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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一位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审查

facebook google+ twitter 微信 微博 更多 字体大小: 烟灰 发表于:2017-07-16 22:19

这是一篇旧文,但是仍然具有可读性,作者是《行路中国》的作者何伟,原名PETER HESSLER。鉴于篇幅原因,本文有删减,全文最初刊登于2015年3月9号《纽约客》。

与审查者同行:一位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审查

何伟

我的中文书审查员叫张吉人,一名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编辑。去年九月的时候,他陪着我参加了一次图书巡回活动。那是我第一次与审查员一同出行。当我乘着动车从上海前往北京的时候,他坐在我旁边。当我入住北京的宾馆的时候,他跟我住在一层。他参加了我的媒体见面会。他甚至还用电子表格做了一份巡回的计划,用不同颜色的标记,代表5种不同的活动,工作时间最长达到一天13个小时。有其他的作者朋友事前提醒过我这种计划表,所以在出发之前我跟张吉人提出请求,希望多留出一些时间给我自己支配。他的回复倒是直接:“从我的经验看,这种巡回活动在中国总是精疲力竭的。希望你能理解。”

……

 

 

1998年,当我写我的第一部书《江城》的时候,我无法想象当时怎样能把一本由外国人写的描绘当代中国的书在中国出版。原因不仅是政治上的,还是商业上的。从商业上来说,那样的书就算在美国也是没有市场的。当时我是和平部队的一名志愿者,已经在中国的一个大学里当了两年的老师。我住一个长江边上一个偏远的小城,涪陵。在我完成初稿前,没有任何出版商跟我签下合同。在第一页,我是这么写的:“涪陵没有铁路。一直以来这里都是四川省很穷的地区。路也很破。去哪你都得坐船,但大多时候你哪也不去。”“破”这个词在我书中出现了36次,而“脏”这个词我用了超过24次。我从来没有仔细想过这些细节,直到一个出版社签下了我的英文初稿。 

 

那之后,我把初稿发给了两个我在涪陵认识的朋友:Emily Yang,我之前的学生,涪陵本地人,和Adam Meier,另一个同在和平部队工作的志愿者。他们两个人给我的反馈是完全不同的。Emily写到:“我想大家在读完你的书之后,就不会再喜欢涪陵了。但我又不能抱怨什么,因为你写的每一件事,都是真的。我只是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城市会变得吸引人。”与此同时,Adam却认为我的那些描述还不够。他特别提到了,我删去了我们被打的那件事。那是在我们将要完成两年志愿工作之前,我们去了涪陵市中心,想要拿着摄像机拍一些这个城市的画面,来留作纪念。但突然人群围了上来,指责我们拍这些不好的、贫穷的画面,是为了展示给美国人看。要知道这在当时是对外国人很常见的指控。我们跟他们解释我们是老师,但是人群并不相信。后来他们开始对我们拳打脚踢,直到我们匆忙跑掉。

这是我在涪陵最不愉快的经历。我并没有把它放进我的初稿,因为我的书的一个主题是想描述作为一个外国人,如何不容易被当地人所接受;这个过程会很慢,有时还很痛苦。我担心如果我把被打的经历加入进去,主题就会被冲淡。但跟Adam讨论之后,我觉得这段经历是有必要的。同时这也确立了我编辑初稿的标准:我只更改那些错误的细节,不改动任何我真实想法,或我觉得原始质朴的地方。我保留了写在第一页,以及之后的35处的“破”字。对于那些可以预料到的中国读者的不满情绪,为了提高我编辑初稿的工作效率,我决定不再纠结。

我意识到,一旦书出版,我可能在涪陵就混不下去了。于是2000年底,出版之前的一个月,我最后去探望了我当地的朋友。我参加了我之前最喜欢的学生的婚礼;然后去了一个偏远的中学上了一次课,我另一个学生在那当老师。就在我开始讲课没多久,警察走了进来。他们从重庆过来,他们说这个活动被取消了,然后护送我走出了教室。我返回了北京。接下来的几周,几乎每个我在涪陵拜访过的朋友都被警察讯问过了。警察扣留了那对刚结婚的新人,讯问我们之间的朋友关系。我的另一个学生打电话给我,疑惑地问:“警察是不是能听到你在电话里说的,他们知道近期我们所有谈话的内容。”

《江城》英文版出版之后,高层领导给我以前工作的大学下了一道任务:立即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这个任务被分配给了一名级别不高的外语教研部主任,叫李雪顺,同时他还是一名共产党员。他跟我岁数一样大,在我作为志愿者刚到涪陵的前几周,他表现得很友善,邀请我和Adam去家里吃午餐。但在那之后,他就刻意回避我们。后来我听说一位老同志警告他,不要协助美国人。我在《江城》的开篇这样描述:“他在整个学校里英语是讲得最好的,但他是一个不安的年轻人,且刚刚晋升了一个新的职位。”

李雪顺把上面描述自己的那段话翻译了成中文,一并翻译的还有书的前两章。他就像我书的责任编辑一样;同样作为编辑的,还有其他一些老师,他们每人负责翻译一到两章。翻译的任务是保密的,没有人告诉过我。这些翻译的老师,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一级的领导下的命令,和究竟要把这本书送到哪里去。没有一个老师完整地看过整本书。

 

……

 

 

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每一份原稿要经由三次审批:编辑,编辑的上级和公司老板。时不时的,高级别的人会做一些改动;但更多的审查工作,是由像张吉人这样的普通编辑操办的。2013年,《时代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外国作者在中国出版图书的文章,文章提到“出版社被要求雇用审查员,他们大多数是信仰笃定的党员。”但这么说并不准确。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没有员工的工作是专门审查内容。这看上去是一个学术上的用词差异,但是实际上区别很大,尤其是在一个涉及很多方面都政治管控的国家。在中国,报纸和杂志的审查力度要比书籍大得多。像国家发行的报纸,比如《China Daily》,积极地为政党做宣传。在互联网上,审查员删除所有提及到禁忌话题的内容。但像张吉人这样的编辑,不是党员,没有意识形态上的禁忌或绝对不能说的话题。他的自我审查,是防御性的:并不是为了宣传某项方针或者掩盖某些真相;他只是为了尽量避免招惹到高层领导。尽管事实上,他的目标——尽力准确地翻译一本书并出版它——很有可能和高层领导的目标发生冲突。

 

结果变成了这种很奇怪的,执行人不热情的审查制度。在我的书《行路中国》中有一章,我描绘了当地政府如何操控村级选举。但这些内容没有一处被删减或修改。我在这本书里写到的,或许是最负面的事:书的最后一章,我描绘了一个叫丽水的工业城市。在镇工厂里,我看到老板雇用未成年工人,违反安全法规,破坏环境和贪污腐败。在一段里我写道,我亲眼见证地方税务官员,勒索两名企业家。以上这些内容,都原封不动地被保留在书中。这一章的一百四十页,只有九个字被删了,因为提到了一段反对政党的内容。剩下的章节,只有三处被砍掉:两处提及到了轮子,一处描写了一个喝醉的蒙古导游跟我说,成吉思汗是个伟人,就像希特勒和本拉登一样,而中国人没有权利宣称成吉思汗属于他们的历史。

《江城》的审查就更莫名其妙了。我们被人群攻击那一段,讨论三峡大坝缺点的部分,和讨论高校党支部无知的部分——全都没有修改,也没有被删。反倒是那本书被砍的最长一段,是我跟我中文老师的对话,里面提及了某前领导人的名字,他之前是个孤儿。在这一段对话里,我不小心冒犯了我的中文老师,因为我用了“bastard”而不是“orphan”。

张吉人告诉我说,他本来想把那一段单独拿出来,但是提及那个名字又提到“bastard”,太冒险了,尽管这段的主旨是,表现外国人学中文时多么笨拙。你看,这就是审查制度的趋势:批评当地政府和当地政党活动是可以的,但是批评高层领导人是越线的。提到轮子的会被删。天安门经常要被叫做“事件”或“暴乱”。关于西藏或新疆的内容也很容易被删。张吉人跟我说,他并没有删除那个醉酒蒙古导游的故事,是出版社的头儿删的,防患未然。毕竟《行路中国》是他们出版的第一本外国人写的关于中国的书,他们不想让政府当中的某人,读了这段醉酒蒙古导游的话,联想到西藏问题。

 

张吉人跟我说在准备《行路中国》时,他常常焦虑——他形容像走钢丝一样。但是,那本书的成功出版,给他创立了一条基准线。张吉人在给我的信中写到:“多亏这次最开始的成功,现在我很有信心,也很熟练应对这些敏感内容。”我的书中被删的内容越来越少。《行路中国》400多页,出版商一共删了差不多5页内容;一年之后的《江城》,一共只删了两页;又一年后的《奇石》,只删了20句话,只相当于一张剪报的大小。

……

 

 

图书巡回活动之后,我又去了一趟涪陵。我先飞到重庆,我的前同事李雪顺和另外一个老师从机场接了我,然后我们三人一同开车走高速去涪陵。那是新建的三条高速公路之一,同样新开通的还有两条铁路线,其中一条是动车。我曾经工作的学校,现在搬迁到城区外一个较大的地址,这也是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张的一部分。以前我在涪陵教书的时候,学校只有两千名学生,现在超过了两万人。

我写完第一本书的那些恐惧感,于一两年后就渐渐消失了。李雪顺和我一直保持通信联系。随着时间发展,我们都同意:以前做同事时,是不可能成为朋友的。他开诚布公地跟我讲领导要求翻译我书的事。他不知道领导最后把他们翻译的书怎么样了,但他说他很享受翻译前几章的工作。有次他跟我提了一句,如果我将来在中国出版书的话,可以推荐他做翻译。

2010年,当我与上海译文签约的时候,我跟他们提了李雪顺的名字。我做这个只是出于礼节,我猜出版社可能会需要有相关经验的人。没想到,张吉人面试了李雪顺,然后就聘用他翻译我的《行路中国》这本书。书出版后,我发现李雪顺的翻译有很多闪光点。最开始是我的岳母告诉我的,我的岳母毕业于台湾,她的中文很考究。她跟我说大陆版的《行路中国》是非凡的。评论家也高度赞赏它。很快李雪顺就有了许多其他出版商提供的工作;他还翻译了我的另外两本书。一位供职于北京出版社的编辑写信跟我说:“很多像我们这样的80后,对中文语言的美感是忽略的。我们成长于一个充满政治语言的教育系统。《行路中国》的翻译是中国最好的翻译之一。我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非常感谢李雪顺先生。”

在涪陵的某一天,我拜访了李雪顺的办公室,他拿出一把钥匙,打开一个大壁橱,里面有那版领导要求翻译的手稿。我从没见过它,它就像另一个时代的文物:手写体,写在廉价又轻薄的信纸上,抬头有学校的名字,上面甚至还有学校的前四位电报号码。

 ……

来源: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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