这么多的数学了,而且将来毕业后的就业前途极为光明,报酬也高。计算机软件至今为止只是一种用搭积木方法构成逻辑的艺术,不成为一门科学,不像其他科学需要非常严格的基础学科训练。我认识一个女牙医,到了美国,看看计算机专业那么火热,挣钱多,就去学计算机,拿了个学位,去干IT,过了两天,觉得还是牙医赚钱容易,又回去干牙医了。她这样肆无忌惮,视入行业如无人境地,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还不是欺负计算机里面没有真学问。你让她进进电机,机械,物理试试,断无可能。很多文科的人到美国改学计算机,都没有困难,但没有改工程的。再看看举世闻名的所谓精英集中的硅谷,那些所谓声振屋瓦的公司,竟然将年纪大的人裁掉,专招刚毕业的年轻人,为什么?因为它们这个行当,不要大本领和扎实的基本功,只要能记住新东西,脑筋快就足够了。所以那里集中了印度人和亚裔人,决一死战,这种报酬高,本领不大的地方,成了这两个民族拼死拼活的疆场。这个时代的主强音,已经从上世纪初,科学巨人爱因斯坦,玻尔,普朗克,费曼,薛定谔等群星争辉,下降到以挣钱和沽名钓誉为主旨的一个没有分量的时代。  

黄安林转了专业后,来问我问题就少多了,不过我们常通电话,还是好朋友。我与两个泰国人住着时间长了,也不习惯,就想搬回学生宿舍去,问题是需要个室友,这时,一个天然的室友借祖国世界革命外交的光,从天而降,是个中东巴勒斯坦人。他在路上截住了我,听说我是中国大陆人,喜出望外,他说中国是第三世界,是巴勒斯坦的好朋友,帮助他们反对以色列,在他强烈的愿望下,我们变成了具有相同的伟大政治理想的室友。我们住在一起非常和睦,他一天要祷告真主好几次,他祷告时,跪在地上,头完全碰地,屁股翘得非常高,看起来非常不雅,每当此时我都静静地离开房间,让他专注祷告。

我们住在一个房间二三个月,相安无事,直到一个晚上,大约十点多钟,我在电视中看一个美国片子,巴勒斯坦人回来了,看到我在看电视,也没有招呼我,就上床蒙头大睡,我有些麻木不仁,没有感到气氛不对,因为电影还有个结尾,就想看完。怕影响他睡觉,我将声音减小到非常微弱,人坐到电视旁去听,看完了,也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清晨,四点钟,我被一个巨大的突然爆发的音音惊醒,爬起来一看,他人已经不在床上,发出巨大声音的是他的收音机,我真不相信这个小玩艺儿能够发出这么的声音,发音不算,还在桌子上震动不停,令我想起了,有一次我从市场买的那个小活螃蟹,在我要吃它时, 到处跳动和怒目瞪视我的样子,我将它关掉了,但是已经睡不成了。这不是什么大事,我以为找个机会与巴勒斯坦人谈谈,消除误解就可以了,但他不给我机会,我第一次认识到世界民族基因的差别的潜在作用。

第二天四点钟收音机又响起来了,也许这就是中东人表示不满的方式, 有些恐怖主义的色彩,跟他们那个地区政治斗争手段确实吻合,为了安全,我觉得我应该及时搬走,放弃这个第三世界的盟友,我有点伤心,不过我也安慰自己,我的可怜的祖国的遭遇比我坎坷多了,我们在灾荒年代, 自己勒着肚子,甚至饿死人,还给第三世界送去支援,结果呢,欧洲唯一的明灯也息灭了,还和南边的小兄弟打起来了,要伤心的话,不要去跳江吗。还记得我出国前,在北京接受教育部培训时, 官员一再告诫我们,为了安全,不要住黑人区,黑人当然是第三世界的,是我们的弟兄,而美帝是我们的敌人,为什么官员要我们远离黑人弟兄,去与敌人住在一起呢?我真是太愚钝了,没有懂得这些官员的临别赠言,句句都是出自肺腑啊。

我暂时找不到室友就一个人住了. 只是黄安林还经常打电话来。 有时候学校的英语教师会请我们全部大陆同学到他家中做客。 他曾经作为客座教授去中国教了二年的书。他去中国时正是大陆人刚走出四人帮阴影,穷得叮当响,对所有海外人无限羡慕和无限躬腰的时候。 那时候不要说美国人了,一个香港人, 一个台湾同胞到中国都会受到贵宾的待遇,有一个海外亲戚的荣耀与几年前有一个海外关系的倒霉正好完全抵消,所以从历史的宏观来看,我国的政策往往是非常公平的。这个教授在中国那个特定时期,受到的友好对待使他终身难忘,事实上当时这些数量有限的外国教授一到中国就被要出国的高干子弟分配了,他们的一切生活和人的接触都是精心安排的,只是他们本人不知道而已。这位教授没有孩子,后来在中国过继了一个孩子,刘XX,在学校念计算机。他为了报答在中国的知遇之恩,对大陆人超倍的友好,只要逢节就会请我们去,这时我们所有的大陆学生共济一堂,气氛非常热烈。我们这个团体已经慢慢发展得小有规模,小刘,年纪最小,也就是教授的干儿子,在念计算机,小徐,这个学校的第一个大陆学生,二十左右,在念电机,小何, 三十左右, 在念国际关系,小赵和小王夫妻俩个,在念经济,还有一个三十多的王女士,与小赵和小王夫妻一样都是吉林来的,在念教育。当然还有黄安林,我的老朋友,现在在念计算机。由教授所搭的这个桥梁,使我们慢慢都熟悉了。

在此之间,有一件不太聪明的事情,令我至今不忘。问题还出在黄安林身上,那时候大陆女孩子刚出国,对国外的女性化妆非常投入,问题是她们从来没有用过这些化妆品,加上袋里钱不多,买的都是低档的化妆品,所以脸上涂上去后,就显得过分浓烈,像中国京戏中的花旦。我这人平时是不太注意这些事的,与黄安林补课时,单独相对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有觉得这是问题。直到有一天小赵等找我谈,说黄安林的样子有些损害大陆人的形象,台湾人都在背后笑话,是不是应该提醒一下,他们认为我与黄安林关系好,去说问题不大,我一开始没有同意,但后来由不得他们一再鼓动,就答应了。说实话,我并没有将这件事看得非常了不起,以为只要轻轻一说就可以了,但事后回忆小赵对我讲的时候那个眼神冒着火花,不太良善,我才明白我上了大当。

我是这样对黄安林讲的:

小黄, 你的妆是不是可以化得淡一些。

黄安林有些奇怪,她不懂我为什么会说这个,因为她知道我不是注意这些事的人。

怎么了,不好看吗?

我有些支吾:

不是我,他们觉得不好看,让我来对你讲讲。

谁知黄安林一下炸了,跳起来了,

我化妆,我愿意,不好看就不要看,管你们什么事,你真是狗抓耗子,多管闲事 ......
她一口气大声叫了几分钟。

我从来没有看到黄安林发这么大脾气, 吓呆了,

黄安林跳了半天, 看到我一副不知所措的可怜样子,才停下来了,过了一会儿她说:

你老黄是个大笨蛋, 我对你有个忠告, 以后再也不要去对女孩子的化妆说三道四, 更不要听别人的话, 来做这种讨骂的蠢事.  

后来黄安林也没有接受我的劝告,我好像发现她的妆化得更浓了。

不过这件事并没有影响我和黄安林的关系,我与黄安林一直到离开LAMAR 都是好朋友,我只是奇怪,以我们的交情,为什么我离美国时没有和她留下一个联系方式,也许是我认为我不会再到美国来了,而黄安林是不会回去的, 留也意义不大。 第二次来美后,我曾经在网上找过她的资料,毫无收获,可能她用的是假名字,无法找,而且中国后来蒸蒸日上,以她的背景,选择回去的可能非常大。  

我独自住在宿舍的一段时候,晚上很寂寞。美国的寂寞对于大陆人来说常常是窒息的,很多人无法适应回去了。幸而这时候又来了一个要我帮助功课的人,就是那个在念教育系的王女士。

这次补课与上次与黄安林大相径庭,面对王女士,我有些心神不定,为什么呢,我也不很明白:
是因为上次我与泰国人合住,而这里我们是孤男寡女在深夜独对?
是因为黄安林是个没有结婚的年纪比我小不少的姑娘,而王女士是个比我稍稍年轻的已经结婚的女士?

我不知道。不过我觉得这种困惑应该不是单方面的,如果我感觉到骚动,不安,那么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很可能对方也有这种骚动,甚至诱惑,我的不安,是不是对方发出的心理电波引起的共鸣,为此,我仔细的观察了王女士一下,王女士,三十多岁,烫的短发,脸上的线条很细腻,精致,五官靠的比较近,没有北方人的那种粗犷, 但是也不像我熟悉的江浙南方女人的那种秀气,是一种我陌生的女性。看起来她很严肃,没有一点有其它不良思想的表情。当然我也非常担心我的不安和不定,被她发现,也就加倍的显出严肃。这就造成我们补课的气氛变成一种肃穆和僵硬的环境,与我和黄安林在一起时那种轻松活泼,完全不同。

不过这种气氛也不是完全没有可以挑剔的,因为王女士来问我的内容是统计和概率,而这正是我的盲点,我的数学基础主要在分析数学,例如微积分和微分方程,我从来没有学过统计和概率,当然即使这样我读她的教材,理解得比她可能还是好一些,说得更确切一些我们是一起学,我将学的体会传递给她,这样的教师当然是不称职的,但她似乎也不太计较。所以我们的对话完全是用数学用语构成,其意思非常不清楚,但是也不完全枯燥,否则王女士不会再来了。我们俩个就在异国的深夜,相互看着,大眼对小眼,说着双方都不太懂的一知半解的概率名词,中英文混在一起,构成一种非常复杂的意思,面部表情超常的严肃和专注:


This is an random  occurrence phenomenon 

really,  它也可能是,still  have chance to occurred.

我觉得很难,this is the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等等, 诸如此类。

时间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过去,我不由去看钟表,可是王女士还没有离去的意思,但也没有要和我聊数学以外东西的动向,我有点心猿意马,但是马上就守住了,看看王女士虽说有时有些答非所问,但表情总是那么严肃正经,我马上做出更严肃的表情,心里不断告诫自己,一定不能丢派,露出我心内的那个隐藏的诱惑。
我们就这样在补着奇怪的课,每天晚上盼着一起来填补那种吞噬中国人的美国的一点声音没有的死一样的寂静,每天分别时都有一种重归黑洞的惆怅,但是又都牢守着中国古代的礼节,相敬如宾,没有越池。这种在中外男女关系史,爱情故事,言情小说,从来没有人描写和探讨的区域,一种非常罕见的不进不退又不能分的僵持,一直到老贾来才不得不结束,因为我开始有了新的室友。

现在每当回忆起那些与王女士一起度过的那些夜晚,我觉得很是甜蜜和温馨,如果我们真的守不住盘踞在心里的诱惑,像干柴烈火那样燃烧起来,那么这个回忆就不会这么轻松和诗意,而有一种俗气了,那种故事中外小说家写了太多太多,大部分以悲剧结束。

我与老贾的相逢也是命运奇怪的安排。 严格说他曾经是我的老师,教过我金属工艺学。在我快要被定成反动学生时, 他也曾经众人拾柴火焰高地扔了几根小干枝,我在我怎么成为反动学生的回忆中会写这些往事。现在在国外重逢,还住在一个房间里,真是不可思议。 当然老贾现在对我特别尊重,可能已经忘了当年的事,毕竟我当年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普通学生,或者他还记得,不去提它,老贾是非常聪明的人。

老贾比我年纪大十岁左右, 是解放初期的清华毕业生。共产党重工轻理,更轻视文科,所以解放后清华比北大要吃香得多。那时候共产党急需有知识的干部充实部一级的官僚机构, 所以北京的各个部委,大学领导,科学研究领导层中布满清华毕业生,他们形成一个清华网。办事特别容易,相互打个电话,到处开绿灯,这个历史的形成应该与反右有关系。
中共历史上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反右运动,在这个运动前,它踌躇满志,想露几手给中国人民看看,给世界看看,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段子写了他们刚进城时的这种又兴奋,又担心, 又勉励自己的心情。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城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精神不好怎么行?”正要上车的其他中央领导人都跟着笑了。周恩来点点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被退回来。”“退回来就失败了。”毛泽东一脚在车上,一脚在地下,平平地说了句震撼人心的话:“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反右之所以重要, 因为反右后的共产党已经不再是进城时的共产党,不再考虑好成绩,变成一个骑在人民头上的超法律的肆无忌惮的太上皇, 从此以后反党成为超过一切罪行的令人谈虎失变的可怕词。反右后共产党什么都敢做,不怕有人,也没有人敢再批评他们。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共产党做了一件非常伤天害理的事情,如果共产党的政治运动伤害的是5 %  的地富反坏右,那么这件事伤害的是全国人民 ,最有趣的是这件事至今不但没有人批判过,而且无人提起过,我在这里卖个关子,不说是什么,我将在吃的人生那篇文章中以震撼人的文字将这件中外史上空前的共产党丑行公布于中国人民和世界。
为什么反右后无人再敢批评共产党呢?有人想过这个问题吗?因为反右反的并不是共产党的敌人,共产党外面的人,恰恰相反,它反的是它在夺取蒋介石政权中曾经对它有过汗马功劳的出过力的,对它非常崇拜的在国内外有名声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人士,反的是那些听取周恩来花言巧言解放后从国外回到中国建设祖国的知识分子,反的是那些在它的基层,曾经作为地下党,党外围,党基层为它卖过命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些人自认为有威望, 有本钱,有功劳,是党的主人,朋友, 或者仰慕者, 有责任有本钱有资格帮助共产党,才在反右中发言,而现在夯不啷当一下子都被铲除了。中国从此没有了再敢批评中共太上皇的人了, 这些人的铲除,使共产党的官僚机构中一下子出现了知识干部的短缺, 而清华帮的这批年轻的毕业生就在这个时候无功受禄的进入了北京的部委,大学领导,科研领导,市委领导,布满了共产党的官僚机构。
与当年那些为共产党卖命的知识分子不同, 清华帮一进共产党是没有本钱的,他们以对共产党的衷心,听话,紧跟来建立他们在共产党中的地位,升官进爵。 我将在我怎么成为反动学生的回忆中比较详细的论述这个历史。
老贾是清华的, 像刚解放的清华毕业生一样, 那时候共产党的教育方针还没有来得及影响解放初的大学成份,这些人基本都出身于国民党的官僚家庭,资本家地主家庭,正因为如此这些人在以后共产党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中冲锋陷阵比正牌的共产党更铁面无情。老贾的英文非常好,尤其口语,我从他的隐约其辞中感觉到他父亲在解放前与外国人关系非常密切,他说他父亲是一个美国人办的中学的校长,我猜要比这复杂,直至我们相处的时候,他在美国仍然有很多父亲当年的朋友,他这次以访问学者到美国来就是自费, 由他父亲的过去朋友经保,这在我那个时代是非常罕有的。
但是老贾没有像他的同学一样进入共产党的官僚机构,也没有入党,这可能和他极其隐蔽的世界观有关系,他只是享受着在北京办事特别方便的清华关系网的利益,他从来不谈他的政治观,但是在文革中,他告诉我他是大庆公社的摇羽毛扇的幕后人,高干子弟姜杨只是前台的领导人。当时占北京石油学院90%群众的大庆公社是真正的造反派,而只有一二百人的北京公社是货真价实的保皇派,里面集中了差不多全部在政治运动中整人的政工干部。我由此判断老贾的政治态度与共产党基层干部不一致。
从威严的角度看, 世界上有两种人, 一种人看起来很厉害, 动不动就要训人,暴跳如雷,还有一种人,从来不发脾气,讲话非常和气,但是有一种威严,让人看了不怒自威,这才是真正厉害的人,老贾就是后一种人。
我与老贾住在一起,相处不错。老贾的英语是我碰到的大陆那个年纪中最好的,他完全可以听懂英语地方广播,有一天,他听到地方广播说,我们的一个留学生在接受访问时说他非常恨共产党,因为他祖父是开药店的, 解放后被共产党枪毙了,我们都很奇怪,觉得这里大陆留学生除老贾和我以外,都是高干子弟, 哪里来这么一个人,我们分析来分析去, 这一定是小赵欲盖弥彰造出来的故事。实际上我们从他的老乡小刘那里知道,小赵的父亲是省军区首长,他的妻子是省组织部长。他们的英语非常好,与美国人交往很多。有一次小赵在电视上表演炒菜,他的中国厨艺确实是一流, 得名师指点, 非美国的中国饭馆的那些滥竽充数厨子可以相比。可是这次在电视上表演却出了洋相, 他炒菜时, 有一块肉跳到锅外面去了, 掉在灶台上, 他赶忙有手捡了,扔回锅里,我们乐得哈哈大笑。

在我们大陆学生中小赵两口的条件是最好的, 他们有车, 有厨房, 但是他们像躲瘟疫一样躲着我们,怕我们麻烦他们,我们平时买东西都是请台湾同学帮忙,我们对这个情形心照不宣,但是也没有什么办法改变他们。 可是有一天老贾说他有办法,我说怎么办,他向我要了一个我领事馆给我每月寄钱的信封,我说干什么,他说有用。然后他研究了小赵偶尔到我们宿舍来看我们的时候爱坐的位置,正好是在他的床边,他就将那个信封放在枕头下面, 但是露出领事馆那几个字在外面。我说有用吗,他说你等着看吧。
那天小赵来了,果然坐在那里,我也发现了谈话时他有点心不在焉, 老是用眼睛去瞄领事馆的信封。第二天回去后,他非常热情的打电话来,要请我们去吃饭,到了那里一再提议要帮我们去买东西,完全变了一个人,回来后,我肚子都笑痛了,夸奖老贾聪明,老贾只是淡淡地说我太了解这些人了。

但是乐极生悲,我们谁也没有想到, 这件事的后继影响造成了一个真正的悲剧, 这就是我要写的本文第三部分, 徐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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