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反转 日治时代台湾的中华情结

2017-08-09 04:35

“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当晚清台湾诗人丘逢甲于1896年写下《春愁》这首诗时,距台湾割让给日本已整整一年。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给日本。消息传出后,台湾人民奋起反抗。《清史稿》记载,“日索交台湾日亟,朝旨命台湾巡抚唐景崧交台,台民汹汹欲变,并引公法力争。”当时,丘逢甲刺指血书“拒倭守土”四字,率全台绅民上书反对割台,表示要与桑梓之地共存亡,清廷不纳。丘逢甲见无可挽回,遂与众人倡议建立台湾民主国,推举台湾巡抚唐景崧为大总统,刘永福为大将军,率领黑旗军和以徐骧为首领的义军反抗日本侵占。台湾民主国以“永清”为年号,其意在“永戴圣清”,并在“台民布告”中声明:“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国,作何办理……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唐景崧也电奏清政府称,“今之自主,为拒倭计,免其向中国饶舌;如有转机,自仍归中国。”

台湾民主国虽然仅存活150天便宣告失败,但其发动的乙未战争却给初到台湾的日本人造成不小打击。1895年6月17日,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在台北举行始政仪式,正式建立起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开始了全方位压制台湾人、延续二十年的始政时期。

期间,台湾人从未放弃武力抗争,从乙未战争到西来庵事件,20年间几乎每年都有抗日活动。这一时期的抗日活动多以“克服台湾,效忠清政府”为宗旨,领导“苗栗事件”被处死的同盟会成员罗福星也始终打着“驱逐日人,恢复台湾”的口号,并宣称起事后中国就会立即派兵驰援;组织“敢字营”义勇军抗日的北埔人姜绍祖更是留下一首自挽诗,“遑戍孤军自一支,九回肠断事可知,男儿应为国家计,岂可偷生降夷敌?”从1907年到1915年的13起抗日活动中,有4起是直接受到辛亥革命的刺激而发动,还有多起宣称要将台湾收归入中国版图。当时,包括丘逢甲、林祖密在内的一些台湾人曾到大陆,参加康梁维新或辛亥革命。

内地延长主义时期的温和抗争

西来庵事件后,一方面日本意识到单纯靠暴力镇压已经不能维持稳定,力倡将同化政策作为统治的基本方针,并表示同化政策的精神就是内地延长主义,也就是将台湾视作日本内地的一部分,目的在于同化台湾人。另一方面,台湾人同样认识到由于军事实力的悬殊,抗日起义举动难以持续,转而倾向于以社会运动与政治诉求的文化抗争。

1921年,林献堂、蒋渭水等人建立了台湾文化协会,不仅孕育了其后台湾诸多民族活动、社会活动以及政治活动,而且在治警事件、各类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23年,台湾文化协会以《台湾民报》宣传工具,大骂开台北城迎接日军的辜显荣有“三不可能”,“以少数走狗藐视多数民众的要求,伪造民意,假公行私,阻碍同胞之进步,误国殃民,是民贼而兼国贼;死后灵魂欲归依救主见上帝,一不可能。为富贾而不仁,为劣绅而不义,卖同胞自由,更无慈悲;欲求免坠落十八地狱的永劫,二不可能。以小人而称大人,胸无点墨,眼有财神,善巴结与应酬,是三等的下流;欲泼尽淡水河的水,以洗民贼二字的羞,三不可能。”

台湾文化协会致力以文艺留存中华文化,不仅请著有《台湾通史》的连横讲台湾历史,还时常演出“文化剧”来启迪民智,明确表示台湾的主体就是中华文化。文学家叶石涛曾对普通台湾人的回忆,“我好比是有双重性格的人,在学校,在公共场合,必须讲日本话,一举一动都要像日本人一样。回到家里,我们又换了个人似得,把日本人的一切关在大门外,过着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说台语,拜公妈,去庙宇烧香,以及偶尔听一些长辈所说的有关中国大陆的传承和故事。”

皇民化运动时期的回归反抗

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一些心系中国的抗日言论在台湾各地传播,比如,“中国是我们本岛的祖国,日中开战,祖国中国必然进攻台湾,战争结果,台湾回归中国”。为此,台湾不少热血青年纷纷冒死内渡,在八路军、新四军和国民党部队中,都能看到台湾人的身影。为此,日军驻台司令曾发出警告:“岛人阳表忠顺,而阴怀不逞,常有非国民之言行,若一旦闻知,即予剪除。”在这样背景下,为顺应战争需要,日本在重派武官总督的同时,开始更大力度的同化政策,推行皇民化运动,试图消灭台湾民众的民族意识,成为忠诚于天皇的日本皇民。

1940年,日本总督府颁布法令,推行“改姓名运动”,并以享受更好的物质供应、受教育机会和升迁前途等条件做诱饵。这个过程中,固然不乏李登辉之类改名的人,但终究是少数,而且不少人并非自愿。

经历过日本殖民统治的前台北市长吴三连曾回忆说:“所有的台湾人都认为大陆是我们的祖国,当我年轻时,南部乡下所有父老前辈,他们惟一的希望还是期盼能够早一天回到祖国,去拜拜祖先,看看亲戚朋友,这是所有来到台湾居住的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

当时,有不少台湾人前往大陆参加抗战。有资料称,八年全面抗战期间,有20多万在大陆参加抗日,并成立了台湾革命青年大同盟、中华台湾革命党、中华台湾革命大同盟、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台湾青年革命党等抗日组织。这其中甚至包括后来的台独教父史明。

除此之外,台湾的抗日活动也达到高潮。1937年11月至1938年3月间,宜兰等地数千名矿工开展抗日斗争,攻打日本警察。1938年3月3日,四五百人进攻日军司令部,缴获大量军火,而后退入阿里山,与原住民联合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1940年,教师李钦明组织成立台湾民族主义青年团,宣传抗日救国思想,随之遭到逮捕,史称台南“五二七”事件。可以说,台湾人的抗争,自始而终,不曾停息。1945年林献堂率团晋见蒋介石时,慨然道:“台胞在过去50年中,不断向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壮烈牺牲,前仆后继,所为何来?简言之,为民族主义也!”

到1945年台湾光复,更是举岛欢腾,民众都传诵着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诗句,报纸、行号、商铺都主动刊登庆祝台湾光复的广告。《台湾新生报》总经理阮朝日的女儿阮美姝回忆她的父亲“八月十五日竟然用跳回来,人还没进门就听到他的声音,大声说我们回归祖国了,我们要做中国人了,不再做日本人!”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台湾具有如此强烈的反中情绪,这难道不是历史的离奇反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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