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印边界对峙的第五种结局

2017-08-10 04:39

自六月十六日印度军队入侵中国洞朗地区至今,已近两月。当下,中国外交部、国防部等权威部门已经多次发出严正抗议并要求印军立即撤出中国领土;然而印度方面至今仍无完全撤军之迹象。

在中国政府立场趋于强硬的同时,学界、民间的呼声更为激烈。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大体上为中印对峙事件的最终解决归置出若干可能走向。譬如有学者认为,中印边界对峙可能存在四种结局:一是长期对峙,二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三是武力解决,四是双方之一单方面让步。在排除三、四选项后,该作者认为情景一的可能性最大。

而在民间更加草根的声音中,“教训印度”的喊打之声则明显更占上风;尽管专业人士普遍判断,两个billion(十亿)人口级别的核大国再度爆发直接军事冲突所造成的毁灭性结果将是任何一方都难以承受的,因而战争可能性不大。

破局:以“非战争军事行动”破解僵局

对此,笔者更想追问的是:在以上诸多选项之外,是否还存在别的对中国更有利、更稳妥、更可行的解决途径?或许“非战争军事行动”是可选手段之一。

所谓“非战争军事行动” (Military Operations Other Than War,简称MOOTW)最早由美国陆军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在其《作战纲要》中提出,指除了战争以外所有军事行动和军事能力的应用。非战争军事行动可以作为其他国家力量工具使用的补充,其具体种类繁多,且不同国家给出的解释、条例不尽相同。

美军在1995年版的联合出版物JP3-07中将非战争军事行动划分为16大基本类型,包括军备控制、反恐、支援禁毒行动、实施制裁与海上拦截、强制隔离区域、人道主义援助、非战斗人员撤离、和平行动、护航、救援行动、显示力量行动、打击和袭击、军事支援民政当局、援助盟国或支援暴乱、支持(敌国国内的)叛乱等。

按照这一分类,我们看到当前中印两国都在使用该手段。譬如,印度并未直接射杀中方工程人员,而是派遣军人和推土机强行越界,“入境”中国领土(大约一周前中国外交部改用更强硬的措辞称其为‘入侵’),以干扰、阻止中方施工人员——该行为大概属于“陆上拦截”和“强制隔离区域”。而中方的沙场阅兵显然属于典型的“显示力量行动”。修路行动本身也可以看做是“军事支援民政当局”,即通过强化基础设施来实现对边远地区的实际控制与行政管辖。

因此,当两军相拒于雪山高原之上,双方皆欲进不得、欲退不能之时,哪一方能够一方面以强大的总体国力和军事实力吓阻对方的战争冲动,同时又能够利用非战争军事行动等手段在不引发全面(核)战争的前提下抢占先机,迫使对方承诺不再修路(印),或驱逐对方军人(中),从而达到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与战略声望的既定目标,谁就是赢家。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遗产: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历史是人类对过往事务有教养的记忆。”汲取战史的养分,有助于人们思考并形成新的战略战术。

1947年4月,晋察冀军区决定发起正太战役,首先歼灭石家庄外围的国民党军,然后沿正太铁路向西,求歼由太原出援的国民党军。然而,就在战役即将发起时,风云突变——国民党军集中7个团的兵力,对冀中解放区重镇胜芳镇发起进攻。

是回师援冀,还是继续发起战役?聂荣臻等指挥员决定:不为敌人攻势所动,按预定计划发起战役。晋察冀军区部队顺利完成第一阶段作战目标;主力置攻入解放区的国民党军援军于不顾,迅速西进山西,发起了第二阶段进攻作战。

毛泽东接到前方报告,极为欣慰,电示聂荣臻等人:“你们现已取得主动权,如敌南援,你们不去理他,仍然集中全力完成正太战役。”“即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

军史专家认为,这份电文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作战原则。晋察冀军区部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横扫晋西南,围攻阳泉,诱出太原国民党军两个师来援,将其包围于测石驿地区彻底歼灭。整个战役,共歼敌3.5万人。

这个案例中,共军展现出巨大的战略定力和战术灵活性,而其背后的战争哲学指导思想是:第一,以争夺战争、战役的主导权为第一要务,务必做到牵着敌人的鼻子走,而非相反被敌人所调动。第二,一切行动始终围绕在极其有限的、最核心的军事目标上,而面对突变的战场形势,在权衡并判断该变化并未在实质上威胁核心目标之实现的前提下,“不去理他,仍然集中全力完成正太战役”,从而获得全胜。

事实上,中国军队在新时期同样也有类似的成功案例。2014年为争夺长期为印度实控的勒马尔列莎仓纳通道,中印3,000军人对峙26日,印度同样试图阻止中方将公路修入勒马尔列。由于该地段补给困难,中方于位置同样重要且补给占优的德普桑地区开辟新战场,主动越过实控线25-30公里,搭筑4顶军用帐篷,攻其所必救,对印方施加压力,将支普齐作为德普桑撤军的交换条件,有利掩护了中国在支普齐地区的行动。最终,中国军方在支普齐莎仓纳西部高地设立5054哨位,成功将公路从支普齐哨所向勒马尔列方向前推4.5公里。这也可以说是毛泽东“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军事思想的一次活用。

具体办法:全力备战以止战,强修堡垒以维权

受上述成功案例的启发,同时结合本次对峙事件的具体情况,中方似有如下可操作空间。首先,在核威慑层面上似有必要展示中国战略火箭部队(包括核潜艇)强大的生存能力和二次打击能力(即核报复能力)。

古罗马人信奉一句谚语,“你若想要和平,那就准备战争”(Si vis pacem, para bellum)。和平从来不会从天而降,也不会因为人们的善意而免费获得。理论上讲,中印都是核大国,按照冷战的经验,彼此间爆发直接战争的可能性非常有限。然而,印度在最近几十年的扩张史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领土野心(如冒天下之大不韪吞并锡金)、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与机会主义的战略偏好(opportunist strategic preference)、以及往往高估本国实力同时低估对手捍卫其主权之决心的习惯性战略误判(habitual strategic miscalculation / misperception),都不得不使中国对其多加提防。换言之,如果中国不能在核威慑和战区常规力量两个层面上都占据并展现出明显优势,且令新德里有效感知,那么印度方面发起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可能性就不能排除。

鉴于此,中方似有必要在核威慑层面上展示战略火箭部队(包括核潜艇)强大的生存能力和二次打击能力,如核潜艇的“意外上浮”,战略导弹的试射与演习等。唯有如此,才有可能降低新德里鹰派势力在印度国内的话语权,从而降低战争爆发的可能。当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似无必要放弃,毕竟中国还需要维护一个和平崛起、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怀柔不丹等山南诸国;同时也避免过度刺激印方,使其敌意和主战派势力反弹。

第二,在近期,中方似宜明确本国在洞朗地区以及洞朗对峙事件中的“关键利益”和“主动权之所在”,然后“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将有限的资源倾注于实现关键利益的有限行动上,同时避免受到非关键战术目标的干扰而旁生枝节,导致或力量透支、或激发敌国不必要反制措施的不利后果。

具体而言,在整个事件中,中方的初衷就在于通过修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变中国在洞朗地区长期处于“有主权无治权”的不利状态(中国虽在法律上享有该地区无可争辩的主权,但因为地理环境等因素中国政府并未对该地区实施有效管辖与行政治理);而非打击印度军队,或通过边境冲突的升级来发动全面战争。在明确这一点后,中方似宜派遣数量远多于印方入境士兵数量的施工人员(如三到五倍,孙子曰“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此之谓也),以及以同等甚至更多以施工人员面貌进入施工现场的特种兵。在不开第一枪的情况下,通过肢体对抗(扭打、推搡等)等方式,第一是制止印方士兵对中方施工人员的骚扰、阻止,第二是视情况而定地将印方士兵向国境线以外挤压、排斥。

中方军人以肢体对抗这种非战争、不开枪、理论上不造成双方人员死亡的方式(但人员受伤将难以避免),实现排挤印方士兵的目的。同时,更大规模和战力的实战部队应该在洞朗地区周边,或演习以展示本区域占优的常规力量,或埋伏以备不虞。此外,及时准备好医疗人员,第一时间对中军及印军受伤士兵给予有效的人道主义治疗,同时借助外宣渠道和国际媒体将中方(a)有效控制洞朗局势,(b)实施对印军士兵人道主义救助的两件事实加以宣传。

最要紧的是,中方施工人员需抓紧时间,抢在大雪封山之前修筑好道路和哨所。如技术上可能,修筑永久性军事设施则更好。中央既然日渐重视洞朗地区巨大的地缘战略价值,那么就不妨将该地区堡垒化。这不仅在中长期来看是合宜的,而且也可发挥中国在工程、建筑技术领域的优势。永久性战斗堡垒、道路及配套设施一旦完善,则中国在该地区,乃至在整个藏南争议地区的军事存在无疑将大大增强。届时,即便仍有小股印军滞留于中方领土之上,亦无法削弱中国在洞朗军事存在之优势,更无法实现将洞朗地区主权归属问题“争议化”、“国际化”的阴谋。

第三,长远看,中方似正宜以此次对峙为契机,全方位检视自1962年大胜以后,中国对印度威胁的选择性忽视。这种轻视,造成了中方在环争议地区、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军力部署不足、基础设施建设欠缺等长期性问题。对印军此次激烈反应的预估不足,也使得其入侵后长达两个月的时间内,中方拿不出有效的反制措施。这些都是值得反思、改进的地方。孙子曰:“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此之谓也。

洞朗地区作为中国在原锡金故地-不丹-印度交界处的重要战略突出部,自有其不可低估的地缘价值,应给予相配的战略重视与军事建设。在巩固主权与军事存在后,通过洞朗开阜、亚东开放,则更有望借助一带一路(此处实际为中-孟-不-缅)的东风,实现中国与山南诸国的互联互通、守备相望、彼此提携、共存共荣。这在国际社会上也是极富道义的正义之举,因为中国的包容和支持,将有力地保障这些国家的主权、独立与自由,使其免遭锡金1975年横遭印度吞并的厄运。

第四,更长远看,鉴于(a)印度实力的迅猛增长与巨大潜力(如人口、体量等因素)、(b)中印固有的结构性矛盾、(c)印度战略文化(考底利耶Kautilya现实主义与大英帝国大国沙文扩张主义的结合体)、(d)印度长期仇华宣传所建构的根深蒂固的复仇型民族主义等现实因素,以及(e)印度自身国家建构上的不足(种姓矛盾、区域差距和国内分离主义态势),中国要想真正永久解除来自喜马拉雅山脉以南的持续威胁,恐怕唯有在“支持敌国国内叛乱”这一非战争军事行动上下大力气了。限于篇幅,这个问题将留待下一篇文章中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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