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把北宋晚期的党争说得很明白了

2017-09-13 22:09

北宋晚期的新旧党争是研究中国朋党之争的重要范本,一种观点认为:恰恰是北宋晚期日益激烈和枉顾底线的新旧党争,摧毁了士大夫阶层彼此的默契,进一步降低中央政府办事效率和政治信用,为北宋灭亡埋下隐忧,即党争误国。但北宋晚期新旧党争的具体演进,以及元祐更化与路线转折的背景、催生因素和影响等,却需要具体论之。而宋史研究者方诚峰的著作《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通过大量的史料对照和对古今史家观点的辨析,有力回应了上述问题。

北宋晚期的新旧党争是史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王桐龄撰写的《中国历代党争史》就涉及了这段历史。而诸如《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宋代政治结构》、《北宋文人与党争——中国士大夫群体研究之一》、《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北宋中期以后之官制改革》等书,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一些代表作。

古人云:“以旧眼观新书,新书皆旧。以新眼观旧书,旧书皆新。”方诚峰对宋史的研究,继承了其师邓小南的治学思路,并大量研读海外宋史研究者的著作(以日本为主),他认为:研究政治史,需提防一种偏狭,那就是将政治史简化为权力斗争史或利益争夺史。

由此,方诚峰提出:“本书不是要否定北宋晚期政治斗争的激烈性或其他政治上的困境,而是试图说明,政治分裂、腐败只是现象,其背后的根本动力在于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的变化。”

研究历史,忌讳从结果推过程,否则容易陷入“唯结果论”的误区,即因为当时人做事的结局是令人失望的,甚至是有危害性的,而否定他的一切努力,或者通过其行动结果,而简单推论行动者的性格、动机、地位。比如:一种流行观点认为:公相蔡京在徽宗朝四度主政,权势熏天,形成了所谓的“蔡京专权体制”,误国误民。这种判断从表象观之,确实不错,但细细斟酌,我们却能发现:蔡京的专权,根本上是帝王的授予,而蔡京的沉浮,也与徽宗对权力结构的调整息息相关。所以方诚峰道:

“蔡京处于制度的底层,地位超越普遍宰相,貌似到达了权力的巅峰;但他参与政事的实际程度,却又因‘公相’之制受到精确、有效的限制。”

明白这一点,读者对徽宗与蔡京的关系会有更深的理解,在表象上,是徽宗贪图玩乐,懈怠政治,而任由蔡京弄权。但有没有可能,徽宗通过对权力结构的精确调整,来满足自己的权力控制与政治野望?尽管他所经营的政治图景最终破产。

北宋晚期的政治结构变动,一个牵动其中的主线是君权与士大夫权力的妥协与斗争。在高太后主政时期,高太后秉持“与士大夫共治”,由于皇帝年幼,这一时期士大夫群体权力达到顶峰。但绍述以后,主上亲政,君权反扑,并利用新旧党争重重打击了士大夫阶层,君权从此压制士大夫权力,到徽宗一朝更是如此,君主不再追求“与士大夫共治”,而渴望通过权力结构调整达成实质上的“一人独治”,这一时期,新旧之争也早就变味,政争的诉求,不再是何种路径能让国家富强,而成为打击异己的幌子。

方诚峰的研究思路,实际上顺应了当下学界对北宋晚期政治史的思考。北宋晚期为什么会出现新旧党争?建国以后,主流的观点是阶级斗争说,后来又有儒法斗争说,当如今的学者更重视变法时期的儒学复兴运动背景,追究其思想根源。同时,方诚峰质疑“将北宋晚期塑造为一个君子小人之争的时代”,他说:“北宋晚期的新旧、邪正、君子小人的二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当时及事后的‘话语’,‘朋党’或‘党争’,无论是从所谓的‘新党’‘旧党’之分,还是从各自的‘内部’来看,实际阵线、结构都非常复杂,而且远非固定。”

当我们审视从熙宁、元丰延续到徽宗时期的新旧党争,这种政治斗争,起初双方还都只是意见不合,但殊途同归,无论是王安石还是司马光,都渴望通过自己的治国方略改变北宋中期以来的体制困境,尽管彼此政见不合,但二人私交良好,保持着对各自的尊重。可以说,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关系,体现出中国士大夫交往的理想一面,而他们的政争,与其说是大地主阶级与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不合,倒不如说是儒家士大夫阶层的一次内部分化。

同时,他们的分歧,也需要结合地域的差异来分析,钱穆先生说:“以中国疆域之大,南北两方因地形、气候、物产等之差异,影响及于社会之风习,以及人民之性情;双方骤然接触,不免于思想态度及言论风格上,均有不同,易生抵牾。所以王安石新政,似乎有些处是代表着当时南方智识分子一种开新与激进的气味,而司马光则似乎有些是代表着当时北方智识分子一种传统与稳健的态度。”

而在这本书中,方诚峰就在第一章详细剖析了司马光的政治蓝图,认为以司马光为总设计师所开展的元祐之争,除了“尽废新法”的破的一面,还有它“立”的一面。

司马光相信理想君主的力量,同时主张维持一种多元而稳定的政治秩序。方诚峰认为:司马光的作为一位史学家,他毕生都希望找到一个避免北宋衰落的答案,而他晚年所归纳的答案是:“一个理想的君主可以保证政治正确,一个多元意见并存的政治局面可以保证君主不选择歧路,德行为先的选才策略可以保证多元意见不伤害政治秩序的稳定。”

但悖论在于:司马光与高太后尽罢新法,诚然可以推动他的政治理想更快实施,但也完成了士大夫阶层潜在的分裂扩大化和动荡化,令新党因感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加深成见。事实上,当时朝堂上对待新法的主流意见是:不可全用,也不宜尽废。如吕公著、范纯仁、苏轼、李常、曾巩等人皆非新党,却都不同意尽废新法。所以,司马光的主张,实乃少数派的意见,却因为高太后的支持而成为朝廷之法,这也为后来的绍述埋下伏笔。元祐政治路线,从一开始就是不稳定的。

元祐政治路线的另一个矛盾在于:它想维持一种安静的政治氛围,可推动的方式却有激进之嫌。尽废新法,本身就极具争议,偏偏这一时期又整出车盖亭诗案这样为了根除新党而制造的迫害事件这无疑大大激化了新旧党人的矛盾,也重重伤害了政治温情的底线。

所谓车盖亭诗案,与新党人物蔡确有关。“蔡确于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罢相后,一度知安州,于任内作《夏中登车盖亭》绝句十篇,咏及唐臣郝处俊。该组诗在元祐四年(1089)四月被知汉阳军吴处厚笺注上奏,认为郝处俊曾谏唐高宗逊位武后,蔡诗实讥讪当时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高氏。蔡确因此贬死新州,史称‘车盖亭诗案’。”

方诚峰从此事看到了高氏敏感和激进的一面。车盖亭诗案触动了高氏敏感的神经,彼时一些激进的臣僚,恰好想要通过此事清除异见,或是巩固元祐政治路线,或者谋取自身地位,于是他们对此事纠住不放、煽风点火。所谓蔡确党或新党,只是一个幌子,高太后想整治的,其实是温和派,是那些维护她的权威和元祐政治路线不够坚定的人。

车盖亭案体现了元祐党争最坏的一点,即对政敌的赶尽杀绝。由此,不同主张的政治集团加深分歧,并展开枉顾政治底线的报复和迫害。绍述以后,新党骤起,元祐政治路线破产,这一次被迫害的成为旧党。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原本温情的政治底线还在,诸君意见不同、路线不同,即便在政治斗争失败了,仍有转缓余地,可如果一荣俱荣、一辱俱辱,失败了一无所有,政治的修罗场上,官员就会不择手段整死对方,为此大量结党、枉顾国事。当然,元祐到绍圣时期政治路线的变化,关键还是皇权收拢与士大夫政治矛盾的激化。如前文所说,高太后与士大夫群体保持和谐,与司马光共同奠基了元祐政治路线,这一时期,士大夫政治盛极一时,而皇权的反扑,扔在酝酿。待哲宗亲政后,他自然不愿活在高氏与士大夫们的阴影之下,哲宗是一个有大魄力的人,且意识到文官集团膨胀的恶果。作为统治者,他能想到的解决办法是提振皇权、打压士大夫政治,并提高武人的话语权。于是,绍述以后,皇权压制士大夫阶层。

关于元祐政治路线的不稳定性,方诚峰认为:关键原因在于元祐时期所提倡的政治文化是非主流的,而元祐“更化”政策依托的,又只是临时的垂帘体制和过于现实主义的施政精神。即便元祐后期高氏有意折中调整,试图留下自己的政治遗产,却也没逃过崩溃的结局。

从元祐到绍圣时期激化的党争,朝野之上受害最大的并非某一党人,而是士大夫群体中的温和派。他们并不依附于某一具体派别,各自有各自的异同,但共同点是强调政治改革需要温和渐进,但这一派力量在激化的党争中生存空间日益恶化,有时候为了保全自己,他们甚至不得不被迫站队,或者被政敌安插一个党派的名号,不是党人,却也被卷入党争。于是,北宋晚期的政治秩序日益动荡,旧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反而进一步动摇了北宋的政治秩序。而这个历史教训,今人思之,当有所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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