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丽娟:红楼“女神”的真实人生

2017-09-21 22:09

在北京一个月,欧丽娟教授的时间表严格有序:上午在住处写论文,下午配合出版社接受采访,晚上在高校里讲《红楼梦》。她会提前约定见面的时间地点,然后准时出现,基本不作任何改动。因为她没有手机。

9月11日下午两点,欧丽娟准时出现在咖啡厅。

天气原因,她有点过敏,一直在流泪。她从包里拿出一张之前在用的餐巾纸,擦干眼泪,放回包里,过不多久,她又把这张皱皱的餐巾纸拿了出来。

“啊,这里的咖啡为什么这么贵?”指着36元一杯的价格,欧丽娟犹豫了。“您只管点吧,没关系的。”北大出版社的工作人员说。在两次询问了“如果在这里只喝白开水是不是不太礼貌”之后,她最终点了一杯拿铁。

“我们开始吧。”

只关心最精致的文学

网络上几乎找不到欧丽娟的个人故事。她因讲授《红楼梦》而走红,但她的名字只和她的学术身份连在一起:1963年生于台湾,毕业于台湾大学,然后就是一系列关于《红楼梦》或唐诗的著作、论文的篇目索引。

“大概是因为我低调,不愿意谈论自己吧。”欧丽娟所有的话题,说着说着就会回到《红楼梦》或者唐诗研究。“小时候台湾经济比较贫乏,偶然在亲戚家看到一本破破烂烂、版本不好的《唐诗三百首》,如获至宝,在那里面我看到了精致的、凝练的,甚至是宏大的世界。”欧丽娟回顾和唐诗的相遇,感慨道:“所以我只对价值美好的东西感兴趣。六大奇书除了《红楼梦》,我都没感觉啊。”

“美才并济,不老女神。”朋友圈里,有人赞美这位生于1963年的女老师的容颜和保养有方。“那个年龄是错的,我没那么老哦。虽然也没有差很多,但是被人家算多几岁,总还是会生气的。”她说。

即便年份有误,欧丽娟求知欲最旺盛的青春岁月,总还是会赶上台湾的戒严时代。很多台湾知识分子在回顾那段岁月时,总会提起自己悄悄藏起、来路曲折的“禁书”和政治诉求。欧丽娟则不同:“我还好,完全不关心政治,从小就只关心文学,而且是最精致最高雅的文学。我对白话小说、戏曲一类的俗文化没兴趣,对于精致的唐诗、正统的文类有一种很直觉的爱。”

还有资料说她师从台静农和齐邦媛。“台老师是台大中文系的精神导师,我并没有直接当过他的学生,私底下也没有过交流。”至于齐邦媛老师,故事就很多了。欧丽娟求学时所在的班级,是齐邦媛退休前带的最后一个班,感情很深,她搬到长庚养生村隐居写《巨流河》的岁月,还会接受班里学生的拜访。“齐老师把大量的心血奉献给台湾语文教育和台湾文学的国际化。”欧丽娟回忆说,“家国的悲痛潜藏在她的生命里,这是没法消解的、终其一生的痛苦,她在教育学生时完全没有显露,直到晚年才爆发成《巨流河》,这本书是她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创作。”

在欧丽娟看来,学者的个人经历和研究创作是可以截然分开的。“我不喜欢自我暴露。我个人其实就融在所谓客观的研究里。如果个人不局限在自己的境遇里,就可以无私无我地了解各种各样复杂的人性。所以我可以透过《红楼梦》探索人性,不一定要自己直接体验。”

“人只有不断地缩小自我,大的世界才会向我们展开。”在公开课上,欧丽娟经常纠正读者的“误会”,她说,曹雪芹这样第一等伟大的小说家,不必通过移植个人经验、展现个人好恶来写《红楼梦》,“伟大的小说家和他笔下的世界是可以分开的,我对《红楼梦》的研究,和我个人也是可以分开的”。

红楼女性的价值在于“齐家”

《大观红楼》脱胎自欧丽娟的网络公开课的底稿,计划出版四卷,已经面世的两卷,一本是总论,一本讲小说中不太受关注的某些女性,她们构成了“母神系统”。

“《红楼梦》在宣扬女性价值的同时,是隐含着性别偏见甚至性别歧视的,觉得《红楼梦》在性别上非常具有革命性,这是一种想当然。在女性地位是次等的状况下宣扬女性的美好,不是没有实质内容的想当然吗?”欧丽娟这个说法,和通常的认识不一样。

“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 贾宝玉这句话经常作为褒扬女性、贬低男性的证据被援引,但在欧丽娟看来是一种误读。“这是不对等的比较,‘女儿’是未成年少女,还没有其他社会身份与相应的责任;‘男人’则是成年男性,已经承担了多种社会职能。从逻辑上说,‘女儿’和‘男儿’、‘女人’和‘男人’的对比才有意义。”她说,一旦“对等比较”,就会发现宝玉的逻辑错误:“第七十七回,宝玉分明说‘女人个个是坏的’,‘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账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

“女儿”和“女人”不同。“清代有人将女人划分成两种,早慧聪明卓有才华的,会被比喻为谢道韫,女孩的才华会成为包括父亲在内的整个家族的骄傲。”在欧丽娟看来,林黛玉就是停在了这个阶段。“如果一个女儿不曾早夭,就会被期待被培养成写《女诫》的班昭,也就是对家族有贡献,成为女性的道德导师。”

欧丽娟认为,人们读《红楼梦》怀有一种“少女崇拜”,而没看到成熟女性的胸襟与才略,所以在第二卷里,她把目光转向贾母、王夫人、贾元春、刘姥姥……她们是“齐家”的典范。“对于传统知识分子而言,‘齐家、治国、平天下’形成了人生实践之最高理想的同心圆结构,‘齐家’与‘治国’分享了人生同等的意义,所以曹雪芹在第十三回以回末诗‘金紫万千谁治国,裙衩一二可齐家’来赞美这些齐家的女性,表达了‘齐家’这一女性的价值所在。”

欧丽娟解读《红楼梦》,很重要的一面是剖析贾府的伦理秩序,并给予肯定。她认为,在男女等级森严的体系里,持家很重要,是女性能力的一种施展。不过她表示,“齐家”并不代表她个人的女性观念。“一个研究者所研究的文本事实,跟她自己的价值观是两回事。女性现在也可以走出闺阁,可以求学,担任公职,施展才能。这个时候说女性的最高自我实践是齐家,明显不对。”

欧丽娟觉得,“现代女性当然可以不把家庭当作唯一,甚至可以选择不结婚。但如果女人有家庭,要不要把齐家当成一个最完美的状态呢?抽象来讲当然是。因为我们都希望家庭幸福圆满。”她话锋一转,“但问题是,你要不要牺牲事业、牺牲自我,以家庭圆满作为生活目标?《红楼梦》的时代没有这个问题,那时一个女性的全部就是家庭。可现在的女性不同,她必须有更大的智慧和学养来面对这个新状态。”

对未婚女生择偶,欧丽娟的看法是:“选对象的时候要认真。女孩当然要找一个喜欢的人,他足够开阔地来支持你的事业,如果他不能接受你有自我,那你可能就要踩刹车。但大部分女生的悲剧是,喜欢上了就结婚,之后才发现,因为之前没有足够的智慧判断,价值观并不符合,然后造成痛苦。”

欧丽娟觉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不是全然的礼教吃人。“今天每个人婚恋自主,可是拥有选择权的人也会付出不一样的代价,所以离婚率这么高。但不要误会,不是说老人家的判断一定对,但他们有时候是对的,因为他们经验多,可能会比你更清楚地了解到,你选的对象不合适。”

“唉,我们现代人啊,就是常常把问题简化。”她感慨道,“任何一个制度,都不可能是绝对的好或绝对的不好。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大观园里的好榜样和坏偶像

若如欧丽娟所言,《红楼梦》依然没有突破性别偏见,那大观园里谁是值得现代女性学习的榜样呢?

“探春。”欧丽娟斩钉截铁,语气里带有探春多年未被人发现的遗憾。

“只有探春。她能意识到自己怀才不遇的原因,就是因为性别。她说如果自己是个男人早就出去了,‘偏我是个女孩儿家’。通常人是会受到时代限制的,她竟可以在这种限制里意识到性别的不平等,然后没有抱怨,没有鲁莽的抗争,她身上有韧劲。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了不起的女孩子,用心胸消解这种不平等。”欧丽娟认为,在小说所设定的背景里,探春终有一天会成长为“齐家”的母神,如果是在现代,“就能有一番大事业”。

“宝钗有各方面的优点,让她持家没问题,但她绝不会去发展个人事业。黛玉就没有这点意识,她承认女人就要安于自己的性别规划。所以‘黛玉粉’啊,缺乏探春的女性力量。”欧丽娟最担心女读者们以黛玉的缺点为榜样,“去学林黛玉的小性儿和率直,以为闹别扭就是女性的可爱,以为宝玉的选择就是完美。这是什么逻辑?一个有很多缺点的人,还可以被某一个人很爱吗?”

这时,列席采访的男生补充说,根据他的经验,男性读者里钟情黛玉的也不在少数。“他们似乎很喜欢黛玉的率真和使小性儿。一个女孩对自己撒娇,想要什么却不说,其实能带来满足感,就是一种猫捉老鼠的游戏吧,把你放出去,再追回来。反而是各方面都做得特别好的女生,他们会觉得无聊或者搞不定。”

听到这些,欧丽娟有点着急:“男人们不想要平等的、互相帮助成长的伴侣,还是需要那种满足他男权中心位置的女孩!那我只好说,不管男女读者,都是在林黛玉身上自我耽误啊。”

“大陆怎么这么多黛玉粉?”欧丽娟感到不解,她有一个发现,“用你们的智能手机查查百度贴吧,看看‘黛玉吧’和‘宝钗吧’的人数。”

立刻查了一下——“林黛玉吧”有4万关注、70万贴数;“薛宝钗吧”有4000关注,10万贴数;欧丽娟所推崇的探春,贴吧里只有几百人。“我们这个时代怎么回事?明明已经自由平等,鼓励女性追求自我,可是对林黛玉却有一种普遍的偏执,内在的自我还是追求林黛玉那种柔弱、受限于闺阁的形象。这不是很奇怪吗?”

“贵族之家”的风范与“恩赐”

欧丽娟常受邀去做“贵族世家”之类的演讲,她乐于讲这个主题。《大观红楼》里也表现出对贾府贵族生活秩序的赞美。

“我们要先了解,贵族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雍容的穿戴,精致的生活,铺张的场面,统统不是欧丽娟所定义的贵族,“仅有这些,就是金光闪闪的暴发户啊!贾府不是暴发户。”那贵族是怎样的呢?“是内敛低调的优雅,是历史沉淀的温润。”

“贵族是精英文化的一部分。他们处在经济的上层,从小接受跟文人一样透彻的庞大的知识教育。和一般文士不同的是,他们还受到历代相传的深厚家风的规范。”在欧丽娟看来,贵族必须自我节制,“这是文明的一部分,有克制才算贵族。”她又引申到现代生活,“西方的自由建立在尊重别人、提升人格和自我控制上。所以自由不是放纵,林黛玉的那种自我放纵谈不上自由。”

趣味也定义不了贵族。欧丽娟觉得,好似有一定审美追求的中产阶级,“品位其实是比较庸俗的。”“那些自以为是贵族的人,我只好说,往自己脸上贴金,你们是弄错了。连张爱玲都不算是贵族。”

在她的定义里,“真正的贵族”不仅要有精神财富,也要富而好礼、宽柔待下。在《大观红楼》里,她赞美贾府的“母神”们对下人的“恩赐”。

“要在当时的等级制里看这件事,上对下,额外的好处就应该叫恩赏。在当时的社会,奴隶就是私有财产,是贾家买来的,贾家有处理财产的自由。”在欧丽娟看来,这种贵族的恩典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下人与主子吃穿同用、比如遣散下人时的气度,“下人是花钱买来的,受了很多优待,放回家的时候还可以无条件解除卖身契,给予自由,这就是开恩了。暴发户能这样做吗?西门庆会把下人卖掉,再收一笔钱。但贾家只知道买人,不知道卖人。”

欧丽娟在课堂上讲起这样的“恩典”,谈到如今主管解聘下属的无情,她问道:“为什么好的等级制里,好的上下关系,现代人不能借鉴呢?法律上人人平等的今天,劳工有法律的保障,但还是会有上级对下属的刁难、压榨和剥削对不对?王夫人这样有绝对权力的人,在处理下人时体现的贵族修养,现代人为什么不该借鉴呢?”

欧丽娟还提醒记者想想等级制对社会的“正面意义”。“其实贾府的等级制,有点像希腊文化。为什么希腊会变成西方文化的摇篮?就是因为等级制,基本上都是由奴隶去劳作,希腊人民做什么?就是在广场上讨论哲学、创造文化。”在她看来,《红楼梦》也是类似的道理,黛玉写《葬花吟》是有条件的,因为少女们根本不必洗衣服,“所以受了很高教育的人,才能把所有的心力放到文化的追求和思考上。”

欧丽娟的节能人生

大观园的少女不必“洗衣服”,但欧丽娟对此却亲力亲为。她的自我要求很严,她要在自己的标准里生活得像一个贵族。

“精致文化的传统,要靠分层(分工)来实现,我们现在当然不可能复制等级制,让下人帮你打扫。但是可不可以学会像贵族一样,也把你的生活简化?”欧丽娟说。

在她看来,极简生活才是贵族生活的本质。贵族不是物质的极大满足,不是豪奢的盛宴或昂贵的化妆品。她和学生们聊天,说十二金钗也都是用最简单的肥皂洗头发,她鼓励学生们尝试。“我们可以活在世界里,但是不要让世界活在我们的心里。你要变成你自己的贵族。”

她不用手机,是为了不在网上聊天,把时间留给学术研究。“我们已经把太多时间花在额外的事情上,花了很多力气去迎接社会的标准,这样就没办法去做文化的承担者和追求者。”

家里有电视,主要是先生看,她偶尔看看Discovery的纪录片。纯书斋的生活给了她另外的馈赠:因为较少晒太阳,她的皮肤比较好,她如此解释自己的保养秘诀。

欧丽娟对环保有一种信仰般的执著。在大陆为期一个月的讲学,她带了一块水晶肥皂,为了手洗衣服——这是她在台湾就有的习惯,她家里没有洗衣机,所有的衣服都是手洗。一方面,她认为洗衣机浪费水而且不环保,她不用化学成分的洗衣粉。另一方面,她觉得人应该为自己的生活劳动。“这个过程是用劳动和日常生活达到一种均衡,让你回到真正的生活本身。”她说,手洗衣服的另一样好处是——因为辛苦,所以一件衣服在可洗可不洗的时候,就会考虑是不是再穿一天,减少浪费。

她很反感浪费。在北京,她不希望有宴请;如果一定要吃饭,那饭菜不要剩下;如果真的剩了,她会打包带走,当作夜宵或者第二天的早餐。“你在书里看到贾府吃饭排场很大,只有这样的大场合,才会有情节发生。他们不会浪费,我有证据的哦,他们不剩饭,剩下来的会给比较亲近的下人吃。”她指着桌子上的葡萄,拟作是一桌盛宴。

出版社的工作人员觉得她喜欢吃葡萄,又买了一点。“之前的还没吃完呢。”她顺势讲起生态循环,“就算是吃葡萄,我会把葡萄皮埋到土里,可以转化成养分,就不用再浪费你的塑胶袋。”她突然想起来,“装葡萄的袋子呢?拿给我,我要收起来。你们太浪费啦。”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欧丽娟忽然说要回房间拿个东西,然后匆匆走了。回来的时候,她手里多了一个空的矿泉水瓶,她把杯子里剩的柠檬水倒了进去,“这样就不必再和酒店要瓶装水了”。

“学术即人格。”欧丽娟相信,平时怎么要求自己,就有什么样的人格,“对我来讲,小小的自我真的不重要,自我越小,越能够明白人家在想什么,越能想清楚:一个人活着不只是享受自己人生的福禄寿考,而是对这个世界负有责任。”


本文首发于“活字文化” 作者:张知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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