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提高抵制外刊“不实之词” 捍卫中国“网络安全”的姿势水平

2017-08-26 22:52

【事件背景】近日,在中国政治学、国际关系学术圈被刷屏热议的一个话题是《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315篇论文被迫下架的事件。该刊系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创刊57年至今,在国际和中国学术界积累了良好的口碑;虽然近年来影响因子有所下降,却仍是中国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研究等领域的权威刊物。

据报道,8月18日,剑桥出版社未经《中国季刊》编辑部同意,就撤下了这315篇论文。对此,国际、中国学界议论纷纷,有谴责剑桥出版社的,也有对其表示理解的——毕竟该出版社时下正大力拓展中国市场,需要处理好与东道主国家的关系。《环球时报》此后发表社评,赞赏东道国的做法,旋即又在中国内外学术圈引发争议。昨日,有最新报道称,该刊又恢复了这315篇论文的下载。与此同时,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也在其官网上声称收到了类似的屏蔽通知。这几则消息联手将该事件再度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编者按】昨日,本刊发布了王鹏研究员的文章《论文被迫下架 <中国季刊>恐成最大赢家?》(网址http://blog.dwnews.com/post-969142.html),讨论《中国季刊》315篇文章“被下架”的问题。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媒体、论坛引起讨论,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有人认为该文较为理性客观,也有人认为是一篇“洋奴”写的“为海外反动期刊洗地”的文章。针对这些理解和误解,【多维客】编辑部特邀原作者王鹏撰文,回应读者们的疑问和挑战。作者认为,随着中国学术界国际化程度的加深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不断推进,类似这样的问题现在有,将来可能更多,因此需要从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和公民权益的角度,对问题背后的深刻背景和动因进行分析,然后提出对策、建议,希望有关部门在捍卫网络安全与保护学术自由、捍卫公民知情权之间能保持一个审慎的动态平衡。只有这样,国家利益、公民权益才能最大化,才最有利于中国的伟大复兴。

【……续上文……】《环球时报》的社论将该事件拔高到“捍卫中国网络安全”的政策高度来谈,这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同样在这个政策的高度上来探讨。

关于“安全”,中国领导人此前有一段关于“相对安全”的讲话,可谓一语中的:“安全应该是普遍的,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否则,就会像哈萨克斯坦谚语说的那样,‘吹灭别人的灯,会烧掉自己的胡子’。”

对此,著名国际关系学者 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在一次采访中曾有过精彩解读:中国在政策目标上,网络安全管理似也应追求“相对安全”而非“绝对安全”,否则得不偿失。也就是说,不是要彻底消灭批评,而是要壮大正能量、主旋律,使其压倒负能量噪音。

追求没有任何反对声音的“绝对安全”的政策,实际收益可能比较有限,而成本相对较大,可行性低。相反,维持一定程度的负面舆论还可以反过来衬托正面舆论的正确性,这是因为用正面的文章揭示其错误,进行对比,要比不让其存在更有影响力。

按照这个思路,中国似应以壮大自身为主,立足于增大自己的声音,而不是封堵不同的声音。在策略上,对待网络媒体,有关部门似乎也不宜以传统手段和理念,简单、机械、僵化地解决网络舆情管理中出现的种种新问题,而是要借鉴“大禹治水”的经验,以疏导、引导为主。具体来说:

第一,鼓励国内学者用英语给包括《中国季刊》在内的国际主流学术期刊投稿,摆事实、讲道理。鼓励学者通过正常、正当的学术路径,在海外主流学术期刊、媒体上用事实和逻辑“为中国辩护”是一条可行路径。这方面已经有不少学者做出了了不起的探索,比如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李世默研究员,他那篇曾获TED2013最受欢迎演讲的《两种制度的传说》很可能是迄今为止在英语世界里把“中国共产党到底是什么”、“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成功”两个核心问题讲的最透彻、最受欢迎的范本。张维为、文扬、寒竹、宋鲁郑等长期旅居海外的学者,熟悉外国媒体、期刊发行规律,因而也总能在第一时间就最热门的议题在外媒上发声。

在国际关系学术领域,暨南大学的陈定定教授和美国内华达大学的蒲晓宇教授就在“中国是不是变得越来越强势(assertive)和攻击性”这个敏感问题上,向中国研究权威、美国哈佛大学江忆恩教授发起直接挑战。他们的辩论一同发表在国际安全领域的顶级期刊《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澄清了事实,有力地抑制了十八大以来国际上新版“中国威胁论”上升的趋势,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

由此可见,与其费力不讨好地封杀个别外刊,或干预其出版、推送,还不如大力鼓励、奖励像这样的学者和作品——他们才能更有利、有理地维护中国国家利益。

第二,主动邀请顶级外刊主编、重要编委、学者来华,参与对话,与中国期刊编辑同行和学者们进行深入交流。不谈国事,只论学术;心平气和,就事论事。在学术的交流中,低调而坚定地展示中国政府在特定敏感问题上的立场,然后用国际通行的学术语言加以表述,潜移默化地影响对方刊物的实际操作者。求同存异,对于难以达成共识的问题、领域,也不用着急,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地平等交流、辩论,发出中国声音。

这方面,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安全研究》等刊物就做出了表率。他们经常邀请IO、IS等牛刊的主编、负责人到本校开展讲座,向他们的中国读者(同时也是潜在的撰稿人)解释本刊的宗旨、发文偏好和要求,中国学者、学生也踊跃提问,双向交流。每次会议都有不少中国同类期刊的编辑到场,同行间的交流也能够促进彼此的理性理解和感性认知。类似地,清华大学一年一度的“世界和平论坛”、上海社科院的“世界中国学论坛”等常设会议,也在“外国友人请进来,中国议题走出去”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步伐。

第三,鼓励社科院、大学等机构创办自己的英文刊物,打造自己的学术-舆论阵地,开展学术文化领域的“主场外交”。有人说:“中国是崛起的大国,不需要办英文的刊物,只要办好中文刊物就好了。让老外都来学中文,然后看我们的期刊。”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毕竟,英语作为国际通用的学术语言已经获得近百年的话语霸权,且在短期内不会被中文替代——这是每一个立志于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的中国学者和政府官员所必须正视的既成事实——如果他们不想自欺欺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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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所办的SSCI刊物《中国国际政治研究》(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简称CJIP)开创了这个领域的先河。此前,中国也有一些主流的国际关系期刊同时办了本刊的英文版,但国际影响力始终有限。而CJIP自2006年创办以来,国际影响力逐年提升,7年后终于跻身于SSCI行列;又过2年,一跃进入国际关系与区域研究领域的一区梯队。

该刊执行主编孙学峰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谈到CJIP成功经验时,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走国际化路线,“走出去引进来”:与牛津出版社合作发行,突出学术性、实证科学特色,在极富争议的热门议题上刊发不同国家学者们相互独立的观点,形成碰撞。

譬如,在中日钓鱼岛争端最激烈的时候,该刊恰好收到英国日本研究权威Christopher W. Hughes教授的投稿,《日本的‘愤恨现实主义’与制衡中国崛起》(Japan’s ‘Resentful Realism’ and Balancing China’s Rise)一文对日本近年来的一系列战略举措进行深入分析。虽然该教授主观上未必赞成或亲近中国,但该文客观上却在国际学术界、政策界起到了揭示日本图谋的良好效果,驳斥了国际社会流行已久的“日本已经成为一个热爱和平的现状国家”的说法,明确指出日本2010年以来、尤其是安倍再度上台以后所推动的战略转型,“已将日本变成威胁中、美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安全的不稳定因素”。从国际学界、媒介的反响来看,该文所起到的实际作用,可能比中国国家外宣机器所取得的成果还要好。

目前,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已经主办了《中国政治科学评论》(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复旦中国研究院也在筹办《中国学研究》。这些都是中国学术机构“开门”、“蓝海”战略所取得的初步成果。有关部门与其“勤远略”、“诛外刊”(实际上是做不到尽诛的),不如投入资源,支持这些有中国立场、中国特色,能够有效设置中国议题的本土国际期刊,或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限于篇幅和作者自身经验有限,以上建言措施难免挂一漏万,但对于加速崛起的中国,在我们一方面继续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同时又更加积极主动地形塑、改良国际秩序的关键历史时期,上述理念与具体方法,恐怕是最有利、最划算、副作用最小的做法。《谏逐外刊书》小文一篇,愿主事者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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