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原点与目标

2017-11-13 22:18

习近平在北京故宫三希堂与特朗普进行茶叙,三希堂是清朝乾隆皇帝的御书房。还记得2013年5月4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用了习近平当封面,却帮他“穿”上了乾隆皇帝的龙袍,大标题“Let‘s party like it’s 1793”。非常露骨的直指,习近平的“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要回到1793年。

1793年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一年乾隆皇帝八十大寿,英皇乔治三世派了一位全权特使马戛尔尼爵士(Lord Macartney)来华,“特使乘坐头等兵船,并带卫队,送乾隆的礼物都是英国上等的出品,用意不外要中国知道,英国是个富强且文明的国家。英政府给马戛尔尼的训令,要他竭力迁就中国的礼俗,惟必须表示中英的平等。交涉的目的…英国希望中国加开通商口岸…,乾隆十分高兴迎接英国的特使,但是…要他行跪拜礼。”以上文字出自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蒋氏认为,“当时(在广州的)欧洲人把乾隆皇帝作为一个模范的开明君主看,英国人以为在华通商所遇着的困难,都是广州地方官吏出来的,倘若有法子能使乾隆知道,他必愿意改革。…如果英皇帕特使来贺寿,就能得着一个交涉和促进中英友谊的机会”。

如此“美化”英国人的观点,毋宁是“非主流”的,而蒋氏的非主流史观不仅如此,他对之后因英法联军攻进北京而订立的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认为“历史上的意义,不外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要密切了。这种关系,固可以为祸,亦可以为福,看我们振作与否”。然而,这种史观虽然后来是非主流,但在民国初年的有识之士当中,却厥为主流。一个常见的论点是: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省思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之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今日用语“现代化”)就要比日本早20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改变面目。简单说,至少不会有甲午战败一事。

这个论点不是童騃性的“早知道就好了”,而是有历史依据的:

最初在广州烧鸦片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却因鸦片战争而被扣上“生事辱国”的帽子,遭革职发往伊犁“效力赎罪”。他从宁波前往新疆途中经过镇江,与挚友魏源长谈,林则徐力陈“闭关锁国有百害而无一利,应当与外商互通合法贸易,外商莫不已经商为目的,吾等可以夷制夷”,并且将两本译书《华事夷言》、《四洲志》交给魏源。魏源后来编写《海国图志》,是当时介绍西方历史和地理最为翔实的专着之一(“海国”的涵义是海外之国)。魏源在书序中明言:“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海国图志》后来增补为一部百卷巨着,征引了历代史志14种,中外古今各家着述70多种,打破了当时中国人对外界事物一无所知的情况,内容包括了80幅全新的世界各国地图,又以66卷的巨大篇幅,详叙各国史地。

令人喟叹的是,这本书在中国国内印刷数量不过千册。但是在1851年,日本海关在检查中国入境商船时,发现三本此书,如获至宝,连印十五版,极为畅销。1859年,价格已达首版三倍。1862年日本维新派人士到上海,惊异发现从中国“淘”来的本国畅销书,在中国早已绝版!但若当时中国能有反省力,能充分利用到《海国图志》,让国家现代化走向世界,岂不是比日本早走20年?(《海国图志》1847年出版,日本明治维新1868年)

这20年虚度,造成了中国近代史的最低潮(从1894年甲午战争到1900年八国联军),直到民国初年,多数有识之士仍然在思考:中国人能够现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组织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民族是没有前途的。这些人包括中国国民党创始人孙文、中国民社党创始人张君劢、学者胡适之、蒋廷黻等,当然也包括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

于是我们体认,习近平率19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到上海一大会址与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参观,藉以宣示“不忘初心”,那个“初心”,就是中共创党的“初心”;同时对习近平在五年前中共18大闭幕后,率六常委参观复兴之路展览的用意更为清楚,那项展览以1200多件文物、870多张历史照片,回顾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在屈辱苦难中奋起抗争,为实现民族复兴进行的种种探索”。也就是说,习近平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原点,就是前述那个“中国近代史的最低潮”。

那么,复兴的目标(回复到中国历史哪个点)又在哪里呢?

我们都知道孙文的目标是“世界各国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个目标已经达成了;而前述《经济学人》则硬派习近平是要“回到1793年”,也就是乾隆皇帝要英国特使下跪那个“天朝上国”。如果习近平想的真是那个,就不会请特朗普在故宫三希堂茶叙(那岂不是对号入座吗?)。事实上,习近平跟特朗普签署了中美两国史上最大采购与合作订单,包括34个合作项目,金额高达2,535亿美元,预估可为美国人民创造逾70万个就业机会。这肯定不是“天朝上国”,反而是当年广州英商的愿望-中国跟西方扩大贸易,大家互利共荣。

但这仍未解答“复兴到哪个点”问题,答案其实在“一带一路”:拿中国历史对照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当年成吉思汗的模式,当年的蒙古人事实上维持了欧亚贸易交通;“海上丝路”则是明朝郑和下西洋的模式,而郑和下西洋的动机主要是开展贸易,这从郑和“宝船”的名称可知:西洋取宝之船,而明朝“取宝”更不是掠夺,也不是殖民,而是以中国物品交换西洋物品。

若非明宣宗停止下西洋,后来可能不会有清乾隆帝之误,可能不会有鸦片战争,可能不会有甲午战争,中国即使不是世界超强,也将是东亚最强,且在世界上举足轻重,更重要的,世界将可能因此不会出现19世纪的帝国主义殖民潮,因为中国不走那条路。莫非习近平的“复兴目标”就是郑和下西洋吗?

前述的“没有殖民,各民族平等,互利共荣”境界,中国3000多年前就描绘了:礼运大同篇-而那正是习近平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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