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白居易的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

2017-10-30 03:48

(一)

 

前几日看了陈凯歌导演新作《妖猫传》的预告片,画面好看是真好看,不过最吸引我的是这部剧的主角似乎竟然是白居易白乐天。在我的印象里国产商业大片似乎从来没有用诸如李杜苏辛这样的人物作为主角,可能对于帝王将军的历史戏有些审美疲劳了,这一次以大诗人为主角的题材对我来说还是非常期待的。

 

白居易是我一直很想写一写的人物,从文学地位上讲他上承李杜之盛,下启宋词之兴;从时代背景上讲,白居易出生于杜甫去世之后两年,卒于王仙芝、黄巢农民起义前三十年,正经历了大唐王朝由衰落、中兴、挣扎,最终一步步走向崩溃的历史时期。所以说他是一位非常有故事的人。

 

在建国前期的文学研究中,白居易有一个专门的称号,叫做“人民的诗人”,因为他有大量的诗作关心底层劳动人民疾苦,关心世间的不公与残酷。例如《卖炭翁》:“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一句诗两转三叹,先说老翁身上衣衫单薄,意味着生活贫苦;但是衣衫单薄还盼着天气寒冷,因为天气寒冷自己的炭才能卖到个好价钱。短短的一句信息量非常之大,反映了底层劳动人民进退维谷的困难生活。最后老翁“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辛勤劳动换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被皇宫强行征走,皇家征物常用纱绫抵作钱币,而当时钱贵绢贱,半匹纱和一丈绫比一车炭的价值相差很远,这是朝廷用贱价强夺民财。白居易诗作不单单是正面描写劳动人民的贫苦,而是犀利地直指造成苦难的罪魁祸首——当朝的特权阶级和不平等的制度,这是其深刻思想性和批判性的体现。

 

《新丰折臂翁》是白居易的另一首代表作,“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反映了战争强加给人民的苦难。这里新丰折臂翁和卖炭翁同样面临着“两难”:一个是“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一个是“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生而为穷人,能选择的余地真的不多。此外,还有《重赋》描写了“羡馀”祸害人民的惨状:“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村居苦寒》、《纳粟》、《夏旱》等诗歌则是诗人在陕西下邽丁母忧、更广泛地接触了农民生活后发出的感慨,其中对农民苦难生活的描述,对于了解封建王朝底层人民生活状况,有着很大的历史价值。再来看这首《秦中吟·轻肥》: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

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

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

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

尊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

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

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

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十六句诗,前十四句都在描写“内臣”——也就是宦官——这一唐代最腐化的特权阶级,看他们又是朱绂,又是紫绶;又是美酒,又是佳肴;又是洞庭橘,又是天池鳞。在一片珠光宝气浮华掠影中,忽然笔锋一转,一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全诗戛然而止。我第一次读到最后一句的时候汗毛倒竖,脊背发凉。《秦中吟》十首大多为这种形式,《歌舞》写公卿们日中乐饮、夜半歌舞的享乐生活,结句是“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买花》写长安城中有钱人竞买牡丹,以豪奢相夸耀,最后说:“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这样的结尾不但具有很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用,在文学创作层面,也有很大的价值。“欧亨利式的结尾”不如叫做“白居易式的结尾”,毕竟咱们早了一千多年。

 

在中国历史中,白居易也是少数几个将妇女——尤其是劳动人民中的妇女——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摆在重要位置的封建士大夫。《母别子》表达了对一位遭将军抛弃、被迫母子别离的妻子的同情和愤慨;《上阳白发人》塑造了一个后宫幽居四十年,在残酷的宫闱斗争中成为牺牲品的后宫佳丽;《井底引银瓶》展现了一个性格叛逆的妇女形象;《缭绫》的创作目的是“念女工之劳”;《议婚》更是关切了“贫家女难嫁”的社会现象。在《琵琶行》中,为什么后来“凄凄不似向前声”了,一方面是伤感身世,另一方面琵琶女这种“文艺工作者”在当时地位是非常低的,在士大夫严重就是“贱民”的等级(商人社会地位也很低,所以只能“老大嫁作商人妇”),很少会给她们尊重。而白居易这样的“大人物”,虽然“谪居卧病浔阳城”,那也是正儿八经的官僚阶级,“朝廷来的人”,他能够“为君翻作琵琶行”那确实不是一般的待遇。

 

白居易在《寄唐生》诗中说他的乐府诗:“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的天子知。”说他看到了人间疾苦,郁郁何所为,怎么办呢,哭又有什么用呢,我只好把它们写下来,目的就是“惟歌生民病,愿的天子知”。所以白居易写的是什么啊亲爱的们,他写的是唐朝的《生而贫穷》啊。

 

白居易前期创作了一百七十三首讽谕诗,除《新乐府诗》(50首)和《秦中吟》(10首)这六十篇代表作是反映民间疾苦外,更多地还是像皇帝进言,为朝政献计献策,提出解决方法。如讽谕诗第一首《贺雨》即为白居易向皇帝进言降德音,使宪宗出台“降天下系囚,蠲租税,出宫人,绝进奉,禁掠卖”等一系列利民政策,可谓知行合一,功德无量。

 

白居易对底层劳动人民的同情,很大程度上与其出身有关。他小时候因避乱,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十五岁时便写下“故园望断欲如何?楚水吴山万里余。今日因君访兄弟,数行乡泪一封书”这样情真意切的诗作。白居易的父亲早年过世,母亲更是常年卧病在床,白家的生活常常难以为继,白居易和弟弟又是要向邻居乞讨周济。所以说早年的颠沛流离和生活的贫苦,使他和当时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有了感情的共鸣,将身比身将心比心,用大量的诗作来记载人民的疾苦,替人民发声。白居易就是这样一位怀有热忱之心的赤子,永远散发着光芒。

 

(二)

 

除却思想性的高度,白居易在文学上的成就也是划时代的。白居易是著名诗歌改革运动“新乐府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主张诗歌要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救济人病,裨秿时缺”的作用,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一口号。同时在文学风格上,要求文辞质朴易懂,更符合劳动人民的语感和叙事方式,语言通俗到“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同时创作也要考虑词句通顺,是否合于声律、可否入乐。不过新乐府诗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标准,优先保证诗篇的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因此许多新乐府诗多未尝“播于乐章歌曲”。

 

新乐府文学风格的开创,对于后世宋词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也是中国语言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现代汉语与现代汉诗关系研究》一书中这样描述我们如今白话文的渊源:“周作人看到的是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明末文学运动同属一脉;葛兆光看到的是五四白话文运动与宋诗‘以文为诗’传统的血缘关系。如果继续讲探寻的目光往前,再往前,就不断地可以发现“五四”白话文运动与白居易、元稹的承续关系。”

 

可以说,白居易是继李白、杜甫之后的又一座丰碑式人物,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化符号,当之无愧的唐代诗歌“第三极”。相比较于李白的仰望星空与杜甫的脚踏实地,白居易更像是他们的中和产物,既有关心人间疾苦这样沉重的诗作,又有如《长恨歌》这样的浪漫主义扛鼎之作,也有像“绿蚁新焙酒,红泥小火炉”这样的清新时刻。如果说李白提供了天马行空、七分剑气三分月光的诗界典型和狂放自由的人格形象,杜甫留下的是沉郁顿挫、忧国忧民和济世难成的悲壮之歌,白居易则显示出将一切官样文章放下,以平凡朴质面貌示人的诗人,一个既有先进性,又有局限性的封建士大夫。白居易可以说是最本最真的诗人,烂漫的赤子之心,豁达的人生态度,济世情怀和修身情操,以及对文学和理想的执着与认真,这些在他身上高度统一。

 

就是因为白居易真的太“可爱”了,宋代文人对于白居易的追捧都超过了李、杜。当时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做“慕白”,大致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膜那什么一样。首先正如上文所述,白居易的语言风格和文学创作,对于宋诗宋词的影响深远,白居易也有许多传世的词篇,比如那首著名的:“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词牌忆江南遍以此命名。其次,白居易太会生活了,他的一生代表了封建士大夫物质精神双丰收的典范。苏轼就经常拿白居易自比“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看白居易的诗作和文章,可以看到他关于花草、酒、庭院设计,都有非常独到的研究。尤其是庭院设计这一块,白居易洛阳的履道坊宅园是古代庭院代表性建筑,在日本都有着非常广远的影响。再次,当然是一些“粉红知己”的加成因素,苏轼虽然自比乐天,但是还要承认“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意思是我的生活态度虽然跟老白很像,但是没有“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这样的两位绝色佳人啊。不过老苏很快就不自卑了,因为他找到了一生伴侣王朝云,最后还不忘嘲讽一下他这位偶像:“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玄”——白居易心爱的樊素在晚年离他而去,而樊素以唱杨枝著名,所以老苏就洋洋得意地对老白隔空喊话:看我们家朝云“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山云雨仙”。

 

宋朝文人“慕白”的方式有建设、凭吊白居易遗迹,学习白居易的生活方式和处世态度,学习白居易庭院建筑美学,模仿白居易的语言风格,践行白居易的文学理念。讲真,像白居易这样,可爱,真性情,文采又好,多才多艺,又有生活情趣,对朋友重情重义,还有才色双绝的红粉佳人,怎么能让人不粉他呢,怎么能不“慕白”呢。

 

(三)

 

看《妖猫传》的预告片,白居易在电影中因该是卷入了惊天的政治漩涡,估计是皇帝离奇死亡的大案子,正是青年才俊的小白肩负起了探究事情真相的重任。

白居易这种人设在历史上也是有迹可循的。白居易为官早年,真的就遇上个类似的大新闻,虽然不是皇帝被害,但是其骇人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元和十年六月拂晓,大唐宰相武元衡出门上朝,刚出靖安坊东门,便被躲在暗处的刺客射灭灯笼,杀散随从,不幸遇刺身亡,刺客还从容地割下了武元衡的首级。朝廷二把手御史中丞裴度同样遭到袭击,头上、后背、腿上被砍了三刀,身负重伤。危急时刻裴度的车夫王义抱着凶贼大声呼喊,凶贼一刀砍断了王义的手,但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奄奄一息的裴度摔进了路旁的水沟,刺客以为裴度已死,又担心车夫的呼喊会很快招来人,遂扬长而去。

 

政府的一把手和二把手同时遇刺,一死一重伤,这在真个历史上是绝无仅有、耸人听闻的。武元衡是著名的“铁血宰相”,以对藩镇的强硬态度而闻名,裴度是武元衡的副手,坚定地支持他的削藩策略。种种迹象都将幕后的凶手指向了藩镇,但是,朝廷百官却表现出一种唯唯诺诺的暧昧态度。安史之乱后,藩镇势大,本来就没有人愿意得罪,再加上杀人都杀到门口上了,更没有人敢出头了。一些查案的官员都收到了刺客的恐吓信,一时间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大多数官员都做起了当缩头乌龟的念头。这时候有两个人站了出来,一个是兵部侍郎许孟容,一个就是太子左赞善大夫白居易。然而白居易的仗义执言随机遭到了亲藩镇势力的猛烈打压,当朝权贵们认为白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但是当时就是没有人敢说话啊);同时一些不满白居易讽喻诗、嫉妒他才华的人,纷纷添油加醋落井下石,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不过话又说回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因此有了千古不朽的《琵琶行》。

 

说起查案,白居易除了一腔赤诚和对真相的执着外,他的认真、严谨的态度是出了名的。李白有几百余首诗存世,杜甫一千多首,然而白居易流传于世的诗作达三千余首之多,为啥,因为白居易把自己一生所有的诗歌都整理了一遍;他不光整理了一遍,还抄了三份。我们知道,唐诗绝大多数都散佚了,据学者统计现如今流传于世的唐诗,大约只相当于当时唐诗总量的5%。刨却一些水平不高的充数之作,也是一个非常令人痛心的数据。尤其是像李白这样的,随手写随手丢。白居易这样认真既可爱,也是我们后人的福祉。

 

白居易不光是简简单单的整理,他把还自己的诗分为讽谕、感伤、闲适、杂律四类,还为自己注诗,自己给自己注诗这种事,整个文学历史上都是非常少见的。他本来的创作理念就是诗要通俗易懂、言之有物,可能是生怕文化水平低的人看不懂吧。可以说是非常贴心了,这要放到当今社会绝对是个大暖男。

 

对于《妖猫传》的另一个期待,来自于李白。李白过世十年后,白居易才出生,然而电影中李白和白居易的剧照似乎都是青年状态,我开始很好奇陈凯歌导演是怎样处理这个时间跨度的。

看电影的介绍,讲的是一个跨越三十年时间线的故事,里面掺杂了奇幻的元素。白居易毫无疑问是李白的粉丝,《长恨歌》瑰丽奇幻的想象力和灵动飘逸的笔锋,颇有些“诗仙遗风”。白居易路过李白墓时曾赋诗一首:“采石江边李白坟,绕田无限草连云。可怜荒垄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很期待电影里面李白和白居易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其实说到他们两个人,我总觉得他们俩之间有一种怪怪的联系,或者说一种莫名的cp感。后来我终于想明白这个联系点在哪里了——杨贵妃。我们看《长恨歌》,再看看李白杨贵妃的《清平调词三首》,看看里面杨贵妃的形象,是不是给你一种特别相似的感觉?换句话说,白居易创作《长恨歌》之前,用现在时髦的话说肯定对杨贵妃进行了人物小传和人物画像,而这个人物画像绝对是参考了李白的那三首。如果大家读诗读得多的话,仔细体悟体悟,这二人创作的杨贵妃形象真的是一种感觉一个调调。

 

而且在电影里面,白居易似乎与杨玉环发生了一段“不能说的秘密”,之后才有了《长恨歌》。其实在历史上挺有意思的一点是,白居易写《长恨歌》时并未结婚。封建时代男女结婚都早,十八岁之后都算晚婚。更何况白居易的名气不是一般的大,小时就有“神童”之名,十一岁写下“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二十九岁考中进士;写下《长恨歌》之后更是名声大噪,青楼的女子都把这作为一个招牌:“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然而他还坚持单身,是因为心里一直有一个放不下的人:初恋湘灵。

 

白居易十一岁时为躲避战乱举家搬到了徐州符离,在这里认识了他青梅竹马的玩伴湘灵,白居易所作的《邻女》写的就是她,在他为前程奔波不得不背井离乡的途中,又写下了《寄湘灵》、《寒闺夜》和《长相思》三首诗,可见他们感情之深。白居易考上进士之后曾想迎娶湘灵,但被母亲以门不当户不对的理由拒绝。封建社会父母之命大于天,白居易只能以不结婚作为消极抵抗。直到37岁时他才在母亲以死相逼下,与同僚杨汝士的妹妹结了婚。但婚后还频繁的写诗怀念湘灵。这一首《长恨歌》的“恨”字,多半也融进了他的感情经历,才会把杨贵妃的爱情悲剧写得这样直击人心。

 

话说回电影,其实他跟杨玉环的感情并不能吸引我,我最关注的是我们乐天同学的官配元稹到底出不出现。电影里面的男二是一个来自倭国的僧人空海,空海因为对大唐盛世的仰慕和渴望求得“无上密”,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当时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的长安。不料入唐后,在皇宫目睹了天子之死,于是和白居易一起,抽丝剥茧,联手勘破这件案情幕后的真相。看这个友谊的小船划的,真的忘了大明湖畔的元微之吗?

白居易和元稹这一对,真的可以说满足了当代腐女的一切幻想。你们看他们之间的诗作:“愿为云与雨,会合天之垂”;“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里游”“怜君独卧无言语,唯我知君此夜心”“远信入门先有泪,妻惊女哭问何如。寻常不省曾如此,应是江州司马书”“我今因病魂颠倒,唯梦闲人不梦君”——真的是没羞没臊,令人面红耳赤。

 

不过说真的,白居易的这种性格真的适合交朋友,李白有些“傲”,杜甫有些“怨”,白居易真的是对朋友剖心剖肺披肝沥胆。同朝名士元稹、韩愈、刘禹锡、张愔、王质夫、陈鸿……全是他的挚友,就算像韩愈这样跟他有理论分歧的人,最后也成为了一生知己。

 

 

(四)

 

对于白居易的争议也很多,主要集中在他晚年略显消极的生活态度和一些个人感情问题上。正如我上文中所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我们不能超脱于一个人所处的时代环境去要求一个人。就算白居易再怎么悲天悯人、在怎么尊重妇女、在怎么同情底层劳动人民,他依然只是一个封建时代的士大夫。你非要用一些现代道德观去评判他的所作所为,那是强人所难。

 

白居易确实做了一些在我们现代人眼光看来不地道的事,我们也没必要为尊者讳。但是对他的评价有一点我是并不认同的,就是人们普遍指责他晚年的状态,已经不再是那个敢于上书言事、为人民鼓与呼的白居易了。

 

在我看来,其实是有失公允的,白居易晚年可以说是委顺自适,但也依然壮气未销。陈寅恪先生的研究指出,白居易的政治态度是由长庆二年请求外放之际真正转入消极的,而牛李党争正是促成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白居易在地方依然做出了非常耀眼的政绩,依然造福了一方百姓。比如任杭州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盐官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以后去西湖旅游,看见了风光秀丽的断桥和白堤时,不要忘记了这是白居易留个我们的另一个财富。

封建时代的固有矛盾,不是一两个白居易或武元衡就能改变的,白居易年轻时的诗作、奏章,已经能“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当他发现一切无济于事,人终究无法和客观规律做对抗时,选择更脚踏实地的造福百姓,力所能及的改变国家,有什么不好呢。他在杭州可以“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在洛阳可以“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讲道理,在封建时代,像白居易这样的好官,真的就够了。

 

我们在考察白居易晚年政治态度略显消极的问题时,还要考虑到年龄和身体健康的因素。白居易晚年经常留下类似“岂独年相迫,兼为病所侵。春来痰气动,老去嗽声深”这样的诗句。他暮年苏州任上又失手从马上坠下,腰伤久治不愈,眼病也是难以医治。他是白居易,不是钢铁战士,只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赤诚之人,这个时候感慨一下人生,有什么不能宽容的呢。

 

白居易晚年还要直面众多亲友纷纷离世的状况,他活了七十五岁,在封建时代算是非常长寿了。有的时候寿命长,也未必不是一种残酷。他的挚友元稹先他去世,他写的墓志铭;挚友刘禹锡先他去世,他写的墓志铭;他的几个弟弟妹妹也都先他去世……对一位老人来说,恐怕没有什么比这些更残酷的了。因此白居易晚年诗作多为《自悲》《自嘲》《自叹》《自感》《自悔》《自题》等类似的题目,我觉得以此来指责白晚年“消极”,恐怕有些不近人情了吧。

 

白居易的一腔热血,到晚年也并未消退,他依然是那个不忘初心的赤子。长庆二年,眼见国家讨伐藩镇王庭凑久而无功,白居易甘“冒儒生论兵之嫌,诣延英殿进状”,献《行营状》,慷慨陈词,其忠贞不畏之心,可见一斑。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白居易一生都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并不是因为党派分野,而是坚守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道德——为国为民。

 

白居易过世后,唐宣宗李忱赋悼诗一首:

 

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

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诗已至此,恐怕再多的话语也是多余,这就是我们可爱的诗人伟大的一生。

 

来自微信公众号:大浪淘沙(IDknowledge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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