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时代,人文教育为何依然重要?

2017-10-18 22:07

1.比就业和经济更值得关心的是人的幸福

科技高速发展,机器将使人大量失业,父母担心孩子的未来,要靠教育解决问题。唯有让孩子赢过他人、赢过机器,将来才有希望。

各个国家关心经济,注重科学与技术教育,力图培养出有竞争力的员工,商业精英、创业天才、金融巨鳄——所有能够获得巨量财富的人被视为社会中的成功者。

这样的情况遍布世界,却存在着极大的问题和风险,教育除了帮助人们找到好工作,推动经济发展外,本应做得更多。《功利教育批判》这本书正是呼吁人们正视这个问题,要重视人文教育,中国教育界整体上对此的关注和实践还尚显不足不足。

这本书的作者玛莎·纳斯鲍姆是美国政治哲学家,长期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女性、未成年人、残障人士、动物保护、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对于教育问题也十分关注。她像所有持人本主义的人一样提出,经济发展不应该是国家的首要目的,而只是让全民幸福的手段。

职业教育也不应是教育的唯一面向——一个人有多重角色,不仅是工作者,还是一个有自己人生和梦想的个体,家庭中的一员(子女,夫妻,父母),他人的邻居、朋友以及一个国家的公民乃至世界公民,教育除了教授职业所需,还需要加入人文的成分,让受教育者能够更好的为他们未来的多种角色做准备。

人文教育最重视的三点能力是批判性思维、同情心和想象力。一个人要能够反思自己的生活,还要有能力对权威持怀疑态度。我们的社会特别强调竞争,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过分强调竞争可能会在教育中丧失同情心,不是把他人也看成一个需要尊重和关怀的人,而是一个可以利用和操纵的对象,这样的人越能够跑赢越是教育的失败。想象他人处境的能力,想象不同可能性的能力则是一切创新和进步的基础。

2.被忽略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今年一个很火的教育纪录片《极有可能成功HTH》来到中国,虽然要付费,关心教育的人们还是组织了一场又一场放映,我在其中观察到非常有趣的现象,人们更多的关注PBL的教学模式,被结尾处的机械装置所震撼,但少有人谈PBL的目的和片中展示的戏剧项目。

PBL是一种方法,当明确了解目的的时候,能让你更快的实现它。它是个好东西,但归根结底它只是一套方法,一套工具,而不是目的本身。能够提供目的的,恰是人文教育,我在纪录片中展示戏剧的部分正看到了HTH学校的人文关怀。

学生们用古希腊戏剧的方式讲述了马拉拉的故事,第一次看纪录片时枪声响起,击中马拉拉的时候,我还掉了眼泪,它让我想起其背后的故事。

就在不到十年前,塔利班武装占领了巴基斯坦斯瓦特县,马拉拉的家乡,他们禁止所有女孩儿上学。1997年出生的马拉拉即将失学,无法读书,但她没有接受命运,开始公开发表演讲,要求教育权利。第一次在俱乐部里演讲时是2008年,她只有11岁。同年,BBC希望对女孩失学事件做深入报道,希望有女学生匿名为他们书写博客,讲述自己的失学经历,当地所有的女生都因为惧怕塔利班报复而拒绝了,唯有马拉拉在父亲的鼓励下,提供了用于报道的材料。

在之后的数年里,马拉拉持续通过公共媒体呼吁给予女孩平等的教育权,她因此获得了一些奖项和影响力,同时也受到了塔利班的威胁,来自网络上的,从门缝塞进来的信还有电话恐吓。2012年塔利班在一次集会上决定杀死马拉拉。

当年10月9日,马拉拉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遭到蒙面匪徒三次枪击,其中一颗子弹穿过头部,颈部最终留在了肩膀里,马拉拉一度昏迷不醒。HTH的戏剧中表现的正是这个场景。

庆幸的是,经过巴基斯坦和英国医生的治疗,马拉拉脱离了危险,但直到半年后才在最后一次手术后恢复听力,回到正常的生活。这次枪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马拉拉和她的教育平权理念得到了奥巴马,潘基文等公共人物的声援,超过200万人签名请愿让巴基斯坦通过了第一条教育权利法案。

马拉拉也因此在2014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成为了该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17岁)。之后她依然四处奔走继续为教育平权努力。

一个为教育平权而奔走的诺奖得主,出现在教育纪录片里,却被一群对教育感兴趣的人忽略,这个现象本身就值得反思。这种视角的盲点是我们一贯的人文性缺失导致的并将反过来继续作为盲点存在下去吗?

纳斯鲍姆在书中指出,经济发展和政治自由、医疗、教育增长的关联很少,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可能和社会不公同时扩大,并不必然让所有人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以经济增长、职业培训为目的所建立的教育体系是片面的,培养出的只是工具性的人。

如果我们看到HTH时只想到AI时代如何让自己的孩子在竞争中胜出,既不顾及从工业革命到当下几百年间无数因为技术进步而失败、失业的人们的处境,也不关心这个社会如何对待那些边缘人,那些处境不佳者,我们的教育就不是极有可能成功,而是已然彻底失败。

因为我们丢掉了教育最核心的反思精神,同情心和想象力。

3如何过一个经过省察的人生:从苏格拉底到李普曼

好在我们还有着另一套更为深远的教育传统:苏格拉底、卢梭、杜威、泰戈尔等先贤提供给我们许多培养这些能力的理念与方法。纳斯鲍姆花了三章的篇幅介绍这些内容,为我们呈现了一部人文教育简史。

苏格拉底说,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他十分重视辩论的价值,甚至为此失去生命。两千五百年过去,我们仍会认同苏格拉底,相信应该激发人们思考和辩论,而不是听从传统和权威。但是现在的教育更多的是标准化考试,它无法考察反思的能力,只有课堂辩论和更细致的评估学生论文才能了解学生的批判性辩论的技能。

而如果人们没有上述种种自我省察能力,民主制就会有许多问题,苏格拉底认为:

第一,缺乏自我省察会造成目标的模糊,人们为什么生产,为什么战斗,城邦的最高利益为何?没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就无法得出清晰的答案。

第二,缺乏自我省察的人们太容易受到影响,会被煽动。他们会屈从权威和同伴的压力,被发言者的名声,文化,权威影响,被同伴普遍持有的观点所影响,批判性质疑却完全是反权威的,不管阶级,名望,威信,也不管人数,只管辩论中的论点、论证是不是有力。

第三,缺乏自我省察的人们往往互不尊重。

“人们把政治辩论看做体育竞赛,很可能将另一方看成敌人,希望对方失败,甚至希望对方受到羞辱。他们根本不想寻求和解,也根本不想寻找共同点。苏格拉底对待对话者的态度却和对待自己的态度完全相同。人人都需要接受检查,在论点面前人人平等。在辩论中,找出共同的想法和一致的观点,有助于公民同胞得出共同的结论。”

更好的辩论态度是“尊重互相对立的见解,关心双方的观点和可能存在的共同点,而不是将讨论仅仅看做一种自吹自擂,申明主张的方式。这种教育将他者人性化,使学生将对立面的人看做是有理性的生命,至少在某些方面和自己一致。”

这种能力当然有利于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有意思的是,它其实对于经济的成功也有好处。有一些商学院的教师认为NASA和其他一些大公司的灾难性失败就源于人们一味的顺从权威。

商业的第二大要素创新,也需要人文教育增强想象和独立思考技能,这些技能对于保持一种成功的创新文化至关重要。

更重要的,批判性思维有助于保持一种良好的政治文化,造就尊重个人异议的文化,避免人们倾向于服从权威和同伴的压力。泰戈尔在一次演说里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社会生活的官僚化以及现代国家无情的、机器般的特征,压抑了人们的道德想象,使人们默许暴政时毫无良心的刺痛。如果不想让世界径直走向毁灭,思想的独立便至关重要。

人们日益容忍自己被用作一台庞大机器上的零件,去完成国家当局的各种计划。只有充满活力的、批判性的公共文化,才有可能遏止这种有害的倾向。”

有些社会要应对基于种族,种姓,宗教,地域,阶层,性别等的歧视和偏见,更需要互相尊重的理性讨论氛围。

苏格拉底思想就既是一种社会实践,也可以看成学校或者教育的一部分。要想培养学生的能力,可以采取以下几种办法:

1.一些哲学教材可以提供基本的起点,培养学生赋予灵感的探索和积极的思考。柏拉图的对话录就是不错的材料。

2.形式逻辑也非常有益,可以用于分析从报纸社论到政治演说当中的各种议题;

3.学生应该在课堂辩论和论文写作中运用所学

这种辩论方式与聪明与否无关,它是习得的,也只有学习和实践,这种作为公民素养和政治参与的能力才能得到更充分的培养。当然这就要求教师具备多种能力,可惜在欧洲和亚洲很是少见,上课依然是大量讲授,对于作业的反馈也很少。

庆幸的是,苏格拉底式教育的各种模式,作为被动式学习的对立面,在许多地方被实践着,从18世纪开始,这些实验在欧美,在印度的不同地方独立展开,又大大地互相影响,互相借鉴。这些教育实践者的改革动力都是意识到死记硬背的教育和学生的被动性对他们的公民素质和人生没有好处。

卢梭在《爱弥儿》当中强调了恢复少年自治能力,使他独立思考依靠自己解决问题,不依赖权威,但卢梭没有真正的实践。而和他同时期的一些教育家则按照各自的教育观创办了学校。

瑞士的约翰·佩斯特拉奇(1746-1827)反对灌输式的教育,认为那是在培养顺从听话的民众,长大后往往会服从权威,绝不提问。他要做的是通过发展儿童各种天生的批判能力,恢复他们积极的、探索性的思维。他也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的同情心和爱心,重视教育平等,还是“问题课”的发明者,虽然在那个时代,他的理念太超前,创办的学校都失败了,但是欧美的许多人受到了他的影响。

德国教育家弗里德里希·福禄贝尔按照佩斯特拉奇的精神进行了早期教育改革。他是“幼儿园”的创始人和理论家,和我们今天早早让孩子接受技能训练不同,他主张儿童在同情与爱的环境中做游戏来了解和展示自己的能力。通过操纵物质对象,儿童就能够学会积极的思考和掌握他们的环境,他的教学法鼓励儿童积极主动、探寻和提问,而不仅仅是接受。

美国的布朗森·奥尔科特,在1834年创立了坦普尔学校,给三十个学生上课,他始终采取提问法而不是讲述法,教师会鼓励学生自我省察——从思想到情感。他说:“教育的过程,就是启发心灵内的思想,使之联系外界事物,再返回思考心灵本身,来认识事物的真实形态……教育是一种自我实现。”

他还重视诗歌对情感发展的作用,常常在课堂上朗读和讲解诗歌。他也重视辩论,教孩子对自己的思想负责,这样的教育塑造了重视自我省察、个人责任感的个体。

赫瑞斯·曼,杜威之前美国公共教育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创办了安提克学院。他主张废奴,妇女平权,倡导全民教育,主张每个人都应得到免费的文科教育而不仅仅是劳动训练,主张在全美建立免费图书馆,他的改革联系着平等主义。他也反对死记硬背的教学,认为单靠模仿而没有理解,儿童根本就不能学会阅读,受到苏格拉底的影响,安提克学院是最先重视课堂讨论的学院,甚至提供了教师指导下的独立研究课程。

约翰·杜威则是在美国实践苏格拉底是教育最有建树的人,他教学的核心目标是造就积极、有求知欲、有批判精神、彼此尊重的民主公民。他对经典“巨著”持怀疑态度,因为他目睹了这些书籍变成了权威,攀附名人代替了真正的智力思考。

他认为传统教育的核心弊病,就是鼓励学生的被动性。学校被看成了听课和吸收的地方,重视听讲甚于分析、考察和积极地解决问题。他理想的学校却正好相反,学生不是被动的、怠惰的接受和保存知识,而是活泼地释放自己的能量。

他认为培养这种主动精神最好的方式就是把教室和真实世界联系起来,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解决问题。在劳动中学生自然会提出问题,这些材料从哪里来,谁制造了它们?怎么来的?劳动如何组织?(棉花为什么不能直接纺织?奴隶劳动和棉花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问题可以一直问下去。)这样儿童就不只是主动学习了社会技能,也学会了思考,同时了解到世界的相互联系。

欧美之外,还有印度的例子,教育实验者繁多,影响最大的就是泰戈尔,他不但以诗歌成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还是小说家,剧作家,作曲家和画家,也是舞蹈编导,他重视苏格拉底式的自我批判,也重视艺术带来的包容性和同情心,许多欧美的艺术家和教育家访问过泰戈尔,玛利亚·蒙台梭利就在其中。

泰戈尔同样反对死记硬背,把传统教育比喻成“训练鹦鹉”,他也通过让学生编排戏剧来质疑传统,苏格拉底式的提问教学法最受重视,他还鼓励学生主动发起会议决定日常生活,把学校描述成自治的共同体,鼓励儿童们探索智力的自立和自由。他还采取角色扮演的方式,让学生把自己想象成另一个人来体会和理解他人的心思,在苏格拉底提问教学法和想象性同情之间建立了联系。

以上这些人在理念和实践上不断推进苏格拉底式辩论,而后来者马修·李普曼则细化了这些教育的步骤,编写了教材,使得这些内容易被老师学习、应用,他同时是“儿童哲学”的创立者,相信年幼的儿童是积极主动,喜欢提问的生灵,他们的探索和质疑能力应当得到尊重,得到进一步发展。他的教材(如《教室里的哲学》)是很好的哲学课本和逻辑课本,能够使学生懂得从何处入手靠自己去研究柏拉图的对话录。

总结起来,将中小学教室变成苏格拉底教育思想的课堂,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也不需要天才,任何社会只要尊重儿童的头脑并且愿意追求不断发展的民主,都完全能实现这个目标。

4.面向世界:历史、经济的重要性与多元身份意识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众多问题是世界性的,如全球气候变暖,贸易,保护环境和动物物种,核能的使用,劳工和儿童的保护等等,这就需要每个人成为世界公民,而不仅仅是美国人,中国人或者印度人。

更进一步来讲,就是一个人需要了解多元的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无论它是国内的还是其他国家的,需要个人有一种广阔的眼光而不仅仅关注一片局部地区,或者自己所属的特定文化和特定人群。否则他就会变得狭隘,充满偏见,无法理解差别,理解其他人和人类共同体的需要和利益。

教育必须加入世界历史的知识,在全球大背景中学习本国历史。同时也需要年轻人理解全球经济如何运作,每天的食品,饮料,服装从哪里来,经历了怎样的复杂劳动,由什么样的人参与其间,过去的殖民主义,现在的大资本跨国企业如何影响各地的居民,决定他们的人生机会。

不同的教育者重视不同测侧面,泰戈尔重视消除种姓和宗教的隔离,杜威则强调经济史的作用,因为它不是王国和权力的兴亡史,而是普通人控制自然,使自由得到发展的历史。

总体而言,要培养世界公民,就要借助历史、地理、文化的跨学科研究,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史、宗教研究等等,还要随着儿童的成熟而循序渐进。有些历史的内容会鼓吹种族和阶级至上,对于其他的宗教充满偏见,这是需要避免的。

更重要的是学习历史的方法不应该是死记硬背的记忆,而应该运用批判性思维,教给学生收集和评估证据的技能,如何用证据论证结论,如何鉴别互相矛盾的陈述,讨论和评估特定地域内权利和机会的差别,妇女和少数人群的社会地位,不同政治组织结构的优缺点等等议题。

他们还应该学会深入研究自己不熟悉的传统,掌握一些专门化的方法。可以独立的去深入了解某一特定宗教,或者诸如乌拉圭,巴布亚新几内亚这样的特定国家中的生活方式。

少年儿童已能理解经济学原理,也需要启发儿童思考商品的起源,交换机制,从而思考世界经济如何运作,为成为有远见的消费者和投票者做好准备。

到了大学阶段,历史课程将越来越带研究性质,比较宗教学也会更复杂全面,学生需要切实了解经济学和全球经济运作原理,并且学习社会公正和全球公正的课程。

总结起来,必须从人文学科批判性思维的角度,结合宗教研究和正义理论去教授世界历史和经济学知识,才能培养良好的世界公民,使得我们能够共同解决人类面对的重大问题,更好的进行公共辩论。

5.想象他人处境的能力:游戏与艺术教育的目的

除了逻辑和实际知识,公民还需要第三种能力,就是同情心——想象别人在其处境中的感受的能力。英国的儿科医生和心理分析学家,唐纳德·温尼科特经过大量的临床研究,提出了用想象性的游戏来培养孩子同情心的方法。

他认为儿童心理发展过程中,只要一切正常,就能产生道德关怀。而游戏发生在人与人之间,让人们体验“他性”(otherness),儿童也自然能够体验到好奇心,游戏是好奇心的来源,也有助于儿童在友情,爱情和政治生活中健康态度的发展。

早期的教育家发现了同样的观点:在培养健全人格方面,游戏发挥着关键作用。许多人不理解游戏的教育价值,早期教育家们则主张将游戏融入教育结构,借助想象将故事和人物性格赋予简单的形体去探索周围的环境,或者在游戏精神的指导下的实践活动中丰富儿童的个性。

对于成年人而言,艺术是游戏的延续,泰戈尔就在自己开办的学校引入艺术教育,用角色扮演教学法要求学生以自己不熟悉的立场去思考;排练戏剧让对身体感到羞耻的女孩子能够自由的进行肢体活动,泰戈尔编排的舞蹈动作非常复杂,兼具阳刚与阴柔之美,舞剧的主题通常都有明确的男女平等观念。

这些舞剧的目的不但在于创造一些优美的艺术作品,更在于培养学生的情感和想象力。各种艺术作品能够让人变换看问题的视角,带入环境不同,背景不同的人的生活,就有助于将他人看成和自己平等的,有尊严的,有内心世界,有价值的人。

跨地域和族群组织起的合唱团(比如书中的例子:芝加哥儿童合唱团)也有利于弥合社会,让儿童互相了解,在共同体中感受平等的氛围。

这样的艺术教育益处多多,更重要的是可以因地制宜,成本很低,无论哪里,只要有意识,并且对教师做一些要求和培训就可以实行。

6.结语

《功利教育批判》中不但表达了对人文教育式微的担心,也论证了人文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实行人文教育的方式和诸多实践,从理念到实例内容相当丰富。在当今中国,人文教育的缺失问题仍十分严重,这本书很值得关心教育的朋友们都来看一看,对理解教育,实践教育都大有好处。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杯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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